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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聊城海源阁——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由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杨以增所建，藏书峰值达三千余种、二十余万卷，且多珍本、善本，它与江苏常熟翟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吴兴陆心源的“皕宋楼”、杭州丁氏兄弟的“八千卷楼”汇称中国近代四大藏书楼，其中以翟、杨两家所藏宋元刻本和抄本书为最多，因之又有“南翟北杨”之美称，其藏书、校书、抄书、刻书，甚为海内外学者所仰慕与称道。
流传至今的我国古籍，据专家估计大约有十余万种，这些文献记载了我们先人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不断走向文明的过程，它们历经千百年无数次兵燹和自然灾害的摧残，能够流传下来，皆赖古代所构建的官私藏书系统得以传承，故私藏于历史上厥功甚伟，其特点是历史悠久、发展迅速、遍布城乡、利群淑世、弥补官藏之不足和文化元素丰富。历史地看，私藏更具保护和传播功能，海源阁同历史上其他私藏一样，亦具有这样的功能。
杨以增（1787—1855），字益之，一字至堂，别号东樵，山东聊城人，出身诗书世家。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入仕途，先为贵州县、府长官，后历任湖北安襄郧荆道、甘肃按察使、陕西巡抚等职，勤政廉洁，官民敬仰，政绩有声。二十八年（1848），道光帝委以重任，授其江南河道总督（从一品），在黄运淤塞、连年泛滥、兵连祸结之际，他积极修筑堤防，疏通漕道，筹措军饷，剿办土匪，殚精竭虑，咸丰五年（1855），病逝于任上。
杨以增一生仕宦，努力成为一名传统循吏，为官期间，做了一些有益于国家和百姓的事情；与此同时，他一生钟爱书籍，早年秉承父业，立志藏书，步入仕途后，他易地任职，广交士人，接触和收集了许多珍本古籍，尤其得苏州黄丕烈“士礼居”藏书最多，在友人梅曾亮、包世臣协助下，建阁庋藏，此后持续搜求，雠校刻印，传承华夏文脉，成为当时著名藏书大家。为官行政，随其逝去而烟消云散，而藏书、刻书、抄书、究学，诗书传家，绵延数代，文雅家风，普施教化，则名垂青史，却成不朽。
丁君延峰，少年颖悟，学而不厌。他生长于山东聊城，与海源阁藏书主人杨以增同一桑梓，少年之时，常在海源阁周边玩耍，即知海源阁为一藏书文化重地，念大学时对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后一直留心，遇有相关材料，便加阅读收藏。待其在南京大学攻读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时，已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后来又进入国家图书馆做博士后，整日畅游书海，遍阅群籍。
有了长期的关注点，有了刻苦力学的钻研劲头，有了渊博的学识，再有检阅书籍的便利条件，加上其勤奋坚韧，五者合力，故延峰教授对海源阁藏书及其主人之事功用工最长最勤，三十余年，多角度、全方位对其进行探究，成果丰硕，成就卓著，2010年他有关于海源阁藏书内容的论文集《海源阁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有专著《海源阁藏书研究》（商务印书馆）面世，此前，该书稿曾获南京大学“程千帆奖”和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增修后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2013年有专著《清代聊城杨氏藏书世家研究》（中华书局）刊出，2015年有《海源阁善本叙录》（国家出版社）发行，皆是很有学术价值、很见功底的著述，其中，尤以《海源阁藏书研究》为最，是书皇皇巨著，总六十余万言，是一部全面探讨海源阁藏书的力作，笔者曾撰文对之作了全面评价（见天一阁博物馆编《天一阁文丛》第13辑《创私藏研究之丰碑 建个案探讨之范式——评丁延峰教授的〈海源阁藏书研究〉》一文）。
2017年12月，丁延峰教授再次推出由他主编的《杨以增研究丛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两种，包括上册《杨以增年谱》和下册《杨以增奏稿校注》，总150万字，全部繁体排印，为2017年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科研项目（1742）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二书使海源阁藏书主人及其事功之研究愈加丰满，获得了新的巨大成就，并将该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年谱是一种人物传记，它和一般传记有所不同，它是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为经纬，比较全面细致胪述谱主一生的一种传记体裁，它杂糅了史书中纪传和编年二体，并从谱牒、宗谱、传状、年表等体裁逐渐发展演变而自成一體，是极便了解谱主生平事迹的一种史传，读者从中可以详细知晓谱主的行事、著述、学说、思想等，按照年月找寻其建功立业、著书立说、理念本源、思想变化之时代背景和发展轨迹，成为知人论世之重要资料，极具参考价值。
丁延峰教授和广骞博士合著的《杨以增年谱》（下简称《年谱》）就具有上述年谱功能。是谱《目录》包括：凡例、世系、谱前、年谱、谱后、参考文献和后记，很是全面。“世系”以图表形式勾勒出谱主杨以增上下九代人血缘关系；“谱前”系文献记载杨以增原籍、入籍聊城、祖父、父亲等情状，可知其原籍陕西，祖父杨如蘭，曾任州官吏目，父亲杨兆煜，任即墨县教谕（县学教官，主管文庙祭祀，教诲生员），并喜读书、藏书，室名“厚遗堂”“袖海庐”，杨氏藏书实昉于此。《年谱》采用条目格式按年编排，每年之下再按月日之序依次排列事件；各年正文之前，撮取该年行事梗概，以便读者研究谱主某一方面之行事给予格外关注，现举《年谱》P78为例：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年）六十一歲
（在陝西西安）
【概要】暫護陝西撫篆，並在林則徐病情好轉後，於二月十五日交卸篆務，重回陝西布政使任。後林則徐擢任雲貴總督。于三月十六日正式陞任陝西巡撫。林則徐攜妻赴任，楊以增派員沿途護送，多次致信詢問情形。本年循例上報雨水及糧價情形，上奏緩徵歉區各項錢糧，並為捐建書院等官紳請獎。八月受命署理陝甘總督，主持辦理糧台事物。旋因軍情緩和，於九月十八日仍回巡撫本任。得宋本建安蔡琪刻《漢書》，重裝元本《文選》，並囑錢儀吉為其父兆煜作碑銘。
如果我们关注杨以增收藏宋版书蔡琪所刻《汉书》情况，通过本年（概要）提示，再翻至本年相应月份，则可得知详情，本年末第79条这样记道：購得宋本建安蔡琪刻《漢書》。下录史料证之：楊紹和記宋本建安蔡琪刻《漢書》：“至丁未，先公巡撫關中，始以朱提五百易得之。”（《楹書隅錄》卷二）再下是编著者按语： 此本為楊氏“四經四史”之宋槧《漢書》第一部，半頁八行十六字，注文雙行，行二十一、二十二字不等，細黑口，四周雙邊，有單魚尾，有雙魚尾，版心上記數字，中題卷第，下記頁數。書耳題如“敘傳下”等。卷二十九、四十五至四十七、五十六至五十七上、八十六、八十八、九十九配另一宋刻本。目錄後有“建安蔡琪純父刻梓于家塾”牌記，但無刻書年月。今藏日本靜嘉堂文庫的《後漢書》殘本七十五卷，其目錄後有“時嘉定戊辰季春既望刊於一經堂，將諸本校證，並無一字訛舛，建安蔡琪純父謹諮”三行木記，嘉定戊辰即嘉定元年（1208）。以《後漢書》刻于嘉定元年例之，且兩書行款、書口完全相同，字體亦似。此本當亦刻于甯宗嘉定前後。又宋諱“慎”“敦”“廓”字缺筆，“廓”乃甯宗趙擴之名諱，故此書刻于甯宗時，應無疑義。《漢書》自北宋初太宗趙昚於淳化五年（994）時命官分校三史，始有刻本，至真宗景德、仁宗景祐先後重刊，最為精善。南宋甯宗慶元年間，劉之問取蕭該《音義》、三劉《刊誤》、宋景文《校語》附之注末，並以數本逐加讎對刊印，是正良多。蔡琪本即據慶元本複出。錢泰吉曾以殘本八卷校殿本，比殿本多出三十餘條，複以吳騫藏十四卷殘本校汲古閣本，其改易處不下數十百處，故紹和雲全書之佳，可以概見。《中國版刻圖錄》又雲：“初印精湛，紙墨如新，可稱建本上乘。”（《中國版刻圖錄》《敘錄》，P38）傅增湘於《海源閣藏書紀略》中雲：“大字妍美，鐵畫銀鉤。”周叔弢雲：“建本初印，字大行寬。”（《隅錄》批註）鈐有“古虞毛氏奏叔圖書記”“季振宜讀書”“滄葦”“乾學”諸印，楊氏藏印有“楊東樵讀過”“四經四史之齋”“楊彥合讀書印”“宋存書室”“世德雀環子孫潔白”等二十余方。今藏國家圖書館。
在《年譜》中，丁延峰教授和广骞博士多有以按语形式做进一步诠释之处，有关于谱主获得善本、刊刻古籍、与友人交游、所涉事件背景、思想变化、学术观点、政绩成败等，亦有文献记载时间歧异、地点错讹、说法抵牾以及事件本身头绪纷杂情况，尤其涉及海源阁所藏善本古籍，因为丁延峰教授和广骞博士四处奔走，苦寻遍访，皆曾寓目，故所述信然，极具参考价值，且又注明现藏之处，更便核实。
海源阁藏书后因屡遭兵燹和土匪劫掠，损失严重，如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捻军渡运河北上，杨氏肥城西华跗庄陶南山馆所藏焚失近半，所毁多为宋元旧椠，尤以经部为多；民国十七年（1928）春，国民党北伐军马鸿逵部进驻聊城，海源阁藏书又有所损失。当年冬，杨氏后人将所藏珍本大量运往天津；翌年，土匪王金发劫掠聊城，海源阁藏书遭到严重破坏，损失巨大；十九年（1930）春，河北土匪王冠军攻占聊城，大肆抢劫，海源阁藏书受损非常严重，济南、聊城等地市场一时间有大量海源阁藏书出售，至年底，杨氏后人将劫余书籍运往济南保存……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聊城被解放，海源阁得到人民政府的妥善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非常关心和重视海源阁藏书情况，1956年12月，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公布聊城海源阁藏书楼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7年6月，杨以增后人建议，建立“聊城海源阁杨氏藏书刻书纪念馆”，并捐献了大批珍贵书籍文物……幸赖国家和山东有识之士以及杨氏后人设法保护，才使海源阁珍贵藏书部分得以保存下来。
一般年谱，谱主卒后，即告谱毕。因海源阁藏书传承四代，历经清朝末期、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及其建设三个时期，故本《年谱》的另一特点是，在谱主杨以增卒后，延峰教授和广骞博士于杨以增卒后附编了《谱后》，记事自咸丰六年（1856）迄1992年初，聊城筹资三百余万元，在海源阁旧址依原样重建海源阁藏书楼，将海源阁藏书散佚、变迁、社会关注、国家加大力度搜求、保藏，略加记述。如此编纂，不仅使谱主生平事迹完整，而且也予读者对海源阁及其藏书之兴衰变迁，获一完整信息。《年谱》后附参考文献近150种。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延峰教授和广骞博士的学问功底，他们不愧为研究古籍文献卓有成就之专家学者。
我们再来评说下册《杨以增奏稿校注》（下简称《校注》）。《校注》由广骞博士和延峰教授共同承担完成，最后由海源阁图书馆馆长李君付兴审订。在杨以增时代，著书写奏稿，一如既往使用繁体字文言文，杨以增奏稿亦然。
杨以增尽管为清朝高官，政务繁忙，但其聪颖好学，每日除批阅属下所呈公文外，尚要读书学习，并伴随思考，致其学识渊博，又勤于属文，故撰有大量文章，如序、跋、传、记等，还有与各级官员、社会名流、知名学者的书札往还以及诗词唱和之作等，可惜由于社会动荡，先有捻军焚掠，后遭两次土匪洗劫，大部分亡散，而其成为清政府大员之后，自道光十三年（1833）升署贵州兴义府知府起，至咸丰五年（1855）十二月病逝于江南河道总督任上止，历年所上的数百道奏折，内容丰富，涉及征缴粮款、人事任免、督河修防、筹措河费以及防堵太平军等诸多领域，是研究道咸之际甘肃、陕西等地省务及南河的重要文献，大部分被保存下来，成为研究杨以增生平经历的重要一手资料。这些奏折或藏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或藏于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馆，或藏于山东省图书馆，广骞博士和延峰教授奔走于海峡两岸，不辞辛苦，经多方搜集，共移录杨以增各类奏折连同所附清单总752件，进行整理。
周、丁二君对杨以增奏折做了如下整理工作：1.他们以藏于第一历史档案馆收录较全、错讹较少的录副本为底本，以杨以增之子杨绍和所编《先都御史公奏疏》为校本，参考《清实录》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校雠。2.将所录奏折通加现代标点，对较长材料加以分段，以便阅读。3.为便于读者查阅，他们酌情依据杨绍和抄本格式补加标题。4.他们按照各奏折上奏时间先后依序编排，并编列号码。5.他们对各奏折中的避讳字、俗体字、异体字等，按照现在标用字径予改正；对文中的错字、漏字、衍字及漏句等，均加校勘，并以脚注形式注明。6.为方便阅读，他们对奏折中出现的人物、地理、名物、制度等给予简释，以脚注形式注明。
整理古籍文献是一项十分烦劳的工作，它涉及许多专业知识，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考据学等，非学养深厚做不好此项工作。此外，还需有一颗沉静之心、坚忍之心、负责之心。
当今时代，社会生活节奏较快，价值多元，物欲横流，追名逐利，人心浮躁，不少“文人学者”唯权力、利益是趋，无复有良知和责任，皆恨不能尽快成名成家、发家致富，有此心态，是绝对搞不好学术研究的。丁、周二君，不受外界影响，静下心来，潜心研学，以坚韧不拔之毅力，毫不动摇之决心，对保存下来大量的杨以增及其海源阁藏书史料爬梳剔抉，句句有材料为证，事事有史料支撑，编著成《杨以增研究丛集》（全二册），资料翔实，考订精确，《年谱》编排得当，《校注》勘误精确，既对古人负责。
（作者系南开大学教授。）
流传至今的我国古籍，据专家估计大约有十余万种，这些文献记载了我们先人在中华大地上生生不息、不断走向文明的过程，它们历经千百年无数次兵燹和自然灾害的摧残，能够流传下来，皆赖古代所构建的官私藏书系统得以传承，故私藏于历史上厥功甚伟，其特点是历史悠久、发展迅速、遍布城乡、利群淑世、弥补官藏之不足和文化元素丰富。历史地看，私藏更具保护和传播功能，海源阁同历史上其他私藏一样，亦具有这样的功能。
杨以增（1787—1855），字益之，一字至堂，别号东樵，山东聊城人，出身诗书世家。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入仕途，先为贵州县、府长官，后历任湖北安襄郧荆道、甘肃按察使、陕西巡抚等职，勤政廉洁，官民敬仰，政绩有声。二十八年（1848），道光帝委以重任，授其江南河道总督（从一品），在黄运淤塞、连年泛滥、兵连祸结之际，他积极修筑堤防，疏通漕道，筹措军饷，剿办土匪，殚精竭虑，咸丰五年（1855），病逝于任上。
杨以增一生仕宦，努力成为一名传统循吏，为官期间，做了一些有益于国家和百姓的事情；与此同时，他一生钟爱书籍，早年秉承父业，立志藏书，步入仕途后，他易地任职，广交士人，接触和收集了许多珍本古籍，尤其得苏州黄丕烈“士礼居”藏书最多，在友人梅曾亮、包世臣协助下，建阁庋藏，此后持续搜求，雠校刻印，传承华夏文脉，成为当时著名藏书大家。为官行政，随其逝去而烟消云散，而藏书、刻书、抄书、究学，诗书传家，绵延数代，文雅家风，普施教化，则名垂青史，却成不朽。
丁君延峰，少年颖悟，学而不厌。他生长于山东聊城，与海源阁藏书主人杨以增同一桑梓，少年之时，常在海源阁周边玩耍，即知海源阁为一藏书文化重地，念大学时对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后一直留心，遇有相关材料，便加阅读收藏。待其在南京大学攻读古典文献学博士学位时，已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后来又进入国家图书馆做博士后，整日畅游书海，遍阅群籍。
有了长期的关注点，有了刻苦力学的钻研劲头，有了渊博的学识，再有检阅书籍的便利条件，加上其勤奋坚韧，五者合力，故延峰教授对海源阁藏书及其主人之事功用工最长最勤，三十余年，多角度、全方位对其进行探究，成果丰硕，成就卓著，2010年他有关于海源阁藏书内容的论文集《海源阁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有专著《海源阁藏书研究》（商务印书馆）面世，此前，该书稿曾获南京大学“程千帆奖”和江苏省优秀博士论文，增修后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2013年有专著《清代聊城杨氏藏书世家研究》（中华书局）刊出，2015年有《海源阁善本叙录》（国家出版社）发行，皆是很有学术价值、很见功底的著述，其中，尤以《海源阁藏书研究》为最，是书皇皇巨著，总六十余万言，是一部全面探讨海源阁藏书的力作，笔者曾撰文对之作了全面评价（见天一阁博物馆编《天一阁文丛》第13辑《创私藏研究之丰碑 建个案探讨之范式——评丁延峰教授的〈海源阁藏书研究〉》一文）。
2017年12月，丁延峰教授再次推出由他主编的《杨以增研究丛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两种，包括上册《杨以增年谱》和下册《杨以增奏稿校注》，总150万字，全部繁体排印，为2017年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科研项目（1742）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二书使海源阁藏书主人及其事功之研究愈加丰满，获得了新的巨大成就，并将该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年谱是一种人物传记，它和一般传记有所不同，它是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为经纬，比较全面细致胪述谱主一生的一种传记体裁，它杂糅了史书中纪传和编年二体，并从谱牒、宗谱、传状、年表等体裁逐渐发展演变而自成一體，是极便了解谱主生平事迹的一种史传，读者从中可以详细知晓谱主的行事、著述、学说、思想等，按照年月找寻其建功立业、著书立说、理念本源、思想变化之时代背景和发展轨迹，成为知人论世之重要资料，极具参考价值。
丁延峰教授和广骞博士合著的《杨以增年谱》（下简称《年谱》）就具有上述年谱功能。是谱《目录》包括：凡例、世系、谱前、年谱、谱后、参考文献和后记，很是全面。“世系”以图表形式勾勒出谱主杨以增上下九代人血缘关系；“谱前”系文献记载杨以增原籍、入籍聊城、祖父、父亲等情状，可知其原籍陕西，祖父杨如蘭，曾任州官吏目，父亲杨兆煜，任即墨县教谕（县学教官，主管文庙祭祀，教诲生员），并喜读书、藏书，室名“厚遗堂”“袖海庐”，杨氏藏书实昉于此。《年谱》采用条目格式按年编排，每年之下再按月日之序依次排列事件；各年正文之前，撮取该年行事梗概，以便读者研究谱主某一方面之行事给予格外关注，现举《年谱》P78为例：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年）六十一歲
（在陝西西安）
【概要】暫護陝西撫篆，並在林則徐病情好轉後，於二月十五日交卸篆務，重回陝西布政使任。後林則徐擢任雲貴總督。于三月十六日正式陞任陝西巡撫。林則徐攜妻赴任，楊以增派員沿途護送，多次致信詢問情形。本年循例上報雨水及糧價情形，上奏緩徵歉區各項錢糧，並為捐建書院等官紳請獎。八月受命署理陝甘總督，主持辦理糧台事物。旋因軍情緩和，於九月十八日仍回巡撫本任。得宋本建安蔡琪刻《漢書》，重裝元本《文選》，並囑錢儀吉為其父兆煜作碑銘。
如果我们关注杨以增收藏宋版书蔡琪所刻《汉书》情况，通过本年（概要）提示，再翻至本年相应月份，则可得知详情，本年末第79条这样记道：購得宋本建安蔡琪刻《漢書》。下录史料证之：楊紹和記宋本建安蔡琪刻《漢書》：“至丁未，先公巡撫關中，始以朱提五百易得之。”（《楹書隅錄》卷二）再下是编著者按语： 此本為楊氏“四經四史”之宋槧《漢書》第一部，半頁八行十六字，注文雙行，行二十一、二十二字不等，細黑口，四周雙邊，有單魚尾，有雙魚尾，版心上記數字，中題卷第，下記頁數。書耳題如“敘傳下”等。卷二十九、四十五至四十七、五十六至五十七上、八十六、八十八、九十九配另一宋刻本。目錄後有“建安蔡琪純父刻梓于家塾”牌記，但無刻書年月。今藏日本靜嘉堂文庫的《後漢書》殘本七十五卷，其目錄後有“時嘉定戊辰季春既望刊於一經堂，將諸本校證，並無一字訛舛，建安蔡琪純父謹諮”三行木記，嘉定戊辰即嘉定元年（1208）。以《後漢書》刻于嘉定元年例之，且兩書行款、書口完全相同，字體亦似。此本當亦刻于甯宗嘉定前後。又宋諱“慎”“敦”“廓”字缺筆，“廓”乃甯宗趙擴之名諱，故此書刻于甯宗時，應無疑義。《漢書》自北宋初太宗趙昚於淳化五年（994）時命官分校三史，始有刻本，至真宗景德、仁宗景祐先後重刊，最為精善。南宋甯宗慶元年間，劉之問取蕭該《音義》、三劉《刊誤》、宋景文《校語》附之注末，並以數本逐加讎對刊印，是正良多。蔡琪本即據慶元本複出。錢泰吉曾以殘本八卷校殿本，比殿本多出三十餘條，複以吳騫藏十四卷殘本校汲古閣本，其改易處不下數十百處，故紹和雲全書之佳，可以概見。《中國版刻圖錄》又雲：“初印精湛，紙墨如新，可稱建本上乘。”（《中國版刻圖錄》《敘錄》，P38）傅增湘於《海源閣藏書紀略》中雲：“大字妍美，鐵畫銀鉤。”周叔弢雲：“建本初印，字大行寬。”（《隅錄》批註）鈐有“古虞毛氏奏叔圖書記”“季振宜讀書”“滄葦”“乾學”諸印，楊氏藏印有“楊東樵讀過”“四經四史之齋”“楊彥合讀書印”“宋存書室”“世德雀環子孫潔白”等二十余方。今藏國家圖書館。
在《年譜》中，丁延峰教授和广骞博士多有以按语形式做进一步诠释之处，有关于谱主获得善本、刊刻古籍、与友人交游、所涉事件背景、思想变化、学术观点、政绩成败等，亦有文献记载时间歧异、地点错讹、说法抵牾以及事件本身头绪纷杂情况，尤其涉及海源阁所藏善本古籍，因为丁延峰教授和广骞博士四处奔走，苦寻遍访，皆曾寓目，故所述信然，极具参考价值，且又注明现藏之处，更便核实。
海源阁藏书后因屡遭兵燹和土匪劫掠，损失严重，如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捻军渡运河北上，杨氏肥城西华跗庄陶南山馆所藏焚失近半，所毁多为宋元旧椠，尤以经部为多；民国十七年（1928）春，国民党北伐军马鸿逵部进驻聊城，海源阁藏书又有所损失。当年冬，杨氏后人将所藏珍本大量运往天津；翌年，土匪王金发劫掠聊城，海源阁藏书遭到严重破坏，损失巨大；十九年（1930）春，河北土匪王冠军攻占聊城，大肆抢劫，海源阁藏书受损非常严重，济南、聊城等地市场一时间有大量海源阁藏书出售，至年底，杨氏后人将劫余书籍运往济南保存……1947年解放战争时期，聊城被解放，海源阁得到人民政府的妥善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非常关心和重视海源阁藏书情况，1956年12月，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公布聊城海源阁藏书楼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7年6月，杨以增后人建议，建立“聊城海源阁杨氏藏书刻书纪念馆”，并捐献了大批珍贵书籍文物……幸赖国家和山东有识之士以及杨氏后人设法保护，才使海源阁珍贵藏书部分得以保存下来。
一般年谱，谱主卒后，即告谱毕。因海源阁藏书传承四代，历经清朝末期、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及其建设三个时期，故本《年谱》的另一特点是，在谱主杨以增卒后，延峰教授和广骞博士于杨以增卒后附编了《谱后》，记事自咸丰六年（1856）迄1992年初，聊城筹资三百余万元，在海源阁旧址依原样重建海源阁藏书楼，将海源阁藏书散佚、变迁、社会关注、国家加大力度搜求、保藏，略加记述。如此编纂，不仅使谱主生平事迹完整，而且也予读者对海源阁及其藏书之兴衰变迁，获一完整信息。《年谱》后附参考文献近150种。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延峰教授和广骞博士的学问功底，他们不愧为研究古籍文献卓有成就之专家学者。
我们再来评说下册《杨以增奏稿校注》（下简称《校注》）。《校注》由广骞博士和延峰教授共同承担完成，最后由海源阁图书馆馆长李君付兴审订。在杨以增时代，著书写奏稿，一如既往使用繁体字文言文，杨以增奏稿亦然。
杨以增尽管为清朝高官，政务繁忙，但其聪颖好学，每日除批阅属下所呈公文外，尚要读书学习，并伴随思考，致其学识渊博，又勤于属文，故撰有大量文章，如序、跋、传、记等，还有与各级官员、社会名流、知名学者的书札往还以及诗词唱和之作等，可惜由于社会动荡，先有捻军焚掠，后遭两次土匪洗劫，大部分亡散，而其成为清政府大员之后，自道光十三年（1833）升署贵州兴义府知府起，至咸丰五年（1855）十二月病逝于江南河道总督任上止，历年所上的数百道奏折，内容丰富，涉及征缴粮款、人事任免、督河修防、筹措河费以及防堵太平军等诸多领域，是研究道咸之际甘肃、陕西等地省务及南河的重要文献，大部分被保存下来，成为研究杨以增生平经历的重要一手资料。这些奏折或藏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或藏于中国台湾故宫博物馆，或藏于山东省图书馆，广骞博士和延峰教授奔走于海峡两岸，不辞辛苦，经多方搜集，共移录杨以增各类奏折连同所附清单总752件，进行整理。
周、丁二君对杨以增奏折做了如下整理工作：1.他们以藏于第一历史档案馆收录较全、错讹较少的录副本为底本，以杨以增之子杨绍和所编《先都御史公奏疏》为校本，参考《清实录》等相关资料，进行了校雠。2.将所录奏折通加现代标点，对较长材料加以分段，以便阅读。3.为便于读者查阅，他们酌情依据杨绍和抄本格式补加标题。4.他们按照各奏折上奏时间先后依序编排，并编列号码。5.他们对各奏折中的避讳字、俗体字、异体字等，按照现在标用字径予改正；对文中的错字、漏字、衍字及漏句等，均加校勘，并以脚注形式注明。6.为方便阅读，他们对奏折中出现的人物、地理、名物、制度等给予简释，以脚注形式注明。
整理古籍文献是一项十分烦劳的工作，它涉及许多专业知识，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考据学等，非学养深厚做不好此项工作。此外，还需有一颗沉静之心、坚忍之心、负责之心。
当今时代，社会生活节奏较快，价值多元，物欲横流，追名逐利，人心浮躁，不少“文人学者”唯权力、利益是趋，无复有良知和责任，皆恨不能尽快成名成家、发家致富，有此心态，是绝对搞不好学术研究的。丁、周二君，不受外界影响，静下心来，潜心研学，以坚韧不拔之毅力，毫不动摇之决心，对保存下来大量的杨以增及其海源阁藏书史料爬梳剔抉，句句有材料为证，事事有史料支撑，编著成《杨以增研究丛集》（全二册），资料翔实，考订精确，《年谱》编排得当，《校注》勘误精确，既对古人负责。
（作者系南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