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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嵇康是魏晋时期著名的音乐家，其音乐思想至今仍有重要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嵇康的生平经历以及音乐思想《声无哀乐论》的探索，挖掘出蕴含在其音乐思想中的士人风度。
【关键词】：嵇康；士人风度；声无哀乐论；广陵散
一、嵇康的生平及音乐思想
嵇康生于魏初，卒于魏末。是魏晋时期的名士。他的一生既潇洒快乐又苦闷仿徨。与阮籍同为“竹林七贤”的领袖。
（一）嵇康的生平经历
嵇康字叔夜，三国魏谯国铚（今安徽省濉溪县）人。出生于魏文帝黄初五年（即公元22年），卒于景云四年（公元263年），凡四十岁。
嵇康尚在襁褓之中，父亲就亡故了。幼年丧父的嵇康，在母亲和哥哥的抚养下长大。“母兄鞠育，有慈无威”，使嵇康形成了疏懒随性的个性特征。无忧无虑的生活，使嵇康的思想和作为上都带有一定的浪漫主义风格，自在随性，这也许是嵇康士人风度的一大成因。
嵇康成年之后仪表堂堂，仪态极佳。山公曰：“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1]二十岁出头，娶曹操之子曹林的女儿长乐亭主为妻（也有人认为是曹林的孙女，并无确证）。在朝中担任了一个叫郎中的小官，后又任中散大夫，亦是一个七品的闲职。是故嵇康又称嵇中散。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著名观点与当政者产生对立，这是司马氏无法容忍的，加上当时司马氏红人钟会的陷害。公元262年，嵇康被杀，时年四十。
嵇康惊才绝艳，一生著述很多。传世作品中有《释私论》、《养生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答向子期难养生论》、《难自然好学论》、《声无哀乐论》、《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明胆论》等九篇论文；书信两篇：《与吕长悌绝交书》、《与山巨源绝交书》；韵文三篇：《卜疑集》、《琴赋》、《太师箴》；《家诫》一 篇；诗歌六十首。
（二）嵇康的音乐思想
嵇康的音乐思想在他的各篇著作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关于其音乐思想的系统、全面的讨论主要还在《声无哀乐论》之中。《声无哀乐论》原文长达六千多字，采取对话的形式，用“秦客”（代表俗儒）和“东野主人”（代表嵇康自己）八个回合的辩难，针对音乐本身能否表达人们感情这一问题，层层推进，反复论证，明确的批驳儒家传统的音乐理论，表达了嵇康（也就是“东野主人”）的“声无哀乐”观点。本节通过对这篇论文的归纳总结，主要从音乐的本质、审美以及社会功能这三个方面来阐述嵇康的音乐思想。
首先，音乐的本质。嵇康认为音乐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嵇康从本质上否定了儒家认为音乐与情感有必然联系的观点。儒家认为所有音乐的产生，都是人的内心受到触动，从而产生音乐，认为人的感受先于音乐而产生。这与嵇康的“声无哀乐”的论点是截然相反的。嵇康认为音乐是自然的产物，是客观的，不是人“心”的产物，音乐的本质属性即是客观存在。由此可见，音乐的本质属性由客观再一升格讲，就是“和”。音乐有它自然和谐的属性，这无关于人的感情与“心”。嵇康所认为的“和”是音乐自身的和，是由音乐自身乐章与旋律排列组合而成，音乐自然的旋律与乐章触动人的内心。
其次，音乐的审美。音乐的审美也就是音乐欣赏中声与情的关系，这是《声无哀乐论》全篇的主旨，“心之与声，明为二物”。嵇康认为音乐本身不能反映人的思想感情，其本体非情感而是自然之和。嵇康认为音乐情感是在乐声出现之后而产生的，音乐就像美酒一样，酒能催发人的感情，但不能说酒有哀酒和乐酒之分。同样，音乐也没有喜悦的音乐和哀伤的音乐之分，这就是“声无哀乐”。认为音乐感情产生的原因是审美主体的差异性，就像酒一样，把人的感情催发出来，从而产生哀伤或喜悦。这也就从本质上证明了音乐本身不具有哀乐。
最后，音乐的社会功能。传统的儒家认为，音乐具有移风易俗的功能，《诗经》中的“颂”是统治阶级祭祀所用之乐，这正是以音乐作用来发挥社会功能之举。而嵇康认为，移风易俗应于世道衰弊之后，若王上贤能，无为而治，天下太平，人民安逸，这样和谐的世事由上至下、由表及里的酝酿，音乐所渗透出来的也是平和自然的气度。从这一点上讲，似乎说明了音乐所具有移風易俗的功能，但事实并非如此，音乐的主体在于心境平和，至和的音乐才是根本，这也就是道家所提倡的自然之道。正需要太平盛世才能达到“八音会谐，人之所悦”，音乐并不能达到政治改制的目的。所以音乐并不能感化人，音乐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只有在世道衰弊之时，后发于人的内心而行。
二、嵇康音乐思想中折射出的士人风度
所谓魏晋士人风度，顾名思义，是指魏晋时期士人的精神风貌、人生态度以及个性特征等的外在表现。当时的名士所表现出的风度颇为人性，或表现为痴迷药酒沉溺其中、或表现为高谈老庄不问世事、或表现为放荡不羁任意潇洒，嵇康则表现出对于音乐的探索，从而成就了魏晋时期舞台上独一无二的士人风度。
（一）士人风度的人文精神
魏晋时期是我国思想自由发展，艺术创新的高潮时期，其人文精神也有所表现。当时士人风度的人文精神就是当时士人所能够反映出来的一种社会认同的文化心理氛围，一种社会情绪思潮，一种活性的精神文化形态，是当时上层文化人士所独有的一种人文精神风貌。从追求身体外在仪态容貌之美到“常修养性服食之事[2]”；从渴望率真自然、归隐山林的精神自由的追求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的及时行乐；从纵情放诞的追求情色享受到洒脱超博的哲理清谈……总之，一切与个体生命有关的价值，比如美貌、自由、长寿、艺术等等都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也是人文思潮所要求的。嵇康真正的艺术人生，则主要表现在他对音乐艺术的努力追求上。除了在文章中体现出他的人生态度，嵇康更善于用音乐来表达自己人文精神与态度。嵇康热爱音乐，他的音乐生活方式是他对自己情感的艺术表达。嵇康认为这世上的万事万物皆盛衰无常，只有音乐才能够恒久不变，且历久弥新。嵇康曾说：“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当然，“处穷独”是对于当时黑暗的政治环境的委婉说法，他认为音乐可以使人脱离俗世，不为世俗所扰。因此我们不能把魏晋士人对于音乐的喜爱单纯理解为是由于穷困孤独、失意无奈，实际上那更是他们对于压抑的政治环境的无奈与正真生命艺术的表达。 （二）士人风度的文化态度
文化的最终沉淀是人格，嵇康的高亮人格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魏晋士人充满矛盾的文化心态和诗性精神构成了这一时期士人風度的文化态度总的内涵。
“士人”是我国古代对于具有知识人的称呼，同时也具有可塑性与动态性。处于中间阶层的士人受到上下两个阶层的力量的牵引，于上成为政权的参与者，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上希望百姓顺从，社会和谐；于下则成为“民”的代言人，处于普通百姓的立场中希望得到统治阶级的关心。这两种角色相互矛盾作用，其冲突的最终结果，使“士人”们认为自己身负“以天下为己任”的重大使命，对于社会充满了责任心态。然而魏晋时期，由于动荡的社会环境、激烈的政治斗争使当时的士人举步维艰，稍有不慎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因此魏晋士人多选择隐逸，这反映了士人对现实的不满和逃避。嵇康也十分渴望隐逸的生活，他曾长期闭世隐居，开始隐居于山阳县，随后又避世于河东。
于音乐思想方面，他强调音乐与政治并没有关系。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历来推崇音乐的政教功能，总认为音乐包含着世人对于政治得失的感受。“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3]儒家的这种音乐政治观，赋予了音乐过多的政治伦理色彩，音乐在其中并非独立的艺术，也没有以“人”为出发点考虑问题，当然也就不利于人们用音乐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只是作为政治教化的功能性产物。在这一点上嵇康不仅强烈反对儒家传统所推崇的音乐政治学，而且还敢于针锋相对的指出音乐艺术绝不附庸于政治。提出音乐的美，是它自身的和之美。
魏晋士人还拥有唯美浪漫的文化态度——诗性风度。魏晋是一个具有唯美主义精神的时代，欣赏美的方式充满了诗性意识。《世说新语》中就有原生态的记述：“稽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4]这里就形象的描述出了嵇康的诗性风度。魏晋玄学所主张的潇洒自如的清谈言行同样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诗性精神，并在社会中广泛流行。当时士人的各种人文态度我们也可以用诗性风度来解读。
嵇康所独有的诗性风度体现在其在其音乐思想上，《声无哀乐论》属于论述音乐理论的著作，嵇康在其中也会提到“若上失道，国丧其纪，男女奔随，淫荒无度。”[5]这体现出嵇康作为“竹林七贤”精神领袖所具有的悲天悯人的诗性忧思与敏锐非凡的诗性智慧。我们可以看出，嵇康的文化态度是诗化的文化态度，体现了那个时代士人深入骨髓的文化底蕴与诗性风度。
（三）士人风度的狂欢化意识
魏晋时期常被比作我国的文艺复兴时期，二者有一定的相通性。魏晋时期的士人以老庄哲学为基础，以玄学为依托，来排解内心的苦闷，消解现实的丑恶，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带有一定的颠覆和狂欢性质。邹文贵说“巴赫金研究狂欢，庄子则追求逍遥，鼓吹逍遥。从某种意义上讲，逍遥也是一种狂欢。”魏晋士人努力矫正扭曲变形的行为规范与价值尺度，来实现自身的超脱。在入俗中表现超俗，用放诞甚至于粗鄙的行为来颠覆名教的虚伪，在现实中夸张、扭曲的表现其任诞、放达的狂欢化的行为。如阮咸用竿挂大布犊于中庭，惹来一片笑声。最为狂妄的当属刘伶，根据《世说新语·任诞》中，；刘伶经常纵酒放诞，有时在屋子里赤身裸体，有人讥笑他，他却说自己一天地为衣服，房间为裤子，甚至还反问各位为何在他的裤子中。嵇康则借口爱睡觉、身上多虱、不喜欢写信、俗人、吊丧等“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6]这些生活中的琐碎之事，夸张的表达他对世俗为官的嫌恶，以示他绝不参政的决心。
康将刑东市，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7]
嵇康带着从容赴死的心态于临死前淡然优雅弹奏了一曲《广陵散》，这也是嵇康一生中最后的狂欢！
琴曲《广陵散》最早出现是在东汉末年，距今已有1700多年，是中国中古时代一首著名的古琴曲。《广陵散》一曲，从其各分段的标题来看，刻画的是战国时期聂政刺杀韩王之事，充分肯定了反抗与反叛的精神。而嵇康所处于司马氏为夺取政权而大肆杀害曹魏集团中人的时期，嵇康身为曹魏集团的驸马，也被置于猜疑之列。嵇康孤傲刚烈的性格使他在面对司马氏的打击时毫不妥协，并且奋起抗争，这便为他的含冤入狱乃至被处以死刑埋下了伏笔，最终才有了刑场抚琴这般生命最后的狂欢。在刑场之中，遵从自己的内心而奏《广陵散》，音乐本身没有哀乐，但众人心头却浮现出聂政身上所具有的反抗与反叛精神，这大概是嵇康选奏此曲的真正原因吧。也正是因为嵇康一生之绝响，使《广陵散》一曲从此成为文人表达自己内心反抗的千古绝响，并且成为一种意象，其中蕴含着既悲哀又风雅的狂欢化态度。
在《广陵散》中也体现出了嵇康音乐理论中的“和”，嵇康的“和”是要达到个体的绝对自由。嵇康“痛魏之将倾，其愤恨司马氏之心，无所于泄，乃一寓于《广陵散》，不悲不壮”，痛恨司马昭的专权却无力反抗，便将内心的痛苦、无奈、悲哀、愤怒等所有感情表现在《广陵散》这首乐曲中，其中包含了无主哀乐、微妙复杂并深沉强烈的感情，这也和他的音乐思想中“和声无象，哀心为主”相互联系呼应。嵇康认为“和声无象”就是“声无哀乐”，“哀心无主”则是说音乐的感情取决于人本身内心的感觉。
抗争的最后就是解脱，狂欢的背后便是寂灭。余敦康先生说：“他那孤傲狷介的独特个性处处与现实生活相抵触，最后却在他终生真诚追求的自然之和的宇宙本体中得到了确认。”
注释：
[1]徐震谔.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335.
[2]（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71.
[3]（西汉）戴德.礼记.乐记[M]北京：中华书局.
[4]李天华.世说新语新校.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五.[M]湖南：岳麓书社，2004：40.
[5]吉联抗译注.嵇康·声无哀乐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49.
[6]（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71.
[7]李超宇.四库全书精华（晋书嵇康传）[M].吉林：吉林摄影出版社，2010：2292.
参考文献：
[1]李超宇.四库全书精华（晋书嵇康传）[M].吉林：吉林摄影出版社，2010.
[2]王晓毅.嵇康评传[M].广西.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
[3]吉联抗译注.嵇康·声无哀乐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
[4]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7]皮元珍.琴心合一的审美生命境界.嵇康琴赋探微[J]，理论与创作2002.（2）.
[8]邹文贵.狂欢视野中的庄子其人与庄了其文[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1）.
【关键词】：嵇康；士人风度；声无哀乐论；广陵散
一、嵇康的生平及音乐思想
嵇康生于魏初，卒于魏末。是魏晋时期的名士。他的一生既潇洒快乐又苦闷仿徨。与阮籍同为“竹林七贤”的领袖。
（一）嵇康的生平经历
嵇康字叔夜，三国魏谯国铚（今安徽省濉溪县）人。出生于魏文帝黄初五年（即公元22年），卒于景云四年（公元263年），凡四十岁。
嵇康尚在襁褓之中，父亲就亡故了。幼年丧父的嵇康，在母亲和哥哥的抚养下长大。“母兄鞠育，有慈无威”，使嵇康形成了疏懒随性的个性特征。无忧无虑的生活，使嵇康的思想和作为上都带有一定的浪漫主义风格，自在随性，这也许是嵇康士人风度的一大成因。
嵇康成年之后仪表堂堂，仪态极佳。山公曰：“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1]二十岁出头，娶曹操之子曹林的女儿长乐亭主为妻（也有人认为是曹林的孙女，并无确证）。在朝中担任了一个叫郎中的小官，后又任中散大夫，亦是一个七品的闲职。是故嵇康又称嵇中散。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著名观点与当政者产生对立，这是司马氏无法容忍的，加上当时司马氏红人钟会的陷害。公元262年，嵇康被杀，时年四十。
嵇康惊才绝艳，一生著述很多。传世作品中有《释私论》、《养生论》、《难宅无吉凶摄生论》、《答向子期难养生论》、《难自然好学论》、《声无哀乐论》、《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明胆论》等九篇论文；书信两篇：《与吕长悌绝交书》、《与山巨源绝交书》；韵文三篇：《卜疑集》、《琴赋》、《太师箴》；《家诫》一 篇；诗歌六十首。
（二）嵇康的音乐思想
嵇康的音乐思想在他的各篇著作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关于其音乐思想的系统、全面的讨论主要还在《声无哀乐论》之中。《声无哀乐论》原文长达六千多字，采取对话的形式，用“秦客”（代表俗儒）和“东野主人”（代表嵇康自己）八个回合的辩难，针对音乐本身能否表达人们感情这一问题，层层推进，反复论证，明确的批驳儒家传统的音乐理论，表达了嵇康（也就是“东野主人”）的“声无哀乐”观点。本节通过对这篇论文的归纳总结，主要从音乐的本质、审美以及社会功能这三个方面来阐述嵇康的音乐思想。
首先，音乐的本质。嵇康认为音乐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嵇康从本质上否定了儒家认为音乐与情感有必然联系的观点。儒家认为所有音乐的产生，都是人的内心受到触动，从而产生音乐，认为人的感受先于音乐而产生。这与嵇康的“声无哀乐”的论点是截然相反的。嵇康认为音乐是自然的产物，是客观的，不是人“心”的产物，音乐的本质属性即是客观存在。由此可见，音乐的本质属性由客观再一升格讲，就是“和”。音乐有它自然和谐的属性，这无关于人的感情与“心”。嵇康所认为的“和”是音乐自身的和，是由音乐自身乐章与旋律排列组合而成，音乐自然的旋律与乐章触动人的内心。
其次，音乐的审美。音乐的审美也就是音乐欣赏中声与情的关系，这是《声无哀乐论》全篇的主旨，“心之与声，明为二物”。嵇康认为音乐本身不能反映人的思想感情，其本体非情感而是自然之和。嵇康认为音乐情感是在乐声出现之后而产生的，音乐就像美酒一样，酒能催发人的感情，但不能说酒有哀酒和乐酒之分。同样，音乐也没有喜悦的音乐和哀伤的音乐之分，这就是“声无哀乐”。认为音乐感情产生的原因是审美主体的差异性，就像酒一样，把人的感情催发出来，从而产生哀伤或喜悦。这也就从本质上证明了音乐本身不具有哀乐。
最后，音乐的社会功能。传统的儒家认为，音乐具有移风易俗的功能，《诗经》中的“颂”是统治阶级祭祀所用之乐，这正是以音乐作用来发挥社会功能之举。而嵇康认为，移风易俗应于世道衰弊之后，若王上贤能，无为而治，天下太平，人民安逸，这样和谐的世事由上至下、由表及里的酝酿，音乐所渗透出来的也是平和自然的气度。从这一点上讲，似乎说明了音乐所具有移風易俗的功能，但事实并非如此，音乐的主体在于心境平和，至和的音乐才是根本，这也就是道家所提倡的自然之道。正需要太平盛世才能达到“八音会谐，人之所悦”，音乐并不能达到政治改制的目的。所以音乐并不能感化人，音乐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只有在世道衰弊之时，后发于人的内心而行。
二、嵇康音乐思想中折射出的士人风度
所谓魏晋士人风度，顾名思义，是指魏晋时期士人的精神风貌、人生态度以及个性特征等的外在表现。当时的名士所表现出的风度颇为人性，或表现为痴迷药酒沉溺其中、或表现为高谈老庄不问世事、或表现为放荡不羁任意潇洒，嵇康则表现出对于音乐的探索，从而成就了魏晋时期舞台上独一无二的士人风度。
（一）士人风度的人文精神
魏晋时期是我国思想自由发展，艺术创新的高潮时期，其人文精神也有所表现。当时士人风度的人文精神就是当时士人所能够反映出来的一种社会认同的文化心理氛围，一种社会情绪思潮，一种活性的精神文化形态，是当时上层文化人士所独有的一种人文精神风貌。从追求身体外在仪态容貌之美到“常修养性服食之事[2]”；从渴望率真自然、归隐山林的精神自由的追求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的及时行乐；从纵情放诞的追求情色享受到洒脱超博的哲理清谈……总之，一切与个体生命有关的价值，比如美貌、自由、长寿、艺术等等都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也是人文思潮所要求的。嵇康真正的艺术人生，则主要表现在他对音乐艺术的努力追求上。除了在文章中体现出他的人生态度，嵇康更善于用音乐来表达自己人文精神与态度。嵇康热爱音乐，他的音乐生活方式是他对自己情感的艺术表达。嵇康认为这世上的万事万物皆盛衰无常，只有音乐才能够恒久不变，且历久弥新。嵇康曾说：“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当然，“处穷独”是对于当时黑暗的政治环境的委婉说法，他认为音乐可以使人脱离俗世，不为世俗所扰。因此我们不能把魏晋士人对于音乐的喜爱单纯理解为是由于穷困孤独、失意无奈，实际上那更是他们对于压抑的政治环境的无奈与正真生命艺术的表达。 （二）士人风度的文化态度
文化的最终沉淀是人格，嵇康的高亮人格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魏晋士人充满矛盾的文化心态和诗性精神构成了这一时期士人風度的文化态度总的内涵。
“士人”是我国古代对于具有知识人的称呼，同时也具有可塑性与动态性。处于中间阶层的士人受到上下两个阶层的力量的牵引，于上成为政权的参与者，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上希望百姓顺从，社会和谐；于下则成为“民”的代言人，处于普通百姓的立场中希望得到统治阶级的关心。这两种角色相互矛盾作用，其冲突的最终结果，使“士人”们认为自己身负“以天下为己任”的重大使命，对于社会充满了责任心态。然而魏晋时期，由于动荡的社会环境、激烈的政治斗争使当时的士人举步维艰，稍有不慎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因此魏晋士人多选择隐逸，这反映了士人对现实的不满和逃避。嵇康也十分渴望隐逸的生活，他曾长期闭世隐居，开始隐居于山阳县，随后又避世于河东。
于音乐思想方面，他强调音乐与政治并没有关系。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历来推崇音乐的政教功能，总认为音乐包含着世人对于政治得失的感受。“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3]儒家的这种音乐政治观，赋予了音乐过多的政治伦理色彩，音乐在其中并非独立的艺术，也没有以“人”为出发点考虑问题，当然也就不利于人们用音乐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只是作为政治教化的功能性产物。在这一点上嵇康不仅强烈反对儒家传统所推崇的音乐政治学，而且还敢于针锋相对的指出音乐艺术绝不附庸于政治。提出音乐的美，是它自身的和之美。
魏晋士人还拥有唯美浪漫的文化态度——诗性风度。魏晋是一个具有唯美主义精神的时代，欣赏美的方式充满了诗性意识。《世说新语》中就有原生态的记述：“稽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4]这里就形象的描述出了嵇康的诗性风度。魏晋玄学所主张的潇洒自如的清谈言行同样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诗性精神，并在社会中广泛流行。当时士人的各种人文态度我们也可以用诗性风度来解读。
嵇康所独有的诗性风度体现在其在其音乐思想上，《声无哀乐论》属于论述音乐理论的著作，嵇康在其中也会提到“若上失道，国丧其纪，男女奔随，淫荒无度。”[5]这体现出嵇康作为“竹林七贤”精神领袖所具有的悲天悯人的诗性忧思与敏锐非凡的诗性智慧。我们可以看出，嵇康的文化态度是诗化的文化态度，体现了那个时代士人深入骨髓的文化底蕴与诗性风度。
（三）士人风度的狂欢化意识
魏晋时期常被比作我国的文艺复兴时期，二者有一定的相通性。魏晋时期的士人以老庄哲学为基础，以玄学为依托，来排解内心的苦闷，消解现实的丑恶，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带有一定的颠覆和狂欢性质。邹文贵说“巴赫金研究狂欢，庄子则追求逍遥，鼓吹逍遥。从某种意义上讲，逍遥也是一种狂欢。”魏晋士人努力矫正扭曲变形的行为规范与价值尺度，来实现自身的超脱。在入俗中表现超俗，用放诞甚至于粗鄙的行为来颠覆名教的虚伪，在现实中夸张、扭曲的表现其任诞、放达的狂欢化的行为。如阮咸用竿挂大布犊于中庭，惹来一片笑声。最为狂妄的当属刘伶，根据《世说新语·任诞》中，；刘伶经常纵酒放诞，有时在屋子里赤身裸体，有人讥笑他，他却说自己一天地为衣服，房间为裤子，甚至还反问各位为何在他的裤子中。嵇康则借口爱睡觉、身上多虱、不喜欢写信、俗人、吊丧等“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6]这些生活中的琐碎之事，夸张的表达他对世俗为官的嫌恶，以示他绝不参政的决心。
康将刑东市，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7]
嵇康带着从容赴死的心态于临死前淡然优雅弹奏了一曲《广陵散》，这也是嵇康一生中最后的狂欢！
琴曲《广陵散》最早出现是在东汉末年，距今已有1700多年，是中国中古时代一首著名的古琴曲。《广陵散》一曲，从其各分段的标题来看，刻画的是战国时期聂政刺杀韩王之事，充分肯定了反抗与反叛的精神。而嵇康所处于司马氏为夺取政权而大肆杀害曹魏集团中人的时期，嵇康身为曹魏集团的驸马，也被置于猜疑之列。嵇康孤傲刚烈的性格使他在面对司马氏的打击时毫不妥协，并且奋起抗争，这便为他的含冤入狱乃至被处以死刑埋下了伏笔，最终才有了刑场抚琴这般生命最后的狂欢。在刑场之中，遵从自己的内心而奏《广陵散》，音乐本身没有哀乐，但众人心头却浮现出聂政身上所具有的反抗与反叛精神，这大概是嵇康选奏此曲的真正原因吧。也正是因为嵇康一生之绝响，使《广陵散》一曲从此成为文人表达自己内心反抗的千古绝响，并且成为一种意象，其中蕴含着既悲哀又风雅的狂欢化态度。
在《广陵散》中也体现出了嵇康音乐理论中的“和”，嵇康的“和”是要达到个体的绝对自由。嵇康“痛魏之将倾，其愤恨司马氏之心，无所于泄，乃一寓于《广陵散》，不悲不壮”，痛恨司马昭的专权却无力反抗，便将内心的痛苦、无奈、悲哀、愤怒等所有感情表现在《广陵散》这首乐曲中，其中包含了无主哀乐、微妙复杂并深沉强烈的感情，这也和他的音乐思想中“和声无象，哀心为主”相互联系呼应。嵇康认为“和声无象”就是“声无哀乐”，“哀心无主”则是说音乐的感情取决于人本身内心的感觉。
抗争的最后就是解脱，狂欢的背后便是寂灭。余敦康先生说：“他那孤傲狷介的独特个性处处与现实生活相抵触，最后却在他终生真诚追求的自然之和的宇宙本体中得到了确认。”
注释：
[1]徐震谔.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335.
[2]（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71.
[3]（西汉）戴德.礼记.乐记[M]北京：中华书局.
[4]李天华.世说新语新校.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五.[M]湖南：岳麓书社，2004：40.
[5]吉联抗译注.嵇康·声无哀乐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49.
[6]（唐）房玄龄等撰.晋书（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71.
[7]李超宇.四库全书精华（晋书嵇康传）[M].吉林：吉林摄影出版社，2010：2292.
参考文献：
[1]李超宇.四库全书精华（晋书嵇康传）[M].吉林：吉林摄影出版社，2010.
[2]王晓毅.嵇康评传[M].广西.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
[3]吉联抗译注.嵇康·声无哀乐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0.
[4]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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