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你父亲蔡协民之后，他非常伤心，处境也更加艰难，他不得不独自撑顶命运向他袭过来的阵阵凄风苦雨。
　　“后来，毛主席知道了你父亲在福建的处境后非常关切，于是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名义调你父亲回中央苏区工作，然则不幸的是，在回苏区的途中，你父亲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入狱。
　　“而我到福州之后，因形势的需要，与市委书记陶铸假扮夫妻开展工作，就在那年春末，我生下了你。当时的斗争非常复杂，随时都会有牺牲的可能，险恶的环境根本不允许我带着一个孩子来工作。况且那时候我又还背负着‘留党察看’的政治包袱，工作上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因此，在你出生只有十多天之后，我便不得不把你像对待你前面两位哥哥一样忍痛地送人了。不久，又传来了你的父亲蔡协民在福建漳州英勇就义的噩耗，这让我悲痛万分。革命者所要承载的人生苦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啊！”说到这里，妈妈已是眼含热泪。
　　妈妈的话，我似懂非懂，但我已经开始相信妈妈当时的内心一定很苦，当年她撇下我，一定是情非得已。这时，我更多的心思是想了解我的父亲蔡协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于是我开口问了妈妈。 　　妈妈回答了我的提问，她说：“你的父亲蔡协民烈士是湖南华容人，他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农民运动领袖。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并协助朱德同志一道带部队来到我的家鄉湖南宜章发动了湘南暴动，他是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我就是在这个时期与他认识并结为夫妻的。其实说来，你的父亲在老家已有妻室儿女，只是我们当时在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说蔡协民的家室已被政府全部处决了，而我的第一个丈夫（夏明震）也于不久前为革命流血牺牲了，因此，我和你父亲都成了不幸的人，相似的家庭遭遇和共同的革命志向最终使我俩走到了一起，直到两三年后，我们才知道那则国民党报纸上的消息纯属造谣，你父亲的家室虽然被反动派多次追杀，但每每都有人暗中保护，得以幸免。”
　　说到这里，妈妈的情绪慢慢平缓，多少往事随她娓娓道来：“湘南暴动终归还是失败了，接下来，我们面临的现实是敌人南北夹击，我们该往哪里撤的问题。在一次讨论会上，大家意见纷纷，各自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想法，甚至还有人提出把部队带到川贵去打游击。然而，在你父亲看来，这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然后，你父亲耐心细致地从天时、地利、人和几个方面向大家展开论述，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让部队向东转移，从而实现与在井冈山已建立了根据地的毛主席的部队会师。他晓之以理，力排众议，力求大家意见统一，为朱德最终能作出‘进军井冈山’的英明抉择排除了一切阻力。后来，两军胜利会师，毛主席对你父亲在两军会师的过程中所起的促成作用曾给予过高度的评价。
　　“你父亲在湖南一师求学时毛主席是他的学长，后来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时，他们又是师生关系，因此，两人感情很深。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我和你父亲上井冈山的途中，当时，毛主席听说我们的部队快到了，于是提前下山来接我们。毛主席见到我俩后格外高兴，他们师生俩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我在一旁聆听，在我看来，他俩不像师生，倒像一对挚友，那次见面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后来，中共中央决定在福建不再设立省委，而是成立厦门、福州两个中心市委，你父亲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于是，我们由厦门转战福州。我们到福州工作后不久，你的第二个哥哥（小名“铁牛”）出生了，你父亲非常高兴，工作之余抱抱孩子，享受着短暂的天伦之乐。然而，好景不长，你父亲很快便被中央派来的巡视员圈定为‘有社会民主党嫌疑’‘立场倾斜’的人物而被撤职，改任厦门中心市委巡视员，自此，你父亲开始命运多舛。
　　“我们一家三口再次回到厦门时，厦门党组织的处境极其艰难，由于经费奇缺，许多战友都在挨饿。为了让党的组织不至于因此而受损，你父亲同我商量后，我们便忍痛将你那出生才65天的哥哥卖给了一位小儿科医生，将所得的一百大洋全部交给组织，以解组织燃眉之急，可不久，你那哥哥便身染重病夭折了。”说到这里，母亲已泣不成声。
　　母亲理了理情绪，稍作停顿后继续说：“新的打击又接踵而至，你父亲在负责小山城根据地的保卫战时，由于军事上的失利，他再一次被‘极左’的市委领导召回厦门接受组织审查，将失败的责任强加于他一身，给他戴上了‘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的帽子，并在党内开展所谓‘反蔡协民路线’将其开除党籍，我也因此被‘留党察看’三个月，这一连串的迫害，最终导致我与你父亲劳燕分飞，各奔东西，更惨的是你父亲因失去了组织的保护而遭叛徒出卖，落入敌手……” 　　说到这里，母亲停顿了好一会儿，才继续说道：“在湖南华容老家，你的爷爷奶奶都还健在，你父亲与结发妻子生的一对儿女如今都已长大成人，他们都是你的哥哥姐姐。你的哥哥叫蔡至平，他去年来武汉找我，我把他留了下来，让他在武汉上大学，改天我让他来与你见面。有机会你还要回华容老家去，去看望你的爷爷奶奶，也去看望你哥哥姐姐的母亲。”听到这里，我心中一阵窃喜，一直以来我都以为自己是一个孤儿，没想到这次来到武汉，我不仅找到了妈妈，而且发现自己还有这么多的亲人。
　　妈妈接着说：“孩子，既然你的父亲已经为革命牺牲了，以后你就随我姓曾，你是湖南华容人，又出生在春天，以后你的名字就叫曾春华好不好？”自此，“曾春华”这个名字便伴随着我走过了人生的春秋冬夏，见证了我人生的酸甜苦辣。
　　一个星期天，妈妈带回来一个小姑娘向我介绍说：“春华，这是你妹妹陶斯亮。”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还有一个妹妹，尽管她是妈妈和继父陶铸（20世纪30年代初，曾志与陶铸在福建厦门以夫妻名义开展革命工作，后结为夫妻，1941年生下女儿陶斯亮）所生，但我与她同属一个母亲，心里还是乐滋滋的。

因是干部子弟，我被工农速成学校退学

　　记得1950年“五一”节过后，妈妈决定让我去一所学校念书。这是一所高级干部子弟学校，叫“华中育才子弟学校”，学校有学生200多人，设在汉口西郊，妈妈亲自写了一封信派警卫员送我过去。学校的副校长是邓子恢伯伯的夫人陈兰妈妈，她知道我是曾志和蔡协民的儿子后，便非常愉快地收下了我，把我编到二年级班。这里的学生年龄相差很大，小的十一二岁，大的十七八岁，都是刚进城的党政干部子弟，有不少来自刚解放的国民党统治区。我们学校是封闭式全日制，学生食宿全在学校，周六回家，星期天休息。
　　记得一个周末的下午，陈兰妈妈突然来找我，让我去一下她的办公室。我跟着她到了副校长室，只见办公室里坐着一位器宇轩昂的青年，他见我进来了，也连忙起身。陈兰妈妈给我介绍说：“曾春华同学，这是你的哥哥蔡至平，你们哥儿俩都是蔡协民烈士的儿子。”哥哥紧紧地拉住我的手，十分动容，我也激动万分。
　　回到家里，妈妈已经下班，正好家里还有几个客人，见我和哥哥回来，于是她把我和哥哥拉到一起，然后对客人们说：“你们都来看看，这兄弟俩到底长得像不像？都是蔡协民的儿子。”
　　我们学校大多数是十一二岁的小弟弟小妹妹，十七岁以上的学生全校只有几个，我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叫邓苏生，是邓子恢伯伯的儿子，因为我俩都是残疾人，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年纪偏大，在这里我小学没有念完就主动退学了。离开育才后不久，妈妈又送我去武汉一所工农速成中学读书，这所学校是中南工业部主管的，是培养工农干部的一所文化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送中国人民大学深造。我在这里学习得非常愉快，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但好景不长，校方提出说，我是干部子弟，不是工农兵干部，不符合条件，没办法，只好又退学了。尽管那时母亲就是工业部的副部长，实际上的一把手，自己的儿子在自己系统里的学校念书还遭清退，但母亲却无可奈何，这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这个时候，我哥哥蔡至平已经结束了武汉中原大学的学习，被分配到了湖南湘潭电机厂工作，他知道我的情况后立即写信给妈妈，告诉她湘潭谭家山有一所技工学校是培养社会青年和一般的工农兵干部的，比较适合我来学习。于是，妈妈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写信，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不久，我便收到了该校的录取通知书。
　　这所学校有1000多名学生，有两个工农兵干部文化补习班。我报名学会计，但妈妈来信却让我先补习文化，以后再學专业，于是，我在这里学完了初中的全部课程。接着，学校又保送我到山西太原市中等专业学校深造，我所学的专业后来划归到了太原化工学校，这是一所属军工部主管的火炸药专业学校。我在这里参加了共青团，1955年毕业后进工厂当了一名技术员，进而被评为工程师，一直兢兢业业工作至退休。
　　1995年母亲生病了，听斯亮妹妹说是淋巴癌。于是，我和妻子立即赶到了北京，准备好好照顾她老人家一段时间。我们每天去医院陪伴妈妈，这是我们母子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我觉得，能陪妈妈走完她人生的最后一程，我也便感到欣慰了。最难忘的是1998年4月4日，那是妈妈的最后一个生日。那天，我们兄妹三人都到齐了（妈妈生在井冈山的大儿子蔡石红，也叫石来发，1953年才找到，一直住在井冈山，2002年去世），这种大团圆还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妈妈那天有点激动，她对我们兄弟俩说：“我对不起你们，让你们吃了很多苦，春华腿有残疾，把石来发留在了大山里，但是当时我也没办法，那会儿我也还是个小孩子，每天都要行军打仗，环境很苦，没办法带养你们啊，因此，我要请你们原谅。”这是我第一次听妈妈讲这样的话，这话可能在她心里揣了很久很久，如今，她试图用关爱去补偿我们，可是，时光已使坚强的她来日苦短，生命危在旦夕。接着妈妈对我说：“春华，我给你办了残疾证，可你一直不用，说明你很有志气，很有自尊心，这一点我很佩服你，不愧是我的儿子，也不愧是英雄的后代……”
　　我几次流泪。不回避地说，我对母亲的感情是复杂的，可以说是爱怨交加，但是，此时此刻亲情超越一切，我会永远铭记这份母爱……
　　1998年6月21日夜，妈妈永远离开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