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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班昭《女诫》对“女子四行”——“德、言、容、功”的强调出发,重新观照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所塑造的百位女性形象,揭示了作者的“德才观”,并指出他笔下的“才女”形象乃是对传统文化中女性形象的一次突破。
【关键词】《镜花缘》;女子四行;德才观
1.“女子四行”与“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的传统
班昭《女诫·妇行第四》说:“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①《女诫》中的“妇德”,不过是儒家正统价值观对妇女的一种性别建构,其核心是忠孝节烈、循规蹈矩、相夫教子、恪守妇道;“妇言”的核心是恭敬和顺、不出恶言、不违礼法礼仪规范;“妇功”则将妇女的活动限定在针织女红的范围内。
《镜花缘》中百名女子突破了《礼记》“内则”部分和朱熹(1130——1200)据此所作《家礼》关于“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的正统礼法规定和社会性别角色构建,她们在传统上一直由男性占据的领域内表现突出,不仅让人刮目相看,在知识、道德和政治上的表现大大突破了历代文学作品塑造的高度模式化的妇女形象。
《镜花缘》小说中百名花仙在知识和功业上的成功,突破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定位。她们在“立德、立言、立功”这些一直由男性角色专擅的德目上表现突出。班昭《女诫》“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一曰妇言,一曰妇容,一曰妇功”的经典陈述被李汝珍巧妙地置换,并和《左传》中关于男性角色“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经典陈述结合在一起。百名花仙化身的百名才女们在知识智识、道德修养和建功立业的抱负上,其夺目光芒让书中的男性角色黯然失色。
为显示她们在知识智识上的优越性,作者不惜笔墨让唐敖、多九公这样的饱学之士在黑齿国丢丑,让才女们用《璇玑图》绎诗千首,成功地全部通过专为女性设立的科举考试,并用三十回的篇幅淋漓尽致地展示才女们专擅的技艺和各种传统男性专擅的文人游戏,行酒令要称引一百部书,作诗要一百韵,在高难度的知识智力游戏中创造一个又一个千古佳话、古今之最。作者夸张的笔法让每一个聪颖异常的妙龄少女都俨然成为某一领域的学究、专家、教授,超常的知识智识既让读者惊叹,又让读者在自愧弗如之余质疑作者炫学的心理。
为显示百名才女在道德修养上的优越性,作者不仅让她们严格地实践传统的礼仪规范,按古往今来儒家正统价值的道德楷模塑造她们的形象,甚至为了突出她们的忠孝节义,不惜渲染她们的“奇孝、奇节”。如骆红蕖打虎为母复仇,廉锦枫入海杀蚌取参养母等。除了着意表现她们道德的纯洁性和高尚性,她们还充当了道德说教的道学先生角色,极力宣扬伦理纲常和忠孝节义的正统价值观,唐闺臣和师兰言及其代表。传统女性一直是道德说教的对象和被动的接受者,在《镜花缘》中一反而为儒家正统价值的自觉维护者、正统礼法规范的践行者和主动的道德说教者,这个变化耐人寻味 。
最重要的是她们参与了勤王义军的队伍,一起帮助男性的勤王者们讨伐忤逆恢复李唐正统帝王世系。她们或战死、或殉节,攻城破阵之际男性的勤王者们都得益她们的帮助,这一行为象征着小说中的女性在男性“太上立功”层面的成功,并且是政治上的。
2.性别与角色的倒置:才女“立德、立言、立功”的实践
如果说《镜花缘》中的女儿国 “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的性别建构还只是寄予了作者某种象征性的社会理想的话,那么,百名才女对“立德、立言、立功”的实践,则可以理解为是作者对“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的正统礼法规定和社会性别角色构建的一种实质性反叛和具体实践。
《西游记》和《镜花缘》中的“女儿国”,仿佛一面异域风情的魔幻镜子,它照出了作者生活时代中生活怪诞的性别颠倒的社会图景,二者之间巨大的差异,寄寓了作者对现实的讽刺嘲弄和批判。
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作者妙笔生花、精心结撰的理想化的小说话语,高度理想化的想象和性别倒置的美学姿态所造成的审美差异,给一贯对明清小说持模式化成见的读者带来新奇的阅读感受和审美趣味。尽管作者让百名才女在德性(才女们的奇孝奇节)、知识(她们博学广闻,多才多艺,竟使须眉男子都觉得相形见绌,自惭形秽;她们成功的举业,被封为女学士、女博士、女儒士)和政治上(阴若花则被封为“文艳王”,命其回国继承大统,参与政事)与小说中的男性相比都显示出一种优越性,但是又牢牢地将这种在清代其它小说中非常罕见的女性价值的优越性限制在正统封建礼法所许可的范围之内,最终又把她们从对正统价值偏离的轨道上拉回来,重新回归正统,并让她们中规中矩地完成正统的礼的实践和礼仪表演。
百名才女与男性相比显示的优越性并不是出于女权主义的诉求,也不表明作者有怎样的女性解放的政治意图或者民主的社会理想。百名才女在一个理想化的阴的秩序的统治期尽情表演一番之后,最终又加入到男性勤王者的行列,和他们结婚,与他们并肩作战,一起推翻错乱阴阳秩序的武则天的统治(阴的秩序的象征),使唐中宗复位(阳的秩序的象征),恢复李唐世系的合法性统治。以一个阴阳秩序的混乱期为契机,作者让百名兰心蕙质的才女淋漓尽致地展示她们的才艺德行,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抱负,反映了作者独特的思想观念。
3.《镜花缘》:“才”对“德”的突破
传统文化中,女之四行“德、言、容、功”中是没有“才”的要求的。
培养古代女子温柔敦厚的德性和诗词杂艺、琴棋书画这些闺阁闲技,只不过出于一种家庭门第虚荣的考虑。汤显祖《牡丹亭》中就表露了这一思想:女儿“他日到人家,知书识礼,父母光辉”,“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红楼梦》大观园里的女子个个都知书达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闺阁闲技样样精通,正统观念极强的薛宝钗仍然再三劝诫姐妹们,“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连作诗写字等事,这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至于你我,只该做些针线纺织的事才是”(《红楼梦》第四十二回),并让林黛玉听了“心下暗服,只有答应是的一字。”可见“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有多么大的说服力。
一位女诗人的《偶成诗》便反映了主流社会对女子“才德观”的建构:“人生德和才,兼备方可爱。独论闺才时,持论正相反。有德无才好,有才德反减。‘无才亦有仪’,援引古训典。我意颇不然,此论殊偏浅。不见三百篇,妇传亦匪鲜……”②晚明文学家陈继儒 (1558—1639)的小品集《安得长者言》,最早提出了“男子有德便有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
中国自古以来的“才德观”,一直呈现出一种理论上“德才兼备”的要求和实践上“重德不重才”的传统,只有乱世(比如历史上曹操乱世广招才具之士的做法),统治者才会把“才”放在“德”的前面,考虑“才”的价值优先性。对“德”的价值优先性的强调于女性尤甚,于男性亦然。历代的礼仪经典和普通的道德读本以及家训箴规还有那些道学先生无不强调“德”与“才”相比的价值优先性。这种基于性别建构至上的价值定向进一步强化了男女社会角色的定位和“男主外事,女主内事”的传统。传统的阴阳八卦学说又赋予男女两性的利益边界以秩序价值和政治意识形态意义,女性礼仪上的越界便直接等同于对阴阳秩序、价值秩序、自然秩序甚至政治秩序的破坏和颠覆,“牝鸡司晨”便是对女性礼仪越界的政治性的警示。
《镜花缘》中的才女形象明显突破了“男主外事,女主内事”的传统,小说文本的“德才观”也凸现出“才”的价值优先性。小说中百名才女于诗词曲赋、琴棋书画、经史音韵、医学算术、天文地理等无所不精,甚至实用知识与技术也各有专擅,如米兰芬善晓筹算、师兰言精于风鉴、芸芝长于论课、亚兰通晓讲射、燕紫琼的深谙茶经、唐闺臣的走笔立就,都让人感慨“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这让我们联想到《红楼梦》中贾宝玉对女子的评价。
尽管作者努力将她们的“才”限定在“德”的光环可以笼罩的范围之内,近乎说教地渲染她们的奇孝奇节,但还是无法掩盖她们身上才学的耀眼光芒,尤其是这样大规模的不遗余力的展示和炫耀,是那些刻画一两个博学才女形象的作品无法望其项背的。
作品展现的教化作用,和作品中浓重的说教意味,让审美感受与古人不同的现代读者常感到夏志清所说的“读了,心烦而已。”③。为何如此呢?我们不得不将这一点归结为作者叙述技巧的缺乏(作品缺乏艺术性)和他那根深蒂固的儒家正统思想——作者功利的道德说教目的扼杀了作品的艺术性,使小说显得生搬硬套,人物形象(甚至名字)都变成了对儒家经典教义的谱系学式的通俗阐释,以致人物形象的全部象征性内涵都是某一正统经典价值观念毫无变化的对号入座。人物言行举止的活动空间全被预先设定了。
性别倒置的手法:让女性替代男性来实践儒家正统学说和价值观念,这一手法是独特的,显然也给《镜花缘》的叙事带来许多新奇的审美感受和美学魅力,使作品显得很有生气。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功利的道德说教并没有触及读者敏感的道德神经,甚至层层铺垫精心设计的“殉节”情结也没有打动读者,非但没有产生怜悯之情,反而让人“读了,心烦而已。”我们因此认为李汝珍的说教是不成功的。
而小说文本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确实不是李汝珍不成功的道德说教,而是那些女子身上的“女子气”及象征性内涵:她们的才情、才学、机智幽默——这些都远离教化的目的,是作品说教目的之外“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又一个副产品。“文以载道”的观念在这里似乎被“以文为戏”的观念战胜了,这是李汝珍不曾想到,而为现代读者大加赞赏的地方。
注释:
①明·王 相.女子四書.上海:宏善書局.1936年影印本.
②[日]山川丽著.高大伦、范勇译.中国女性史[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72-73.
③夏志清.文人小说家和中国文化——《镜花缘》新论[J].人的文学[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1]李汝珍.图像镜花缘[M].光绪辛卯上海广百宋斋校印本,陕西师范大学古籍善本书库所藏.
[2]【美】艾梅兰(Maram Epstein)著.竞争的话语——明清小说中的正统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义[M].罗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王倩(1982-),女,河北抚宁人,文学硕士,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文艺学。
阿运锋(1980-),男,河南宝丰人,文学硕士,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关键词】《镜花缘》;女子四行;德才观
1.“女子四行”与“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的传统
班昭《女诫·妇行第四》说:“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①《女诫》中的“妇德”,不过是儒家正统价值观对妇女的一种性别建构,其核心是忠孝节烈、循规蹈矩、相夫教子、恪守妇道;“妇言”的核心是恭敬和顺、不出恶言、不违礼法礼仪规范;“妇功”则将妇女的活动限定在针织女红的范围内。
《镜花缘》中百名女子突破了《礼记》“内则”部分和朱熹(1130——1200)据此所作《家礼》关于“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的正统礼法规定和社会性别角色构建,她们在传统上一直由男性占据的领域内表现突出,不仅让人刮目相看,在知识、道德和政治上的表现大大突破了历代文学作品塑造的高度模式化的妇女形象。
《镜花缘》小说中百名花仙在知识和功业上的成功,突破了传统社会对女性社会角色的定位。她们在“立德、立言、立功”这些一直由男性角色专擅的德目上表现突出。班昭《女诫》“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一曰妇言,一曰妇容,一曰妇功”的经典陈述被李汝珍巧妙地置换,并和《左传》中关于男性角色“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经典陈述结合在一起。百名花仙化身的百名才女们在知识智识、道德修养和建功立业的抱负上,其夺目光芒让书中的男性角色黯然失色。
为显示她们在知识智识上的优越性,作者不惜笔墨让唐敖、多九公这样的饱学之士在黑齿国丢丑,让才女们用《璇玑图》绎诗千首,成功地全部通过专为女性设立的科举考试,并用三十回的篇幅淋漓尽致地展示才女们专擅的技艺和各种传统男性专擅的文人游戏,行酒令要称引一百部书,作诗要一百韵,在高难度的知识智力游戏中创造一个又一个千古佳话、古今之最。作者夸张的笔法让每一个聪颖异常的妙龄少女都俨然成为某一领域的学究、专家、教授,超常的知识智识既让读者惊叹,又让读者在自愧弗如之余质疑作者炫学的心理。
为显示百名才女在道德修养上的优越性,作者不仅让她们严格地实践传统的礼仪规范,按古往今来儒家正统价值的道德楷模塑造她们的形象,甚至为了突出她们的忠孝节义,不惜渲染她们的“奇孝、奇节”。如骆红蕖打虎为母复仇,廉锦枫入海杀蚌取参养母等。除了着意表现她们道德的纯洁性和高尚性,她们还充当了道德说教的道学先生角色,极力宣扬伦理纲常和忠孝节义的正统价值观,唐闺臣和师兰言及其代表。传统女性一直是道德说教的对象和被动的接受者,在《镜花缘》中一反而为儒家正统价值的自觉维护者、正统礼法规范的践行者和主动的道德说教者,这个变化耐人寻味 。
最重要的是她们参与了勤王义军的队伍,一起帮助男性的勤王者们讨伐忤逆恢复李唐正统帝王世系。她们或战死、或殉节,攻城破阵之际男性的勤王者们都得益她们的帮助,这一行为象征着小说中的女性在男性“太上立功”层面的成功,并且是政治上的。
2.性别与角色的倒置:才女“立德、立言、立功”的实践
如果说《镜花缘》中的女儿国 “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的性别建构还只是寄予了作者某种象征性的社会理想的话,那么,百名才女对“立德、立言、立功”的实践,则可以理解为是作者对“男治外事,女治内事”的正统礼法规定和社会性别角色构建的一种实质性反叛和具体实践。
《西游记》和《镜花缘》中的“女儿国”,仿佛一面异域风情的魔幻镜子,它照出了作者生活时代中生活怪诞的性别颠倒的社会图景,二者之间巨大的差异,寄寓了作者对现实的讽刺嘲弄和批判。
而这一切只不过是作者妙笔生花、精心结撰的理想化的小说话语,高度理想化的想象和性别倒置的美学姿态所造成的审美差异,给一贯对明清小说持模式化成见的读者带来新奇的阅读感受和审美趣味。尽管作者让百名才女在德性(才女们的奇孝奇节)、知识(她们博学广闻,多才多艺,竟使须眉男子都觉得相形见绌,自惭形秽;她们成功的举业,被封为女学士、女博士、女儒士)和政治上(阴若花则被封为“文艳王”,命其回国继承大统,参与政事)与小说中的男性相比都显示出一种优越性,但是又牢牢地将这种在清代其它小说中非常罕见的女性价值的优越性限制在正统封建礼法所许可的范围之内,最终又把她们从对正统价值偏离的轨道上拉回来,重新回归正统,并让她们中规中矩地完成正统的礼的实践和礼仪表演。
百名才女与男性相比显示的优越性并不是出于女权主义的诉求,也不表明作者有怎样的女性解放的政治意图或者民主的社会理想。百名才女在一个理想化的阴的秩序的统治期尽情表演一番之后,最终又加入到男性勤王者的行列,和他们结婚,与他们并肩作战,一起推翻错乱阴阳秩序的武则天的统治(阴的秩序的象征),使唐中宗复位(阳的秩序的象征),恢复李唐世系的合法性统治。以一个阴阳秩序的混乱期为契机,作者让百名兰心蕙质的才女淋漓尽致地展示她们的才艺德行,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抱负,反映了作者独特的思想观念。
3.《镜花缘》:“才”对“德”的突破
传统文化中,女之四行“德、言、容、功”中是没有“才”的要求的。
培养古代女子温柔敦厚的德性和诗词杂艺、琴棋书画这些闺阁闲技,只不过出于一种家庭门第虚荣的考虑。汤显祖《牡丹亭》中就表露了这一思想:女儿“他日到人家,知书识礼,父母光辉”,“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红楼梦》大观园里的女子个个都知书达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闺阁闲技样样精通,正统观念极强的薛宝钗仍然再三劝诫姐妹们,“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连作诗写字等事,这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至于你我,只该做些针线纺织的事才是”(《红楼梦》第四十二回),并让林黛玉听了“心下暗服,只有答应是的一字。”可见“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有多么大的说服力。
一位女诗人的《偶成诗》便反映了主流社会对女子“才德观”的建构:“人生德和才,兼备方可爱。独论闺才时,持论正相反。有德无才好,有才德反减。‘无才亦有仪’,援引古训典。我意颇不然,此论殊偏浅。不见三百篇,妇传亦匪鲜……”②晚明文学家陈继儒 (1558—1639)的小品集《安得长者言》,最早提出了“男子有德便有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法。
中国自古以来的“才德观”,一直呈现出一种理论上“德才兼备”的要求和实践上“重德不重才”的传统,只有乱世(比如历史上曹操乱世广招才具之士的做法),统治者才会把“才”放在“德”的前面,考虑“才”的价值优先性。对“德”的价值优先性的强调于女性尤甚,于男性亦然。历代的礼仪经典和普通的道德读本以及家训箴规还有那些道学先生无不强调“德”与“才”相比的价值优先性。这种基于性别建构至上的价值定向进一步强化了男女社会角色的定位和“男主外事,女主内事”的传统。传统的阴阳八卦学说又赋予男女两性的利益边界以秩序价值和政治意识形态意义,女性礼仪上的越界便直接等同于对阴阳秩序、价值秩序、自然秩序甚至政治秩序的破坏和颠覆,“牝鸡司晨”便是对女性礼仪越界的政治性的警示。
《镜花缘》中的才女形象明显突破了“男主外事,女主内事”的传统,小说文本的“德才观”也凸现出“才”的价值优先性。小说中百名才女于诗词曲赋、琴棋书画、经史音韵、医学算术、天文地理等无所不精,甚至实用知识与技术也各有专擅,如米兰芬善晓筹算、师兰言精于风鉴、芸芝长于论课、亚兰通晓讲射、燕紫琼的深谙茶经、唐闺臣的走笔立就,都让人感慨“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这让我们联想到《红楼梦》中贾宝玉对女子的评价。
尽管作者努力将她们的“才”限定在“德”的光环可以笼罩的范围之内,近乎说教地渲染她们的奇孝奇节,但还是无法掩盖她们身上才学的耀眼光芒,尤其是这样大规模的不遗余力的展示和炫耀,是那些刻画一两个博学才女形象的作品无法望其项背的。
作品展现的教化作用,和作品中浓重的说教意味,让审美感受与古人不同的现代读者常感到夏志清所说的“读了,心烦而已。”③。为何如此呢?我们不得不将这一点归结为作者叙述技巧的缺乏(作品缺乏艺术性)和他那根深蒂固的儒家正统思想——作者功利的道德说教目的扼杀了作品的艺术性,使小说显得生搬硬套,人物形象(甚至名字)都变成了对儒家经典教义的谱系学式的通俗阐释,以致人物形象的全部象征性内涵都是某一正统经典价值观念毫无变化的对号入座。人物言行举止的活动空间全被预先设定了。
性别倒置的手法:让女性替代男性来实践儒家正统学说和价值观念,这一手法是独特的,显然也给《镜花缘》的叙事带来许多新奇的审美感受和美学魅力,使作品显得很有生气。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功利的道德说教并没有触及读者敏感的道德神经,甚至层层铺垫精心设计的“殉节”情结也没有打动读者,非但没有产生怜悯之情,反而让人“读了,心烦而已。”我们因此认为李汝珍的说教是不成功的。
而小说文本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确实不是李汝珍不成功的道德说教,而是那些女子身上的“女子气”及象征性内涵:她们的才情、才学、机智幽默——这些都远离教化的目的,是作品说教目的之外“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又一个副产品。“文以载道”的观念在这里似乎被“以文为戏”的观念战胜了,这是李汝珍不曾想到,而为现代读者大加赞赏的地方。
注释:
①明·王 相.女子四書.上海:宏善書局.1936年影印本.
②[日]山川丽著.高大伦、范勇译.中国女性史[M].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72-73.
③夏志清.文人小说家和中国文化——《镜花缘》新论[J].人的文学[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参考文献
[1]李汝珍.图像镜花缘[M].光绪辛卯上海广百宋斋校印本,陕西师范大学古籍善本书库所藏.
[2]【美】艾梅兰(Maram Epstein)著.竞争的话语——明清小说中的正统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义[M].罗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王倩(1982-),女,河北抚宁人,文学硕士,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文艺学。
阿运锋(1980-),男,河南宝丰人,文学硕士,秦皇岛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