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国际化”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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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一词在清末首次出现,到民国时期已经被频繁使用,表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国际化”一词最早出现在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一文中,表述世界各国之间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内日益密切的接触与交流。早期国人常用“世界主义”和“大同主义”来表达与“国际化”大致相同的意思。“教育国际化”一词最早见于《青年进步》1925年第86期一篇题为《教育国际化之方案》的译文,作者为日本教育家泽柳政太郎。民国学者对“教育国际化”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与两次世界大战息息相关。他们认为通过教育国际化可以有效消除国际误解和民族仇恨,增进国际了解和民族友谊,从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其他文献
朱熹对人与自然之物的异同多有研究,不仅把张载《西铭》所言“民胞物与”解读为“民同胞,物则亦我之侪辈”,而且通过对《孟子》人之性不同于物之性的辩证以及把《中庸》“天命之谓性”解读为人与物都得自天所赋之理而具有共同的“天命之性”,又由于各自所禀受的气不同而有人之性与物之性的不同,从而提出所谓“理同气异”与“气同理异”,强调人与物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此基础上,朱熹既讲“以其理而言之”无人物贵贱之殊,又讲“以其气而言之”有人物贵贱之别,体现了一种人与物在根本上是平等的但在实际上又是有差异的平等思想。这对于
在法国,作者形象的构造始于17、18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末,作者形象遭到一系列哲学和文学批评的重新质疑,由此形成了思考作品的两个独立基础:作者意图和内在批评,并要求重新定义作品本身。笔者认为这两个基础在阐释作品时可以彼此独立,但都没有压倒性优势。因此,需要综合两种路径的重要贡献,让两种阅读互相启发。笔者以阿米耶尔的《私密日记》为例,进一步说明了作品可能具有的特殊性,而且创作作品的意图可能是模糊的,但为了理解作品,也需将文本与作者的实际生活关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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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学界一般将高句丽游人视为贫苦自由民,但文章认为高句丽“游人”应为从下户分化而来的依附于大家的奴隶。透过“游人”的社会地位,指出高句丽后期社会由贵族、五部自由民、普通自由民和“游人”组成。其中前两个阶层属于坐食者,但须为王国服兵役,普通自由民要承受赋税和兵役的双重负担,“游人”主要是为贵族和五部自由民服务的奴隶,是他们的私有财产。
绝大多数社会碎片化研究.都将碎片化定性为消极的.“碎片化一整体性”范式是碎片化研究的主流范式。然而,作为一种新兴现象的“微”共同体,在“加剧”城市社区和基层社会碎片化的同时,却为居民提供了持久的交往事由,降低了交往难度,提升了情感密度,并生产出“本能的中意”。而且,这种“加剧”的碎片化在与脱域共同体的相得益彰中.不仅不会必然破坏居民对社区和社会的整体感,反而会使作为地域共同体的城市社区共同体重拾可能,使居民在“冰冷的现代性”中重拾亲密的情感联结。以辩证视角看待城市社区“微”共同体带来的碎片化.有助于避免走
林自栋,毕业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后,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执教于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从事绘画创作与艺术语言研究,水墨作品三次荣获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中国画作品展优秀奖。
期刊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混乱局面,很多美国记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竞相报道中国这片热土上发生的一切。而这些记者的视角不同、立场不同,因此向世界发出的声音也迥然不同。在历史的验证下.埃德加.斯诺的报道最为客观且富有正义感。文章通过斯诺与美国其他记者对中国认识的比较,一方面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铭记历史,另一方面鼓励我们学习埃德加·斯诺“用事实说话”的精神,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的优良作风,学习其努力理解不同国家的政治状态,争取和平社会的人道主义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优秀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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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通过介绍美国对小型企业、弱势工商企业以及少数群体企业(MBE企业)的扶持性措施.结合联邦高法的两大案件,探讨了美国在扶持MBE企业方面的做法。美国对MBE企业的扶持性措施发生过数次变迁,也充满了灵活性与复杂性。这些措施在协助企业获得政府合同份额的同时。也造成了企业过度依赖政府的现象,甚至破坏了族群团结。因此,我国政府在制定与落实少数民族企业的扶持性政策的过程中.不宜将少数民族身份作为入选扶持性项目的唯一标准;不宜以设立硬性指标或预留比例的方式来落实政策:不宜通过降低门槛的方式来落实政策;需要多项措施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