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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先生十余年来研究与讲授《论语》，熟读玩味，沉潜往复，辨析义理而深造自得。其所著《论语新识》（岳麓书社2016年9月版，以下称《新识》）以古人注疏为基础（何晏《论语集解》与朱子《论语集注》），吸收了近人研究注释《论语》的成果（钱穆《论语新解》与杨伯峻《论语译注》），对于《论语》不同篇章之间的内在义理脉络有敏锐的把握，采用“以经解经”的方式疏解阐发精义。《新识》中有许多独到见解，凝结了作者多年的求索沉思与学养积淀。
孔子为儒家学派的开创者，《论语》被称为中国人的圣经。经者，常道也，孔子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确定的意思，蕴含着必然性的义理。孟子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后人在研读与注释《论语》时也应遵循这个原则，力求忠实地领会经典文句中的微言大义，切忌穿凿附会，主观随意发挥。但经以载道，“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既然此“道”精微至极、广大悉备，那么经典蕴含的义理本身是丰富的，对于经典的阐述也是开放的，不仅切于人伦日用，且能贯通古今。经典能超越时空所限，常读常新，此乃经典的魅力所在，同时要求注释经典不能“举一而废百”，而是要“一致而百虑”。后世学者注解《论语》，在以意逆志的求索过程中必然也展现出他的才情、学识、视野与人生阅历。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孔子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指导做人，也适用于指导作文。做人要追求文质彬彬的中和境界，著述作文则力求文以载道、文理兼备。作者早年酷爱文学，后由文学转向学术研究，由学术而归宗儒门。作者的才情、良好的文字驾驭能力以及对经典义理的融会贯通在《新识》一书中得以完美体现，注释论语章句时能够实现“文”与“理”的有机统一，于优美文辞中见其意味深长，化用经典文句如成竹在胸，信手拈来。如注解《学而》篇“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作者加以引申：
孔子之学，彻上彻下，且宏且微，故可大可久。一方面，夫子厚德载物，不知不愠，忠信而恕；另一方面，又能洞悉人性，明察秋毫，直言无隐。
这段疏解文字读起来朗朗上口，一气呵成，旁征博引而又游刃有余。其中“彻上彻下，且宏且微，故可大可久”一句可谓言约而义丰：“彻上彻下”即孔子所谓“下学而上达”，“且宏且微”化用《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可大可久”则直接取自《系辞传》“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如此注解经典才经得起众多读者的推敲，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今人注释《论语》版本甚多，与《论语》相关的著述更是汗牛充栋，但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又缺乏义理的内在支撑，读者往往看了一两遍后就觉得索然无味而搁置一边。
对于《公冶长》篇“女与回也孰愈”章，作者亦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发：
夫子应机设教，子贡即问而答，各见其妙。子贡善于货殖，自然深谙数理，故其常以加减损益为说。如夫子言“吾道一以贯之”，曾子以“忠恕”该之，而子贡偏要问夫子：“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再如夫子言治国有“三要素”：“足食，足兵，民信”，子贡偏要做减法，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相质询。本章又以“闻一知十”喻颜回，“闻一知二”况自己，此正与夫子赞其“告诸往而知来者”，许颜回“欲吾言无所不说”相映照。故《集注》朱熹云：“一，数之始；十，数之终。二者，一之对也。颜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见终。子贡推测而知，因此而识彼。无所不说，告往知来，是其譣矣。”
“一以贯之”在《论语》中出现两次，分别是孔子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对子贡说“予一以贯之”。孔子在对弟子的循循善诱、谆谆教诲中充满期待。颜子“具体而微”，孔门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只有颜子一人好学。孔子称赞颜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作者把子贡与颜子、曾子二人的道德学问与心性修养功夫进行横向梳理，把《论语》相关章节打成一片，力求相互印证，触类旁通，可以体会出作者精益求精的为学态度。注释经典要想实现左右逢其源，必须自己在义理上首先做到默识心通。但这种注释《论语》的方式对于读者的阅读能力是一个考验，如果读者对于经典文句不能熟读成诵，对于义理没有一定程度的领会，是难以读出其中精义的。
又如“君子不器”章，原文只寥寥数语，作者注此章却娓娓道来：
此章可就上下言。《周易·系辞》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君子不器，是说君子当“下学而上达”，不应舍上而就下，舍道而就器。
亦可就大小言。器之于道，有小大之辨：器有质量，道无涯际；道可容器，器能载道。《礼记·学记》云：“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子夏亦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此小道，即器用技术之属。为学若专注于此，只能为“小人儒”，不能为“君子儒”。
亦可就专博、一多、本末言。《集解》包咸注：“器者，各周于用。至于君子无所不施。”又，朱熹《集注》：“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材一艺而已。”君子养道不养器，故能执一而统众，由博而返约。
作者注解此章从上下、大小、专博、本末等多个角度切入，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从上下言，“君子不器”可以与“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呼应；从大小言，“君子不器”可以与“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呼应。从专博、一多、本末阐述“君子不器”均能从《论语》文本中找到根据。《新识》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不是简单地把《论语》相关章节堆砌在一起，而是触类旁通，文字精练而义理恢弘。作者还引用其他儒家经典来解读《论语》，通过注解《论语》而阐发儒学精义，以旁敲侧击的方式引领读者不断去直面经典，在相互印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对于《八佾》篇“祭神如神在”章，作者认为“祭如在”含义有三：
一是“不在”，祭祀时祖先确乎不在，这是一事实。二是“曾在”，祖先生命确乎存在过，否则断不会有我在此祭祀，这又是一事实。三才是“如在”，正因“曾在”之祖此时已“不在”，临祭之时，更须因时追思，孝心诚笃，以期与祖先之魂灵相交接。故《中庸》记孔子言宗庙之礼说：“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祭礼乃是礼制对于孝亲之连续性的要求，正是这种孝的不以生死定有无的连续性，使人类摆脱了丛林法则和动物世界。 作者把“祭如在”置于“曾在”与“不在”之两端中去分析考察，祖先曾经存在，故祭祀时需“诚敬”，祖先当下确实不在，故祭祀活动之外又需要“远之”，两者合在一起，就是孔子所谓“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一个“如”字执两而用中，体现出儒家的中道智慧。其他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吾道一以贯之”诸章，作者的疏解也非常到位。
《新识》一书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作者常引用宋明大儒如程子、朱子的语录来解读《论语》，对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下的功夫比较多，但对陆王心学关注不够。例如“以约失之者，鲜矣”一章，如果注意到《传习录》114条，“颜子不迁怒，不贰过，亦是有未发之中，始能”，“约”仅取“检束”义是不够的。“约”即是“一”，即是“未发之中”。颜子有怒、有过，这是“失”，但颜子能够做到“不迁怒，不贰过”，或曰“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此是“失之者，鲜矣”。
当然，后人对于经典的疏解诠释，对于义理的发明阐述，本来就是一个精益求精的过程，颜子所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有学生问朱子：“大学解已定否？”朱子回答：“据某而今自谓稳矣，只恐数年后又见不稳，这个不由自家。”阳明先生告诫弟子：“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吾与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谓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
朱子曰：“《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因为《论语》内容平实而切于人伦日用，形而上的意味太少，以至于从西方哲学角度研究儒学的近现代学者很少关注《论语》，甚至公开贬斥《论语》。许多章句只是孤零零一句话，师徒之间对话的背景没有记录下来，从文字上看直白浅显，后人脱离了语境很难读出味道来。《中庸》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用以形容研读《论语》，非常恰当。大部分人读了《论语》都属于程子所谓“有读了全然无事者”这一类型，甚至大思想家黑格尔也宣称《论语》只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
今人应该如何研读《论语》，学者应该如何注释《论语》？刘强先生所著《新识》一书对此做了有意义的探索。一部《论语》乃“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内容涉及为学为政、仁义忠孝、礼乐刑政等方方面面。孔子因材施教，例如不同弟子问“仁”与“孝”，孔子都做了不同的回答。即使是同一个弟子如樊迟不同时期问“仁”与“知”，孔子的回答也不同。但孔子之因材施教绝不同于西方的个性化教育，而是以成就内在德性为唯一目标。既然孔门为己之学落实在成就德性上，所有言教必然是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孔子强调“吾道一以贯之”，此是站在修道成德的高度来开示曾子与子贡，如今道统与学统接续不上，今人于此是望尘莫及的，孔门之实学难以契入，一贯之道高不可攀。但孔子两次强调“一以贯之”，犹如释迦牟尼宣称“说法四十九年，却无一法可说”，对于今人注释《论语》却能予以指导。唯有采用以经解经、相互印证的方式，融会贯通才能打破名相的藩篱，实现由“多”返“一”，由“博”返“约”，才能发掘《论语》各章蕴含的微言大义。
“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儒学复兴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儒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如何传承与弘扬儒学，这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目前高校中的学者大都以儒学经典为研究对象，以西方学术的研究范式来研究儒学，他们笔耕不辍不过是希望写出几篇具有原创性的论文或几部学术专著，对于儒学缺少一份敬意与情怀，所从事的学术研究无补于世道人心。在文献考证上可能会有新发现，但对于儒学义理，前有孔子、孟子，后有朱子、阳明，一贯之道致广大而通古今，更有何原创性可言？真正的原创其实就是内在德性的培育与涵养，唯有德性可以上接古圣先贤而又生生不息地展现在当下。儒学在当代的复兴需要一批纯粹的儒学研究者向儒家士人这个角色转变，使儒学从书斋深入走向民间，推动儒学的普及、传承与发展。
如今国学界还有一种思想倾向危害更大。有些学佛学道的民间人士主张“道”或自性需要直觉体证，非积学可至。他们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或沉溺于一法一术，或口若悬河、空谈心性，满身江湖习气。而在儒家，大中至正之道“上不荡于虚无，下不局于器用”，“道”既具有超越的一面，又不离日用人伦物理。孔子曰：“未‘知’，焉得‘仁’？”如不能深入体贴经典中蕴含的义理，恭敬之心不能树立，又如何能笃实践行？对于个人修养来说，德性的成就本身必然落实在气质的变化上，先要潜心研读经典，做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如不能涵养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气质，而鼓吹自己成就了高深道德，不过是自欺欺人。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儒学为传统文化的主干，如今弘扬国学应以传承与复兴儒学为核心。程子曰：“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钱穆先生说：“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刘强先生近年来在学校与民间推广《论语》，今年年初建立“《论语》讲师群”面向全国培养《论语》讲师，在儒学复兴的当下身先士卒，以弘扬儒学为己任。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研读《论语》的队伍中来。
孔子为儒家学派的开创者，《论语》被称为中国人的圣经。经者，常道也，孔子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确定的意思，蕴含着必然性的义理。孟子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后人在研读与注释《论语》时也应遵循这个原则，力求忠实地领会经典文句中的微言大义，切忌穿凿附会，主观随意发挥。但经以载道，“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既然此“道”精微至极、广大悉备，那么经典蕴含的义理本身是丰富的，对于经典的阐述也是开放的，不仅切于人伦日用，且能贯通古今。经典能超越时空所限，常读常新，此乃经典的魅力所在，同时要求注释经典不能“举一而废百”，而是要“一致而百虑”。后世学者注解《论语》，在以意逆志的求索过程中必然也展现出他的才情、学识、视野与人生阅历。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孔子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指导做人，也适用于指导作文。做人要追求文质彬彬的中和境界，著述作文则力求文以载道、文理兼备。作者早年酷爱文学，后由文学转向学术研究，由学术而归宗儒门。作者的才情、良好的文字驾驭能力以及对经典义理的融会贯通在《新识》一书中得以完美体现，注释论语章句时能够实现“文”与“理”的有机统一，于优美文辞中见其意味深长，化用经典文句如成竹在胸，信手拈来。如注解《学而》篇“巧言令色，鲜矣仁”一章，作者加以引申：
孔子之学，彻上彻下，且宏且微，故可大可久。一方面，夫子厚德载物，不知不愠，忠信而恕；另一方面，又能洞悉人性，明察秋毫，直言无隐。
这段疏解文字读起来朗朗上口，一气呵成，旁征博引而又游刃有余。其中“彻上彻下，且宏且微，故可大可久”一句可谓言约而义丰：“彻上彻下”即孔子所谓“下学而上达”，“且宏且微”化用《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可大可久”则直接取自《系辞传》“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如此注解经典才经得起众多读者的推敲，更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今人注释《论语》版本甚多，与《论语》相关的著述更是汗牛充栋，但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又缺乏义理的内在支撑，读者往往看了一两遍后就觉得索然无味而搁置一边。
对于《公冶长》篇“女与回也孰愈”章，作者亦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发：
夫子应机设教，子贡即问而答，各见其妙。子贡善于货殖，自然深谙数理，故其常以加减损益为说。如夫子言“吾道一以贯之”，曾子以“忠恕”该之，而子贡偏要问夫子：“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再如夫子言治国有“三要素”：“足食，足兵，民信”，子贡偏要做减法，以“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相质询。本章又以“闻一知十”喻颜回，“闻一知二”况自己，此正与夫子赞其“告诸往而知来者”，许颜回“欲吾言无所不说”相映照。故《集注》朱熹云：“一，数之始；十，数之终。二者，一之对也。颜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见终。子贡推测而知，因此而识彼。无所不说，告往知来，是其譣矣。”
“一以贯之”在《论语》中出现两次，分别是孔子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对子贡说“予一以贯之”。孔子在对弟子的循循善诱、谆谆教诲中充满期待。颜子“具体而微”，孔门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只有颜子一人好学。孔子称赞颜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作者把子贡与颜子、曾子二人的道德学问与心性修养功夫进行横向梳理，把《论语》相关章节打成一片，力求相互印证，触类旁通，可以体会出作者精益求精的为学态度。注释经典要想实现左右逢其源，必须自己在义理上首先做到默识心通。但这种注释《论语》的方式对于读者的阅读能力是一个考验，如果读者对于经典文句不能熟读成诵，对于义理没有一定程度的领会，是难以读出其中精义的。
又如“君子不器”章，原文只寥寥数语，作者注此章却娓娓道来：
此章可就上下言。《周易·系辞》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君子不器，是说君子当“下学而上达”，不应舍上而就下，舍道而就器。
亦可就大小言。器之于道，有小大之辨：器有质量，道无涯际；道可容器，器能载道。《礼记·学记》云：“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子夏亦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此小道，即器用技术之属。为学若专注于此，只能为“小人儒”，不能为“君子儒”。
亦可就专博、一多、本末言。《集解》包咸注：“器者，各周于用。至于君子无所不施。”又，朱熹《集注》：“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材一艺而已。”君子养道不养器，故能执一而统众，由博而返约。
作者注解此章从上下、大小、专博、本末等多个角度切入，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从上下言，“君子不器”可以与“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呼应；从大小言，“君子不器”可以与“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呼应。从专博、一多、本末阐述“君子不器”均能从《论语》文本中找到根据。《新识》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不是简单地把《论语》相关章节堆砌在一起，而是触类旁通，文字精练而义理恢弘。作者还引用其他儒家经典来解读《论语》，通过注解《论语》而阐发儒学精义，以旁敲侧击的方式引领读者不断去直面经典，在相互印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对于《八佾》篇“祭神如神在”章，作者认为“祭如在”含义有三：
一是“不在”，祭祀时祖先确乎不在，这是一事实。二是“曾在”，祖先生命确乎存在过，否则断不会有我在此祭祀，这又是一事实。三才是“如在”，正因“曾在”之祖此时已“不在”，临祭之时，更须因时追思，孝心诚笃，以期与祖先之魂灵相交接。故《中庸》记孔子言宗庙之礼说：“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祭礼乃是礼制对于孝亲之连续性的要求，正是这种孝的不以生死定有无的连续性，使人类摆脱了丛林法则和动物世界。 作者把“祭如在”置于“曾在”与“不在”之两端中去分析考察，祖先曾经存在，故祭祀时需“诚敬”，祖先当下确实不在，故祭祀活动之外又需要“远之”，两者合在一起，就是孔子所谓“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一个“如”字执两而用中，体现出儒家的中道智慧。其他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吾道一以贯之”诸章，作者的疏解也非常到位。
《新识》一书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作者常引用宋明大儒如程子、朱子的语录来解读《论语》，对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下的功夫比较多，但对陆王心学关注不够。例如“以约失之者，鲜矣”一章，如果注意到《传习录》114条，“颜子不迁怒，不贰过，亦是有未发之中，始能”，“约”仅取“检束”义是不够的。“约”即是“一”，即是“未发之中”。颜子有怒、有过，这是“失”，但颜子能够做到“不迁怒，不贰过”，或曰“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此是“失之者，鲜矣”。
当然，后人对于经典的疏解诠释，对于义理的发明阐述，本来就是一个精益求精的过程，颜子所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有学生问朱子：“大学解已定否？”朱子回答：“据某而今自谓稳矣，只恐数年后又见不稳，这个不由自家。”阳明先生告诫弟子：“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吾与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谓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
朱子曰：“《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因为《论语》内容平实而切于人伦日用，形而上的意味太少，以至于从西方哲学角度研究儒学的近现代学者很少关注《论语》，甚至公开贬斥《论语》。许多章句只是孤零零一句话，师徒之间对话的背景没有记录下来，从文字上看直白浅显，后人脱离了语境很难读出味道来。《中庸》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用以形容研读《论语》，非常恰当。大部分人读了《论语》都属于程子所谓“有读了全然无事者”这一类型，甚至大思想家黑格尔也宣称《论语》只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
今人应该如何研读《论语》，学者应该如何注释《论语》？刘强先生所著《新识》一书对此做了有意义的探索。一部《论语》乃“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内容涉及为学为政、仁义忠孝、礼乐刑政等方方面面。孔子因材施教，例如不同弟子问“仁”与“孝”，孔子都做了不同的回答。即使是同一个弟子如樊迟不同时期问“仁”与“知”，孔子的回答也不同。但孔子之因材施教绝不同于西方的个性化教育，而是以成就内在德性为唯一目标。既然孔门为己之学落实在成就德性上，所有言教必然是殊途而同归、百虑而一致。孔子强调“吾道一以贯之”，此是站在修道成德的高度来开示曾子与子贡，如今道统与学统接续不上，今人于此是望尘莫及的，孔门之实学难以契入，一贯之道高不可攀。但孔子两次强调“一以贯之”，犹如释迦牟尼宣称“说法四十九年，却无一法可说”，对于今人注释《论语》却能予以指导。唯有采用以经解经、相互印证的方式，融会贯通才能打破名相的藩篱，实现由“多”返“一”，由“博”返“约”，才能发掘《论语》各章蕴含的微言大义。
“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儒学复兴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儒学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如何传承与弘扬儒学，这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目前高校中的学者大都以儒学经典为研究对象，以西方学术的研究范式来研究儒学，他们笔耕不辍不过是希望写出几篇具有原创性的论文或几部学术专著，对于儒学缺少一份敬意与情怀，所从事的学术研究无补于世道人心。在文献考证上可能会有新发现，但对于儒学义理，前有孔子、孟子，后有朱子、阳明，一贯之道致广大而通古今，更有何原创性可言？真正的原创其实就是内在德性的培育与涵养，唯有德性可以上接古圣先贤而又生生不息地展现在当下。儒学在当代的复兴需要一批纯粹的儒学研究者向儒家士人这个角色转变，使儒学从书斋深入走向民间，推动儒学的普及、传承与发展。
如今国学界还有一种思想倾向危害更大。有些学佛学道的民间人士主张“道”或自性需要直觉体证，非积学可至。他们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或沉溺于一法一术，或口若悬河、空谈心性，满身江湖习气。而在儒家，大中至正之道“上不荡于虚无，下不局于器用”，“道”既具有超越的一面，又不离日用人伦物理。孔子曰：“未‘知’，焉得‘仁’？”如不能深入体贴经典中蕴含的义理，恭敬之心不能树立，又如何能笃实践行？对于个人修养来说，德性的成就本身必然落实在气质的变化上，先要潜心研读经典，做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如不能涵养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气质，而鼓吹自己成就了高深道德，不过是自欺欺人。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儒学为传统文化的主干，如今弘扬国学应以传承与复兴儒学为核心。程子曰：“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钱穆先生说：“今天的中国读书人，应负两大责任：一是自己读论语，一是劝人读论语。”刘强先生近年来在学校与民间推广《论语》，今年年初建立“《论语》讲师群”面向全国培养《论语》讲师，在儒学复兴的当下身先士卒，以弘扬儒学为己任。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研读《论语》的队伍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