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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独裁与荒诞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有什么样的专制独裁，就会有什么样的荒诞事情发生。
在前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所推行的政策中，最恐怖、最荒诞的要算他的禁止节育和人口增长政策。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1966年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了禁止堕胎的政策。他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他规定，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紧接着，国家颁布法令，节育和堕胎都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地检查与盘问。
为保证政令畅通，依据齐奥塞斯库的指令，执法者纷纷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的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那些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一经查出，严厉打击、处罚监禁。罗马尼亚的老百姓把这些执法者鄙夷地称作“月经警察”。在恐怖的高压下，许多绝望的妇女铤而走险，试图偷渡多瑙河，到邻国匈牙利寻求庇护，但在边境线往往被当作叛国者，遭到罗马尼亚士兵用机关枪的扫射〔1〕。
在这项政策实施一年之后，罗马尼亚的婴儿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绩显赫。但地下流产与堕胎的服务也随之出现，怀孕妇女的死亡率不断上升。更让齐奥塞斯库感到闹心和棘手的是，随着婴儿的大量出生，妇产医院的设备、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严重缺乏，这可不是单靠行政命令就能马上解决的。仅仅一年中，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五点六。消息传出，全世界哗然，各国政要、媒体纷纷谴责：这简直就是“现代社会的滥杀无辜”。面对国内外政治压力，为掩盖这种愚蠢而可怕的后果，齐奥塞斯库下令，婴儿出生一个月以后，再发出生证。如此一来，那些在未满月中夭折的婴儿就不会填写在死亡婴儿的统计当中了。正如一位罗马尼亚作家指出：“很多婴儿从来没有合法地生存过。”这项政策的恶果，还不仅局限于此。在罗马尼亚的儿童养育院及收容所中，有许多被遗弃或身体及精神残疾的孩子，他们的生存状况更加令人震惊〔2〕。
对于这一段荒诞而悲惨的历史，罗马尼亚年轻的电影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Cristian Mungiu），在他执导的影片《四月三周两天》，通过两个女大学生一天中所遭遇的堕胎经历，把独裁专制统治对人性的摧残和压迫，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性的丑陋、冷漠、甚至是邪恶，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部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87年的寒冬，此时距离柏林墙倒塌、齐奥塞斯库的独裁政权垮台还有两年。
影片一开始，女大学生奥蒂莉亚（Ottila）正在为同一宿舍的同学嘉碧塔（Gabita）秘密准备行李。奥蒂莉亚匆忙地奔波在简陋的宿舍楼和肮脏的穷街陋巷，向男友借钱，购买走私进口香烟、食品、香皂，预订饭店。所做这一切，就是因为嘉碧塔怀孕了，而且要赶在期末考试之前堕胎。
在当时的罗马尼亚，流产和堕胎都是违法行为，且要根据流产者或堕胎者怀孕的时间决定刑期和监禁的长短。为了躲避处罚，她们找到了一个叫毕比（Bebe）的医生私自堕胎，一场噩梦就此开始。
奥蒂莉亚几经周折最终找到一家廉价的旅馆，但医生毕比借口手术费太低，不愿承担犯法坐牢的风险。为了能使嘉碧塔尽快手术，面对毕比医生“任何错误都要付出代价”的要挟，奥蒂莉亚不得不承受羞辱，与毕比做爱，嘉碧塔躲在门外饮泪而泣。
死婴从嘉碧塔体内排出，被包裹在一块白色的浴巾里，手掌般大小，略具人形，上面沾满鲜血和污秽。奥蒂莉亚久久地凝视着尸体，沉默不语。
由于害怕和紧张，奥蒂莉亚迟迟没有找到丢弃死婴尸体的地方。最后，她跌跌撞撞地冲进一个居民楼，慌乱地把装着尸体的书包塞进了楼道里的垃圾箱内。在仅有的一点光亮里，奥蒂莉亚静静地站在那个垃圾箱前，仿佛为自己心灵的失落、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忏悔。
处理掉死婴的尸体，一切的恐惧与不安都结束了，两个女孩坐在旅馆的餐厅里，默默地等待她们的晚餐。不远处，是一场婚宴的欢闹场面。而这一天，正是嘉碧塔怀孕整整四月三周两天。
自1966年避孕与堕胎被齐奥塞斯库政权明令禁止以来，罗马尼亚人民便丧失了一种基本权利。当人们摆脱不了性爱的天性，为自己种下的爱情之果面临抉择时，他们所遇到竟是罪与非罪的选择。到底国家有没有权力操纵人伦意向？到底能不能强行为私生活立法？对于这些，齐奥塞斯库自有主张。他是党的最高领导，因而他的意志就代表了党的意志，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在他统治的国度中，“国王不仅要坐在国王的位置上，而且还要坐在上帝的位置上”。
其实，禁止堕胎的法令并非只有罗马尼亚一家，但为什么其他国家并未出现像齐奥塞斯库政权下这样极端、这样缺乏人性的残忍？
1991年，爱尔兰一位十四岁的女孩子被她朋友的父亲强奸后怀孕。罪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无辜受害的女孩也陷入法律对她的伤害。因为，法院援引宪法中“国家承认尚未出生的婴儿生命权”的条文，阻止女孩进行流产。于是，这个事件使整个爱尔兰陷入了一场政治和宗教上的危机。三分之二的爱尔兰人，包括当初投票支持宪法的人，都对女孩的遭遇表示同情。最终，政府支付了诉讼费用，女孩获准可以到爱尔兰以外地区自由旅行，以妥协方式结束了这场危机。
爱尔兰的妥协与齐奥塞斯库的僵硬，充分体现出两种制度的截然不同。美国历史学家鲁道夫·Ｊ·鲁梅尔在他1994年出版的《因政府而死》一书中估算了一个数字：在二十世纪，单是种族杀戮的死难者就达一点七亿人。这一数字中几乎不含政治迫害和战争所造成的“正常”死难者人数，同样也不含该书出版后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人数，比如在卢旺达或者巴尔干地区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在人类历史中，如此多的人死于暴政，在此前是亘古未有的。
在《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中，哈耶克认为，坏事不一定是坏人干的，而往往是一些“高尚的”理想主义者干的，特别是，那些极权主义暴行的原则是由一些可尊敬的和心地善良的学者们奠定基础的；“自由”常常在“自由”的名义下被取消，“理性”则是在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步被摧毁的。因此，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一定是适应人性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强迫改变人性的政治制度，如果一种政治制度是建立在改变人性的基础上，这样的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暴力与恐怖。
（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齐奥塞斯库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根据该法，每一个罗马尼亚的公民、企业、事业、机关、学校等单位，凡拥有打字机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使用执照；要成为打字员也必须照此办理，并且要将所打字的样品同时上报。如果打字机需要修理，其使用者及其打字机都需要更新执照。任何继承打字机的罗马尼亚人，都必须将此上交政府当局，或寻求取得使用它的资格；如果不把打字机的键盘上交警方，即使损坏的打字机也不得私自处理，否则严加处罚〔3〕。
自1965年齐奥塞斯库坐上罗共总书记这个职位后，便如钢梁上的铆钉——固定不动，一直到1989年被枪杀。除党的总书记外，他还担任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团结阵线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和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统，可谓至尊无上。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统计，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在党政军界担任要职的不下三十人。其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任罗共中央干部委员会主席，第一副总理，实际上是罗共二号人物；其兄马林·齐奥塞斯库，任国防部副部长兼罗军最高政委；其弟伊利埃·齐奥塞斯库和安德鲁察·齐奥塞斯库，分别任内务部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和罗马尼亚驻奥地利使馆商务参赞；其妻弟格奥尔基·波特列斯库任全国工会主席；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齐奥塞斯库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每当罗共中央开会，就像是齐奥塞斯库的家族会议。罗马尼亚人民将此讥讽为是“社会主义大家庭”。
当上了党政军的一把手，又有一大帮子家族成员为自己看家护院，齐奥塞斯库自然是说一不二，专横跋扈。他的每一次讲话都成了“纲领性文件”，报纸要登，电视要播，广播要说；每逢重大节日，有影的、有声的、国内的、国外的、各种媒体一起上，民众耳朵里充斥着颂扬“齐奥塞斯库时代”的光辉业绩、歌颂“齐奥塞斯库伟大、正确”的各类宣传。为了造神，向人民群众显示自己“无懈可击的正统地位”，特别是压制不同政见者，打击反对派，齐奥塞斯库不惜花费大笔外汇，购买国外报刊的广告版面刊登颂扬自己的文章，然后在国内报纸转载，借以宣扬外国人是如何敬佩齐氏的天才领导和伟大功绩。
极权独裁统治，很多东西不单是靠暴力来维持，而且也需要靠欺骗和谎言来维持。因此，打字机和打字员在统治者眼里就成了传播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必须严加防范，严密控制。无论机器还是人都只能成为替独裁者歌功颂德的工具，绝不可作为民众揭露事实真相的武器。
独裁统治者为了能使自己的“思想”迅速传播，占据每个人的头脑，让所有人都无条件地接受自己的理念，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人变成鸟——用教授“鹦鹉学舌”的方法，把“唯一正确的思想”传播到广大民众之中。
鹦鹉学舌，只能是简单的语言，而人类的思想是极其丰富、深邃的。统治者出于垄断思想的本能，是不可能让民众掌握思想的。在极权专制的统治下，对于人民群众的教育，往往是教条式的、口号式的，往往是将统治者的“意志”或是“思想”浓缩成几句简单的口号、语录，编成顺口溜似的“四六八句”，叫老百姓反复背诵。只有这样，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统治者的“思想”便为广大人群所“掌握”。就如同戈培尔所言：“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
当希特勒妄图称霸世界时，他教会德国人民的就是“为了德国的复兴，消灭犹太人”。法西斯主义就是这么简单明了，根本用不到什么高深的学问。同样，当赫鲁晓夫向苏联人民宣传“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时，也不过用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公式：共产主义＝土豆烧牛肉。为什么土豆不能烧猪肉，没人去问，也没人去想！
（三）
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有一段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作为人而言，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按照人的思想天性，是不可能做到“思想一致”、“信仰一致”、“言论一致”的，如果硬要人们去“保持一致”，否则就党同伐异，就残酷镇压，其结果不是思想僵化，便是思想贫乏。当人们无法讲真话时，讲假话便会泛滥成灾；当人们看到未能与当局“在思想上保持一致”而受到惩戒时，便会用虚伪掩饰真实思想，求得自我安全。而当大家都成了双重性格的人，变成当人一面，背后一套的两面派时，那些说真话者反而被视为异类，成为权势者打击迫害的对象，成为不正常的正常人。
思想的自由绝不仅仅是一种认识上的要求，本质上它是一种政治要求。思想自由的要求必然带来政治的民主诉求，而政治的民主则首先表现为言论上的自由。言论自由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权，谁控制了言论就等于控制了权力，垄断了言论就等于垄断了权力，而言论自由在现代社会中突出地表现为新闻与出版的自由。当一个国家连打字机和打字员都要被警察看管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只能是一种奢望，政治民主也就是一句空谈。
注释：
〔1〕〔2〕〔3〕［英］杰弗里·雷根：《愚昧改变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第48～49、55、51页。
独裁与荒诞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有什么样的专制独裁，就会有什么样的荒诞事情发生。
在前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所推行的政策中，最恐怖、最荒诞的要算他的禁止节育和人口增长政策。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1966年齐奥塞斯库废除了以前关于个人可以自由流产的法律，实施了禁止堕胎的政策。他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他规定，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紧接着，国家颁布法令，节育和堕胎都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地检查与盘问。
为保证政令畅通，依据齐奥塞斯库的指令，执法者纷纷进驻机关、工厂、农村、学校以及各个单位，对妇女进行严格的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那些避孕的妇女和默许堕胎的医生一经查出，严厉打击、处罚监禁。罗马尼亚的老百姓把这些执法者鄙夷地称作“月经警察”。在恐怖的高压下，许多绝望的妇女铤而走险，试图偷渡多瑙河，到邻国匈牙利寻求庇护，但在边境线往往被当作叛国者，遭到罗马尼亚士兵用机关枪的扫射〔1〕。
在这项政策实施一年之后，罗马尼亚的婴儿出生率翻了一番，成绩显赫。但地下流产与堕胎的服务也随之出现，怀孕妇女的死亡率不断上升。更让齐奥塞斯库感到闹心和棘手的是，随着婴儿的大量出生，妇产医院的设备、妇产专家、产科医师、儿科医师以及妇幼保健工作者严重缺乏，这可不是单靠行政命令就能马上解决的。仅仅一年中，罗马尼亚的婴儿死亡率就增长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五点六。消息传出，全世界哗然，各国政要、媒体纷纷谴责：这简直就是“现代社会的滥杀无辜”。面对国内外政治压力，为掩盖这种愚蠢而可怕的后果，齐奥塞斯库下令，婴儿出生一个月以后，再发出生证。如此一来，那些在未满月中夭折的婴儿就不会填写在死亡婴儿的统计当中了。正如一位罗马尼亚作家指出：“很多婴儿从来没有合法地生存过。”这项政策的恶果，还不仅局限于此。在罗马尼亚的儿童养育院及收容所中，有许多被遗弃或身体及精神残疾的孩子，他们的生存状况更加令人震惊〔2〕。
对于这一段荒诞而悲惨的历史，罗马尼亚年轻的电影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Cristian Mungiu），在他执导的影片《四月三周两天》，通过两个女大学生一天中所遭遇的堕胎经历，把独裁专制统治对人性的摧残和压迫，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下，人性的丑陋、冷漠、甚至是邪恶，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部影片讲述的故事发生在1987年的寒冬，此时距离柏林墙倒塌、齐奥塞斯库的独裁政权垮台还有两年。
影片一开始，女大学生奥蒂莉亚（Ottila）正在为同一宿舍的同学嘉碧塔（Gabita）秘密准备行李。奥蒂莉亚匆忙地奔波在简陋的宿舍楼和肮脏的穷街陋巷，向男友借钱，购买走私进口香烟、食品、香皂，预订饭店。所做这一切，就是因为嘉碧塔怀孕了，而且要赶在期末考试之前堕胎。
在当时的罗马尼亚，流产和堕胎都是违法行为，且要根据流产者或堕胎者怀孕的时间决定刑期和监禁的长短。为了躲避处罚，她们找到了一个叫毕比（Bebe）的医生私自堕胎，一场噩梦就此开始。
奥蒂莉亚几经周折最终找到一家廉价的旅馆，但医生毕比借口手术费太低，不愿承担犯法坐牢的风险。为了能使嘉碧塔尽快手术，面对毕比医生“任何错误都要付出代价”的要挟，奥蒂莉亚不得不承受羞辱，与毕比做爱，嘉碧塔躲在门外饮泪而泣。
死婴从嘉碧塔体内排出，被包裹在一块白色的浴巾里，手掌般大小，略具人形，上面沾满鲜血和污秽。奥蒂莉亚久久地凝视着尸体，沉默不语。
由于害怕和紧张，奥蒂莉亚迟迟没有找到丢弃死婴尸体的地方。最后，她跌跌撞撞地冲进一个居民楼，慌乱地把装着尸体的书包塞进了楼道里的垃圾箱内。在仅有的一点光亮里，奥蒂莉亚静静地站在那个垃圾箱前，仿佛为自己心灵的失落、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忏悔。
处理掉死婴的尸体，一切的恐惧与不安都结束了，两个女孩坐在旅馆的餐厅里，默默地等待她们的晚餐。不远处，是一场婚宴的欢闹场面。而这一天，正是嘉碧塔怀孕整整四月三周两天。
自1966年避孕与堕胎被齐奥塞斯库政权明令禁止以来，罗马尼亚人民便丧失了一种基本权利。当人们摆脱不了性爱的天性，为自己种下的爱情之果面临抉择时，他们所遇到竟是罪与非罪的选择。到底国家有没有权力操纵人伦意向？到底能不能强行为私生活立法？对于这些，齐奥塞斯库自有主张。他是党的最高领导，因而他的意志就代表了党的意志，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在他统治的国度中，“国王不仅要坐在国王的位置上，而且还要坐在上帝的位置上”。
其实，禁止堕胎的法令并非只有罗马尼亚一家，但为什么其他国家并未出现像齐奥塞斯库政权下这样极端、这样缺乏人性的残忍？
1991年，爱尔兰一位十四岁的女孩子被她朋友的父亲强奸后怀孕。罪犯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但无辜受害的女孩也陷入法律对她的伤害。因为，法院援引宪法中“国家承认尚未出生的婴儿生命权”的条文，阻止女孩进行流产。于是，这个事件使整个爱尔兰陷入了一场政治和宗教上的危机。三分之二的爱尔兰人，包括当初投票支持宪法的人，都对女孩的遭遇表示同情。最终，政府支付了诉讼费用，女孩获准可以到爱尔兰以外地区自由旅行，以妥协方式结束了这场危机。
爱尔兰的妥协与齐奥塞斯库的僵硬，充分体现出两种制度的截然不同。美国历史学家鲁道夫·Ｊ·鲁梅尔在他1994年出版的《因政府而死》一书中估算了一个数字：在二十世纪，单是种族杀戮的死难者就达一点七亿人。这一数字中几乎不含政治迫害和战争所造成的“正常”死难者人数，同样也不含该书出版后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人数，比如在卢旺达或者巴尔干地区发生的种族杀戮死难者。在人类历史中，如此多的人死于暴政，在此前是亘古未有的。
在《通往奴役之路》这本书中，哈耶克认为，坏事不一定是坏人干的，而往往是一些“高尚的”理想主义者干的，特别是，那些极权主义暴行的原则是由一些可尊敬的和心地善良的学者们奠定基础的；“自由”常常在“自由”的名义下被取消，“理性”则是在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步被摧毁的。因此，一种合理的政治制度一定是适应人性的政治制度，而不是强迫改变人性的政治制度，如果一种政治制度是建立在改变人性的基础上，这样的政治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暴力与恐怖。
（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齐奥塞斯库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根据该法，每一个罗马尼亚的公民、企业、事业、机关、学校等单位，凡拥有打字机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使用执照；要成为打字员也必须照此办理，并且要将所打字的样品同时上报。如果打字机需要修理，其使用者及其打字机都需要更新执照。任何继承打字机的罗马尼亚人，都必须将此上交政府当局，或寻求取得使用它的资格；如果不把打字机的键盘上交警方，即使损坏的打字机也不得私自处理，否则严加处罚〔3〕。
自1965年齐奥塞斯库坐上罗共总书记这个职位后，便如钢梁上的铆钉——固定不动，一直到1989年被枪杀。除党的总书记外，他还担任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团结阵线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和爱国卫队总司令、经济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统，可谓至尊无上。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统计，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在党政军界担任要职的不下三十人。其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任罗共中央干部委员会主席，第一副总理，实际上是罗共二号人物；其兄马林·齐奥塞斯库，任国防部副部长兼罗军最高政委；其弟伊利埃·齐奥塞斯库和安德鲁察·齐奥塞斯库，分别任内务部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和罗马尼亚驻奥地利使馆商务参赞；其妻弟格奥尔基·波特列斯库任全国工会主席；齐奥塞斯库的小儿子尼库·齐奥塞斯库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每当罗共中央开会，就像是齐奥塞斯库的家族会议。罗马尼亚人民将此讥讽为是“社会主义大家庭”。
当上了党政军的一把手，又有一大帮子家族成员为自己看家护院，齐奥塞斯库自然是说一不二，专横跋扈。他的每一次讲话都成了“纲领性文件”，报纸要登，电视要播，广播要说；每逢重大节日，有影的、有声的、国内的、国外的、各种媒体一起上，民众耳朵里充斥着颂扬“齐奥塞斯库时代”的光辉业绩、歌颂“齐奥塞斯库伟大、正确”的各类宣传。为了造神，向人民群众显示自己“无懈可击的正统地位”，特别是压制不同政见者，打击反对派，齐奥塞斯库不惜花费大笔外汇，购买国外报刊的广告版面刊登颂扬自己的文章，然后在国内报纸转载，借以宣扬外国人是如何敬佩齐氏的天才领导和伟大功绩。
极权独裁统治，很多东西不单是靠暴力来维持，而且也需要靠欺骗和谎言来维持。因此，打字机和打字员在统治者眼里就成了传播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必须严加防范，严密控制。无论机器还是人都只能成为替独裁者歌功颂德的工具，绝不可作为民众揭露事实真相的武器。
独裁统治者为了能使自己的“思想”迅速传播，占据每个人的头脑，让所有人都无条件地接受自己的理念，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人变成鸟——用教授“鹦鹉学舌”的方法，把“唯一正确的思想”传播到广大民众之中。
鹦鹉学舌，只能是简单的语言，而人类的思想是极其丰富、深邃的。统治者出于垄断思想的本能，是不可能让民众掌握思想的。在极权专制的统治下，对于人民群众的教育，往往是教条式的、口号式的，往往是将统治者的“意志”或是“思想”浓缩成几句简单的口号、语录，编成顺口溜似的“四六八句”，叫老百姓反复背诵。只有这样，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统治者的“思想”便为广大人群所“掌握”。就如同戈培尔所言：“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
当希特勒妄图称霸世界时，他教会德国人民的就是“为了德国的复兴，消灭犹太人”。法西斯主义就是这么简单明了，根本用不到什么高深的学问。同样，当赫鲁晓夫向苏联人民宣传“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时，也不过用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公式：共产主义＝土豆烧牛肉。为什么土豆不能烧猪肉，没人去问，也没人去想！
（三）
法国著名思想家帕斯卡有一段名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芦苇。”作为人而言，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按照人的思想天性，是不可能做到“思想一致”、“信仰一致”、“言论一致”的，如果硬要人们去“保持一致”，否则就党同伐异，就残酷镇压，其结果不是思想僵化，便是思想贫乏。当人们无法讲真话时，讲假话便会泛滥成灾；当人们看到未能与当局“在思想上保持一致”而受到惩戒时，便会用虚伪掩饰真实思想，求得自我安全。而当大家都成了双重性格的人，变成当人一面，背后一套的两面派时，那些说真话者反而被视为异类，成为权势者打击迫害的对象，成为不正常的正常人。
思想的自由绝不仅仅是一种认识上的要求，本质上它是一种政治要求。思想自由的要求必然带来政治的民主诉求，而政治的民主则首先表现为言论上的自由。言论自由本身就是一种话语权，谁控制了言论就等于控制了权力，垄断了言论就等于垄断了权力，而言论自由在现代社会中突出地表现为新闻与出版的自由。当一个国家连打字机和打字员都要被警察看管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只能是一种奢望，政治民主也就是一句空谈。
注释：
〔1〕〔2〕〔3〕［英］杰弗里·雷根：《愚昧改变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第48～49、55、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