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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俄国文学批评家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为基础,分析福克纳的小说《押沙龙,押沙龙!》中所体现的三大复调特征:主人公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对话性和未终结性。
关键词:复调主人公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对话性未终结性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是一部典型的复调小说。巴赫金指出复调小说的特点是:“独立而具有个性的声音和意识的多元以及受到充分尊重的声音组成的真正复调。这不是一群在作者那里逐渐显示出来的统一意识所照耀的统一的客观世界里的人物和命运,而恰恰是一些平等的意识和他们各自世界的多元。他们由于某一个事物而聚集在一起,但同时仍然保持着他们的独特的个性。”
在巴赫金看来,复调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是一种新的体裁,它里面有多种声音,有全面的对话。这些声音都不受作者权威性的控制,而是从各自的对方那里和作者那里获得了自由、独立。《押沙龙,押沙龙!》精致而完美地体现了这些特点,因此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主人公自我意识的独立性
主人公的自我意识通常只是他现实存在的一个因素,只是他完整形象的特征之一。然而在《押沙龙,押沙龙!》中恰恰相反,全部现实生活成了主人公自我意识的一个因素。福克纳没有把对主人公的任何一个重要评价留给自己,他把一切都纳入主人公的视野,把一切都投入主人公自我意识的熔炉内。独立的自我意识是塑造主人公形象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决定了与作者的关系是平等的、对话的。
在《押沙龙,押沙龙!》中,那几个既是人物又是叙述者的“意识”和他们的声音不仅相互平等,“保持着他们的独特个性”,而且从理论上讲,也“独立”于作者的意识,因为作者没有强加给作品一个权威的声音或一个统一的意义。他们对斯特潘家族传说的叙述,特别是所作的猜测式解释相互矛盾,他们的叙述更像是在互相争吵、互相抨击。更值得一提的是,通过阅读叙述者们纷繁迥异的论断,读者们能清晰而强烈地感受到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价值观念和内心冲突。
主人公及其声音的相对自由和独立是《押沙龙,押沙龙!》及其它复调小说在构思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主人公的自由成为作者构思的一个因素,构成小说主人公形象的因素,不是现实本身,而是这些外在因素在他本人头脑中的反映,主人公完全可以作为独立主体参与生活,感受生活。同时,作者意识不把他人意识变为客体并且不在他们背后给他们做出最后的定论。可见,在复调小说中,作者对主人公所采取的新的艺术立场,是认真实现了的和彻底贯彻了的一种对话立场,这一立场确认主人公的独立性和整部作品的未终结性。
对话性
在复调小说中,要想成功地赋予主人公以独立性,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作者让主人公进入与自己和其他主人公的对话之中。小说突破了传统小说以情节、故事为核心的结构模式,建立起自己以思想和对话为核心的结构模式。在这部小说中,“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巴赫金认为对话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存在就意味进行对话的交际,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
巴赫金认为对话性质的内心独白是典型的微型对话。其中每个词都是双声语,而且每个词都含有争论的声音。小说中洛莎的长篇独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对话的本质暴露了她思想的自相矛盾,以及她和镇上人的复杂关系。对斯特潘,洛莎试图将其魔鬼化,但小说中到处充斥着与她的意图不符的叙事。她从未使用他的名字,而总是称他为“鬼怪”、“恶魔”、“罪恶的渊薮”,然而就在她的叙述部分我们发现许多直接或间接与她将斯特潘魔鬼化的意愿和努力作对的因素,使她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
未终结性
《押沙龙!押沙龙!》另一大艺术特色就是它的复调结构从始至终都是开放性的,语言、世界、思想意识以及对话都不可能终结。小说中的诸多叙述都有一定的意义,但其中并没有一种可以称得上是终结的、权威性的叙述。用福克纳的话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讲自己的传记”。
《押沙龙,押沙龙!》中斯特潘的传奇故事,实际上只剩下一些饭后之余人们闲聊的碎片。它没有特定的指示意义,因为太多的关键环节已石沉大海,叙述者们只能根据各自的思想感情和对旧南方的态度和认识,从他们各自的感情经历、价值观出发来讲述、寻求和理解它。他们甚至运用了各自的想象和推理虚构了一些事件,来填补空白和支持自己的阐释。
在洛莎歇斯底里的发泄中,斯特潘是个不折不扣的恶魔。她的叙述始终被强烈的感情色彩所左右。作为第一叙述人,她在讲到关键问题时吞吞吐吐,不断在叙述主人公故事与回忆自己的痛苦生活之间来回跳跃。洛莎通过将斯特潘恶魔化的方式,塑造了自己的斯特潘的形象。作为第二叙述人的康普生先生并没有与斯特潘直接接触,但受南方情结影响而在讲述中将其浪漫化,以寄托自己对古老南方繁荣时期向往和现实生活的辛酸和不如意。他眼中的斯特潘与洛莎的截然不同,在他看来斯特潘更像是一个落难而重新创业的英雄。
结语
复调赋予《押沙龙,押沙龙!》特殊的艺术魅力,它的成功运用,将小说体裁从传统的情节紧凑和按时间顺序发展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摆脱了过渡和细节填充的繁琐与臃肿。它调节了形式与内容、风格与主题、情节之间、表现手法之间的矛盾,使它们彼此依赖,相辅相成,完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产生和谐统一的美学效应。
参考文献:
[1] 姚乃强:《福克纳研究的新趋势》,《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
[2] 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
作者简介:倪春艳,女,1968—,辽宁辽阳市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语用学,工作单位:大连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复调主人公自我意识的独立性对话性未终结性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福克纳的《押沙龙,押沙龙!》是一部典型的复调小说。巴赫金指出复调小说的特点是:“独立而具有个性的声音和意识的多元以及受到充分尊重的声音组成的真正复调。这不是一群在作者那里逐渐显示出来的统一意识所照耀的统一的客观世界里的人物和命运,而恰恰是一些平等的意识和他们各自世界的多元。他们由于某一个事物而聚集在一起,但同时仍然保持着他们的独特的个性。”
在巴赫金看来,复调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是一种新的体裁,它里面有多种声音,有全面的对话。这些声音都不受作者权威性的控制,而是从各自的对方那里和作者那里获得了自由、独立。《押沙龙,押沙龙!》精致而完美地体现了这些特点,因此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主人公自我意识的独立性
主人公的自我意识通常只是他现实存在的一个因素,只是他完整形象的特征之一。然而在《押沙龙,押沙龙!》中恰恰相反,全部现实生活成了主人公自我意识的一个因素。福克纳没有把对主人公的任何一个重要评价留给自己,他把一切都纳入主人公的视野,把一切都投入主人公自我意识的熔炉内。独立的自我意识是塑造主人公形象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决定了与作者的关系是平等的、对话的。
在《押沙龙,押沙龙!》中,那几个既是人物又是叙述者的“意识”和他们的声音不仅相互平等,“保持着他们的独特个性”,而且从理论上讲,也“独立”于作者的意识,因为作者没有强加给作品一个权威的声音或一个统一的意义。他们对斯特潘家族传说的叙述,特别是所作的猜测式解释相互矛盾,他们的叙述更像是在互相争吵、互相抨击。更值得一提的是,通过阅读叙述者们纷繁迥异的论断,读者们能清晰而强烈地感受到他们自己的思想、感情、价值观念和内心冲突。
主人公及其声音的相对自由和独立是《押沙龙,押沙龙!》及其它复调小说在构思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主人公的自由成为作者构思的一个因素,构成小说主人公形象的因素,不是现实本身,而是这些外在因素在他本人头脑中的反映,主人公完全可以作为独立主体参与生活,感受生活。同时,作者意识不把他人意识变为客体并且不在他们背后给他们做出最后的定论。可见,在复调小说中,作者对主人公所采取的新的艺术立场,是认真实现了的和彻底贯彻了的一种对话立场,这一立场确认主人公的独立性和整部作品的未终结性。
对话性
在复调小说中,要想成功地赋予主人公以独立性,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作者让主人公进入与自己和其他主人公的对话之中。小说突破了传统小说以情节、故事为核心的结构模式,建立起自己以思想和对话为核心的结构模式。在这部小说中,“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巴赫金认为对话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存在就意味进行对话的交际,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
巴赫金认为对话性质的内心独白是典型的微型对话。其中每个词都是双声语,而且每个词都含有争论的声音。小说中洛莎的长篇独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对话的本质暴露了她思想的自相矛盾,以及她和镇上人的复杂关系。对斯特潘,洛莎试图将其魔鬼化,但小说中到处充斥着与她的意图不符的叙事。她从未使用他的名字,而总是称他为“鬼怪”、“恶魔”、“罪恶的渊薮”,然而就在她的叙述部分我们发现许多直接或间接与她将斯特潘魔鬼化的意愿和努力作对的因素,使她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
未终结性
《押沙龙!押沙龙!》另一大艺术特色就是它的复调结构从始至终都是开放性的,语言、世界、思想意识以及对话都不可能终结。小说中的诸多叙述都有一定的意义,但其中并没有一种可以称得上是终结的、权威性的叙述。用福克纳的话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讲自己的传记”。
《押沙龙,押沙龙!》中斯特潘的传奇故事,实际上只剩下一些饭后之余人们闲聊的碎片。它没有特定的指示意义,因为太多的关键环节已石沉大海,叙述者们只能根据各自的思想感情和对旧南方的态度和认识,从他们各自的感情经历、价值观出发来讲述、寻求和理解它。他们甚至运用了各自的想象和推理虚构了一些事件,来填补空白和支持自己的阐释。
在洛莎歇斯底里的发泄中,斯特潘是个不折不扣的恶魔。她的叙述始终被强烈的感情色彩所左右。作为第一叙述人,她在讲到关键问题时吞吞吐吐,不断在叙述主人公故事与回忆自己的痛苦生活之间来回跳跃。洛莎通过将斯特潘恶魔化的方式,塑造了自己的斯特潘的形象。作为第二叙述人的康普生先生并没有与斯特潘直接接触,但受南方情结影响而在讲述中将其浪漫化,以寄托自己对古老南方繁荣时期向往和现实生活的辛酸和不如意。他眼中的斯特潘与洛莎的截然不同,在他看来斯特潘更像是一个落难而重新创业的英雄。
结语
复调赋予《押沙龙,押沙龙!》特殊的艺术魅力,它的成功运用,将小说体裁从传统的情节紧凑和按时间顺序发展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摆脱了过渡和细节填充的繁琐与臃肿。它调节了形式与内容、风格与主题、情节之间、表现手法之间的矛盾,使它们彼此依赖,相辅相成,完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产生和谐统一的美学效应。
参考文献:
[1] 姚乃强:《福克纳研究的新趋势》,《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
[2] 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
作者简介:倪春艳,女,1968—,辽宁辽阳市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语用学,工作单位:大连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