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引起人们最大兴趣的是西太平洋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出现了一系列军事动态：俄罗斯、中国和美韩都在附近区域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特别是美韩联合军演，一则由于韩朝关系的紧张，再则由于先前报道的演习地区为黄海，距离我国京津地区十分接近，所以全球媒体和有关分析家都觉得事态非常，有关各国政府及军方也介入表态，俨然演化为中美两国战略关系中颇有影响的事件。然而，仔细考察近年的国际局势与大国关系主要特征，人们所担心的负面的形势发展实有十分奇怪之处，因此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一方面，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导国际政治的主要因素无疑是经济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在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为主题的大国关系中，合作和协调的机制与必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中美两国问，两国高层领袖都分别表述过双边关系对于两国自身和全球事务的重要性，两国近年来在解决国际经济问题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力度明显有所增加，并日益成为两国有识之士的共识。然而，另一方面，与此同时，与前些年一般乐观战略家的预测相反，与美国为修补因对台出售武器而遭破坏的两军关系作出诸般努力相反，事实上中美两国的军事情势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和谐乃至火药味甚浓的事端，除了一般媒体人士对中国威胁论的经常喧嚣之外，在实际的政策层面，无论南海事务，还是其他有关军事事务的领域，美国都采取了一些明显带有挑衅意味的政策。一般中国观察家从传统的国际政治学解读这一矛盾的现象，即从美国战略决策阶层和部门的对华战略意图角度来看待这些矛盾的举动，从而得出美国视中国为全球敌人的结论，有的学者甚至进一步将现有的对华不友好军事政策联系到历史上的对华包围战略，这些中国解读进而也引发了国人对中美军事关系的种种担忧。
　　然而，上述解读有其基本的局限，忽略了这些矛盾的重大现象背后社会权力格局的变化，往往会把对现象的分析引入意图神秘主义的死胡同。应当指出，国家的政策是一个国家内部各种影响力量互动和均衡的反映和结果。由于重大的社会变化或危机，一国内部的旧有权力格局失衡，出现新的分化和改组，这就会带来对外政策上新的变化。
　　现代社会权力理论的一般划分，人们常说基本的社会权力有四种，即立法与民意代表的权力、行政与政治领导的权力、司法的权力，最后，还有公众媒体及所谓意见领袖的权力，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第四权力。总括来说，这四种权力基本都代表传统社会精英的力量，但近年以来，无论在欧美社会，还是在我国国内，由于社会加速信息化，特别是由于冷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急遽变化，无论内外政策的决策领域内，这四种传统权力之外的力量，即公众直接参与的力量都在上升和崛起，并日益对国家的内外政策产生直接的影响。这·第五权力崛起的现实成为解读和观察许多新政策动向的一个新的角度。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美国对华军事政策领域的许多矛盾举措可以说正是美国国内第五权力崛起的一个逻辑结果。金融危机为代表的社会危机对美国旧有政治决策体系的冲击丝毫不亚于水门事件，极大地震撼和动摇了公众对传统政治的信心，公众更直接的参与内外决策的热情空前高涨，甚至可以说，奥巴马的当选本身就是这一新兴社会权力崛起的一个象征。因此，可以前瞻的是，未来在美国对外政策领域，更多令人意外的情形会出现。从更遥远的视野来观察，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会、甚至司法部门对行政分支传统地盘的侵入已越来越多，媒体更是甚嚣尘上，但这些力量基本还是在传统的认知范围之内，对于新兴的公众直接的决策参与，这一可以称为第五权力的崛起，我们尚需要特别的重视和认识。
　　从全球范围来说，其实无论在美国，还是其他国家，包括我国国内，最高决策与普通社会公众的互动日益频繁社会公众对国家内外重大决策的直接影响力日渐升高，而理解和解读各国政策互动的复杂性也空前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