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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纪鸿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我们都是1978年考入大学的“新三届”。非常庆幸的是我们在大学遇到了一批优秀的教师，尤其是著名作家、学者汤吉夫教授和苗雨时教授等。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破格晋升为讲师后，还师从著名民俗学家、辽宁大学乌丙安教授攻读过民俗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虽然他大半生时间在从事成人高等教育和海关职业教育工作，但他所痴迷的文学评论工作却一直在坚守。甚至在近期还出现了一个小高潮。算起来，他在文学批评这块领域里默默笔耕，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这种甘于寂寞、锲而不舍、长期坚守在早已退居边缘地带的文化阵地的精神，无疑是十分令人钦佩的。1999年，他的第一部文学评论集《文苑絮语》出版，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李书磊在为该书写的序中说道：
周纪鸿怀持着80年代的一点善念，居然将他的文学批评工作延续至今，他也该算是80年代的“遗老遗少”了吧。且不说他的文章中有多少好处，也不管他的文章中有怎样的不足，仅看他这一点坚持的精神就少见得很。坚持并不一定就是胜利，但坚持是比胜利更珍贵的东西，它超出于胜败的衡量标准之上。
周纪鸿的文学批评一向思路开阔，尤其是对新时期以来的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和解读，总有一些非常新鲜和独到的见地。如对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的分析，从细微处入手，捕捉到主人公张思远由小石头—张书记—张老头—张副部长这些称呼上的变化，从而发现其中围绕着“丢魂儿”和“找魂儿”这个轴心，形成多条辐射线，使得作品和人物有着鲜明、饱满、丰富、充实的艺术特征。再比如，他以《命运的怪圈》为题解读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不仅认为《人生》历史性地再现了高加林从农村到县城再回农村的工作变动过程，糅进了更多的社会现实、历史积淀等丰富内涵，而且重点肯定路遥在新时期文坛的贡献是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有深度的青年知识农民的典型形象，丰富了现当代文学史上青年农民的人物画廊。他认为高加林的价值在于，自从鲁迅在五四新文学浪潮中推出阿Q、闰土以来，六七十年来，农民形象在不断丰富变化。在生气勃勃充满进取精神的青年农民形象中，依次发现了立秋（叶紫《丰收》）、多多头（茅盾《春蚕》）、小二黑（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水生（孙犁《荷花淀》）、赵玉林（周立波《暴风骤雨》）、梁生宝（柳青《创业史》）、萧长春（浩然《艳阳天》）、高大泉（浩然《金光大道》），最后发展到高加林。从现当代文学史上农民形象的维度来解读路遥的《人生》，既有学术研究上的历史感，又有开拓发现的敏感度。不仅显示了专业积累的深厚功力，而且非常宏观地为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农民形象人物画廊，勾勒出一个完整清晰的轮廓和脉络。
周纪鸿的文学批评眼光始终关注着当代文学的前沿。1999年，他就发表了《余秋雨的“问题散文”令人关注》一文。这是一篇较早地关注余秋雨散文现象的文章，而且达到了一个很高层次的文章。体现了周纪鸿更加宏观地把握一个作家的能力，而且能从一种纵向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线索上看出一个作家的特殊意义。文章中对“问题散文”的概括和解释，有着独到和深刻的学术发现，可称是对余秋雨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
周纪鸿的文学批评语言也极富文学性。他从不故意在批评文章中玩弄那些艰涩的理论或概念。他十分懂得如果文学批评只是靠一些莫名其妙的抽象概念吓唬人，起码不是一个合格的文学批评家。纪鸿在自己的评论中追求一种文字和语言表述上的艺术美甚至诗意美，强调用文学语言评论文学作品。这使他的文学评论流畅生动，具有较强的文学可读性。如2019年9月4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对郭保林的传记文学《大江魂》的评论，认为郭保林的《大江魂》“生动地验证了‘风景之发现’的现代美学理念。他多次行走在长江沿岸，其长江漂流之旅成就了传记文学《大江魂》。他的长江考察，不是单纯地理意义上的拓展和文学意义上的采风猎奇，而是带着深切人文关怀的新的寻找和发现。关于江河的文学传记不仅仅是张扬艺术的风采，涉猎的还有历史学、地理學、考古学、植物学、风俗学、昆虫学、气象学、美学和哲学多学科学问，是一曲宏阔浑厚的协奏交响曲。江河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它比人类记忆还要深刻久远。《大江魂》对广袤苍茫的长江两岸大地蕴含着的历史气韵和人伦风习，充满着复杂深邃的情感和多重历史文化哲学思辨，是携带者个人情感记忆的新语境下的美学表达。”这样明丽流畅而深刻的评论语言非常有利于读者对原著的赏析与咀嚼。
在周纪鸿的文学批评中，对文坛上的不正之风和作家作品的不足，他也能大胆地指出。《文艺评论家及报刊编辑亟待直面的一些问题》一文，对当下评论交口称赞的问题；编辑与评论家角色混淆的问题；大刊物名刊物存在的“门阀”观念以及评论家道德操守和敬业精神缺损的问题一一指出，可谓击中要害，入木三分。文学批评，说到底还是重在“批评”。近年来我国的文学评论出现了一种以捧为主、好话连篇的现象，甚至直接就是“红包批评”，这些严重污染了文学批评的本义。周纪鸿对此大胆发声，这才是真正的批评家的性格和勇气。
周纪鸿作为一名评论家，不仅关注全国的文学大家、名家，对家乡河北秦皇岛和海关系统内的作家作者也倾情关注，予以扶持和点拨。河北是文学重镇，海关系统也是人才辈出。改革开放以来，在河北和海关系统涌现出许多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及时地从理论上对这些作家作品进行跟踪研究，无论是对一省一市文学发展，还是对海关系统文化建设都非常有必要，可以说功不可没。对于文学批评来说，能够明确地为地方和系统文化建设服务，也应该是每个文学评论家特别要注意的一个方面，周纪鸿的实践有着榜样的意义。
（作者系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周纪鸿怀持着80年代的一点善念，居然将他的文学批评工作延续至今，他也该算是80年代的“遗老遗少”了吧。且不说他的文章中有多少好处，也不管他的文章中有怎样的不足，仅看他这一点坚持的精神就少见得很。坚持并不一定就是胜利，但坚持是比胜利更珍贵的东西，它超出于胜败的衡量标准之上。
周纪鸿的文学批评一向思路开阔，尤其是对新时期以来的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和解读，总有一些非常新鲜和独到的见地。如对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的分析，从细微处入手，捕捉到主人公张思远由小石头—张书记—张老头—张副部长这些称呼上的变化，从而发现其中围绕着“丢魂儿”和“找魂儿”这个轴心，形成多条辐射线，使得作品和人物有着鲜明、饱满、丰富、充实的艺术特征。再比如，他以《命运的怪圈》为题解读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不仅认为《人生》历史性地再现了高加林从农村到县城再回农村的工作变动过程，糅进了更多的社会现实、历史积淀等丰富内涵，而且重点肯定路遥在新时期文坛的贡献是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有深度的青年知识农民的典型形象，丰富了现当代文学史上青年农民的人物画廊。他认为高加林的价值在于，自从鲁迅在五四新文学浪潮中推出阿Q、闰土以来，六七十年来，农民形象在不断丰富变化。在生气勃勃充满进取精神的青年农民形象中，依次发现了立秋（叶紫《丰收》）、多多头（茅盾《春蚕》）、小二黑（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水生（孙犁《荷花淀》）、赵玉林（周立波《暴风骤雨》）、梁生宝（柳青《创业史》）、萧长春（浩然《艳阳天》）、高大泉（浩然《金光大道》），最后发展到高加林。从现当代文学史上农民形象的维度来解读路遥的《人生》，既有学术研究上的历史感，又有开拓发现的敏感度。不仅显示了专业积累的深厚功力，而且非常宏观地为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农民形象人物画廊，勾勒出一个完整清晰的轮廓和脉络。
周纪鸿的文学批评眼光始终关注着当代文学的前沿。1999年，他就发表了《余秋雨的“问题散文”令人关注》一文。这是一篇较早地关注余秋雨散文现象的文章，而且达到了一个很高层次的文章。体现了周纪鸿更加宏观地把握一个作家的能力，而且能从一种纵向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线索上看出一个作家的特殊意义。文章中对“问题散文”的概括和解释，有着独到和深刻的学术发现，可称是对余秋雨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
周纪鸿的文学批评语言也极富文学性。他从不故意在批评文章中玩弄那些艰涩的理论或概念。他十分懂得如果文学批评只是靠一些莫名其妙的抽象概念吓唬人，起码不是一个合格的文学批评家。纪鸿在自己的评论中追求一种文字和语言表述上的艺术美甚至诗意美，强调用文学语言评论文学作品。这使他的文学评论流畅生动，具有较强的文学可读性。如2019年9月4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对郭保林的传记文学《大江魂》的评论，认为郭保林的《大江魂》“生动地验证了‘风景之发现’的现代美学理念。他多次行走在长江沿岸，其长江漂流之旅成就了传记文学《大江魂》。他的长江考察，不是单纯地理意义上的拓展和文学意义上的采风猎奇，而是带着深切人文关怀的新的寻找和发现。关于江河的文学传记不仅仅是张扬艺术的风采，涉猎的还有历史学、地理學、考古学、植物学、风俗学、昆虫学、气象学、美学和哲学多学科学问，是一曲宏阔浑厚的协奏交响曲。江河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它比人类记忆还要深刻久远。《大江魂》对广袤苍茫的长江两岸大地蕴含着的历史气韵和人伦风习，充满着复杂深邃的情感和多重历史文化哲学思辨，是携带者个人情感记忆的新语境下的美学表达。”这样明丽流畅而深刻的评论语言非常有利于读者对原著的赏析与咀嚼。
在周纪鸿的文学批评中，对文坛上的不正之风和作家作品的不足，他也能大胆地指出。《文艺评论家及报刊编辑亟待直面的一些问题》一文，对当下评论交口称赞的问题；编辑与评论家角色混淆的问题；大刊物名刊物存在的“门阀”观念以及评论家道德操守和敬业精神缺损的问题一一指出，可谓击中要害，入木三分。文学批评，说到底还是重在“批评”。近年来我国的文学评论出现了一种以捧为主、好话连篇的现象，甚至直接就是“红包批评”，这些严重污染了文学批评的本义。周纪鸿对此大胆发声，这才是真正的批评家的性格和勇气。
周纪鸿作为一名评论家，不仅关注全国的文学大家、名家，对家乡河北秦皇岛和海关系统内的作家作者也倾情关注，予以扶持和点拨。河北是文学重镇，海关系统也是人才辈出。改革开放以来，在河北和海关系统涌现出许多有重要影响的作家。及时地从理论上对这些作家作品进行跟踪研究，无论是对一省一市文学发展，还是对海关系统文化建设都非常有必要，可以说功不可没。对于文学批评来说，能够明确地为地方和系统文化建设服务，也应该是每个文学评论家特别要注意的一个方面，周纪鸿的实践有着榜样的意义。
（作者系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