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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及《论语》论师道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儒家创始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被中国封建统治者封为“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还是中国师道理论的创始人，也是践行中国师道的楷模。孔子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指导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教育，而且在今天仍然有许多内容与现代教育理念相吻合。
孔子认为，通过兴办教育可以对国家和个人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孔子特别重视学生思想品格和伦理道德教育，并将其放在首要地位。《论语》多次提到要致力于培养“士”、“君子”、“成人”。孔子提倡智仁勇并举，而以仁为中心，他的教学内容相当多的也是以道德教育为统领。关于这一点，《论语·学而》篇中讲得就更明确了：“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做到这些之后，有多余的力量，再来学习文化知识。
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指出：“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就是说，无论贫富、贵贱、智愚，只要带一束“干肉”作为“学费”，有志于学，都可以收为弟子，施以教诲。它冲破了此前学在官府、只有少数富家子弟和官宦阔少才享有受教育权利的樊篱，以实际行动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倡导平民教育。孔子这种不分贫富、无论贵贱、广收学徒的做法，满足了社会的需求，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也显示了一个伟大教育家的宽广胸怀。
孔子首创“启发式”教学。《论语·述而》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即学生必须要有疑问，然后老师才加以引导。此外，孔子还讲究由浅入深，由易到难，以己推人，取譬喻义，学思并重，由博返约等多种诱导方式启发学生，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孔子还要求弟子学思结合，举一反三，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并且要做到学以致用。
孔子曾提出“为政在人”、“举贤才”的主张。子夏用“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对孔子的教育目的加以概括。即做官的人应该是受过教育的人，学习成绩优异的人应该被授予一定的官职。教育就是要培养治国安邦的贤能之士。孔子认为，子路果敢大胆，子贡通达事理，冉求多才多艺，从政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公冶长可以让他到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管理军费，公西赤可以在朝廷上办理外交事务，接待来访宾客。
墨子及《墨子》论师道
春秋战国之际，占据教育主导地位的有两大学派：“世之显学，儒墨也。”它们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对开启民智、提高人们的文化意识，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墨子认为，以“耳目之实”获得的直接感觉经验是认识的唯一来源。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见、所闻为依据。墨子以他的认识论为出发点，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宗旨，大力兴办教育。他主张通过“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建设一个民众平等、互助“兼爱”的社会。他一生的活动主要是“上说下教”，门下弟子众多，通过一种民间秘密结社性质的组织，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他的教育思想不像孔子那样系统完整，但他所提出的许多主张是相当深刻的，也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宝贵遗产。
主张造就“兼士”。墨子认为，作为一个以天下为务的人才，不仅要有各种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有“兼爱”天下的道德境界。《墨子·尚贤上》提出了所要造就的“兼士”要达到三个标准：一是“厚乎德行”，二是“辩乎言谈”，三是“博乎道术”。同时，他还要求墨家弟子做到“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他强调学生要具有高尚的品格和心忧天下的道德素养。
墨子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他根据社会分工的不同，把教学分为农学、纺织学、手工学、机械学、建筑学、商业学、军学等，涉及的面非常广泛。同时根据弟子接受能力的不同，又分为优等生、中等生、末等生。墨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根据教育对象个性、爱好、志趣的差异，挖掘弟子潜力，发挥弟子特长，分别施加教育。
墨子主张立言践行，反对华而不实。《墨子·经说上》指出：“行，所为不善名，行也。所为善名，巧也，若为盗。”意思是说，做事的目的不为得到好的名声，而是为了天下着想，就是力行。所作所为是求功名，就是取巧，是盗名逐利。另外，墨子以身作则，躬身实践的精神，亦堪称世人的楷模。他强调无论成功与挫折，都要坚持自己的“道”。
《大学》论师道
《大学》原为《礼记》第42篇。宋朝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来，编次章句。朱熹把《大学》重新编排整理，分为“经”一章，“传”十章。认为，“经”是孔子的话，曾子记录下来；“传”是曾子解释“经”的话，由曾子的学生记录下来。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认为：“《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二程百般褒奖宣扬《大学》，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因此，《大学》被认为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古代大学的教科书，是儒家关于教育的纲领性论著。
《大学》仅有2000余字，文字精短，思想高深。《大学》的思想一般被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二者密切联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大学》开篇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是“三纲领”，构成了《大学》的基本思想。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八条目”是实现“三纲领”的途径。十章分别对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本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出解释。
“明明德”，是指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亲民”，是指让人们革旧图新。“止于至善”，是指要达到最好的境界。“本末”，是指做事要分清主次，抓住根本。“格物致知”，是指穷究事物的原理来获得知识。“诚意”，就是“勿自欺”，不要“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正心”，就是端正自己的心思。“修身”，就是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齐家”，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治国平天下”，是谈论治理国家的事。怎样治理国家呢？首先要作表率。自己讨厌的，不加给别人。得到众人的支持就会得到国家，失去众人的支持就会失去国家。 《学记》论师道
《学记》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著作《礼记》49篇中的一篇，全文共20节，1229个字。其篇幅短小精悍，内容丰富、精辟、深刻，被认为是中国和世界第一部教育典章制度专著。它所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学记》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一贯思想，把教育作为实施政治和进行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学记》提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就是说，只有通过教育教化才能够提高社会道德水准，树立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社会风尚。《学记》提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意思是说，自古以来，凡是有作为的统治者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使百姓遵守社会秩序，形成良风美俗，实现天下大治，必须加强社会教化，通过教育手段提高国民的文化素养和道德自觉。人虽具有天生的善性，但不接受教育，不经过努力学习，就无法懂得道理，更不能遵守统治者的法令。就像一块美玉一样，质地虽美，但不经过仔细雕琢，就不能成为美器。
《学记》在强调教育作用、阐明教育目的的同时，还规划了学校教育制度，提出在不同的行政机构中建立不同等级的学校，以形成纵横交错的教育网络。《学记》提出：“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家、党、术、国是从地方到中央的行政区划，塾、庠、序、学就是设在家、党、术、国的学校。这一提议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极大。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并立的比较完备的教育体制。
《学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学进程和考核标准。“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是古代学校教育中确立年级制的萌芽。即大学每年都招收新生入学，大的成绩考核每隔一年进行一次：第一年考察学生“离经辨志”；第三年考察其是否“敬业乐群”；第五年考察其是否能够做到“博习亲师”；第七年考察其“论学取友”的能力，符合标准的，叫“小成”。第九年考察学生能否做到对知识的融会贯通，其思想和行为皆能坚实不移，符合标准的就叫“大成”。
韩愈《师说》、《进学解》论师道
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人。世称韩昌黎。谥号“文”，又称韩文公。韩愈《师说》是中唐时期针对当时士大夫骄傲自满、轻浮狂躁、“耻学于师”的现实状况而作的一篇文章，意在呼吁人们尊师重道。《进学解》通过师生问答的形式，意在勉励生徒刻苦学习，求取进步。这两篇名著阐发的一些教育主张和观点流传千古。
《师说》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就是说，教师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传道”。韩愈所说之道就是儒家之道，即“先王之道”、“圣人之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进行思想品德和政治思想教育，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二是“受业”。“受业”，即“授业”，主要是传授儒家经典，同时教授学生读写算的能力，进行文化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三是“解惑”。所谓“解惑”，是指在传道受业过程中，学生会遇到许多不解之事，教师就去解答学生的各种疑问、疑惑。韩愈还说：“人非生而知之者”，既然不是“生而知之”，就需要有人为他传道；既然不是“生而知之”，就需要有人为之解惑。这样短短的几句话，充分说明了老师的重要性，如果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进一步说明了老师的重要作用。
韩愈继承了儒家关于“学无常师”、“不耻下问”的观点，明确提出“圣人无常师”，且举例说“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
韩愈引证孔子所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进一步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也就是说不管什么人，只要谁先懂得道，谁有学问，谁就是老师，实际上是在“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标准上，进一步讲清楚何以为师的道理，这是符合择师之道的。
《进学解》一开篇，就以精练明快的语言指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学习成败的规律，至今成为大家熟悉的学习格言。所谓“勤”即口勤、手勤、脑勤。“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进学解》鼓励学生自身努力进取，不要过多地考虑外界的因素。指出：“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朱熹《朱子语类》论师道
朱熹，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综观朱子之思想渊源，主要吸取了儒家孔孟等圣贤的思想精华。朱熹一生从事著书和讲学活动，尤其热衷于书院教育。我国宋代有著名的四大书院，其中朱熹主持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两大书院，并亲自参加书院规章的制定和教学管理工作。朱熹在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提出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朱熹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并分别提出了不同的任务、内容和方法。8岁至15岁为小学阶段。朱熹十分重视这个阶段的教育，认为小学教育的任务是打造“圣贤坯模”。他认为，小学主要以“教事”为主，就是从具体的行为训练着手，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他从经传史籍以及其他论著中广泛采集有关忠君、孝宗、事长、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诗、故事等，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儿童教育用书。他还撰写了《童蒙须知》，对儿童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礼仪、行为习惯作了具体规范。
15岁以后为大学阶段。大学教育是在“小学已成之功”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教育内容的重点转为“教理”，即“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朱熹说：“国家建立学校之官，遍于郡国，盖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大学的教材主要是《四书》和《五经》，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国家的有用之才。
朱熹认为，学习的首要内容是儒家经典，因为它凝结着天理精蕴。他说：“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读圣贤之书的目的在于穷其理。他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先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精致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熹去世后，他的弟子门人总结整理其有关读书的经验，归纳为“朱子读书法”六条，对后世具有重要影响。
（选自《国学》）
传统文化大课堂国学开讲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儒家创始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被中国封建统治者封为“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孔子还是中国师道理论的创始人，也是践行中国师道的楷模。孔子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指导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教育，而且在今天仍然有许多内容与现代教育理念相吻合。
孔子认为，通过兴办教育可以对国家和个人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孔子特别重视学生思想品格和伦理道德教育，并将其放在首要地位。《论语》多次提到要致力于培养“士”、“君子”、“成人”。孔子提倡智仁勇并举，而以仁为中心，他的教学内容相当多的也是以道德教育为统领。关于这一点，《论语·学而》篇中讲得就更明确了：“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做到这些之后，有多余的力量，再来学习文化知识。
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指出：“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就是说，无论贫富、贵贱、智愚，只要带一束“干肉”作为“学费”，有志于学，都可以收为弟子，施以教诲。它冲破了此前学在官府、只有少数富家子弟和官宦阔少才享有受教育权利的樊篱，以实际行动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倡导平民教育。孔子这种不分贫富、无论贵贱、广收学徒的做法，满足了社会的需求，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也显示了一个伟大教育家的宽广胸怀。
孔子首创“启发式”教学。《论语·述而》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即学生必须要有疑问，然后老师才加以引导。此外，孔子还讲究由浅入深，由易到难，以己推人，取譬喻义，学思并重，由博返约等多种诱导方式启发学生，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孔子还要求弟子学思结合，举一反三，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并且要做到学以致用。
孔子曾提出“为政在人”、“举贤才”的主张。子夏用“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对孔子的教育目的加以概括。即做官的人应该是受过教育的人，学习成绩优异的人应该被授予一定的官职。教育就是要培养治国安邦的贤能之士。孔子认为，子路果敢大胆，子贡通达事理，冉求多才多艺，从政都不会有什么问题。公冶长可以让他到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管理军费，公西赤可以在朝廷上办理外交事务，接待来访宾客。
墨子及《墨子》论师道
春秋战国之际，占据教育主导地位的有两大学派：“世之显学，儒墨也。”它们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对开启民智、提高人们的文化意识，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墨子认为，以“耳目之实”获得的直接感觉经验是认识的唯一来源。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的臆想，而要以大家所见、所闻为依据。墨子以他的认识论为出发点，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宗旨，大力兴办教育。他主张通过“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建设一个民众平等、互助“兼爱”的社会。他一生的活动主要是“上说下教”，门下弟子众多，通过一种民间秘密结社性质的组织，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他的教育思想不像孔子那样系统完整，但他所提出的许多主张是相当深刻的，也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宝贵遗产。
主张造就“兼士”。墨子认为，作为一个以天下为务的人才，不仅要有各种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有“兼爱”天下的道德境界。《墨子·尚贤上》提出了所要造就的“兼士”要达到三个标准：一是“厚乎德行”，二是“辩乎言谈”，三是“博乎道术”。同时，他还要求墨家弟子做到“贫则见廉，富则见义，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四行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他强调学生要具有高尚的品格和心忧天下的道德素养。
墨子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学科体系。他根据社会分工的不同，把教学分为农学、纺织学、手工学、机械学、建筑学、商业学、军学等，涉及的面非常广泛。同时根据弟子接受能力的不同，又分为优等生、中等生、末等生。墨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根据教育对象个性、爱好、志趣的差异，挖掘弟子潜力，发挥弟子特长，分别施加教育。
墨子主张立言践行，反对华而不实。《墨子·经说上》指出：“行，所为不善名，行也。所为善名，巧也，若为盗。”意思是说，做事的目的不为得到好的名声，而是为了天下着想，就是力行。所作所为是求功名，就是取巧，是盗名逐利。另外，墨子以身作则，躬身实践的精神，亦堪称世人的楷模。他强调无论成功与挫折，都要坚持自己的“道”。
《大学》论师道
《大学》原为《礼记》第42篇。宋朝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来，编次章句。朱熹把《大学》重新编排整理，分为“经”一章，“传”十章。认为，“经”是孔子的话，曾子记录下来；“传”是曾子解释“经”的话，由曾子的学生记录下来。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认为：“《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二程百般褒奖宣扬《大学》，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因此，《大学》被认为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古代大学的教科书，是儒家关于教育的纲领性论著。
《大学》仅有2000余字，文字精短，思想高深。《大学》的思想一般被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二者密切联系，是一个有机整体。《大学》开篇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就是“三纲领”，构成了《大学》的基本思想。又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八条目”是实现“三纲领”的途径。十章分别对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本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出解释。
“明明德”，是指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亲民”，是指让人们革旧图新。“止于至善”，是指要达到最好的境界。“本末”，是指做事要分清主次，抓住根本。“格物致知”，是指穷究事物的原理来获得知识。“诚意”，就是“勿自欺”，不要“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正心”，就是端正自己的心思。“修身”，就是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齐家”，就是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家族。“治国平天下”，是谈论治理国家的事。怎样治理国家呢？首先要作表率。自己讨厌的，不加给别人。得到众人的支持就会得到国家，失去众人的支持就会失去国家。 《学记》论师道
《学记》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著作《礼记》49篇中的一篇，全文共20节，1229个字。其篇幅短小精悍，内容丰富、精辟、深刻，被认为是中国和世界第一部教育典章制度专著。它所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教学原则和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学记》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一贯思想，把教育作为实施政治和进行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学记》提出：“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就是说，只有通过教育教化才能够提高社会道德水准，树立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社会风尚。《学记》提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意思是说，自古以来，凡是有作为的统治者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使百姓遵守社会秩序，形成良风美俗，实现天下大治，必须加强社会教化，通过教育手段提高国民的文化素养和道德自觉。人虽具有天生的善性，但不接受教育，不经过努力学习，就无法懂得道理，更不能遵守统治者的法令。就像一块美玉一样，质地虽美，但不经过仔细雕琢，就不能成为美器。
《学记》在强调教育作用、阐明教育目的的同时，还规划了学校教育制度，提出在不同的行政机构中建立不同等级的学校，以形成纵横交错的教育网络。《学记》提出：“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家、党、术、国是从地方到中央的行政区划，塾、庠、序、学就是设在家、党、术、国的学校。这一提议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体制的形成影响极大。汉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并立的比较完备的教育体制。
《学记》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学进程和考核标准。“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这是古代学校教育中确立年级制的萌芽。即大学每年都招收新生入学，大的成绩考核每隔一年进行一次：第一年考察学生“离经辨志”；第三年考察其是否“敬业乐群”；第五年考察其是否能够做到“博习亲师”；第七年考察其“论学取友”的能力，符合标准的，叫“小成”。第九年考察学生能否做到对知识的融会贯通，其思想和行为皆能坚实不移，符合标准的就叫“大成”。
韩愈《师说》、《进学解》论师道
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人。世称韩昌黎。谥号“文”，又称韩文公。韩愈《师说》是中唐时期针对当时士大夫骄傲自满、轻浮狂躁、“耻学于师”的现实状况而作的一篇文章，意在呼吁人们尊师重道。《进学解》通过师生问答的形式，意在勉励生徒刻苦学习，求取进步。这两篇名著阐发的一些教育主张和观点流传千古。
《师说》指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就是说，教师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传道”。韩愈所说之道就是儒家之道，即“先王之道”、“圣人之教”。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进行思想品德和政治思想教育，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二是“受业”。“受业”，即“授业”，主要是传授儒家经典，同时教授学生读写算的能力，进行文化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三是“解惑”。所谓“解惑”，是指在传道受业过程中，学生会遇到许多不解之事，教师就去解答学生的各种疑问、疑惑。韩愈还说：“人非生而知之者”，既然不是“生而知之”，就需要有人为他传道；既然不是“生而知之”，就需要有人为之解惑。这样短短的几句话，充分说明了老师的重要性，如果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进一步说明了老师的重要作用。
韩愈继承了儒家关于“学无常师”、“不耻下问”的观点，明确提出“圣人无常师”，且举例说“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
韩愈引证孔子所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进一步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也就是说不管什么人，只要谁先懂得道，谁有学问，谁就是老师，实际上是在“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标准上，进一步讲清楚何以为师的道理，这是符合择师之道的。
《进学解》一开篇，就以精练明快的语言指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句话深刻揭示了学习成败的规律，至今成为大家熟悉的学习格言。所谓“勤”即口勤、手勤、脑勤。“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进学解》鼓励学生自身努力进取，不要过多地考虑外界的因素。指出：“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朱熹《朱子语类》论师道
朱熹，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综观朱子之思想渊源，主要吸取了儒家孔孟等圣贤的思想精华。朱熹一生从事著书和讲学活动，尤其热衷于书院教育。我国宋代有著名的四大书院，其中朱熹主持重建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两大书院，并亲自参加书院规章的制定和教学管理工作。朱熹在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提出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朱熹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并分别提出了不同的任务、内容和方法。8岁至15岁为小学阶段。朱熹十分重视这个阶段的教育，认为小学教育的任务是打造“圣贤坯模”。他认为，小学主要以“教事”为主，就是从具体的行为训练着手，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他从经传史籍以及其他论著中广泛采集有关忠君、孝宗、事长、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诗、故事等，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儿童教育用书。他还撰写了《童蒙须知》，对儿童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礼仪、行为习惯作了具体规范。
15岁以后为大学阶段。大学教育是在“小学已成之功”基础上的深化和发展，教育内容的重点转为“教理”，即“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朱熹说：“国家建立学校之官，遍于郡国，盖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大学的教材主要是《四书》和《五经》，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国家的有用之才。
朱熹认为，学习的首要内容是儒家经典，因为它凝结着天理精蕴。他说：“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读圣贤之书的目的在于穷其理。他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先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精致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熹去世后，他的弟子门人总结整理其有关读书的经验，归纳为“朱子读书法”六条，对后世具有重要影响。
（选自《国学》）
传统文化大课堂国学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