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是一个时代课题，点明了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和转型。近年来，这种变化已经越来越明显。人们在讨论百年变局的时候，往往讨论更多的是国家实力的消长、经济发展的快慢、科技进步的影响。这些因素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也是相对显而易见的。文化间关系似乎更加关涉深层的结构，文化间关系的变化虽然不像实力消长或是经济发展那样明显，过程也比较漫长，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影响也更为持久和深远。

文明与文化

　　文明和文化是两个意义密切的概念，所以往往相互通用。无论是在平时的言谈中，还是在学术论文中，两者的互用屡见不鲜。但文明和文化还是有区别的。文明是一个社会物质与精神成就的总和，与文明相对的是野蛮，所以，文明更多地指一个社会进步和进化的过程，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等都是在以前比较野蛮的状态下发展进步的结果。
　　文化也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与文化相对的是自然。我们在这里把文化界定为一个实践共同体的共同背景知识。一个共同体在文明进化过程中、在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共同背景知识，包括世界观、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内容。文化是长期实践的知识积淀，是社会中形成的意义体系，自然也包括文明进化过程中的思想成就。文化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既作为实践结果的知识体系和意义结构存在，也反过来深刻影响到一个实践共同体成员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具有相同背景知识的共同体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成员在宏观层面上表现出相似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比如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万物关联的世界观，再比如西方文化中个人意识和个体理性的思维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明可以有阶段性的先进和落后，比如工业文明较之于农业文明，而文化作为一种意义体系则很难有先进落后之说。任何一个共同体的共同背景知识，也就是文化，都有自身的精髓和糟粕。比如茶文化和咖啡文化，孰好孰坏？长期以来，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密切关系指向一个事实，即在一定阶段先进的文明会使这个文明在諸文明的关系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使与之关联的文化也在诸文化关系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的文化关系中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儒家学说也在这一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百年文化关系格局

　　世界进入现代以来，西方文明和与之相关的西方文化在世界文化关系中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在世界文化关系中，也就出现了一个核心—边缘的格局。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成为世界文化关系中的核心地带，世界的其他文化则成为边缘，从而形成了百年来世界文化间关系的基本格局。
　　这一格局的典型特征是，文化的影响力呈单向性，即从中心向边缘辐射。西学东渐、西学东南渐等已经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是以其文明，尤其是物质文明的领先而奠定的。清政府在与西方列强战争中的惨败，迫使慈禧太后派遣代表团去西方观摩学习。甲午战争后严复编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更是深深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鲁迅等一代中国的有识之士。鲁迅先生读了《天演论》之后，曾在《朝花夕拾·琐记》中感叹道：“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
　　西方文明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成果。无论是在物质文明还是在精神文明方面都出现了很多重大突破，西方文化因之也成为主导世界文化格局的佼佼者。但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任何单一文化主导世界的文化关系格局都会淹没其他文化的精髓，甚至形成文化霸权。当世界出现重要的变革之时，这样的缺陷就会清晰地显现出来。

新型文化间关系

　　冷战的结束大力推进了全球化进程，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全球化进程提升了世界的整体福祉水平，但也带来了无数前所未有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世界的智慧和方案。文化多样性在这种情境中表现出巨大的潜力和优势。习近平主席2019年11月在访问希腊这一西方文明发源地的时候就指出，中国与希腊是同处欧亚两端的东西方文明传承者，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肩负运用文明智慧、解决当下世界难题、应对全球挑战、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
　　人类命运共同体必然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共同体。单一文化主导的格局随着全球化发展而受到挑战，文化间关系开始出现重要的变化。这种关系的变化是随着非西方国家的崛起而出现的，是以非西方文化重新显示活力为基本标志的。可以看到，冷战结束之后，一批非西方的国家群体崛起，在经济上实现了迅速的发展。同时，像中国、印度这些新兴大国又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在物质力量增长的同时，它们的文化也在与时俱进地焕发青春。
　　也正是在这种情境下，非西方文化被重新发现、界定和挖掘，一种多元文化格局正在显现。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值得高度关注的深层变化。一个积极、正常的文化间关系应该呈现多种文化共生共存、相辅相成、互学互鉴的多元格局。当下，这种格局已显雏形，表现了一种新型的文化间关系正在生成。它虽然不像经济和军事实力格局那样明显，但其意义却是更为深刻、更为长远。

文化间关系的走向与前景

　　世界文化间关系格局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这已经是一个事实。这种发展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呢？可能至少要预设两种发展走向。
　　第一种是竞争冲突。当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典型的竞争冲突观。亨廷顿的文明是糅文明文化为一体的，并且偏重于文明的文化内涵。承认世界多元文明的存在是其理论积极的一面，但他认为多元文明之间一定会发生冲突，并且文明冲突一定会取代意识形态冲突成为人类冲突的主要形态，认定差异一定带来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就成为一种零和思维的方式。按照亨廷顿逻辑推演下去，世界只能是新的冲突代替旧的冲突，因此，人类是没有希望的。
　　第二种是互融互鉴。以中庸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辩证法是互融互鉴的认识论基础。任何两种不同的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都可以从对方那里得到启迪和力量。阴阳如此，人与自然如此，东西方如此，不同文化之间也是如此。西方文化显示了重要的发展和创新，但西方中心论无疑是错误的。同样，东方中心论或是南方中心论也是错误的。差异带来生命的能量和进步的动力。多元文化共存是当今世界的现实，多元文化共同发展才是文化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之路。多元文化只有共存，才能互学互鉴，优势互补，共同繁荣。
　　很明显，第二种观点是积极的、理想的，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也是将世界推向进步的重要动力。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这种初步形成的多元文化格局中，第一种观点的预言也是可能出现的，甚至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怎样避免文化间冲突，真正实现文化间互融互鉴，至关重要的是人，是人的能动作用，是我们推动多元文化格局和文化间关系向積极、进步方向发展的自觉和努力。
　　正因为决定文化间关系走向的是人，人文交流就成为至关重要的环节。无论是加强文化间的理解，还是促成文化间的互学互鉴，都需要不同文化体的成员有意识地去了解对方，了解对方的文化，并且在了解的基础上，反思自己的文化，这样才能真正思考怎样避免矛盾、化解冲突，怎样互学互鉴、合作互融，怎样共存共生、共同发展。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快速增长与不同文化体成员之间的频繁交往呈正向相关关系，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今发生的一些事情是令人担忧的。比如美国对与中国的高校交流项目、学术交流活动，以及民间的交往进行了各种限制，这显然不利于文化间沟通，甚至会使一些文化范畴的误解和误会成为助长敌意和助推冲突的力量。越是在世界文化间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越是需要加强人文交流，也越是需要不同文化体之间加强沟通的力度、拓宽沟通的渠道，不断加强共识，建构认同。否则，我们就有可能走向第一种结果，就会使文明冲突的预言成为现实。比如中美之间如果真是出现了人心互疑，那会比战略互疑更加难以纠正，并且会放大战略互疑和其他领域的矛盾。正因为如此，无论面对什么困难，我们都应当坚持不懈地推动世界各国之间的人文交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推动世界朝着多元共生、积极合作的文化间关系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