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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从历史与文化的视域对中国文学史频繁出现的“渔樵”意象进行系统的总结和归纳，审视文人与“渔樵”之间的千年情结，分析文人们真隐与假隐构成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及其深刻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中国文学 “渔樵”意象 隐与仕
中国古代诗词中有许多描写垂钓和砍伐生活的诗篇，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渔樵文学。秦汉以后，中国士大夫的精神状态，总是徘徊在儒家与道家之间。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往往与“渔樵”结下不解之缘。而文学中的“渔樵”意象，恰是最经常触发文人的隐逸情思的原型之一。陆游说：“渔家真个好，恨不来早。”[1]那份静谧与洒脱，是文人们相对魏阙而言的自由精神空间。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造成了思想上的一个大纷争。儒家的自我修身养性与道家的自然真美的主张，让隐逸生活成为士大失意时的退路。垂钓与砍伐作为特定的隐逸生活，一开始便带有了江湖隐逸的特定内涵。屈原的《楚辞·渔父》篇中的渔父形象是文学作品中最早的渔夫形象。他标志着隐逸象征意蕴在“渔樵”身上的基本定型。“渔樵”成为隐逸者的代名词大约以此为滥觞。
南朝时，隐逸成风带动了山水诗的兴起，“渔樵”形象又与山水林泉颇有关系，继续延续了战国时期江湖隐逸的特定内涵。执竿而钓，心无旁骛，达到了一种“无为无不为”的至境。“渔樵”意象常写不衰，隐士理想占了很大成份，成为隐者生活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和精神寄托。
盛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封建盛世。但“渔樵”意象作为隐逸文学的一个题材在诗人笔下时有出现。唐文人写“渔樵”除了崇尚隐逸精神之外更多的是激赏其所蕴含的闲适之趣。与多数隐者不遇而钓不同，唐代文人眷恋垂钓更多是一种自我标榜，是仕宦之余的精神休憩。这与发达的唐文化有着极大关系，有唐一代，“渔樵”被文人视为怡情遣兴的乐事。如高适和张志和的《渔父歌》便把唐人这种洒脱展露无疑。但唐代也有隐者不遇而钓的遭遇。柳宗元《江雪》里的渔父形象则呈现了一种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悲怆美。这位“孤舟蓑笠，独钓寒江”[2]的形象对后世之影响不啻屈原的“渔父”，这份孤独常常被历代文人表述为心情的悲愤。
宋朝文化高度繁荣，文人士子待遇优厚。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不再遥不可及，尽管如此，以隐逸为题材的诗文有增无减，且多出自名家之手。苏轼、黄庭坚、朱敦儒等皆有此类题材的作品。但在“渔樵”意象的塑造上大都沿袭盛唐，呈披蓑戴笠手持钓竿把着酒壶的定型之态。张志和“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3]的隐者被反复摹写，逐渐失去了艺术的鲜活及表现力。但不可否认“渔樵”情结在中国文人精神世界中占有极大的地位，“渔樵”情结始终蔓延在中国文人笔下。
殆至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分化政策，坚定了宋朝遗民“不仕外族”的决心，学者流连于青楼，士人隐逸乎山林。来看白朴的《渔父》：“黄芦岸白频渡口，绿扬堤红蓼滩头。虽无刎颈交，却有忘机反。点秋江白鹭沙鸥，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4]“不识字烟波钓叟” 还渔父以山野村夫的本来面貌，因其“不识字”，便与“识字”的文人划清了一道界线。渔父“不识字”，无从理解“识字”的士大夫的宦海沉浮。“识字”者，“失志”也。“烟波钓叟”们“不识字”实乃不失志也。他们生活在远离功名利禄的山水林泉之间，以一种超然的姿态看着士人们的空虚。元代文人们的“识字” 恰是“失志”，是绝望之后对儒家文化的彻底放弃，表明了元代文人心中的信念缺失和士夫地位陨落。此时，“不识字”的隐者以冷冷的嘲讽对应着文人们的“识字”。渔父”形象在元代文化负载着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自伤与自怜。
小说是明清两朝的代表性文体之一，众多的小说里活跃着鲜活的“渔樵”人物形象，作者让他们超脱出了战国至唐宋文化里的精神隐逸，把他们塑造成一个个让人肃然起敬的侠义之士。如《水浒传》中的三阮，张氏兄弟等就是。这些典型的“渔父“，出身渔民或山野，在造反的路上义无返顾，最后成长为替天行道的英雄，虽然他们的形象还不脱粗犷与豪爽。但这已表现近代文化的启蒙，彰显出近代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具有了初步的自我主宰命运的思想。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梳理历代的“渔樵”文学，不难看出，这份“渔樵”情结已经深入到文人的骨髓里，汇集成一个内容丰富的文学现象：“渔樵”意象，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中国“渔樵”人物形象。“渔樵”情结不仅触发了历代文人的创作灵感，也为我们步入古代文人的内心世界展现了一个绝妙的视界。
注 释
[1]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79：98.
[2]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3948.
[3]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4524.
[4]吴燕日.中国文人的渔父情结[J].中国韵文学刊，2000，（01）.
（作者介绍：蒋丽颖，湖北襄阳四中高三29班学生）
关键词：中国文学 “渔樵”意象 隐与仕
中国古代诗词中有许多描写垂钓和砍伐生活的诗篇，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渔樵文学。秦汉以后，中国士大夫的精神状态，总是徘徊在儒家与道家之间。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往往与“渔樵”结下不解之缘。而文学中的“渔樵”意象，恰是最经常触发文人的隐逸情思的原型之一。陆游说：“渔家真个好，恨不来早。”[1]那份静谧与洒脱，是文人们相对魏阙而言的自由精神空间。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造成了思想上的一个大纷争。儒家的自我修身养性与道家的自然真美的主张，让隐逸生活成为士大失意时的退路。垂钓与砍伐作为特定的隐逸生活，一开始便带有了江湖隐逸的特定内涵。屈原的《楚辞·渔父》篇中的渔父形象是文学作品中最早的渔夫形象。他标志着隐逸象征意蕴在“渔樵”身上的基本定型。“渔樵”成为隐逸者的代名词大约以此为滥觞。
南朝时，隐逸成风带动了山水诗的兴起，“渔樵”形象又与山水林泉颇有关系，继续延续了战国时期江湖隐逸的特定内涵。执竿而钓，心无旁骛，达到了一种“无为无不为”的至境。“渔樵”意象常写不衰，隐士理想占了很大成份，成为隐者生活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和精神寄托。
盛唐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封建盛世。但“渔樵”意象作为隐逸文学的一个题材在诗人笔下时有出现。唐文人写“渔樵”除了崇尚隐逸精神之外更多的是激赏其所蕴含的闲适之趣。与多数隐者不遇而钓不同，唐代文人眷恋垂钓更多是一种自我标榜，是仕宦之余的精神休憩。这与发达的唐文化有着极大关系，有唐一代，“渔樵”被文人视为怡情遣兴的乐事。如高适和张志和的《渔父歌》便把唐人这种洒脱展露无疑。但唐代也有隐者不遇而钓的遭遇。柳宗元《江雪》里的渔父形象则呈现了一种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悲怆美。这位“孤舟蓑笠，独钓寒江”[2]的形象对后世之影响不啻屈原的“渔父”，这份孤独常常被历代文人表述为心情的悲愤。
宋朝文化高度繁荣，文人士子待遇优厚。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不再遥不可及，尽管如此，以隐逸为题材的诗文有增无减，且多出自名家之手。苏轼、黄庭坚、朱敦儒等皆有此类题材的作品。但在“渔樵”意象的塑造上大都沿袭盛唐，呈披蓑戴笠手持钓竿把着酒壶的定型之态。张志和“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3]的隐者被反复摹写，逐渐失去了艺术的鲜活及表现力。但不可否认“渔樵”情结在中国文人精神世界中占有极大的地位，“渔樵”情结始终蔓延在中国文人笔下。
殆至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分化政策，坚定了宋朝遗民“不仕外族”的决心，学者流连于青楼，士人隐逸乎山林。来看白朴的《渔父》：“黄芦岸白频渡口，绿扬堤红蓼滩头。虽无刎颈交，却有忘机反。点秋江白鹭沙鸥，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4]“不识字烟波钓叟” 还渔父以山野村夫的本来面貌，因其“不识字”，便与“识字”的文人划清了一道界线。渔父“不识字”，无从理解“识字”的士大夫的宦海沉浮。“识字”者，“失志”也。“烟波钓叟”们“不识字”实乃不失志也。他们生活在远离功名利禄的山水林泉之间，以一种超然的姿态看着士人们的空虚。元代文人们的“识字” 恰是“失志”，是绝望之后对儒家文化的彻底放弃，表明了元代文人心中的信念缺失和士夫地位陨落。此时，“不识字”的隐者以冷冷的嘲讽对应着文人们的“识字”。渔父”形象在元代文化负载着对传统儒家文化的自伤与自怜。
小说是明清两朝的代表性文体之一，众多的小说里活跃着鲜活的“渔樵”人物形象，作者让他们超脱出了战国至唐宋文化里的精神隐逸，把他们塑造成一个个让人肃然起敬的侠义之士。如《水浒传》中的三阮，张氏兄弟等就是。这些典型的“渔父“，出身渔民或山野，在造反的路上义无返顾，最后成长为替天行道的英雄，虽然他们的形象还不脱粗犷与豪爽。但这已表现近代文化的启蒙，彰显出近代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具有了初步的自我主宰命运的思想。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梳理历代的“渔樵”文学，不难看出，这份“渔樵”情结已经深入到文人的骨髓里，汇集成一个内容丰富的文学现象：“渔樵”意象，创造出独具特色的中国“渔樵”人物形象。“渔樵”情结不仅触发了历代文人的创作灵感，也为我们步入古代文人的内心世界展现了一个绝妙的视界。
注 释
[1]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79：98.
[2]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3948.
[3]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4524.
[4]吴燕日.中国文人的渔父情结[J].中国韵文学刊，2000，（01）.
（作者介绍：蒋丽颖，湖北襄阳四中高三29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