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吴兴唐，中联部调研咨询小组成员、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1960年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中联部一处、苏联东欧研究所和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工作。曾任中联部研究室主任、中联部新闻发言人等职。本文所讲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苏联文化对青年一代人的影响，摘编自《苏联的烙印——那些与青春有关的故事》，标题有改动。——编者
1950年到1956年，我在上海市市东中学念书。那时刚解放不久，苏联又是我们的“老大哥”，举国上下都在倡导向苏联学习。我们学校的氛围向来非常开放，除读革命书籍、唱革命歌曲外，也非常重视苏联、东欧文化的传播。这6年里，我所受的革命教育和苏联文化相互结合，深深地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道路。
苏联文艺作品让我初步认识了社会主义
我从小就很喜欢读书，中学那几年把学校图书馆里所有的书都读了一遍，尤其是苏联的文学作品，更是特别的喜爱。我最早接触的是法捷耶夫的《毁灭》和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毁灭》是鲁迅翻译的，讲苏联国内战争时期远东地区一支游击队艰苦奋斗的故事，我读后感到非常震撼。法捷耶夫还有本很有名的小说叫《青年近卫军》，讲地下青年组织怎么反抗德国法西斯占领军的统治。其他作家的作品譬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鹰之歌》等，我都非常喜欢。值得一提的是，高尔基的作品中，我对《底层》特别感兴趣。因为我家是工人阶级，我自小就生活在上海的贫民区，住的是一栋石库门房子。原本那是供一家人住的，可当时竟住了十几家，如同电影《七十二家房客》一样。
解放前夕，警察每夜都来“查户口”，因住得杂乱，我家经常被漏掉。弄堂对面有条河，河对岸就是申新纱厂。我家楼上住着一位20来岁从外地逃婚出来的瘦弱女孩子，住在晒台上（原来是晒衣服的地方，后改装成住房），每天天未亮就拿个饭盒去纱厂上工，晚上出厂还要被搜身。这里还住着店员、小学教员、小职员，以及跑单帮的、走卒小贩、国民党逃兵等。我日常接触的多数都是这样的小市民，看这部作品时便产生了极大的共鸣。
苏联文艺作品为我带来了对社会主义、对信仰的初步认识。当时刚解放不久，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很多人都不清楚。加上当时上海经济比较混乱，国民党的飞机还总来轰炸，上海当时最大的发电厂——杨树浦发电厂就曾被炸掉一半。除了炸弹，飞机还撒传单，说蒋介石八月十五要到上海吃月饼，等等。因此，一部分人对于上海的未来是很迷茫的。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学校专门开展了主题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活动，请来从苏联回来的上海市青年代表团到学校作报告，讲苏联人民怎么生活。为配合这一活动，学校还组织大家看《幸福的生活》《拖拉机手》等苏联电影。随着看电影的学生越来越多，校长决定建一个新禮堂，但条件非常简陋，屋顶是用草盖的，坐的都是一条条长凳。即便如此，同学们看电影的热情仍然很高涨。我当时任学校团委副书记、宣传委员，看完电影我就写观后感，当时几乎每期黑板报上都会登一篇我的文章。另外，我们每个班都有团支部宣传委员，我召集他们开会，要求每个礼拜都有一次读报活动。但是有时候读报很枯燥，我就让他们读苏联电影影评，尽管篇幅很短，但很受欢迎。而我自己参加党课学习，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深受鼓舞，从而更加坚定了信念，并在17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普通劳动者的化装舞会
苏联文艺作品对我的人生观、人生道路的选择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它帮我树立了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不要碌碌无为过一生。
苏联文学中很多讲的都是普通人，比如女拖拉机手玛丽来娜、乡村女老师瓦尔娃拉等，他们为社会主义奋斗，都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去搞建设。受他们的影响，我觉得做一个拖拉机手就很好了，当一名老师就很光荣了。后来我跟校长提出来：我们学校要培养什么人呢？是普通劳动者。校长很赞成。因为学校在榆林区（后并入杨浦区），我的同学们好多都是工人子弟，家境比较贫寒，校长就说：“我们学校不是培养学生们去做经理、做老板或者当官，而是做一名普通的劳动者。”后来把“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作为校训。
我在学校里搞了两次化装舞会，参加的同学不是像西方那样穿着奇装异服来“群魔乱舞”，而是志愿从事什么职业，就化装成什么。同学们扮成工程师、医生、教师、记者、造船工作者、炼钢工作者等，最多的则是扮成解放军士兵和军官。我因为一直都非常喜欢文科，想考文学类专业、做一个记者，所以像教书先生那样穿了一件长褂子，又用树枝做了一支笔拿在手里。舞会非常受同学们的欢迎，没想到后来竟沿袭下去，成了我们学校一个很好的传统。
我还在学校搞了个校办工厂，校长要我来当厂长。这在当时很少见。我们把工人老师傅从学校旁边的工厂请来，教我们最简单的劳动，譬如用锉刀等做一些简单的活，目的是培养一种工匠精神。当然，这也跟上海的传统有关系。我们这些同学家庭比较贫寒，当时生活也比较艰苦，很多人希望初中毕业就去工厂里工作，这也算是满足了大家的心愿。我们还曾组织学生去沪东造船厂参观学习、座谈，我的不少同学后来都成了优秀的船舶工程师。
而我本想考北京大学文学系或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但是当时有保送上大学的规定，学校选择优秀学生上指定的大学。我是“三好学生”（“三好”即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又是团干部，因而被保送到外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西校区）。我看了那么多的苏联小说和电影，觉得俄语很好听，中学里也学过一点，所以很想学俄语。但当时俄语学院跟外语学院是分开的，中间隔了一条马路，东边的是俄语学院，西边的是外语学院。我去的是后者。我对老师说：“俄语不能学，我就学法语吧，法国文学也很好。”老师告诉我：“学德语的人太少了，你是党员，根据组织需要，你就学德语吧。”当时大家因为希特勒的缘故，普遍对德国印象不好，为此老师还特意劝我：“不要以为你学的是希特勒的语言，它可是马克思的语言！”我被说服了，于是学了德语。 跟“保尔”学劳动
可能我们这一代很多人都曾像我一样，从苏联小说、电影中汲取能量，以此来克服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有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最早接触真正的艰苦劳动是修建十三陵水库。那时我刚上大学，天热得不得了，还要拉沙子，女同学在后面推，男同学在前面拉，一天劳动很紧张，晚上大家都疲劳不堪。当时一共要干两个礼拜，可没干几天很多人就受不了了，特别是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包括我自己，甚至还有逃跑的。
这时，我建议大队部给大家放电影《保尔·柯察金》。其中有一段剧情是讲保尔去修铁路，条件特别艰苦，任务很繁重，饥饿和寒冷时刻威胁着他和其他同志的生命。经过长时间的劳动，他虚弱极了，一天早上实在爬不起来，为了完成党交付的任务，他连连对自己说：“起来！不是休息过来了吗，起来呀！你的意志哪去了？”最后，保尔凭着顽强的意志，挣扎着起来继续参加修筑铁路的工作。同学们看到这里非常感动，深受鼓舞，接下来的劳动也变得有干劲了。
当然，苏联文艺作品不光是讲革命、讲奋斗，还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美感，能够很好地陶冶我们的情操。上海刚解放时，我们在学校唱《咱们工人有力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你是灯塔》，但《夜上海》等“靡靡之音”也仍然很流行，好多同学都还在听和唱。
其实，上海并不是像《上海滩》拍的那样，要么是黑帮，要么是舞女。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也是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地方，上海是属于劳动者、属于工人阶级的。所以在学校每天下午搞文化活动的时候，我教同学们唱《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苏联歌曲，因其旋律十分优美，同学们都很喜欢，大家也变得更有年轻人的朝气和情怀。
跟人打交道有“人情昧”
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开始后，由于工作需要，中联部提前从学校把我调到部里工作。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是件很严肃的事，我认真做好这项工作，但同时对苏联文化仍有一种特殊感情。例如，中联部曾在钓鱼台国宾馆放过内部电影《第四十一》，讲的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一个苏联红军女战士击毙了40个白匪，但却跟一个白匪男军官在一个小岛上恋爱了。接下来有一艘白匪的船来救他们，男军官迎向船去，女战士只好开枪杀了他。当时这部电影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无独有偶，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女兵沐浴的镜头也遭到了批判。然而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很富有艺术性、很有人情味的。
人情味还曾给我带来一些“麻烦”。学校组织小分队去进行禁毒活动，我是队长，同吸毒人员谈话时我老是笑着的，结果就被批评了：“你跟这些人笑什么？”我说：“他们也不是坏人，应该尊重他们，这样才能赢得他们的尊重，才有可能让他们听我们的劝告，戒掉毒品。”还有，我上大学一年级时，赶上了“大鸣大放”。我是班里的党支部书记，有人要我贴党委的“大字报”，我想：“刚上学一年贴什么大字报呀，党委的同志都挺辛苦的。”有人讲“电灯不好，残害青年”，我很不解：“电灯不好，怎么残害青年了？跟党委又有什么关系？”我不写，就被批评。
尽管如此，我仍然坚守着这份人情味。后来我做政党外交和民间外交工作，尤其要做人的工作，依旧保持着这样的行事风格。我在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待了差不多5年，上到联邦德国总理、议会议员、党派领导人，下到普通学生，都成了我的朋友。
我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任总干事，也有一些日本朋友经常跟我们讨论问题，有时争论很激烈。我除了坚定表明原则以外，还经常讲我童年的故事。我说：“我小时候在东海渔村差一点就被日本飞机炸死了，我家里好几个亲属就是被日本人害死的。”我还对他们说，我老家宁波有天童寺和玉皇寺，唐朝时接待过许多日本僧人来学习。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罪行累累，罄竹难书，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听后很受震撼。我们经常带日本青少年到抗日战争纪念馆去参观，他们看了都流下了眼泪。他们说，在日本不知道这段历史，看了纪念馆之后才知道，必须要让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了解历史的真实模样。
亲热的苏联人民
中苏论战开始时，中苏的民间组织在国际会议上互相攻击。时任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曾说：“不要失言失算，不能授人以柄。你讲的话过分了，人家反过来也会还击给你。”對此我是很赞成的。当时传达毛主席内部讲话说赫鲁晓夫是“半修正主义”，那首著名的诗《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中有一句是“僧是愚氓犹可训”，就是讲当时的“苏修”还可以挽救。后来赫鲁晓夫多次攻击中国和中国领导人，两国关系慢慢也恶化了。
尽管我对苏联文艺作品的感情确实起源于中苏蜜月期，然而这份感情却并没有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而产生质的变化，原因是我认为苏联人民对我们还是好的。后来胡耀邦在会见外宾前对中联部领导（因我是新闻发言人也在场）说，中苏两国人民是有深厚感情的。
我在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工作的时候发现，德国人对中国人很尊敬、很有礼貌，但是感觉不亲近；苏联人则特别热情，对中国人非常亲热。一次恰逢德国葡萄酒节，所有驻德国使馆都有代表被请去参加这次活动，我则代表中国使馆去参加。德国外交部的礼宾官把我介绍给苏联的文化处人员，说：“你们自己用德语谈吧。”德国外交部的人告诉我：在驻德使馆中，德语说得最好的是中国人和苏联人；美国人和一些亚洲国家的人只用英语交流；日本人讲德语，别人根本听不懂。
刚巧那个苏联人了解一点中国文学，所以我和他用德语谈中苏两国文学作品，聊得很热闹。后来一位美国外交官也走过来想一起聊，无奈德语不太好，我还帮他翻译。过了一会儿，德国礼宾官来开玩笑说：“哎哟，你们三个大国在一起聊呐，那世界和平就有希望了！”很有意思。
后来我去过苏联几次。一次到一个中学去，看到苏联孩子们在学中文。一个女孩子的妈妈见到我们，特别高兴地说：“好多年都不见中国人来了，连中文都没办法好好学。”我听了便让那个女孩常用中文给我写信，女孩的母亲非常高兴。
1991年5月，我作为中联部新闻发言人，同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吴建民一起随江泽民同志访问苏联，专门有一场活动，大概有400多位中苏友好人士参加。江泽民同志提议说：“我们一起唱歌吧！”大伙就一起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苏联歌曲。曾庆红同志又建议说：“再唱一首中国歌吧！”于是江泽民同志很高兴地说：“我来指挥，唱《歌唱祖国》！”大家又一起唱这首歌，气氛非常热烈，令人难忘。
虽然苏联早已成为过往，但我想这些小说、电影和歌曲会一直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正如我们的青春，永不磨灭。
（责任编辑：齐风）
1950年到1956年，我在上海市市东中学念书。那时刚解放不久，苏联又是我们的“老大哥”，举国上下都在倡导向苏联学习。我们学校的氛围向来非常开放，除读革命书籍、唱革命歌曲外，也非常重视苏联、东欧文化的传播。这6年里，我所受的革命教育和苏联文化相互结合，深深地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道路。
苏联文艺作品让我初步认识了社会主义
我从小就很喜欢读书，中学那几年把学校图书馆里所有的书都读了一遍，尤其是苏联的文学作品，更是特别的喜爱。我最早接触的是法捷耶夫的《毁灭》和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毁灭》是鲁迅翻译的，讲苏联国内战争时期远东地区一支游击队艰苦奋斗的故事，我读后感到非常震撼。法捷耶夫还有本很有名的小说叫《青年近卫军》，讲地下青年组织怎么反抗德国法西斯占领军的统治。其他作家的作品譬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鹰之歌》等，我都非常喜欢。值得一提的是，高尔基的作品中，我对《底层》特别感兴趣。因为我家是工人阶级，我自小就生活在上海的贫民区，住的是一栋石库门房子。原本那是供一家人住的，可当时竟住了十几家，如同电影《七十二家房客》一样。
解放前夕，警察每夜都来“查户口”，因住得杂乱，我家经常被漏掉。弄堂对面有条河，河对岸就是申新纱厂。我家楼上住着一位20来岁从外地逃婚出来的瘦弱女孩子，住在晒台上（原来是晒衣服的地方，后改装成住房），每天天未亮就拿个饭盒去纱厂上工，晚上出厂还要被搜身。这里还住着店员、小学教员、小职员，以及跑单帮的、走卒小贩、国民党逃兵等。我日常接触的多数都是这样的小市民，看这部作品时便产生了极大的共鸣。
苏联文艺作品为我带来了对社会主义、对信仰的初步认识。当时刚解放不久，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很多人都不清楚。加上当时上海经济比较混乱，国民党的飞机还总来轰炸，上海当时最大的发电厂——杨树浦发电厂就曾被炸掉一半。除了炸弹，飞机还撒传单，说蒋介石八月十五要到上海吃月饼，等等。因此，一部分人对于上海的未来是很迷茫的。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学校专门开展了主题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活动，请来从苏联回来的上海市青年代表团到学校作报告，讲苏联人民怎么生活。为配合这一活动，学校还组织大家看《幸福的生活》《拖拉机手》等苏联电影。随着看电影的学生越来越多，校长决定建一个新禮堂，但条件非常简陋，屋顶是用草盖的，坐的都是一条条长凳。即便如此，同学们看电影的热情仍然很高涨。我当时任学校团委副书记、宣传委员，看完电影我就写观后感，当时几乎每期黑板报上都会登一篇我的文章。另外，我们每个班都有团支部宣传委员，我召集他们开会，要求每个礼拜都有一次读报活动。但是有时候读报很枯燥，我就让他们读苏联电影影评，尽管篇幅很短，但很受欢迎。而我自己参加党课学习，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深受鼓舞，从而更加坚定了信念，并在17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普通劳动者的化装舞会
苏联文艺作品对我的人生观、人生道路的选择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那段著名的话：“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它帮我树立了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不要碌碌无为过一生。
苏联文学中很多讲的都是普通人，比如女拖拉机手玛丽来娜、乡村女老师瓦尔娃拉等，他们为社会主义奋斗，都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去搞建设。受他们的影响，我觉得做一个拖拉机手就很好了，当一名老师就很光荣了。后来我跟校长提出来：我们学校要培养什么人呢？是普通劳动者。校长很赞成。因为学校在榆林区（后并入杨浦区），我的同学们好多都是工人子弟，家境比较贫寒，校长就说：“我们学校不是培养学生们去做经理、做老板或者当官，而是做一名普通的劳动者。”后来把“堂堂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作为校训。
我在学校里搞了两次化装舞会，参加的同学不是像西方那样穿着奇装异服来“群魔乱舞”，而是志愿从事什么职业，就化装成什么。同学们扮成工程师、医生、教师、记者、造船工作者、炼钢工作者等，最多的则是扮成解放军士兵和军官。我因为一直都非常喜欢文科，想考文学类专业、做一个记者，所以像教书先生那样穿了一件长褂子，又用树枝做了一支笔拿在手里。舞会非常受同学们的欢迎，没想到后来竟沿袭下去，成了我们学校一个很好的传统。
我还在学校搞了个校办工厂，校长要我来当厂长。这在当时很少见。我们把工人老师傅从学校旁边的工厂请来，教我们最简单的劳动，譬如用锉刀等做一些简单的活，目的是培养一种工匠精神。当然，这也跟上海的传统有关系。我们这些同学家庭比较贫寒，当时生活也比较艰苦，很多人希望初中毕业就去工厂里工作，这也算是满足了大家的心愿。我们还曾组织学生去沪东造船厂参观学习、座谈，我的不少同学后来都成了优秀的船舶工程师。
而我本想考北京大学文学系或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但是当时有保送上大学的规定，学校选择优秀学生上指定的大学。我是“三好学生”（“三好”即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又是团干部，因而被保送到外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西校区）。我看了那么多的苏联小说和电影，觉得俄语很好听，中学里也学过一点，所以很想学俄语。但当时俄语学院跟外语学院是分开的，中间隔了一条马路，东边的是俄语学院，西边的是外语学院。我去的是后者。我对老师说：“俄语不能学，我就学法语吧，法国文学也很好。”老师告诉我：“学德语的人太少了，你是党员，根据组织需要，你就学德语吧。”当时大家因为希特勒的缘故，普遍对德国印象不好，为此老师还特意劝我：“不要以为你学的是希特勒的语言，它可是马克思的语言！”我被说服了，于是学了德语。 跟“保尔”学劳动
可能我们这一代很多人都曾像我一样，从苏联小说、电影中汲取能量，以此来克服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有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最早接触真正的艰苦劳动是修建十三陵水库。那时我刚上大学，天热得不得了，还要拉沙子，女同学在后面推，男同学在前面拉，一天劳动很紧张，晚上大家都疲劳不堪。当时一共要干两个礼拜，可没干几天很多人就受不了了，特别是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包括我自己，甚至还有逃跑的。
这时，我建议大队部给大家放电影《保尔·柯察金》。其中有一段剧情是讲保尔去修铁路，条件特别艰苦，任务很繁重，饥饿和寒冷时刻威胁着他和其他同志的生命。经过长时间的劳动，他虚弱极了，一天早上实在爬不起来，为了完成党交付的任务，他连连对自己说：“起来！不是休息过来了吗，起来呀！你的意志哪去了？”最后，保尔凭着顽强的意志，挣扎着起来继续参加修筑铁路的工作。同学们看到这里非常感动，深受鼓舞，接下来的劳动也变得有干劲了。
当然，苏联文艺作品不光是讲革命、讲奋斗，还具有很强的艺术性和美感，能够很好地陶冶我们的情操。上海刚解放时，我们在学校唱《咱们工人有力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你是灯塔》，但《夜上海》等“靡靡之音”也仍然很流行，好多同学都还在听和唱。
其实，上海并不是像《上海滩》拍的那样，要么是黑帮，要么是舞女。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地方，也是工人运动风起云涌的地方，上海是属于劳动者、属于工人阶级的。所以在学校每天下午搞文化活动的时候，我教同学们唱《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苏联歌曲，因其旋律十分优美，同学们都很喜欢，大家也变得更有年轻人的朝气和情怀。
跟人打交道有“人情昧”
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开始后，由于工作需要，中联部提前从学校把我调到部里工作。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是件很严肃的事，我认真做好这项工作，但同时对苏联文化仍有一种特殊感情。例如，中联部曾在钓鱼台国宾馆放过内部电影《第四十一》，讲的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一个苏联红军女战士击毙了40个白匪，但却跟一个白匪男军官在一个小岛上恋爱了。接下来有一艘白匪的船来救他们，男军官迎向船去，女战士只好开枪杀了他。当时这部电影被批判为“修正主义”。无独有偶，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里女兵沐浴的镜头也遭到了批判。然而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很富有艺术性、很有人情味的。
人情味还曾给我带来一些“麻烦”。学校组织小分队去进行禁毒活动，我是队长，同吸毒人员谈话时我老是笑着的，结果就被批评了：“你跟这些人笑什么？”我说：“他们也不是坏人，应该尊重他们，这样才能赢得他们的尊重，才有可能让他们听我们的劝告，戒掉毒品。”还有，我上大学一年级时，赶上了“大鸣大放”。我是班里的党支部书记，有人要我贴党委的“大字报”，我想：“刚上学一年贴什么大字报呀，党委的同志都挺辛苦的。”有人讲“电灯不好，残害青年”，我很不解：“电灯不好，怎么残害青年了？跟党委又有什么关系？”我不写，就被批评。
尽管如此，我仍然坚守着这份人情味。后来我做政党外交和民间外交工作，尤其要做人的工作，依旧保持着这样的行事风格。我在中国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待了差不多5年，上到联邦德国总理、议会议员、党派领导人，下到普通学生，都成了我的朋友。
我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任总干事，也有一些日本朋友经常跟我们讨论问题，有时争论很激烈。我除了坚定表明原则以外，还经常讲我童年的故事。我说：“我小时候在东海渔村差一点就被日本飞机炸死了，我家里好几个亲属就是被日本人害死的。”我还对他们说，我老家宁波有天童寺和玉皇寺，唐朝时接待过许多日本僧人来学习。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罪行累累，罄竹难书，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听后很受震撼。我们经常带日本青少年到抗日战争纪念馆去参观，他们看了都流下了眼泪。他们说，在日本不知道这段历史，看了纪念馆之后才知道，必须要让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了解历史的真实模样。
亲热的苏联人民
中苏论战开始时，中苏的民间组织在国际会议上互相攻击。时任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曾说：“不要失言失算，不能授人以柄。你讲的话过分了，人家反过来也会还击给你。”對此我是很赞成的。当时传达毛主席内部讲话说赫鲁晓夫是“半修正主义”，那首著名的诗《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中有一句是“僧是愚氓犹可训”，就是讲当时的“苏修”还可以挽救。后来赫鲁晓夫多次攻击中国和中国领导人，两国关系慢慢也恶化了。
尽管我对苏联文艺作品的感情确实起源于中苏蜜月期，然而这份感情却并没有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而产生质的变化，原因是我认为苏联人民对我们还是好的。后来胡耀邦在会见外宾前对中联部领导（因我是新闻发言人也在场）说，中苏两国人民是有深厚感情的。
我在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工作的时候发现，德国人对中国人很尊敬、很有礼貌，但是感觉不亲近；苏联人则特别热情，对中国人非常亲热。一次恰逢德国葡萄酒节，所有驻德国使馆都有代表被请去参加这次活动，我则代表中国使馆去参加。德国外交部的礼宾官把我介绍给苏联的文化处人员，说：“你们自己用德语谈吧。”德国外交部的人告诉我：在驻德使馆中，德语说得最好的是中国人和苏联人；美国人和一些亚洲国家的人只用英语交流；日本人讲德语，别人根本听不懂。
刚巧那个苏联人了解一点中国文学，所以我和他用德语谈中苏两国文学作品，聊得很热闹。后来一位美国外交官也走过来想一起聊，无奈德语不太好，我还帮他翻译。过了一会儿，德国礼宾官来开玩笑说：“哎哟，你们三个大国在一起聊呐，那世界和平就有希望了！”很有意思。
后来我去过苏联几次。一次到一个中学去，看到苏联孩子们在学中文。一个女孩子的妈妈见到我们，特别高兴地说：“好多年都不见中国人来了，连中文都没办法好好学。”我听了便让那个女孩常用中文给我写信，女孩的母亲非常高兴。
1991年5月，我作为中联部新闻发言人，同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吴建民一起随江泽民同志访问苏联，专门有一场活动，大概有400多位中苏友好人士参加。江泽民同志提议说：“我们一起唱歌吧！”大伙就一起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苏联歌曲。曾庆红同志又建议说：“再唱一首中国歌吧！”于是江泽民同志很高兴地说：“我来指挥，唱《歌唱祖国》！”大家又一起唱这首歌，气氛非常热烈，令人难忘。
虽然苏联早已成为过往，但我想这些小说、电影和歌曲会一直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正如我们的青春，永不磨灭。
（责任编辑：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