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堂之灵》的作者杨钧(1881－1940，字重子，湖南湘潭人)，自号白心，晚号怕翁——这个怕字，即“白一心”二字合字。据说此“怕”非“恐怕”之怕，乃古意“儋怕”之怕(《白心草堂书画金石引》)，这一古意，出自司马相如《子虚赋》中所谓“怕乎无为，儋乎自持”，正与“白心”原典出自《庄子·天下》而又能交通《管子》、释典暗合。杨钧与伯兄杨度，幼年均从学于湖南大儒王闽运，亦曾短期留学日本(1903－1906)，于书画、金石、诗文皆有高深的造诣和独到的见解。其创作集结除《白心草堂诗》、《白心草堂书画金石》之外，小品文集《草堂之灵》由岳麓书社于1985年3月重刊。该书共十六卷，平装一册，收录笔记二百六十则左右，约十七万字。所记内容广博，书画、印章、碑版、诗文、鉴藏、名人轶事、收藏掌故、读书笔记、三湘风俗……无所不及。
　　《草堂之灵》其书我购置甚早，当时即觉其文理清透明敏、断制精审超逸、风格利落洒脱，均令人一见惊艳、再睹钟情，书中对陈师曾、李瑞清、吴昌硕、齐白石等名家大家的书风画风的点评刻剥，非艺事局外人所能见及。时隔多年之后，最近重读，我依然惭愧于自己的无知与浅陋：虽业已“自我补课”淫浸古典学问有年，这本约略成稿于1928年(“序”杨自署时日为“戊辰十二月”、杨时年四十八岁)的不到二十万字的薄册，读起来仍旧相当不轻松，因其遣词用句、行文法度，更为其知识积累、见识高迈，时刻提醒你只有自惭形秽。就诗文、书画、金石、碑版等内容的权衡、品鉴、审问的高华明净言，《草堂之灵》的确代表了一种“文化底蕴”在流风末世呈露了辉煌的伤感与最后的高度。
　　我对这一“问学”视角的关注，并非完全基于“藏拙”，不敢或不便对书中书画金石部分妄发议论。杨钧针对艺事与“学问”乃至师承与刻苦之间关系的认识与强调，其门人朱肇斡癸酉(1933年)秋撰写《白心草堂书画金石引》中，已经表露无疑：
　　二十年来，中国学风大交，知金石书画者少，学金石书画者更少。近来新人物，杂以西法，亦自命为艺术家，鱼目混珠，以致中国原有之所谓艺，反晦而不明。中国之艺，以道为根据，艺进於道，才算成艺。艺不进於道，便不成艺。此种识解，绝非新人物所能梦见。中国之艺重在学。学是要有明白之师承与刻苦之功力。所以中国之学又重在师。尊师即是尊道。……古人说士先德行而后文艺，又说先器识而后文艺。孔子说讲游於艺，上面还有志於道、据於德、依於仁三层。
　　在《草堂之灵》中，类似文字在在皆是，而杨钧本人的表述要雅饬整洁得多：
　　苟欲自立，仍在读书，识出人群，文自惊众，仅为词客，亦复无聊。古人有言：“文以载道。”苟无其道，何必为文?王褒、班固、继起虽难，苦学苦求，并非绝望。子长、子云，一去不返，诚为天与，不可力求。荀、孟、庄、墨之文，永与目月争光矣!(《贵识》)
　　此言恰恰出自一位天资过人的艺术家笔下。杨钧并非不知“天才”之于艺事的重要，例如他看过梁启超书法之后就劝谭泽闿今后只写文章莫写字，其实书名不及乃兄谭延闽的谭泽闽天赋仍高出当时众人。杨钧本人于书也算天纵之才(例如年仅十岁即有“梦碑”临池之遇，并就此一生“作字用长锋”)，因此他同样特重“中国之诗文字画”确有“天性在先，习学在后”(《天责》)的特异之处，才会“余年十二，得见湘绮，遂知读书之法，即抛名利之心，亦性使然，非强致也”(《侥幸》)。我这篇短文之所以关注“天才”如何茂郁的“文化土壤”，盖为当我们徒徒艳慕一个时代“清雅天成”，而厌恶另一个时代必然肮脏匝地的时候，实则需要深思熟虑的，正是这一“高识”的养成与获得。天资之外，更关乎教育、制度、风俗、整个社会的群策群力。本文立意如此笨拙，另个原因则为“天性”在先故而多言无益、“习学”在后因此十驾有功，读者当恕我“买椟还珠”之谬也。而杨钧本人，不仅六岁习字之后即笔不离手，其广习北碑、遍临汉隶用力之勤至于毕生所临碑版多达五千余通。
　　《草堂之灵》中直接言及“学问之道”者，数目相当可观。例如：
　　学问之道，贵得名师。小道数载可成，中庸百年莫尽。(《斥小道》)
　　学问之道，固不可不博，然约字乃一生立足之地。约者，一以贯之之谓也，贯则为我有矣。(《订例》)。
　　学问之道亦复如此，苟不得其道，虽穷年白首，仍立于门墙之外，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一得师友，即乘风破浪，逍遥乎无垠之域。(《感叶》)
　　学问之道不可欺人，一经识破。声价全失。宁苦学而无成，勿骋异以自堕。凡自堕之由，多在名心，一发不收，自成骗术。故求学之人不可与时人争胜负，不可向时人求美誉。高于时人乃极易事，其敝在骄矜；求当时名亦极易事，其敝在降辱。(《横扫》)
　　学问之道，如探大海，得鲸者夸其雄才，得珠者矜其细密。而有时得珠者恨不得鲸，得鲸者恨不得珠。又有时得珠者笑鲸之庞然，得鲸者笑珠之眇小。是非不定，价值之乖，则有恃乎同探海者之考其劳逸也。(《风筝线》)
　　杨钧清醒于自己处身的时代，因此书中时时流露“清迈自守、鼓动流俗、为末世楷模”(《张登寿传》)的意思，他也因此做好了生前寂寞的准备：
　　人之学问，只求为通人所敬，不惧为俗人所骂；人之艺术，只求为行家所敬，不惧为外行所骂。
　　人之处世，要和光同尘，断不可立异以骇俗。惟学问之道，则不可存一点客气。因为学问是公的，不是私的。若学问也来客气，则自己之人格损失极大。客气就是失真。失真就是虚伪。(《白心草堂书画金石引》)
　　“不客气”、“不失真”、“不虚伪”，盖为“胆生於识，识生於学”才有的裁断，“下一义而泰山不移”不是冒昧草率更不是无端武断，而只能缘于“学一识”。杨钧对“画”有独到的“价”之规定——这不是拍卖市场上的飘红上榜，而是“立品”：“第一要笔笔数得清；第二要悬锋直下、干干净净一笔；第三要无补笔；第四要无败笔；第五要无乱笔；第六要无死墨；第七要无浮墨。”(《白心草堂书画金石引》)
　　能做到如此笔下功力呈露，其中对人的心性学问的要求，已经毋庸赘言。置于《草堂之灵》全书末尾的《风筝线》一文，谓为作者自跋，又有何不可。我们就此得知“是书之名肇自己未”——己未即1919年、“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一年。虽然杨钧自况“此书之出，本出无心，扑满积钱，愈聚愈富”，作者深心何尝毫无寄托。
　　与同哥哥杨度、姐姐杨庄一起，杨钧曾被东北大学教授刘朴著《清文学史》称为“湘潭三杨，承湘绮之正统”之一人，虽然他谦退文章未成、只堪“偏安”。然而王间运生前即断言这个弟子才是“吾党之能开宗派者”。湘绮楼眼力过人老辣，“偏安”的杨钧在《草堂之灵》中处处与已经过世的业师“商榷”诗文的意味显得非常明显与强烈，恰如其分的尊敬之外，“余不守王”(《论七律》)的立场更为灼然：“余于此论，不甚谓然”(《说枚李》)、“余诗不受湘绮局 缚，则可自信。亦由所学不尽从湘绮，故面目稍异也”(《记夸》)……这在强调尊师的杨钧的具体“品价”中，体现的正是“学问之道”的“不能客气”、务必求真。《草堂之灵》中还记载了如下耐人寻味的一则问答：
　　二十年前，吾姐(即杨庄)问湘绮曰“吾弟究竟如何?”湘绮答曰：“成名有余。”吾姐以告，余闻之大惧，遂发奋求学，屏绝世务。十年以来，略有进境，惜湘绮去世，无人评定。所谓成名有余者，即自立不足之意也；自立不足，实堪大惧，此时之欲问湘绮者，能自立不尔。(《戒畏》)
　　这段话之后，杨钧复感叹“今之学子，完全畏难，不肯深入，世之所谓白话文、白话诗者，视为奇宝，日夜揣摩，又恐不如时人中之不堪者，学风至此，殊堪哀痛。……故卓如(即梁启超)弟子亦笑其师之无聊，学子畏难之心，彼辈亦实成之也”。可见杨钧传世几番言论虽向往庄子杳渺无际之境，其旨趣却相当显豁明白。而此种“不畏”毅力，宁是一般匠人可及?清末民初那代人中的佼佼者，哪怕是“少时即喜作书”、“十四岁即请(齐)白石刻一‘书法专宗唐以上’印”的杨钧，他也同时更是“余少时有注经之志，十六岁，已将《曲礼》注完。呈之湘绮，大受鼓励”(《记注(礼)》)的准学者，因此才有“书画皆忌甜熟，不读书谓之俗根，甜熟谓之俗迹。去根虽为至要，去迹亦所宜求。求之无他，生而已亦”(《写造像》)的鲜明立场与追求。
　　出现在《草堂之灵》中的杨度，寥寥只有数笔，记载亦均为杨度于艺事文苑之“精透”点评，杨钧对这位“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伯兄始终显得十分尊重。借助《杨度日记》中的资料，我们倒是了解到，许多出现于杨钧生命早期的困惑，例如孟郊之诗风是否可学，其实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直到他获得一种较为满意的答案为止。乃至《春江花月夜》这样具体的话题也在杨度己亥(1899)日记中已经出现——在杨钧笔下，这一记忆则是“余少时读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羡而妒之，欲再作一篇，与之竞秀，二十余年不敢下笔”——杨钧日后“独居草堂，忽然兴发”、“若寐若醒之时，神机顿触”，终于写成两句让诗友恨不能“杀人夺诗”的好句：“隔水隔花非隔夜，分身分地不分光。”而出现在《杨度日记》中的杨钧(“重弟”)，或因年岁太小(十五、六岁)，基本还像是个不太懂事的大孩子，远不如杨度笔下的杨庄那样光彩照人、咄咄逼人。然饶是如此，小弟“天性”特异之处还是惊鸿即可惊世：“九日阴。足创未能登高，与家人言母劳竟日，又时忧贫，伤哉贫也，生无以养，感慨流涕，妻、妹皆泣，重子独否。”
　　这是发生在丁酉年(1897)重阳节的一幕。重子即杨钧。年方二八的杨钧对于“忧贫”的淡然，自然不能释读为薄幸，他对于富贵名利的超逸一以贯之于他的生命，此点历历见于日后门人对其日常生活的追忆。而身为必须支撑门户的略显没落的“将门”长子，在那个时代，杨度的“热衷”在其自有“天性”之后，或者还得考虑社会压力的种种影响方才公允?然杨度的“太孤高”、“好大言”、逐“(纵横)术”拙“守”，例如他在日记中对时人的贬抑明显多于赏识，或为其师王闽运所谓“有近名之心”，明显还是异于乃弟。例如《杨度日记》戊戌(1898)岁末，他就悲怆“人生几何，而修名未立。当此岁暮，离忧生焉。未至中年，已感哀乐”；庚子(1900)日记中更因母亲怒责其炎暑辍课而“悲竦”不已：“修名不立，无以为子。日暮步游，出门里许，至汉桥边，山烟向暮，寒水待月，忽觉满目苍凉，欲作穷途之哭。人以为我为旷达，不知直以眼泪洗面，士不得志，岂不悲哉!归来闭门向月孤吟，久不能寐。”(七月八日)
　　王闽运对于自己视若“神童”的弟子杨度，其实相当了解，无论“诗文固未可以任意为之”(《杨度日记》己亥年正月二日)的暗中讥弹、还是“心志太大，但防颓废”(日记同年正月十九日)的耳提面命，无一不正对杨度的症结要害、甚至准确预见了杨度的未来。而同样的问题在杨钧那里却已经不成其为问题，抑或因为《草堂之灵》的成书后于《杨度日记》二十载?“夫成不成，学也；遇不遇，时也。成而不遇，亦复寻常。孔子尚有浮海之嗟，后生偏侈顾庐之望。不成而遇，更非所宜，无进取之心，长侥幸之遇”(《斥怪僻》)。
　　有此“高识”，杨钧的精神世界无法不清洁尊贵。而杨钧的淡泊高远，与其说得益于庄子的超迈，不如说他更恪守了儒门的底限，直接证据就是门生弟子述杨钧的学字程序：“由至拙以达於至灵，由至洁以达於至毛，由至强以达於至纯，由至黠以达於至婉，由至整以达於至变。”
　　这种“修行”细密与必要、沉重与轻盈，只有一步一个脚印的过来人才说得出。
　　由于王阎运本人学术理路的影响，“庄学”对于王门后学的影响均根深蒂固，所谓“人世细推庄老学，通经勤读郑毛笺”(杨钧《拟建王湘绮先生专祠凄然成韵》)，包括历来被视为过分热络、至有“孝子贪官”之嫌的杨度。这一点在早年《杨度日记》中也留下了痕迹。至于杨钧，《革堂之灵》“序”中他赋予自己的描摹，正是庄子文中常见的“形毁神全”之人：
　　有人焉，其目也昏，其耳也聋，其手也挛，其足也跛。骤而视之，似未具于人形者。世人嗤之，不以为类。虽然，目不见泰山，而察乎秋毫；耳不闻雷霆，而惊乎蚁斗；手不借匕箸，而吞乎云霞；足不出户庭，而游乎无垠之域。
　　他甚至认为能与自己“徘徊而逍遥”的，“惟老子之牛，仲尼之麒麟，庄周之蝶，贾生之鹏，而释迦之钵、达摩之芦、王乔之履，张华之剑，亦错杂其问”。至于“白心草堂”斋号本身，掌故即出《庄子·天下》：“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
　　在《天下》篇中，这一“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以此周行天下，上说下教”的价值抉择属于“宋鈃、尹文”之徒。杨钧则在《纪<草堂图)》中进一步清晰化了自己的人生宗旨：
　　余一生所持，即此数语(即《天下》篇中数语)。似杨而实墨，师孔而由庄。不为萤光以自明，希同日月之共照。诲人虽难不倦，启愤或可尽心。故惠子谓宋鈃、尹文为人太多，自为太少。而世人谓余僻傲，反其旨矣。
　　阅读中国读书人的心思，一定要体味那些貌似冷淡、激愤背后的温热与承负。据说，杨钧年甫十二，即抱定此种学派为其一生立脚处、决不移易(《白心草堂书画金石引》)。
　　《杨度日记》中曾清晰记载自己1898年进京会考时师尊“寄言嘱余在京多往来少议论”、“事无可为，徒以获罪”(戊戌闰三月二十三)。这件著名掌故在杨钧的记忆中，则发生在“张之洞、袁世凯招余伯兄皙子出山”之时，杨度“询湘绮以人世法”，王闽运的六字真言就是：“多见客，少说话。”并且杨钧还发现王老师尽管立论如此，自己待人接物仍然“口若悬河”……当然我们不能轻易怀疑湘潭大儒没有“知行合一”。弟子同样厚道地猜度老师的心思：“始知少说话者，乃少作有边际之言，勿太切利害，即明 哲保身之说，非枯坐如木偶也。”(《王诫》)杨度郁郁殁后，杨钧追挽伯兄，道是：
　　出处昔殊途，画稿诗篇，共全晚节；
　　功言两未就，人间地下，同愧师承。
　　“太上不朽”之“立”，似乎无关庄学；“出处”大节则指杨度在袁氏当国春风得意时曾招邀老弟北上入仕、却为杨钧拒绝；“虎禅师”暮年落魄沪上，不仅做杜月笙的门客，同样亦要鬻卖书画为生。更深层的意旨，当然还涵盖了杨度在王闿运去世后为师尊撰写的挽联：
　　旷古圣贤才，能以逍遥通世法；
　　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
　　茫无涯际、汗漫无极的“庄子文”是否只是一部“明哲保身”的“行为指南”，的确是后世我人还得必须直面的沉重与痛苦、而非遁世逍遥的轻佻与漠然。毋庸置疑的却是，“庄子文”在中国历史上、尤其乱世交割之际，的确曾经承荷了历代文人书生逍遥遁世的一叶轻舟。此文涉及的杨氏兄弟，尽管心性清浊或泾渭分明，其假庄禅某种解读而试图解脱于此世的浑浊污秽之外的取径，却相当一致——想当“帝王师”的杨度毕竟以“虎禅师”的身份了己余生。杨钧更直接有《乐隐》一文：
　　孔子虽有从众之言，仍不免乘桴之愿；老子阐和同之论，终有函谷之行。始知入世本达士之所难能，逍遥诚守身之要义。余有诗云：“非为避尘纷，世士不我接。”既不我接，苟合更难。西人有言，“恶货币驱逐良货币”，斯世之所以有隐士也。以此为例，精当绝伦。离群索居，岂士之初志耶?亦不得已也。
　　惟其如此“逍遥”而又“守身”，才有了“画学亦关气数，有自然之势，无强合之机”、“软骨滑肤，悦人丧我，殊非大雅之所为，抑即书画之末运”(《论画》)的宏论。《说忧疾》字面看来似乎就是“余将以问于庄周”之文：
　　志士必忧时，名士必疾俗。志士喜自用，故忧时；名士不合群，故疾俗。余谓举天下皆忧时之士，其时必更可忧；举天下皆疾俗之人，其俗必更可疾。此言虽有至理，但不可使苏秦、张仪辈及六朝人闻之。今则可忧之人，反而忧时；可疾之人，反而疾俗。又有为时所忧者，而其人不忧；为疾所疾者，而其人不疾。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终不得其是非之所在。
　　然此类略显含沙射影的文字，须与“君子立言。不可不慎”、“人既不能独处，当求所以乐群”(《斥怪癖》)、“所谓人材者，必能排泥沙冲浊浪以直下，济人解难，拨乱世而反诸正”(《赠曾君序》)联袂读之，方能解得作者真意。至于作者终于也有正面立论的《认真》一文：
　　王湘绮先生在国史馆时，或问之曰：“中兴人物，先生皆及见之；今之人材，何如曩日?收拾时局，有其人否?”湘绮答曰：“彼时人物，事无大小，皆肯认真；今之人物，聪明过之，认真二字，则非所有。收拾时局，未之敢信。”当时以为名言。
　　杨钧此处却于“认真”二字进行了更为精审的发挥：
　　余谓湘绮之言，尚有可议之处。事之成败，固在认真，中兴之时，国家统一，立身有所，勋业有名，大成小成，均能获益。国变之后，局势全非，忠节二字，完全无着，出力不知为谁，舍生尤为白死，加以事势瞬息变迁，朝杀敌人，夕就斧钺，晨享富贵，晚作穷民，即欲认真，无真可认，虽诸葛复生，亦无良法，而况不如诸葛乎?
　　凡真之所在，即信仰之所在。苟无信仰，章法必乱，此一定之理，虽圣人不能非之。今之所以愈闹愈乱者，日丧其所信仰故也。
　　况且“今之颠倒错乱，不仅政令，诗文字画亦达谬妄之极端，世所流行，皆须艳慕。诗文字画，本中国美术，今人为之，变成恶术矣!”(《记变》)这点心得，于作者具体论书之时，其实最为精到：“隶书多圆笔，不从方笔人手，必多裹毫。……此碑(《孔羡》)之难学在笔笔结实，不能容丝毫客气。其空处全在实处，愈实反愈空，非寝馈十年，不能领略。”(《跋<孔羡>临本》)
　　“气生于健，韵生于洁，能健能洁，自有气韵”，能“领略”到此，方堪与谈庄子之文。一个人聪明剔透到了极致，例如看透世人“邪魔外道”，之后还能再次“和光同尘”、忍心济世，方成就了更上层楼的慈悲。清末民初，这似乎不涉尘埃的书画作手，却与熊希龄(秉三)、谭延闽(组庵)之类政坛名流保持亲密的联系，作为“在籍绅士”为乡邦百姓的安宁生计做着力所能及的奉献。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之湖南农民运动，杨钧曾与叶德辉一同被捕，后者因德性过劣而被枪杀，杨钧则只拘禁半夜而获释，据说农协会中观者如堵亦皆能誉杨为善人、为爽直君子。杨虽自认为“安贫乐道之人，自可免人猜忌”，却未免调侃或慨叹此夜“所见甚多，不必再读《水浒传》矣”：“余尝谓不恐不怖，由于不贪、不嗔、不痴。余之处世，不仅不贪、不嗔、不痴，所谓‘本来无一物，何处着尘埃’，乃余立身得力处也。”(《记厄》)
　　由来有自的中国禅宗何尝竟是美学、或者只是美学。禅宗原本是佛门扎扎实实修身养性的在体功夫，要在落实于一言一行、一粥一饭处：“世人目我，皆日庸顽，竞得隐居，悠然自在，徒以名利二字，完全让人，而言行范围，又以立身行道四字有着为止，决不仇及个人。”(《侥幸》)
　　这点和厚隐忍，也直接体现在了杨钧似乎并不如意的家庭生活中——如此玲珑一个妙人，后人尝谓其“长年独居，以读书、书画、治艺、鉴藏、著述自娱”。杨钧自己并不讳言此事：
　　余继室道昭，为尹和白先生之中女，草虫花卉，能承家学，得力于宋元人者深，恽冰不及也。惟性情乖悍，不宜室家，使我半生日居苦海，不为容甫，终作孝标，境之惨也。幸其画法可以传世，美长恶短，余亦慰焉。
　　恽冰是清初大画家恽南田的后人，女性而善画。容甫即清代扬州学者汪中(字容甫)，孝标即南朝齐梁学者刘峻(字孝标)，两位都是青史留名的“惧内”高人。宣统元年，道昭之父尹和白，曾教曾国藩季女曾纪芬(嫁与衡阳聂缉规)诸女作画，亦曾在曾氏幕府作客，据说乃是“湘中能照像之第一人”(参阅《崇德老人自订年谱》)。
　　饶是夫妻如此不睦，依然能够称赏其画艺，杨钧的胸次不言而谕——然而就是这么个厚人、妙人、高人，他竟然能为“废经毁孔提倡邪说”而“请诛蔡元培”。
　　远在武汉时任国民党高官的谭延闿，1927年得知畅钧与叶德辉皆为农民协会捕去，其一时反应是“仰天长叹，默然不语”。
　　此文交稿前夜，我到底不甘，专程又去文津馆觅得《白心草堂金石书画》(影印本)并《白心草堂诗》终于见到这久违的高人两帧照像，那个瞬间在毫无意外中我依然大吃一惊：那个暮年老者有一张极为洁净的“清道人”的脸，却光彩照人夺目——更为难得的是，他老得很美，他毋庸置疑一直在践履“艺进於道”、他的年老美于他的年少。李苕村说他“生平最恶颜色，所作各品均水墨写成，概未着色”，良有以也。而他的字，分书居多，写碑的影响很重，直起直落，满人满出，果然笔笔结实，果然甚有儒意，果然正如其自评其书“寓狡捷於规矩严肃之中，纳强悍於雍穆安详之内”。奇异的是，我发现自己更喜欢他的印章与“乙丑春季”始学的小画，以为更得天然之趣——或亦正如其自况：“决不敢矫揉造作，玩世不恭”，浩浩荡荡，不媚俗人?
　　耐人寻味的是，杨钧本人对于晚清大书家李瑞清、曾髯农二人的断制，均为“画高于字”：此中秘密，实为字中果有圣道，非笔下有神、腕底见鬼所能封顶矣。
　　为他的诗集题签的，外封是“虎禅师”杨度，内封是“康圣人”有为，珠连璧合、交相辉映，宛若清末民初社会与政治表里阴阳的一张缩影、一种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