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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戏曲评论家、文学批评家、书法家和诗人吴小如先生温文尔雅，不谙世故，尘外孤标，犹滚滚红尘中岿然挺立之鲁殿灵光。
2008年8月，先生“敬贻”余《莎斋笔记》，扉页挥毫数行：“仆平生读书治学并无谬巧，惟疾虚妄实事求是而已。业余爱好为聆歌与写字，亦重实学而轻浮夸。拙著虽皆零星小文，此意庶可体现。”寥寥数语，其治学为文宗旨一目了然。
先生晚年尝自责一直未能写出全须全尾五脏俱全的整本专题著述，数十年来只是打零星的游击战，写些饾饤小文。然其精通游击战法，每每出手弹无虚发，集小胜为大胜，战果辉煌。
负笈三校——名师亲炙
先生幼承庭训，家传有素，令尊玉如公乃二十世纪著名书法家、诗人，启功先生称之为“三百年来无此大作手”，新中国成立前曾任教于南开大学及津沽大学中文系。先生先后就读燕京、清华、北大三所顶级大学，其求学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今人难以复制。
“北大老，师大穷，惟有清华可通融。”当年学生界流传的这句顺口溜，其言外之意是如果物质条件许可，最好上燕京。这里阔气、洋气，可以充分容纳年轻人的骄矜和梦想。可先生从天津工商学院商科二年级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后，觉得这里洋味太浓、官气太重，读了不到一学期坚决要求退学。教育长林嘉通先生再三挽留，然先生去意已定，真的回天津当教书匠去也。
抗战胜利后，清华复校，先生考入中文系三年级插班生。这时先生已结婚有了孩子，上有老下有小，光念书不行，还得搞点“副业”补贴家用。刚好沈从文先生从西南联大返京去看望林宰平先生，适先生在座。林宰老日：“这个年轻人是你的崇拜者，上课不听讲，专看你的小说散文。”另外介绍了先生的学业和家庭情况。那时北平已很紧张，夜晚城门紧闭，进出很不方便。沈先生十分同情：“你生活这么困难，在清华念书哪也不能去，找副业都没有机会，要是转到北大来，城里就有办法想了。”
“吃亏一年就吃亏一年”。先生听从劝告，凑完清华三年级又考入北大三年级插班生。清华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先生闻之叹息：“好不容易招了个好学生，可惜转学了。”沈先生十分信任地将《华北日报》文学副刊交给先生经营，先生认真负责，编发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将挂名“沈从文主编”的副刊搞得有声有色。十五岁的邵燕祥彼时进入先生视野并得到提携。先生与国民党的总编拍桌子：“这个副刊到底是你编还是我编?”坚决不肯撤换邵为红军张目的整版小说《沙果林记》，终于照发不误。
转益多师。先生负笈三所名校，先后受业于朱经畲、朱自清’俞平伯、沈从文、废名、游国恩等著名学者，又深得林宰平、章士钊、陈寅恪、梁漱溟、魏建功、顾随等学术大师器重。大学毕业不久，即被当年入学考试阅卷老师、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先生举荐至中文系任教。院系调整后，先生留在北大，爱讲堂，爱学生，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直干到七旬退休没挪窝。
传道授业——沁入心脾
先生讲文学史，从《诗经》到梁启超皆持之有故；研究诗文，从先秦贯穿于明清近代皆言之成理，“是我们那一代治古典文学的顶尖学者”(邵燕祥语)。《周一良自传》亦有详细记载。
周先生任北大历史系主任，自称任内“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全力促成考古专业独立成系，二是与邓广铭先生合力挽留了吴小如先生。吴小如先生当时已定从北大中文系调往中华书局。我们觉得吴先生博闻强记，讲授中国文学史各段均胜任愉快，堪为青年教员的好老师……我们说服校系两级有关负责人而留住了吴先生。”周论亦证明当年林庚、吴组缃先生联名推荐先生由讲师直升教授为何用“知名海内外”等重语。季镇淮先生指导《近代诗选》编选注解，为何特嘱助手有困难找先生：“吴小如有办法，找他找他，他能解决。”
2007年早春，我慕名走进莎斋。
“贵姓”?
“免贵姓肖，小月肖”。
“你这个肖不读萧，读xiao，四声，首批简化字没有列入，后来约定俗成，萧乾老先生从来不认这个账。”先生见面礼虽未及“数典忘祖”，然而我却手足无措。往后，我又陆续听到先生关于义理、考据、辞章必须兼而有之的论述。“不通训诂章句之学，治辞章就成了空话；而欲明义理，不仅要从考据入手，而且靠辞章表达也很重要”，“不会写文言文和作古体诗，上课给学生讲古涛文是搔不到痒处的”，“如今认得几十个繁体字的人，就算知识分子了”，等等。方知先生学问博大精深，乃当代文学史领域通才。
先生文字声韵训诂知识精湛，被称为“乾嘉学派最后一位朴学守望者”(陈丹晨语)。治文学史“通古今之变”，擅长循“面”到“点”、“点”中有“线”，洞悉源流，论从己出，每一“块”内容都有发言权，由述而不作渐入以述代作佳境，最后水到渠成，形成一家之言。又先生口才不逊文才，三尺讲台传道、授业、解惑沁入学子心脾，上世纪五十年代北大中文系学生中便有“讲课最生动的吴小如”(彭庆生语)之说，故课堂常常人满为患。
先生所著《读书丛札》浓缩了古代文学史精华，先后在香港、北京两地出版，前辈学人周祖谟、吴组缃、林庚等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美籍华裔教授夏志清主张此书凡教中文的老师应该入手一册。《古典诗词丛札》、《古文精读举隅》、《古典小说漫稿》等影响至巨，深获语文教育界的赞誉。先生注释并统稿、定稿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选材精确，注释详尽，解说可信，乃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鲜见的精品力作，至今仍为美国一些大学古汉语必修教材。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纲要》重印多次，获“北京大学优秀教材”之誉。
“不哗众取宠，不看风使舵，不稗贩前人旧说，不偷懒用第二手材料”，“没有一得之见决不下笔”。先生在《古典诗文述略》付梓后，本应再写一篇《宋元明清诗歌述略》和一篇《词曲述略》才算有头有尾。但先生“一直未敢动笔，原因是研究不够”，有些问题拿不出较有把握的看法，“作为‘一家之言’，尚且未必站得住脚”，所以，为了避免误人子弟，先生“只有抱着宁缺毋滥的态度，留待将来再说”。这成了遗珠之憾。
戏曲评论——凿破鸿濛
余藏有先生论戏曲题跋签名本三册：“两本随笔集和老生流派综说，原收藏在《戏曲文录》中，后来分开重印。我的京剧观点十分保守，不足观也。”
先生“保守”之说，缘于新世纪初接到匿名信，“大肆诅咒我和朱家谮先生是顽固保守分子，京剧‘改革创新’的步伐之所以迈得不大、走得不远，就是我们几个顽固在拖后腿”。然而事实证明，那些甚嚣尘上的妄施斧斤负面影响至巨。
先生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弘扬我国传统戏曲艺术。近百万字的《吴小如戏曲文录》和《京剧老生流派综说》，是研究中国戏曲的经典著作，曾获“北京大学优秀文化著作奖”，被金克木先生称为“绝学”。启功先生称此书“内行不能为，学者不屑 为，亦不能为”，“真千秋之作”，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同具“凿破鸿濛”之力，“如评诺贝尔奖于文学域中，非兹篇其谁属!”冯其庸先生首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论及开设戏曲评论讲座时反复叮嘱：“一定得请吴小如先生讲讲。”先生自称的这些“竹头木屑”，在欧洲、北美、日本和东南亚诸国颇有读者，有的外国朋友还越洋征求先生意见，将书中某些文章译成外文广为传播。
戏曲为先生主要业余爱好。先生自三四岁开始听唱片，五六岁便随家人外出看戏，十岁左右常常独自或偕弟弟同宾跑戏园子，十三四岁曾模仿小报文风老气横秋写剧评，十五六岁起陆续拜韩慎先、王庾生、安寿颐、王端璞、贯大元、刘曾复、阎景平等先生为师学戏，与奚啸伯、马连良、王金璐、裘盛戎、叶盛兰、童芷苓等著名演员友情甚笃。文革前，先生几乎每周必看京戏，一生看过一千五百多场，玩票学过四五十出戏，亦曾登台演出三场戏，戏码有《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捉放公堂》、《上天台》，先生扮杨波、扮陈宫、扮刘秀，观众席上有张伯驹、华粹深、周铨庵等先生及令尊玉如公。最后一场演出，欧阳中石先生慕名到后台造访，亲自为先生把场，先生与中石相识自此始。
文学批评——立论公允
先生二十三四岁时，立志对新旧文学作品从事介绍与批评。并约法两章：一是言必由衷，只说自己的话，不攀附或盲从任何人；二是力求立论公允，即使受业恩师也不一味揄扬赞美，好就说好，不足就径直指出。
如评钱钟书先生的《写在人生边上》：“第一，他有极似苏东坡、徐志摩两人充沛的文章气势；第二，他有王安石、龚自珍和培根的老到洗练、挺拔波峭的文采。”至于缺点，“则嫌于西洋文献征引过于繁富，对不懂西文的人来说则近于卖弄，而看过原文的人又难免认为贻笑方家”。
如评老舍先生的《面子问题》：“不过作者在思想批判方面只是含而不露地略事点染，也可以说是‘怨诽而不乱’吧。可惜对人物的描绘太穷形尽相，表现在舞台上怕要使观众肉麻，不能算作‘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罢了。”
如评巴金先生的《还魂草》：“也许这是作者写给少年读的一部作品，一百多页的文字终难免有铺陈敷演之嫌，因而叙述上使人感到有点拖泥带水。虽说用书信体作为小说结构在题材的姿态上比较新颖，但其牵强处仍能一望而知，使人感到些许生硬。”
后来书评环境不那么宽松了，可先生仍固执己见，胡义成先生的《明小品三百篇》出版后，先生发现仅就注释部分而言就有匕八十处硬伤，可一家报纸的图书推荐专栏还赞不绝口。先生四两拨千斤，“举其大端言之，作为当前古籍出版中一个遍体鳞伤的坏书典型”。《一本不值得推荐的书》刊发于《读书》一九九七年第一期，赢得了读者界、书评界的广泛喝彩。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被金文明先生挑出一百三十余处文史差错。复旦大学资深教授章培恒撰文《恐非正解》，判定是“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双方唇枪舌剑，各有学者声援，闹得沸沸扬扬。先生如武林大侠亮剑文坛，《榷疑随笔三则》一个一个以正视听，文尾不忘提醒：“培恒先生乃国际知名学者，发表言论一言九鼎，窃以为不宜予某些不学无术之徒以可乘之机，故略陈鄙见如上。”先生短文刚一刊发，报纸、网站争相转载，“吴迷”们欢呼雀跃。
萧乾老误把“美国胜利唱片公司”写成“法国百代公司”，先生去信《北京晚报》，请代转萧老并希望顺手更正。萧老不想文过饰非，郑重其事回信想公开发表来信。先生亲登寓所劝萧老收回成命，结果还是刊出，萧老还在报端特表谢意。不打不相识。从此先生和萧乾老成了忘年之交。先生甫退休，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萧乾老就立即绍介先生为馆员，成为文坛一段佳话。
先生颇似学术警察，眼见硬伤拔笔便战。有人将李白说成是唐朝的“第一古惑仔”，先生曰十分荒唐；周汝昌先生论文中有皇帝“登基”之说，先生认为名家所撰不宜随俗，应改“登基”为“登极”，特致电挚友建议改正；影视作品中念错字、用错典，先生亦发表文章予以指出。2010年中秋，我呈上王闿运、萧穆、吴保初、黎锦熙、罗家伦、萧一山、梁寒操、谢国桢等名家诗稿收藏随笔请先生斧正。先生一句“那我就不客气了”，便逐字逐句审读，挑出七处硬伤，提出三条建议，指出五点注意事项，那关心厚爱全体现在咬文嚼字上。
法书自乐——天真纯净
余藏有先生墨宝十数件，皓首时贤争相跋之。
周退密先生：“小如先生家学渊源，能文善诗，近年始得见其法书，冲灵和醇，神韵两绝，如不食人间烟火气。”
何满子先生：“右吴小如兄手写其自作诗，诗既清新隽逸，字复刚劲秀拔，洵称两美兼具……远非时下浪得浮名者所能比拟。”
“学书必自二王始，譬犹筑屋奠基址”。先生自童稚之年，历八十春秋，潜心揣摩书道，取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以来诸家碑帖之菁华一一临之，力求取法乎上。写字不逾矩、不妄作，点画分明，不弃横平竖直循规蹈矩，不以荒诞险怪哗众取宠。故其法书不俗气、不匠气，天真纯净，静如秋水，妍若春花，格调高雅。
“临帖作书，可代体操”。书法为先生乐趣和享受。先生每日临池不辍，却自始至终不参加书法展、不出版书法集(2009年初小孤桐轩主怂恿至再始假宋词而露庐山面目)。曾有企业家、收藏家、门人等再三动员，想包装炒作先生，先生笑而不纳。如效某大师写封信请国家领导人祝贺祝贺，打通电话请师友们吆喝吆喝，乃举手之劳、名利双收的事情，然先生不屑一顾。
先生逃名，其实是为了爱名。他逃的是一团糟的名，不愿意酱在那书坛里面。故先生法书养在深闺人未识，多在师友、学者、门人之间流传，先生也乐得与同道中人书来诗往、交流感情。
俞平伯先生和夫人许宝驯的合葬之墓，其碑文由先生所书，此乃古槐书屋主人生前特别关照；启功《联语墨迹》先生欣然担任顾问，手书一序以助其成，因先生与元伯先生乃五十余年故交。茅盾纪念馆落成，先生撰书楹联“一代文章推子夜，毕生心血似春蚕”；张伯驹先生逝世，先生撰书挽联“丛菊遗馨，诗纪红毹真一梦；碧纱笼句，词传彩笔足千秋”；启功先生仙逝，先生撰书挽联“范世称三绝，垂辉映千春”，等等。这些都成为传诵一时的名联。
我藏有曹锟贿选通令遗稿，意欲先生题签，先生笑而不答。盖上有二老题字钤印，先生羞与哙伍也。先生臧否书坛人物，亦“尖酸刻薄”。论及香港某著名学者，曰“好热衷，好虚名”，只字不提其书法；论及京城某百岁“大师”，曰“此人品德很有问题”，只字不提其书法；北京大学某书法家呈上习作请先生赐教，先生曰“还得好好练”；国家部委某书法家呈上作品请先生点评，先生曰“得从头再来”；某上将辗转托人请先生为其诗集作序，先生仅书“古之大将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又见于今日矣”，只字不论其诗。盖上述所谓书家、诗家追名逐利，作品不入先生法眼耳。 先生惜名，其实是为了守住做人的底线。
某某某大校慕名托我求先生墨宝，并自定内容。先生不日来电，说改了两字，“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变成“千江水映千江月，万里云开万里天”。大校固执己见，先生斩钉截铁：“要写就按我改的写，否则就不写。”大校被逼让步。
笃于故旧——古貌古心
先生笃于故旧，情深意重，淳朴忠厚，古貌古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受到批判，其他学术研究成果亦受到不公正指责。先生认为学术问题不应有“株连”现象，大胆站出来替恩师鸣不平。文化大革命中俞平老被隔离审查，先生亦打入“牛鬼蛇神”行列受到管制，然先生冒大不韪三进老君堂探望师母，告辞出门时遭小学生扔石块吐唾沫的“警告”而无所畏惧。当得知恩师可能“坐直升飞机”挨斗时，先生立即通风报信，一点也不考虑由此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王瑶先生“文革”中被“揪”出来“示众”中关园。王有糖尿病，小便极勤，被斗间歇想上厕所，遍尝闭门羹而忍无可忍，唯先生家中厕所随时容王缓解内急。王从一百平方米住宅赶到两间窄屋，唯先生挤出空间供王安放书柜。王曾两次萌发轻生念头，唯先生苦苦劝阻，相濡以沫，温暖着这颗伤痛的心。
周南先生主事新华社香港分社，曾劝记者写文章要讲求文采，提倡读点古典诗词，被人借题发挥，误为开口“训人”。先生深知其“根本没有官气和官架子”，撰文《外交官·诗人·鉴赏家——记老友周南》，发表于香港《文汇报》予以驰援，并赋五古一首以宽其心，其后半云：“古今同一辙，谤议何足伤!天地有正气，浩然盈四方。为君赋小诗，篇终接混茫。”
周一良先生因“梁效”问题陷于“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之际，先生赠《敬善寺石像铭》临本“雪中送炭”；谢蔚明先生辞世，先生撰《文字因缘四十年》深情怀念；王元化先生病中最后几日，先生专程自京赴沪到医院探望；何满子先生金婚纪念日，先生千里赋诗遥祝；经济学家厉以宁文革中受到迫害，先生赋诗予以安慰；门人谢冕甲子遭到诗坛“围剿”，先生赋诗予以宽怀；文革中老友邵燕祥先生所在单位“外调”情况，先生日邵某“过去就是最不像我熟悉的党员样子的一个党员”。戊子大雪前半月，先生嘱我提着还燕祥先生的《陈寅恪文集》、赠燕祥先生的《吴小如讲(孟子)》及人参点心等礼品一同前往探望。先生怕哪天一病不起无法自由外出探亲访友。先生戏言不料成为现实。
耄耋之年——撑门抵户
2008年冬至，我陪先生去清华园拜访何兆武先生。先生对何抱怨：“北京大学平时把我忘了，没有这么一号人，更谈不上什么福利。我老伴病了快三十年，蓝旗营的房子也买不起，根本没人管。但碰到有些事情就想起北大还有这么一号人，这些事只有我能做。”
周培源先生九十岁寿辰，北京大学想写个颂词，“忽然”想起先生和周先生相识，是最合适人选，特派校办主任登门求助。先生撰词：“道德文章，科学之光；春风化雨，桃李芬芳。”亲自书写在八尺宣纸上，又让人找来大化石篆刻北京大学图章钤印。事后校领导对先生说：“您知道吗，挂在那里一大片东西，就是我们北大的最气派、最显眼、最讨寿星喜欢。”
清华大学成立九十周年，北京大学想送副贺联。撰联条件之一是作者必须跟北大、清华有关系；之二是朱自清、季羡林先生都提到水木清华、荷塘月色，对联里头得有；之三是北大、清华是兄弟院校，这层关系要写上。先生成为不二人选。“水木清晖，荷馨永播；九旬华诞，棣萼同欢。”先生撰完联后，又将内容掰开搂碎跟校办主任认真讲述了一遍，生怕校领导发言时露了马脚。
先生耄耋之年还撑门抵户、攻坚克难。
恩师严群(严复侄孙)先生文集久难付梓，出版社推说无人校样，先生自告奋勇，耗时三月将二百余万字的《严群文集》一一看过。师兄卞僧慧先生四十五万字的《陈寅恪年谱长编》无人审读，先生主动请缨，秉烛夜行，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门人之门人谷曙光先生四十五万字的《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乃其晋升副教授之敲门砖，先生连看带校还改，最后期限前三日交卷。2008年冬至2009年春这大半年时间，先生除学雷锋校对这三百万字外，还讲杜诗(《吴小如讲杜诗》出版中)、当“书奴”(应故旧门人强求挥毫)，耗费心血，透支体力，先生病矣!
2009年7月，先生突患脑血栓，四肢摔得伤痕累累。余心不忍，“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将先生对何先生说的“牢骚怪话”录音整理后寄给北大校长，希望校方从保存国粹出发给资深老教授们一些特殊关心爱护，信件如泥牛入海。先生得知此事后，直言我太冒失。“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先生操守高山仰止。
2008年8月，先生“敬贻”余《莎斋笔记》，扉页挥毫数行：“仆平生读书治学并无谬巧，惟疾虚妄实事求是而已。业余爱好为聆歌与写字，亦重实学而轻浮夸。拙著虽皆零星小文，此意庶可体现。”寥寥数语，其治学为文宗旨一目了然。
先生晚年尝自责一直未能写出全须全尾五脏俱全的整本专题著述，数十年来只是打零星的游击战，写些饾饤小文。然其精通游击战法，每每出手弹无虚发，集小胜为大胜，战果辉煌。
负笈三校——名师亲炙
先生幼承庭训，家传有素，令尊玉如公乃二十世纪著名书法家、诗人，启功先生称之为“三百年来无此大作手”，新中国成立前曾任教于南开大学及津沽大学中文系。先生先后就读燕京、清华、北大三所顶级大学，其求学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今人难以复制。
“北大老，师大穷，惟有清华可通融。”当年学生界流传的这句顺口溜，其言外之意是如果物质条件许可，最好上燕京。这里阔气、洋气，可以充分容纳年轻人的骄矜和梦想。可先生从天津工商学院商科二年级考入燕京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后，觉得这里洋味太浓、官气太重，读了不到一学期坚决要求退学。教育长林嘉通先生再三挽留，然先生去意已定，真的回天津当教书匠去也。
抗战胜利后，清华复校，先生考入中文系三年级插班生。这时先生已结婚有了孩子，上有老下有小，光念书不行，还得搞点“副业”补贴家用。刚好沈从文先生从西南联大返京去看望林宰平先生，适先生在座。林宰老日：“这个年轻人是你的崇拜者，上课不听讲，专看你的小说散文。”另外介绍了先生的学业和家庭情况。那时北平已很紧张，夜晚城门紧闭，进出很不方便。沈先生十分同情：“你生活这么困难，在清华念书哪也不能去，找副业都没有机会，要是转到北大来，城里就有办法想了。”
“吃亏一年就吃亏一年”。先生听从劝告，凑完清华三年级又考入北大三年级插班生。清华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先生闻之叹息：“好不容易招了个好学生，可惜转学了。”沈先生十分信任地将《华北日报》文学副刊交给先生经营，先生认真负责，编发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将挂名“沈从文主编”的副刊搞得有声有色。十五岁的邵燕祥彼时进入先生视野并得到提携。先生与国民党的总编拍桌子：“这个副刊到底是你编还是我编?”坚决不肯撤换邵为红军张目的整版小说《沙果林记》，终于照发不误。
转益多师。先生负笈三所名校，先后受业于朱经畲、朱自清’俞平伯、沈从文、废名、游国恩等著名学者，又深得林宰平、章士钊、陈寅恪、梁漱溟、魏建功、顾随等学术大师器重。大学毕业不久，即被当年入学考试阅卷老师、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先生举荐至中文系任教。院系调整后，先生留在北大，爱讲堂，爱学生，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直干到七旬退休没挪窝。
传道授业——沁入心脾
先生讲文学史，从《诗经》到梁启超皆持之有故；研究诗文，从先秦贯穿于明清近代皆言之成理，“是我们那一代治古典文学的顶尖学者”(邵燕祥语)。《周一良自传》亦有详细记载。
周先生任北大历史系主任，自称任内“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全力促成考古专业独立成系，二是与邓广铭先生合力挽留了吴小如先生。吴小如先生当时已定从北大中文系调往中华书局。我们觉得吴先生博闻强记，讲授中国文学史各段均胜任愉快，堪为青年教员的好老师……我们说服校系两级有关负责人而留住了吴先生。”周论亦证明当年林庚、吴组缃先生联名推荐先生由讲师直升教授为何用“知名海内外”等重语。季镇淮先生指导《近代诗选》编选注解，为何特嘱助手有困难找先生：“吴小如有办法，找他找他，他能解决。”
2007年早春，我慕名走进莎斋。
“贵姓”?
“免贵姓肖，小月肖”。
“你这个肖不读萧，读xiao，四声，首批简化字没有列入，后来约定俗成，萧乾老先生从来不认这个账。”先生见面礼虽未及“数典忘祖”，然而我却手足无措。往后，我又陆续听到先生关于义理、考据、辞章必须兼而有之的论述。“不通训诂章句之学，治辞章就成了空话；而欲明义理，不仅要从考据入手，而且靠辞章表达也很重要”，“不会写文言文和作古体诗，上课给学生讲古涛文是搔不到痒处的”，“如今认得几十个繁体字的人，就算知识分子了”，等等。方知先生学问博大精深，乃当代文学史领域通才。
先生文字声韵训诂知识精湛，被称为“乾嘉学派最后一位朴学守望者”(陈丹晨语)。治文学史“通古今之变”，擅长循“面”到“点”、“点”中有“线”，洞悉源流，论从己出，每一“块”内容都有发言权，由述而不作渐入以述代作佳境，最后水到渠成，形成一家之言。又先生口才不逊文才，三尺讲台传道、授业、解惑沁入学子心脾，上世纪五十年代北大中文系学生中便有“讲课最生动的吴小如”(彭庆生语)之说，故课堂常常人满为患。
先生所著《读书丛札》浓缩了古代文学史精华，先后在香港、北京两地出版，前辈学人周祖谟、吴组缃、林庚等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美籍华裔教授夏志清主张此书凡教中文的老师应该入手一册。《古典诗词丛札》、《古文精读举隅》、《古典小说漫稿》等影响至巨，深获语文教育界的赞誉。先生注释并统稿、定稿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和《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选材精确，注释详尽，解说可信，乃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鲜见的精品力作，至今仍为美国一些大学古汉语必修教材。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纲要》重印多次，获“北京大学优秀教材”之誉。
“不哗众取宠，不看风使舵，不稗贩前人旧说，不偷懒用第二手材料”，“没有一得之见决不下笔”。先生在《古典诗文述略》付梓后，本应再写一篇《宋元明清诗歌述略》和一篇《词曲述略》才算有头有尾。但先生“一直未敢动笔，原因是研究不够”，有些问题拿不出较有把握的看法，“作为‘一家之言’，尚且未必站得住脚”，所以，为了避免误人子弟，先生“只有抱着宁缺毋滥的态度，留待将来再说”。这成了遗珠之憾。
戏曲评论——凿破鸿濛
余藏有先生论戏曲题跋签名本三册：“两本随笔集和老生流派综说，原收藏在《戏曲文录》中，后来分开重印。我的京剧观点十分保守，不足观也。”
先生“保守”之说，缘于新世纪初接到匿名信，“大肆诅咒我和朱家谮先生是顽固保守分子，京剧‘改革创新’的步伐之所以迈得不大、走得不远，就是我们几个顽固在拖后腿”。然而事实证明，那些甚嚣尘上的妄施斧斤负面影响至巨。
先生潜心典籍，孜孜不倦弘扬我国传统戏曲艺术。近百万字的《吴小如戏曲文录》和《京剧老生流派综说》，是研究中国戏曲的经典著作，曾获“北京大学优秀文化著作奖”，被金克木先生称为“绝学”。启功先生称此书“内行不能为，学者不屑 为，亦不能为”，“真千秋之作”，与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同具“凿破鸿濛”之力，“如评诺贝尔奖于文学域中，非兹篇其谁属!”冯其庸先生首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论及开设戏曲评论讲座时反复叮嘱：“一定得请吴小如先生讲讲。”先生自称的这些“竹头木屑”，在欧洲、北美、日本和东南亚诸国颇有读者，有的外国朋友还越洋征求先生意见，将书中某些文章译成外文广为传播。
戏曲为先生主要业余爱好。先生自三四岁开始听唱片，五六岁便随家人外出看戏，十岁左右常常独自或偕弟弟同宾跑戏园子，十三四岁曾模仿小报文风老气横秋写剧评，十五六岁起陆续拜韩慎先、王庾生、安寿颐、王端璞、贯大元、刘曾复、阎景平等先生为师学戏，与奚啸伯、马连良、王金璐、裘盛戎、叶盛兰、童芷苓等著名演员友情甚笃。文革前，先生几乎每周必看京戏，一生看过一千五百多场，玩票学过四五十出戏，亦曾登台演出三场戏，戏码有《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捉放公堂》、《上天台》，先生扮杨波、扮陈宫、扮刘秀，观众席上有张伯驹、华粹深、周铨庵等先生及令尊玉如公。最后一场演出，欧阳中石先生慕名到后台造访，亲自为先生把场，先生与中石相识自此始。
文学批评——立论公允
先生二十三四岁时，立志对新旧文学作品从事介绍与批评。并约法两章：一是言必由衷，只说自己的话，不攀附或盲从任何人；二是力求立论公允，即使受业恩师也不一味揄扬赞美，好就说好，不足就径直指出。
如评钱钟书先生的《写在人生边上》：“第一，他有极似苏东坡、徐志摩两人充沛的文章气势；第二，他有王安石、龚自珍和培根的老到洗练、挺拔波峭的文采。”至于缺点，“则嫌于西洋文献征引过于繁富，对不懂西文的人来说则近于卖弄，而看过原文的人又难免认为贻笑方家”。
如评老舍先生的《面子问题》：“不过作者在思想批判方面只是含而不露地略事点染，也可以说是‘怨诽而不乱’吧。可惜对人物的描绘太穷形尽相，表现在舞台上怕要使观众肉麻，不能算作‘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罢了。”
如评巴金先生的《还魂草》：“也许这是作者写给少年读的一部作品，一百多页的文字终难免有铺陈敷演之嫌，因而叙述上使人感到有点拖泥带水。虽说用书信体作为小说结构在题材的姿态上比较新颖，但其牵强处仍能一望而知，使人感到些许生硬。”
后来书评环境不那么宽松了，可先生仍固执己见，胡义成先生的《明小品三百篇》出版后，先生发现仅就注释部分而言就有匕八十处硬伤，可一家报纸的图书推荐专栏还赞不绝口。先生四两拨千斤，“举其大端言之，作为当前古籍出版中一个遍体鳞伤的坏书典型”。《一本不值得推荐的书》刊发于《读书》一九九七年第一期，赢得了读者界、书评界的广泛喝彩。
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被金文明先生挑出一百三十余处文史差错。复旦大学资深教授章培恒撰文《恐非正解》，判定是“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双方唇枪舌剑，各有学者声援，闹得沸沸扬扬。先生如武林大侠亮剑文坛，《榷疑随笔三则》一个一个以正视听，文尾不忘提醒：“培恒先生乃国际知名学者，发表言论一言九鼎，窃以为不宜予某些不学无术之徒以可乘之机，故略陈鄙见如上。”先生短文刚一刊发，报纸、网站争相转载，“吴迷”们欢呼雀跃。
萧乾老误把“美国胜利唱片公司”写成“法国百代公司”，先生去信《北京晚报》，请代转萧老并希望顺手更正。萧老不想文过饰非，郑重其事回信想公开发表来信。先生亲登寓所劝萧老收回成命，结果还是刊出，萧老还在报端特表谢意。不打不相识。从此先生和萧乾老成了忘年之交。先生甫退休，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萧乾老就立即绍介先生为馆员，成为文坛一段佳话。
先生颇似学术警察，眼见硬伤拔笔便战。有人将李白说成是唐朝的“第一古惑仔”，先生曰十分荒唐；周汝昌先生论文中有皇帝“登基”之说，先生认为名家所撰不宜随俗，应改“登基”为“登极”，特致电挚友建议改正；影视作品中念错字、用错典，先生亦发表文章予以指出。2010年中秋，我呈上王闿运、萧穆、吴保初、黎锦熙、罗家伦、萧一山、梁寒操、谢国桢等名家诗稿收藏随笔请先生斧正。先生一句“那我就不客气了”，便逐字逐句审读，挑出七处硬伤，提出三条建议，指出五点注意事项，那关心厚爱全体现在咬文嚼字上。
法书自乐——天真纯净
余藏有先生墨宝十数件，皓首时贤争相跋之。
周退密先生：“小如先生家学渊源，能文善诗，近年始得见其法书，冲灵和醇，神韵两绝，如不食人间烟火气。”
何满子先生：“右吴小如兄手写其自作诗，诗既清新隽逸，字复刚劲秀拔，洵称两美兼具……远非时下浪得浮名者所能比拟。”
“学书必自二王始，譬犹筑屋奠基址”。先生自童稚之年，历八十春秋，潜心揣摩书道，取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以来诸家碑帖之菁华一一临之，力求取法乎上。写字不逾矩、不妄作，点画分明，不弃横平竖直循规蹈矩，不以荒诞险怪哗众取宠。故其法书不俗气、不匠气，天真纯净，静如秋水，妍若春花，格调高雅。
“临帖作书，可代体操”。书法为先生乐趣和享受。先生每日临池不辍，却自始至终不参加书法展、不出版书法集(2009年初小孤桐轩主怂恿至再始假宋词而露庐山面目)。曾有企业家、收藏家、门人等再三动员，想包装炒作先生，先生笑而不纳。如效某大师写封信请国家领导人祝贺祝贺，打通电话请师友们吆喝吆喝，乃举手之劳、名利双收的事情，然先生不屑一顾。
先生逃名，其实是为了爱名。他逃的是一团糟的名，不愿意酱在那书坛里面。故先生法书养在深闺人未识，多在师友、学者、门人之间流传，先生也乐得与同道中人书来诗往、交流感情。
俞平伯先生和夫人许宝驯的合葬之墓，其碑文由先生所书，此乃古槐书屋主人生前特别关照；启功《联语墨迹》先生欣然担任顾问，手书一序以助其成，因先生与元伯先生乃五十余年故交。茅盾纪念馆落成，先生撰书楹联“一代文章推子夜，毕生心血似春蚕”；张伯驹先生逝世，先生撰书挽联“丛菊遗馨，诗纪红毹真一梦；碧纱笼句，词传彩笔足千秋”；启功先生仙逝，先生撰书挽联“范世称三绝，垂辉映千春”，等等。这些都成为传诵一时的名联。
我藏有曹锟贿选通令遗稿，意欲先生题签，先生笑而不答。盖上有二老题字钤印，先生羞与哙伍也。先生臧否书坛人物，亦“尖酸刻薄”。论及香港某著名学者，曰“好热衷，好虚名”，只字不提其书法；论及京城某百岁“大师”，曰“此人品德很有问题”，只字不提其书法；北京大学某书法家呈上习作请先生赐教，先生曰“还得好好练”；国家部委某书法家呈上作品请先生点评，先生曰“得从头再来”；某上将辗转托人请先生为其诗集作序，先生仅书“古之大将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又见于今日矣”，只字不论其诗。盖上述所谓书家、诗家追名逐利，作品不入先生法眼耳。 先生惜名，其实是为了守住做人的底线。
某某某大校慕名托我求先生墨宝，并自定内容。先生不日来电，说改了两字，“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变成“千江水映千江月，万里云开万里天”。大校固执己见，先生斩钉截铁：“要写就按我改的写，否则就不写。”大校被逼让步。
笃于故旧——古貌古心
先生笃于故旧，情深意重，淳朴忠厚，古貌古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受到批判，其他学术研究成果亦受到不公正指责。先生认为学术问题不应有“株连”现象，大胆站出来替恩师鸣不平。文化大革命中俞平老被隔离审查，先生亦打入“牛鬼蛇神”行列受到管制，然先生冒大不韪三进老君堂探望师母，告辞出门时遭小学生扔石块吐唾沫的“警告”而无所畏惧。当得知恩师可能“坐直升飞机”挨斗时，先生立即通风报信，一点也不考虑由此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王瑶先生“文革”中被“揪”出来“示众”中关园。王有糖尿病，小便极勤，被斗间歇想上厕所，遍尝闭门羹而忍无可忍，唯先生家中厕所随时容王缓解内急。王从一百平方米住宅赶到两间窄屋，唯先生挤出空间供王安放书柜。王曾两次萌发轻生念头，唯先生苦苦劝阻，相濡以沫，温暖着这颗伤痛的心。
周南先生主事新华社香港分社，曾劝记者写文章要讲求文采，提倡读点古典诗词，被人借题发挥，误为开口“训人”。先生深知其“根本没有官气和官架子”，撰文《外交官·诗人·鉴赏家——记老友周南》，发表于香港《文汇报》予以驰援，并赋五古一首以宽其心，其后半云：“古今同一辙，谤议何足伤!天地有正气，浩然盈四方。为君赋小诗，篇终接混茫。”
周一良先生因“梁效”问题陷于“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之际，先生赠《敬善寺石像铭》临本“雪中送炭”；谢蔚明先生辞世，先生撰《文字因缘四十年》深情怀念；王元化先生病中最后几日，先生专程自京赴沪到医院探望；何满子先生金婚纪念日，先生千里赋诗遥祝；经济学家厉以宁文革中受到迫害，先生赋诗予以安慰；门人谢冕甲子遭到诗坛“围剿”，先生赋诗予以宽怀；文革中老友邵燕祥先生所在单位“外调”情况，先生日邵某“过去就是最不像我熟悉的党员样子的一个党员”。戊子大雪前半月，先生嘱我提着还燕祥先生的《陈寅恪文集》、赠燕祥先生的《吴小如讲(孟子)》及人参点心等礼品一同前往探望。先生怕哪天一病不起无法自由外出探亲访友。先生戏言不料成为现实。
耄耋之年——撑门抵户
2008年冬至，我陪先生去清华园拜访何兆武先生。先生对何抱怨：“北京大学平时把我忘了，没有这么一号人，更谈不上什么福利。我老伴病了快三十年，蓝旗营的房子也买不起，根本没人管。但碰到有些事情就想起北大还有这么一号人，这些事只有我能做。”
周培源先生九十岁寿辰，北京大学想写个颂词，“忽然”想起先生和周先生相识，是最合适人选，特派校办主任登门求助。先生撰词：“道德文章，科学之光；春风化雨，桃李芬芳。”亲自书写在八尺宣纸上，又让人找来大化石篆刻北京大学图章钤印。事后校领导对先生说：“您知道吗，挂在那里一大片东西，就是我们北大的最气派、最显眼、最讨寿星喜欢。”
清华大学成立九十周年，北京大学想送副贺联。撰联条件之一是作者必须跟北大、清华有关系；之二是朱自清、季羡林先生都提到水木清华、荷塘月色，对联里头得有；之三是北大、清华是兄弟院校，这层关系要写上。先生成为不二人选。“水木清晖，荷馨永播；九旬华诞，棣萼同欢。”先生撰完联后，又将内容掰开搂碎跟校办主任认真讲述了一遍，生怕校领导发言时露了马脚。
先生耄耋之年还撑门抵户、攻坚克难。
恩师严群(严复侄孙)先生文集久难付梓，出版社推说无人校样，先生自告奋勇，耗时三月将二百余万字的《严群文集》一一看过。师兄卞僧慧先生四十五万字的《陈寅恪年谱长编》无人审读，先生主动请缨，秉烛夜行，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门人之门人谷曙光先生四十五万字的《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乃其晋升副教授之敲门砖，先生连看带校还改，最后期限前三日交卷。2008年冬至2009年春这大半年时间，先生除学雷锋校对这三百万字外，还讲杜诗(《吴小如讲杜诗》出版中)、当“书奴”(应故旧门人强求挥毫)，耗费心血，透支体力，先生病矣!
2009年7月，先生突患脑血栓，四肢摔得伤痕累累。余心不忍，“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将先生对何先生说的“牢骚怪话”录音整理后寄给北大校长，希望校方从保存国粹出发给资深老教授们一些特殊关心爱护，信件如泥牛入海。先生得知此事后，直言我太冒失。“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先生操守高山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