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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出台了多种侵略理论和“兴亚运动”，东亚联盟论和东亚联盟运动是其典型代表。《东亚联盟》作为东亚联盟思想的宣传载体，通过组织各种演讲、报告会、电影放映等活动，配合日本政府对国民政府的诱降政策和扩大侵略战争政策，粉饰其侵略思想。《东亚联盟》所见的“亚洲观”是将中国置于日本称霸亚洲的战略地位中，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从而为日本最终称雄世界做准备，这种“亚洲观”无疑是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服务的，战后成为少数日本右翼否定侵略战争、歪曲历史的依据。
【关键词】 《东亚联盟》 石原莞尔 汪精卫 侵华战争
《东亚联盟》是日本东亚联盟协会刊行的机关杂志，服务于东亚联盟运动，是东亚联盟思想的宣传阵地。1939年10月《东亚联盟》杂志于东京发行创刊号，至1945年10月出版发行第七卷三号后终刊，共发行66册。在日本侵华战争呈现长期化的形势下，《东亚联盟》的宣传以东亚联盟思想为主体， 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文化沟通”等结成条件为依据，进而在石原莞尔提出的最终战争构想中，幻想着打败美国以称霸世界，是法西斯主义的代表性刊物。
石原莞尔的最终战争论贯穿于整个《东亚联盟》的思想宣传，在《东亚联盟》所见的“亚洲观”宣传中，日本法西斯主义体现的最为明显。在石原莞尔的构想中，侵占“满洲国”是实现东亚联盟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其次，在日本领导下的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结成联盟后，与美国展开的最终战争是实现八纮一宇的关键一步，只有这一步胜利了才能够实现日莲宗的世界永久和平。那么，日本在东亚、在亚洲的自我认知或者说地位影响就至关重要，日本在称霸世界之前，首先要称霸东亚，进而称霸亚洲，这种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观”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导致日本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东亚联盟》所见的“亚洲观”贯彻到东亚联盟协会的每一位成员，并且，汪伪政权此时利用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思想上的麻痹，企图混淆视听，将东亚联盟论与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等同起來，是对孙中山先生“大亚洲主义”的曲解，也是对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观”进行广泛传播的另一种途径。本论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分析《东亚联盟》所见的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观”，以及汪伪政权是如何美化侵略思想，将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论相混同的。
一、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观”
从整体上考察《东亚联盟》中的“亚洲观”，是日本放弃与亚洲诸国平等合作，转而以日本为核心谋求侵略，丧失了“亚洲”本质的名存实亡的“亚洲观”。这一时期，日本的军国主义发展到顶峰，日本将自身在亚洲的角色定位为领导者，将日本天皇作为亚洲的天皇，在与欧洲对抗的基本路线上完成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侵略。“日本的兴亚外交的再出发已经呼之欲出了……现在欧洲的情势急剧严重化，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白纸还原、静观自重、不即不离等消极的口号与期待神风的国民心理同样感到需要国家的兴亚外交方策给予指导。”追根溯源日本的这种将兴亚与抗欧相对立的亚洲认识，是在亚洲概念被定义的时间节点上就已经成型了。在中国和日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亚洲成员时，受到欧洲人压迫的从近东到远东的非欧洲人居住地区被划定为亚洲。并且在受压迫人民的反抗和强调自我存在意识之间产生了近代的“亚洲”概念。“为了避免被侵略和灭亡，亚洲必须引进欧洲的先进性（富强），即亚洲一方必须在与欧洲形成地理和空间性的对抗关系基础上，走追求欧洲式富强的路线。亚洲主义必须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二重关系中形成。”由此也产生了“兴亚主义”，并且不同时期的各种兴亚路线一直伴随着中国和日本在对抗欧洲的道路上完成合作与侵略。
兴亚的最初目标是纯粹的，国际关系是对等的，以1898年东亚同文会成立为重要分界线，日本走上了在列强协调框架下，以日本优势为中心的亚洲主义道路。可以说这种局面是明治维新的成功带来的，也是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后寻求民族主义的结果。进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仅仅做亚洲的领导者已然不能满足日本民族自我膨胀的需求，日本民族要称霸世界。在日本称霸世界的道路上，除欧洲列强外，还有在经济上已稳居世界首位的美国，以及同样强大的共产主义阵营的苏联。这些外部势力都迫使日本在亚洲建立更为广阔地域的政治团体，是日本国防国家的需求也是日本向世界迈进的“最佳”姿态。
我们在《东亚联盟》的宣传中可以看到“大东亚战争”、“东亚大同”、“同文同种”、“日支提携”等话语，《东亚联盟》将东亚联盟的结成定义为“东亚大同”的第一步，指出明治维新是日本的维新，昭和维新是东亚的维新。日本在动用自己的势力之外，还奢求综合运用全东亚的能力来取得战争的胜利，成为世界的霸主。日本在谈及亚洲时，其试图联合的国家不过是作为亚洲另一大国的中国，在中国国家强大之时，日本大谈特谈为自身利益着想，“不得不”扮演着与欧美列强一起侵略中国的角色，而中国国家薄弱之时，日本则打着同文同种的旗号，扮演救苦救难的“救世主”角色，拉出“大亚细亚主义”的招牌，高唱“中日亲善”论调曲折的实现对外扩张理论。《东亚联盟》的载文所投射出的“亚洲观”，就是日本在看到中国国内政治四分五裂的状态后，竭力维护其在“满洲国”的统治权基础之上，侵占整个中国的“大亚洲主义”的思想形态。
在涉及《东亚联盟》的“亚洲观”问题上，“满洲建国”是东亚联盟或者亚洲联盟实现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拯救面临灭亡的整个中国，然而，当时最具有阻碍的中国政治势力便是中国的抗日武装力量。其中国民党和共产党均是被日本视为水火的两股革命力量，他们认为与其打倒抗日武装力量不如先在思想上进行协调工作，通过策反取得更多力量的支持。他们的想法也得到了实践的检验，汪伪政权的投靠确实一度让他们以为中国问题会很快解决，然而并没有改变中国人抗日武装力量壮大的现实。
综上所述，《东亚联盟》的“亚洲观”表面上呈现出与欧美列强抗衡的姿态，实则想要进一步展开强烈进攻趋势，企图占领中国。这一思想根源是日本的皇国精神，在战争时期这一精神贯穿整个日本外交策略，尤其是对中国。想要结成联盟，就必须铲除抗日武装力量，在王道主义的指导下，在日本天皇的支配下，才能达成“日支提携”。可以说一切思想烟雾弹的背后隐藏着侵略的本质目的。 二、汪伪政权的“大亚洲主义”
上文中提到汪精卫在投靠日本并建立傀儡政权之后，正是将孙文先生的“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论相结合，提出了新三民主义建立了新政权的理论基础。我们从汪精卫的个人经历上可以找出他借用孙中山先生大亚洲主义的契机以及投靠日本的内在因素。首先，汪精卫本人于1903年官费赴日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并参与起草同盟会会章，8月担任同盟会评议部议长。可以说他对孙中山先生思想了解得很深，这为他投靠日本后借用孙中山先生的思想留下了铺垫。从他有日本经历，到对孙中山先生思想的深刻理解，都造成了后来投靠日本，轻信日本，利用孙中山先生思想为自己的投敌叛国找借口的后果。这里我们要详细地分析汪伪政权在《东亚联盟》中显现出来的什么样的“大亚洲主义”，以及如何利用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为自己洗白。
“大亚洲主义是国父孙先生所提倡的，我们同志根据这种理想，对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祈其实现，最近更发展而为东亚联盟的运动，主张东亚各民族国家，在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四个基本原则之下，结成联盟，以贡献于东亚永久和平，同时即以贡献于世界之永久和平。”这是中国东亚联盟成立之时，《东亚联盟》为此刊发的特辑上汪精卫发表文章中的一段话，并且被加粗了，证明是比较重要的话。汪精卫在中国成立东亚联盟协会宣传之时，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将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论相结合，阐明东亚联盟结成的合理性与正义性。然而，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绝不是汪精卫口中的样子，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亚洲主义”是对立的。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神户发表了《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次长篇演讲。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是为了恢复亚洲民族地位，为一切被压迫民族来打不平，孙中山先生只谈民族主义，不分东方还是西方，是反霸权主义，反殖民主义的言论。然而孙中山先生在演讲中积极地肯定了日本民族独立的精神，认为日本是亚洲复兴的起点。这就是被汪精卫断章取义的部分言论，汪精卫在文章中截取孙中山先生：“中日两国，无论从何方面着想，均宜携手协力进行。” 的言论，实则孙中山先生的中日携手是在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不是汪精卫口中的无条件附和。孙中山先生对日本的霸权主义进行尖锐批判，此去日本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演讲唤醒日本国民，寄希望于日本国民能够清醒认识日本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孙中山先生在《大亚洲主义》演讲结束时，他说：“日本究竟做西方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于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显然，孙中山先生对日本人民寄予厚望，对日本政府也在进行弹劾，如果日本政府能够不与西欧列强为伍，中日友好指日可待。
孫中山先生作为一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他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他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亚洲主义”是相背离的，他对日本的帝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均进行了批判，他的中日友好是以真正的政治独立为条件的，并不是东亚联盟论中宣传的以天皇为指导的所谓的政治独立，他为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作出了努力，是一位爱国主义革命家。
汪精卫在中国宣传的东亚联盟思想中，所提倡的东亚民族解放，反对欧美列强的侵略，弘扬东方文明等方面，与孙中山先生的理想是一致的。但汪精卫宣传的民族自觉和民族复兴均是在东亚联盟思想的前提上展开的，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思想为根基，谈民族信仰简直就是缘木求鱼。汪精卫不过是以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思想作为其东亚联盟论的正义代名词，故意曲解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为自己的卖国行为寻求理论依据。
汪精卫以及其追随团体在投靠日本之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国民中必须找到合理的思想基础，作为其成立新政权的根本，确保其作为中国人的政治立场表面上看起来仍然还是爱国的，是有尊严的。并且汪伪政权为了宣传自己的大亚洲主义，先后刊行了《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月刊（中国版）、《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以及《大东亚月刊》等杂志，为其“中日和平”、“中日提携”等相关理论进行宣传，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在民众间取得舆论支持。
综上所述，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是披着孙中山先生思想的外衣，本质则是卖国求荣的叛敌思想。尤其对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以及东亚联盟结成条件的认识，充分表现出汪精卫无底线亲日的无能妥协面孔。他不顾中国国家主权，只是在经济和军事上追随日渐强大的日本，他将孙中山先生的中日友好的先决条件降到无底线，最终成为日本在亚洲侵略思想的代言人，将“东亚联盟论”以及日本“大亚洲主义”搬到中国，对自己国民的思想进行腐蚀，以和日本交换利益。
小 结
《东亚联盟》刊行于伪满洲国时期，这一时间节点锁定了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该刊对伪满洲国时期各个层面的日本国民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包括军界、政界以及文化界等，同时包含很多农民在内的日本民众。《东亚联盟》当中宣传的“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文化沟通。”四个方面的结成条件，是对当时日本和中国国民的错误诱导，也暗含着对现今日本国民进行错误历史观引导的倾向。从《东亚联盟》所宣传的“亚洲观”中可以看到，《东亚联盟》鼓吹对“满洲国”的占领以及对中国的侵略是为了东亚民族复兴，也是为了全东亚联合起来不受欧洲列强的侵略。这种思想严重影响了战后日本人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同时成为战后日本国内右翼分子否认侵略战争的根据之一。值得我们警醒的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文部科学省在右翼势力的施压下加强了对历史教科书的审定，并对教科书中的侵华战争等词语和事件进行了篡改，企图用错误的历史观影响和教育下一代。我们在《东亚联盟》刊行的文章中也看到了篡改并美化侵略战争的影子，可以说《东亚联盟》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回避问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并且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同时，《东亚联盟》的宣传对伪满洲国时期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起到了直接的影响，并且汪精卫将东亚联盟思想在与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结合后，迅速将其植入中国，刊行了中国版《东亚联盟》，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思想侵略。并且当时张景惠、缪斌等人均与《东亚联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汪精卫在中国成立东亚联盟协会后，刊行了一系列的刊物，来宣传东亚联盟思想，其中汉语版的《东亚联盟》是最具影响力的，汉语版的《东亚联盟》发行于全国各大书店，中国读者不仅局限于东亚联盟运动发起的城市，全中国的读者都有机会接触到这一侵略思想，在当时的中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部分中国人相信《东亚联盟》所鼓吹的东亚共荣等侵略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中国社会中是极其危险的，这种思想上的腐蚀，比武力镇压来得更为彻底，也更为迅速，这种思想的传播所带来的危害是无形且致命的。因此，撕掉《东亚联盟》外表粉饰的和平、民主、独立的外衣，揭露出在战争时期用思想侵略的手段欺骗中国人的真实面目，有助于读者增强对《东亚联盟》的全面认知，从其意识形态到整体面貌，将其杂志宣传的实质展现在世人面前。
【参考文献】
[1] 〔日〕山村洋也：「興亜革新の前提条件」，『東亜連盟』（復刻版）第一巻、第一号，柏書房株式会社，1996年，第77頁。
[2] 〔日〕狹间直树著，张雯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2月，第3頁。
[3] 〔日〕石原莞爾：「世界最終戦争と大東亜戦争」，『東亜連盟』（復刻版）第四巻、第一号，柏書房株式会社，1996年，第12頁。
[4] 汪精卫：「中日国交调整与东亚联盟」，『東亜連盟』（復刻版）第三巻、第一号、特輯，柏書房株式会社，1996年，第7頁。
[5] 汪精卫：「中日国交调整与东亚联盟」，第5页。
[6] 蒋翰廷：《略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的本质区别》，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第13页。
作者简介：李晓晨（1988-），女，汉，吉林，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社会与文化，日本思想史。
【关键词】 《东亚联盟》 石原莞尔 汪精卫 侵华战争
《东亚联盟》是日本东亚联盟协会刊行的机关杂志，服务于东亚联盟运动，是东亚联盟思想的宣传阵地。1939年10月《东亚联盟》杂志于东京发行创刊号，至1945年10月出版发行第七卷三号后终刊，共发行66册。在日本侵华战争呈现长期化的形势下，《东亚联盟》的宣传以东亚联盟思想为主体， 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文化沟通”等结成条件为依据，进而在石原莞尔提出的最终战争构想中，幻想着打败美国以称霸世界，是法西斯主义的代表性刊物。
石原莞尔的最终战争论贯穿于整个《东亚联盟》的思想宣传，在《东亚联盟》所见的“亚洲观”宣传中，日本法西斯主义体现的最为明显。在石原莞尔的构想中，侵占“满洲国”是实现东亚联盟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其次，在日本领导下的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结成联盟后，与美国展开的最终战争是实现八纮一宇的关键一步，只有这一步胜利了才能够实现日莲宗的世界永久和平。那么，日本在东亚、在亚洲的自我认知或者说地位影响就至关重要，日本在称霸世界之前，首先要称霸东亚，进而称霸亚洲，这种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观”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导致日本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东亚联盟》所见的“亚洲观”贯彻到东亚联盟协会的每一位成员，并且，汪伪政权此时利用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对中国人民进行思想上的麻痹，企图混淆视听，将东亚联盟论与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等同起來，是对孙中山先生“大亚洲主义”的曲解，也是对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观”进行广泛传播的另一种途径。本论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分析《东亚联盟》所见的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观”，以及汪伪政权是如何美化侵略思想，将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论相混同的。
一、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观”
从整体上考察《东亚联盟》中的“亚洲观”，是日本放弃与亚洲诸国平等合作，转而以日本为核心谋求侵略，丧失了“亚洲”本质的名存实亡的“亚洲观”。这一时期，日本的军国主义发展到顶峰，日本将自身在亚洲的角色定位为领导者，将日本天皇作为亚洲的天皇，在与欧洲对抗的基本路线上完成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侵略。“日本的兴亚外交的再出发已经呼之欲出了……现在欧洲的情势急剧严重化，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白纸还原、静观自重、不即不离等消极的口号与期待神风的国民心理同样感到需要国家的兴亚外交方策给予指导。”追根溯源日本的这种将兴亚与抗欧相对立的亚洲认识，是在亚洲概念被定义的时间节点上就已经成型了。在中国和日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亚洲成员时，受到欧洲人压迫的从近东到远东的非欧洲人居住地区被划定为亚洲。并且在受压迫人民的反抗和强调自我存在意识之间产生了近代的“亚洲”概念。“为了避免被侵略和灭亡，亚洲必须引进欧洲的先进性（富强），即亚洲一方必须在与欧洲形成地理和空间性的对抗关系基础上，走追求欧洲式富强的路线。亚洲主义必须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二重关系中形成。”由此也产生了“兴亚主义”，并且不同时期的各种兴亚路线一直伴随着中国和日本在对抗欧洲的道路上完成合作与侵略。
兴亚的最初目标是纯粹的，国际关系是对等的，以1898年东亚同文会成立为重要分界线，日本走上了在列强协调框架下，以日本优势为中心的亚洲主义道路。可以说这种局面是明治维新的成功带来的，也是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后寻求民族主义的结果。进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仅仅做亚洲的领导者已然不能满足日本民族自我膨胀的需求，日本民族要称霸世界。在日本称霸世界的道路上，除欧洲列强外，还有在经济上已稳居世界首位的美国，以及同样强大的共产主义阵营的苏联。这些外部势力都迫使日本在亚洲建立更为广阔地域的政治团体，是日本国防国家的需求也是日本向世界迈进的“最佳”姿态。
我们在《东亚联盟》的宣传中可以看到“大东亚战争”、“东亚大同”、“同文同种”、“日支提携”等话语，《东亚联盟》将东亚联盟的结成定义为“东亚大同”的第一步，指出明治维新是日本的维新，昭和维新是东亚的维新。日本在动用自己的势力之外，还奢求综合运用全东亚的能力来取得战争的胜利，成为世界的霸主。日本在谈及亚洲时，其试图联合的国家不过是作为亚洲另一大国的中国，在中国国家强大之时，日本大谈特谈为自身利益着想，“不得不”扮演着与欧美列强一起侵略中国的角色，而中国国家薄弱之时，日本则打着同文同种的旗号，扮演救苦救难的“救世主”角色，拉出“大亚细亚主义”的招牌，高唱“中日亲善”论调曲折的实现对外扩张理论。《东亚联盟》的载文所投射出的“亚洲观”，就是日本在看到中国国内政治四分五裂的状态后，竭力维护其在“满洲国”的统治权基础之上，侵占整个中国的“大亚洲主义”的思想形态。
在涉及《东亚联盟》的“亚洲观”问题上，“满洲建国”是东亚联盟或者亚洲联盟实现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拯救面临灭亡的整个中国，然而，当时最具有阻碍的中国政治势力便是中国的抗日武装力量。其中国民党和共产党均是被日本视为水火的两股革命力量，他们认为与其打倒抗日武装力量不如先在思想上进行协调工作，通过策反取得更多力量的支持。他们的想法也得到了实践的检验，汪伪政权的投靠确实一度让他们以为中国问题会很快解决，然而并没有改变中国人抗日武装力量壮大的现实。
综上所述，《东亚联盟》的“亚洲观”表面上呈现出与欧美列强抗衡的姿态，实则想要进一步展开强烈进攻趋势，企图占领中国。这一思想根源是日本的皇国精神，在战争时期这一精神贯穿整个日本外交策略，尤其是对中国。想要结成联盟，就必须铲除抗日武装力量，在王道主义的指导下，在日本天皇的支配下，才能达成“日支提携”。可以说一切思想烟雾弹的背后隐藏着侵略的本质目的。 二、汪伪政权的“大亚洲主义”
上文中提到汪精卫在投靠日本并建立傀儡政权之后，正是将孙文先生的“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论相结合，提出了新三民主义建立了新政权的理论基础。我们从汪精卫的个人经历上可以找出他借用孙中山先生大亚洲主义的契机以及投靠日本的内在因素。首先，汪精卫本人于1903年官费赴日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并参与起草同盟会会章，8月担任同盟会评议部议长。可以说他对孙中山先生思想了解得很深，这为他投靠日本后借用孙中山先生的思想留下了铺垫。从他有日本经历，到对孙中山先生思想的深刻理解，都造成了后来投靠日本，轻信日本，利用孙中山先生思想为自己的投敌叛国找借口的后果。这里我们要详细地分析汪伪政权在《东亚联盟》中显现出来的什么样的“大亚洲主义”，以及如何利用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为自己洗白。
“大亚洲主义是国父孙先生所提倡的，我们同志根据这种理想，对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祈其实现，最近更发展而为东亚联盟的运动，主张东亚各民族国家，在政治独立，军事同盟，经济合作，文化沟通四个基本原则之下，结成联盟，以贡献于东亚永久和平，同时即以贡献于世界之永久和平。”这是中国东亚联盟成立之时，《东亚联盟》为此刊发的特辑上汪精卫发表文章中的一段话，并且被加粗了，证明是比较重要的话。汪精卫在中国成立东亚联盟协会宣传之时，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将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论相结合，阐明东亚联盟结成的合理性与正义性。然而，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绝不是汪精卫口中的样子，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亚洲主义”是对立的。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神户发表了《大亚洲主义》的演讲，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次长篇演讲。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是为了恢复亚洲民族地位，为一切被压迫民族来打不平，孙中山先生只谈民族主义，不分东方还是西方，是反霸权主义，反殖民主义的言论。然而孙中山先生在演讲中积极地肯定了日本民族独立的精神，认为日本是亚洲复兴的起点。这就是被汪精卫断章取义的部分言论，汪精卫在文章中截取孙中山先生：“中日两国，无论从何方面着想，均宜携手协力进行。” 的言论，实则孙中山先生的中日携手是在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不是汪精卫口中的无条件附和。孙中山先生对日本的霸权主义进行尖锐批判，此去日本的目的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演讲唤醒日本国民，寄希望于日本国民能够清醒认识日本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孙中山先生在《大亚洲主义》演讲结束时，他说：“日本究竟做西方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于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显然，孙中山先生对日本人民寄予厚望，对日本政府也在进行弹劾，如果日本政府能够不与西欧列强为伍，中日友好指日可待。
孫中山先生作为一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他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立场是十分鲜明的，他的《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亚洲主义”是相背离的，他对日本的帝国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均进行了批判，他的中日友好是以真正的政治独立为条件的，并不是东亚联盟论中宣传的以天皇为指导的所谓的政治独立，他为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作出了努力，是一位爱国主义革命家。
汪精卫在中国宣传的东亚联盟思想中，所提倡的东亚民族解放，反对欧美列强的侵略，弘扬东方文明等方面，与孙中山先生的理想是一致的。但汪精卫宣传的民族自觉和民族复兴均是在东亚联盟思想的前提上展开的，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思想为根基，谈民族信仰简直就是缘木求鱼。汪精卫不过是以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思想作为其东亚联盟论的正义代名词，故意曲解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为自己的卖国行为寻求理论依据。
汪精卫以及其追随团体在投靠日本之时，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国民中必须找到合理的思想基础，作为其成立新政权的根本，确保其作为中国人的政治立场表面上看起来仍然还是爱国的，是有尊严的。并且汪伪政权为了宣传自己的大亚洲主义，先后刊行了《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月刊（中国版）、《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以及《大东亚月刊》等杂志，为其“中日和平”、“中日提携”等相关理论进行宣传，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在民众间取得舆论支持。
综上所述，汪精卫的大亚洲主义是披着孙中山先生思想的外衣，本质则是卖国求荣的叛敌思想。尤其对日本建设东亚新秩序以及东亚联盟结成条件的认识，充分表现出汪精卫无底线亲日的无能妥协面孔。他不顾中国国家主权，只是在经济和军事上追随日渐强大的日本，他将孙中山先生的中日友好的先决条件降到无底线，最终成为日本在亚洲侵略思想的代言人，将“东亚联盟论”以及日本“大亚洲主义”搬到中国，对自己国民的思想进行腐蚀，以和日本交换利益。
小 结
《东亚联盟》刊行于伪满洲国时期，这一时间节点锁定了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该刊对伪满洲国时期各个层面的日本国民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包括军界、政界以及文化界等，同时包含很多农民在内的日本民众。《东亚联盟》当中宣传的“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文化沟通。”四个方面的结成条件，是对当时日本和中国国民的错误诱导，也暗含着对现今日本国民进行错误历史观引导的倾向。从《东亚联盟》所宣传的“亚洲观”中可以看到，《东亚联盟》鼓吹对“满洲国”的占领以及对中国的侵略是为了东亚民族复兴，也是为了全东亚联合起来不受欧洲列强的侵略。这种思想严重影响了战后日本人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同时成为战后日本国内右翼分子否认侵略战争的根据之一。值得我们警醒的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文部科学省在右翼势力的施压下加强了对历史教科书的审定，并对教科书中的侵华战争等词语和事件进行了篡改，企图用错误的历史观影响和教育下一代。我们在《东亚联盟》刊行的文章中也看到了篡改并美化侵略战争的影子，可以说《东亚联盟》对日本侵略战争的回避问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并且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同时，《东亚联盟》的宣传对伪满洲国时期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起到了直接的影响，并且汪精卫将东亚联盟思想在与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结合后，迅速将其植入中国，刊行了中国版《东亚联盟》，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思想侵略。并且当时张景惠、缪斌等人均与《东亚联盟》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汪精卫在中国成立东亚联盟协会后，刊行了一系列的刊物，来宣传东亚联盟思想，其中汉语版的《东亚联盟》是最具影响力的，汉语版的《东亚联盟》发行于全国各大书店，中国读者不仅局限于东亚联盟运动发起的城市，全中国的读者都有机会接触到这一侵略思想，在当时的中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部分中国人相信《东亚联盟》所鼓吹的东亚共荣等侵略思想。这种思想在当时中国社会中是极其危险的，这种思想上的腐蚀，比武力镇压来得更为彻底，也更为迅速，这种思想的传播所带来的危害是无形且致命的。因此，撕掉《东亚联盟》外表粉饰的和平、民主、独立的外衣，揭露出在战争时期用思想侵略的手段欺骗中国人的真实面目，有助于读者增强对《东亚联盟》的全面认知，从其意识形态到整体面貌，将其杂志宣传的实质展现在世人面前。
【参考文献】
[1] 〔日〕山村洋也：「興亜革新の前提条件」，『東亜連盟』（復刻版）第一巻、第一号，柏書房株式会社，1996年，第77頁。
[2] 〔日〕狹间直树著，张雯译：《日本早期的亚洲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2月，第3頁。
[3] 〔日〕石原莞爾：「世界最終戦争と大東亜戦争」，『東亜連盟』（復刻版）第四巻、第一号，柏書房株式会社，1996年，第12頁。
[4] 汪精卫：「中日国交调整与东亚联盟」，『東亜連盟』（復刻版）第三巻、第一号、特輯，柏書房株式会社，1996年，第7頁。
[5] 汪精卫：「中日国交调整与东亚联盟」，第5页。
[6] 蒋翰廷：《略论孙中山《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大亚洲主义”的本质区别》，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第13页。
作者简介：李晓晨（1988-），女，汉，吉林，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社会与文化，日本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