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无论一个中国人的日语多好，除非你从小在日本长大，不然日本人只要跟你聊一会日语，就知道你是外国人。因为在日本这个崇尚默契、集体化和趋同化的国家，只要你从小在这片土壤上生活，就会被各种无声的民意和眼光，塑造成一个自带“寿司味”的日本人。
　　而中国太大了，各地各种口音的普通话、人文风情各异，没有言行习惯形态的约束，所以还真有日本人讲了半天中文，还不知道他们不是中国人。
　　我在日本就认识过一位，聊了半个小时后，问他来自中国哪里？他说日本。后来我才知道他的中文为何如此之好。他姓友野，结婚后携妻子在台湾留过学，农业类专业。两个女儿在上海长大，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他长年模仿两个十来岁的女儿的中文，几近标准。
　　不过，更让我惊讶的还不是友野的发音，而且他能像中国人一样思考，一样感受幽默。有一次，友野跟我说刘先生，今天看到一户人家门牌上挂着一个很搞笑的姓——“鬼子”，就是日本鬼子的鬼子，后来问了一下，他们三兄弟的名字就是鬼子一，鬼子二，鬼子三。说着说着他把自己逗笑了。还有一天友野请我到他家里打火锅，他说：“因为两个女儿在中国长大，总感觉她们变成了中国人，我也成了中国好爸爸。”我和他女儿相视而笑。
　　还有最让我惊讶的，是他使用中文的分寸和对用词感情色彩的拿捏。有一次聊天谈到古代夫妻的那些事，一般我们用“性生活”已算中肯，他用了“房事”一词，让我瞬间钦佩一笑。更绝的是，谈到“去世”的时候，他用了“百年之后”，我就更好奇了。后来问他：“你怎么知道这个成语？”他说听过中国的老人这么委婉的表达，然后反问我怎么这个成语有“去世”的含义，我刚说“这是曹操开始用的（见 《军谯令》 ）”，他马上就把随身携带的笔记本拿出来，一如既往，知道又有东西值得一记。讲完了这个成语的来历，我向他感慨，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没有几个文学家能像曹操一样，自己的诗句化成后人的口头熟语，通用千年、流传万家。他继续问我还有没有其他可以使用的，我说：“比如下次你跟中国朋友去喝日本烧酒的话，可以改用曹操的诗句‘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中国朋友一定会惊讶。”他兴奋地记了下来。友野的中文讲得越来越像中国人，就是这样来的：寻根问底，学以致用。
　　我曾对他说，你的气质比安倍首相还好。以友野的阅历见识、讲话水平和逻辑思维，如果在日本内阁有个七大姨八大妈的，完全可以竞选高官。这么一位到海外留过学，精通中文的日本人，现在却做着一份跟他的特长毫不相干的工作——东京地铁的清洁工。日本作家舛田光洋有一本书叫《扫除力》，传达一种扫除力即是一种魔力的理念，通過清扫生活的每一个空间可以获得美好的人生。友野就是这样这样一种人，他说稻盛和夫曾经在事业低谷之时亲自做公司的清洁工，从而领悟到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道理，他也希望如此，只不过他扫的是地铁。
　　对此，我甚为钦佩。不过，这是一个日本国情下的故事。在日本，蓝领的收入并不一定比白领低，有的月收入超过30万日元（约1.8万元人民币）。另外，如果日本没有足够的福利保障，清洁工废寝忘食也无法维持一家老少安定生活的话，又谈何情怀？实际上， 日本的发达，并非国民多富有，它更多是蕴藏在公共福利上。这让哪怕是月光族，没有多少存款，也不至于太焦虑。日本人的收支计划大都严谨有方，在哪方面花多少钱也精打细算。在计划之外，如果朋友突然登门作客，都有可能无法为你做一顿丰盛大餐。
　　一些日本人像友野一样，作为一个凡夫俗子，忙碌于底层，却未苟活于世。带着某种信念，或是矫情，或是情怀，优秀地平凡着，平凡地优秀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