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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底，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印发通知，公布首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名单，并要求到2021年底，试点地区数字乡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城乡数字鸿沟明显缩小。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入选试点名单，禹越镇三林村则是德清县数字乡村建设的排头兵。
养鱼塘的二维码
11月3日清晨，三林村村民陈建坤像往常一样来到自家黑鱼养殖鱼塘，他熟练地投放饲料，并拿出一根火柴棒大小的塑料棒向记者介绍。“这个叫作‘芯片鱼’，棒头植入鱼皮表层，消费者用手机扫一扫黑色编码，就显示出黑鱼产地、养殖户信息，可放心食用。”他说以前没有芯片，只能依靠肉眼观察黑鱼，现在可以通过芯片了解一条鱼的生长过程。希望数字化进一步应用在鱼类养殖，能够实时监测鱼塘的水质、温度，解决日常繁琐、重复的工作，未来实现无人养殖。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项基告诉记者，这种芯片单个成本0.5元左右，应用到鱼塘后，原来一斤7元左右的黑鱼，现在可卖到20元。
另一个改变正影响着有20余年黑鱼养殖史的三林村：一个个全身金黄色的水下智能机器人安静地浮在水面上，它们身上搭载了各类传感器，可以对村里的20余亩黑鱼塘检查和管理。项基说：“哪些地方渔网出现问题，哪些片区更适合黑鱼生长，通过水下智能机器人——我们叫它‘数字鱼’——看得一清二楚。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一个人管理数百亩甚至千亩鱼塘的场景将会屡见不鲜。”
三林村的全面规范化数字化起源于2019年。2019年4月，浙江大学数字乡村研究院在三林村挂牌成立。“校地携手”希望为全国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先行样本，打造农业数字经济模式。浙江大学数字乡村研究中心主任杜英森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说：“数字乡村的核心是数字化技术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从而形成乡村改革和发展的创新驱动力。”在模式研究方面，浙江大学今年6月发布了全国首个村域数字乡村发展指数，并参与国内首个数字乡村建设与治理方面的指导性地方标准规范的建设。杜英森介绍，电子科技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随后也成立了数字乡村的研究机构。
数字乡村一张图
“现在有了网络，反映问题方便多了。”家住三林村的村民金凤林，近几日发现家门口的路灯出现故障。他没有像以往一样坐在家里等待，而是登录德清县政务网站，直接反映问题。仅仅一天时间，路灯再次闪亮如初。
禹越镇北片区社会治理工作站工作人员钱桦英告诉记者，现在村民办事“最多跑一次”：只需在网上点击申报，就可以办理如结婚证、户口簿、合作医疗报销等事宜。如果不会操作，可由网格员定点帮扶，或到工作站办理，真正实现村民“小事不出门”。
三林村党总支副书记姚芳连带着记者来到社区治理工作站的大數据平台中心，电子屏幕显示着“数字乡村一张图”。她指着图介绍：“在图上可以看到村里的各类信息：三林村的介绍、经营状况以及村情民意、安全隐患、矛盾纠纷等。”记者发现，相比于城市，乡村村民居住得相对分散，不方便基层单位集中管理，数字乡村模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难题。
姚芳连对数字化乡村如数家珍。第一，村情民意传达更方便。使用微信公众号“我德清”联通村民，开通“随手拍”小程序，通过群众的“爆点”，监督并办理乡村的环境卫生、消防安全事宜。第二，安全隐患治理得到提升。原来直接由负责安全生产的村干部进行检查，后来增加了村网格员，并在“数字乡村一张图”上直接显示企业的消防安全隐患，还能看到后续整改的情况。第三，矛盾纠纷和交通事故减少了。通过和公安数据联通，对于整个村的矛盾纠纷事件进行分类，然后重点关注矛盾纠纷村民，对于纠纷事件进行后续的跟踪。“这些数据都可以直接在‘数字乡村一张图’监测到。”姚芳连说。
社会资源齐助力
去年，38岁的三林村村民陈忠梁回到村里创业。他2004年毕业于浙江海洋学院，学的专业是水产养殖，毕业后养过鱼、鳖，最后选择了养乌龟。7年前，这位“乌龟达人”开起了淘宝店，走上了电商销售之路。“去年，从电视上看到村里与浙江大学合办研究院，还有创客直播间，家乡的电商氛围好起来了。”回乡后的陈忠梁参加了“乡村网红学院”培训，2019年线上线下合计销售额突破400万元。
“建设数字乡村还需要其他助推力，需要社会资源共同参与搭建各类平台。”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何勇认为，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各个环节基于数字化的有机协同，他从4方面作了介绍：
首先，开发“数字乡村一张图”平台，由德清县大数据局牵头，浙江大学（德清）先进技术研究院等多家单位参与，以遥感影像、三维实景地图等空间数据为基底，叠加自然资源、农业、水利等部门的17个图层、232类数据，融合各村布设的各类感知设备，打破数据壁垒，让基层治理更加精准。其次，联合法保网推动乡村数字法治驿站，在基层矛盾调解中心引入基于人工智能的数字化法治服务，调解员可以在处理纠纷时咨询线上专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第三，建设共享直播基地，培养自己乡村的“网红”，借助于直播和短视频的创新销售模式和网红经济，探索乡村价值再造。第四，联合喜马拉雅建设乡村数字图书馆，让村民在便捷的阅读方式中获取信息，打通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从下一个五年或者更长远来看，三林村的数字建设又将呈现怎样的发展局面呢？杜英森认为，结合新基建的实施，装备执行实现乡村全面智能化，比如无人驾驶观光车、5G智慧灯杆等都将应用于三林村。另外，还要打造一个集互联网医疗、数字健康民宿和创新产业于一体的未来健康村。
探索路径新选择
记者调查发现，数字乡村发展中，校地联合推动产学研合作是一种很好的创新合作模式，高校可以为乡村提供持续不断的人才支持，乡村则为高校的学科研究实践、成果转化提供良好的平台。
但是，伴随“校地合作”逐步深入，一些困难逐渐显现出来。受访专家向记者反映，高校的很多技术或者成果的转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与当地的基础进一步磨合，因此，合作时间要长。此外，还需要落实可持续保障机制，包括高校团队在时间、精力上的持续投入，以及乡村在资金、政策上的保障。
数字乡村战略的路径应该如何选择？在庞大的农村市场，要实现数字化是一个长远且艰巨的任务。
“乡村并不只是农村人的乡村，在城乡逐渐深度融合的今天，要素的流动已经逐渐打破了固有的物理空间的壁垒，所以数字乡村应该坚持共建、共赢、共享的原则来开展工作。”何勇表示，数字乡村的路径选择是一个长远的过程，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要突出定位、创新协同机制，促进各类要素资源优化配置。
养鱼塘的二维码
11月3日清晨，三林村村民陈建坤像往常一样来到自家黑鱼养殖鱼塘，他熟练地投放饲料，并拿出一根火柴棒大小的塑料棒向记者介绍。“这个叫作‘芯片鱼’，棒头植入鱼皮表层，消费者用手机扫一扫黑色编码，就显示出黑鱼产地、养殖户信息，可放心食用。”他说以前没有芯片，只能依靠肉眼观察黑鱼，现在可以通过芯片了解一条鱼的生长过程。希望数字化进一步应用在鱼类养殖，能够实时监测鱼塘的水质、温度，解决日常繁琐、重复的工作，未来实现无人养殖。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项基告诉记者，这种芯片单个成本0.5元左右，应用到鱼塘后，原来一斤7元左右的黑鱼，现在可卖到20元。
另一个改变正影响着有20余年黑鱼养殖史的三林村：一个个全身金黄色的水下智能机器人安静地浮在水面上，它们身上搭载了各类传感器，可以对村里的20余亩黑鱼塘检查和管理。项基说：“哪些地方渔网出现问题，哪些片区更适合黑鱼生长，通过水下智能机器人——我们叫它‘数字鱼’——看得一清二楚。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一个人管理数百亩甚至千亩鱼塘的场景将会屡见不鲜。”
三林村的全面规范化数字化起源于2019年。2019年4月，浙江大学数字乡村研究院在三林村挂牌成立。“校地携手”希望为全国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先行样本，打造农业数字经济模式。浙江大学数字乡村研究中心主任杜英森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说：“数字乡村的核心是数字化技术与乡村振兴的深度融合，从而形成乡村改革和发展的创新驱动力。”在模式研究方面，浙江大学今年6月发布了全国首个村域数字乡村发展指数，并参与国内首个数字乡村建设与治理方面的指导性地方标准规范的建设。杜英森介绍，电子科技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随后也成立了数字乡村的研究机构。
数字乡村一张图
“现在有了网络，反映问题方便多了。”家住三林村的村民金凤林，近几日发现家门口的路灯出现故障。他没有像以往一样坐在家里等待，而是登录德清县政务网站，直接反映问题。仅仅一天时间，路灯再次闪亮如初。
禹越镇北片区社会治理工作站工作人员钱桦英告诉记者，现在村民办事“最多跑一次”：只需在网上点击申报，就可以办理如结婚证、户口簿、合作医疗报销等事宜。如果不会操作，可由网格员定点帮扶，或到工作站办理，真正实现村民“小事不出门”。
三林村党总支副书记姚芳连带着记者来到社区治理工作站的大數据平台中心，电子屏幕显示着“数字乡村一张图”。她指着图介绍：“在图上可以看到村里的各类信息：三林村的介绍、经营状况以及村情民意、安全隐患、矛盾纠纷等。”记者发现，相比于城市，乡村村民居住得相对分散，不方便基层单位集中管理，数字乡村模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难题。
姚芳连对数字化乡村如数家珍。第一，村情民意传达更方便。使用微信公众号“我德清”联通村民，开通“随手拍”小程序，通过群众的“爆点”，监督并办理乡村的环境卫生、消防安全事宜。第二，安全隐患治理得到提升。原来直接由负责安全生产的村干部进行检查，后来增加了村网格员，并在“数字乡村一张图”上直接显示企业的消防安全隐患，还能看到后续整改的情况。第三，矛盾纠纷和交通事故减少了。通过和公安数据联通，对于整个村的矛盾纠纷事件进行分类，然后重点关注矛盾纠纷村民，对于纠纷事件进行后续的跟踪。“这些数据都可以直接在‘数字乡村一张图’监测到。”姚芳连说。
社会资源齐助力
去年，38岁的三林村村民陈忠梁回到村里创业。他2004年毕业于浙江海洋学院，学的专业是水产养殖，毕业后养过鱼、鳖，最后选择了养乌龟。7年前，这位“乌龟达人”开起了淘宝店，走上了电商销售之路。“去年，从电视上看到村里与浙江大学合办研究院，还有创客直播间，家乡的电商氛围好起来了。”回乡后的陈忠梁参加了“乡村网红学院”培训，2019年线上线下合计销售额突破400万元。
“建设数字乡村还需要其他助推力，需要社会资源共同参与搭建各类平台。”浙江大学生物系统工程与食品科学学院院长、浙江大学数字农业农村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何勇认为，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各个环节基于数字化的有机协同，他从4方面作了介绍：
首先，开发“数字乡村一张图”平台，由德清县大数据局牵头，浙江大学（德清）先进技术研究院等多家单位参与，以遥感影像、三维实景地图等空间数据为基底，叠加自然资源、农业、水利等部门的17个图层、232类数据，融合各村布设的各类感知设备，打破数据壁垒，让基层治理更加精准。其次，联合法保网推动乡村数字法治驿站，在基层矛盾调解中心引入基于人工智能的数字化法治服务，调解员可以在处理纠纷时咨询线上专业律师，提供法律援助。第三，建设共享直播基地，培养自己乡村的“网红”，借助于直播和短视频的创新销售模式和网红经济，探索乡村价值再造。第四，联合喜马拉雅建设乡村数字图书馆，让村民在便捷的阅读方式中获取信息，打通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从下一个五年或者更长远来看，三林村的数字建设又将呈现怎样的发展局面呢？杜英森认为，结合新基建的实施，装备执行实现乡村全面智能化，比如无人驾驶观光车、5G智慧灯杆等都将应用于三林村。另外，还要打造一个集互联网医疗、数字健康民宿和创新产业于一体的未来健康村。
探索路径新选择
记者调查发现，数字乡村发展中，校地联合推动产学研合作是一种很好的创新合作模式，高校可以为乡村提供持续不断的人才支持，乡村则为高校的学科研究实践、成果转化提供良好的平台。
但是，伴随“校地合作”逐步深入，一些困难逐渐显现出来。受访专家向记者反映，高校的很多技术或者成果的转化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与当地的基础进一步磨合，因此，合作时间要长。此外，还需要落实可持续保障机制，包括高校团队在时间、精力上的持续投入，以及乡村在资金、政策上的保障。
数字乡村战略的路径应该如何选择？在庞大的农村市场，要实现数字化是一个长远且艰巨的任务。
“乡村并不只是农村人的乡村，在城乡逐渐深度融合的今天，要素的流动已经逐渐打破了固有的物理空间的壁垒，所以数字乡村应该坚持共建、共赢、共享的原则来开展工作。”何勇表示，数字乡村的路径选择是一个长远的过程，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势，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做。要突出定位、创新协同机制，促进各类要素资源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