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译文
　　我一出生便患有严重的脑瘫症，我的父母急切地想找到能改善我病情的方法，于是我们一家从伊朗移居到了美国，那时的我才一岁半。如果说这样的考验还不够严峻的话，那么我后来还发现，在我的大半辈子里，一直都有两大杀手尾随在我身后。
　　我从小就读的都是普通学校，迎来一个身患残疾的学生对他们来说是一件新鲜事，不过那对于我来说从来都不是问题。我一直都觉得班里的同学、学校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接纳我。但是，我想我绝不可能搬出对我支持满满的父母家，去体验大多数年轻人都能体验到的大学生活。你懂的，我的日常生活起居基本上都依赖父母的照料。
　　然后有一天，社区学院里的一位教授提议我搬出来，报读南加州大学。我想对他说：“你怎么可能理解，为了解决每天基本的生活起居问题我得付出多大努力，那会有多繁琐复杂？更别说从家里搬出去独立生活了！”
　　但是我必须承认，我被打动了。为什么要阻止自己充满创造力的大脑去寻找大学校园生活会带来的潜在价值，并用其去解决校园生活所带来的难题呢？我意识到了嘟囔“我不行”和反问“我如何能行？”之间的巨大差别。当说出“我不行”时，我已经被打败了；而反问自己“我如何能行？”时，我的大脑便会自动蹦出许多可能的解决方案。
　　作出就读南加州大学的决定，并不是收拾行李、给父母丢下一句“寄钱来就好”，然后自己开动轮椅出家门那么简单。它成了一段既漫长又累人的征途，一路上全靠调查研究、付出牺牲和解决问题支撑着我前行。
　　开始调查研究没多久，我便找到了一个愿意在早上和夜里帮助我的室友。然后，在不同的课上，我发现通过结交朋友，我可以向他们寻求援助，例如帮我打字将论文输入电脑。我还需要就我进行考试之事与残疾学生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协调好；他们会让某个工作人员帮我填写考试答案。我需要定期与某个朋友见面，或者雇用一名助手在午餐和晚餐时帮助我进食。做好这些安排意味着我可以享受一段美好的新历程——一边攻读市场营销学位，一边体验两年的校园生活。
　　我的残疾不曾消失。我也没有“克服”脑瘫。但是我刚才提到的两大杀手——悲观思维和低期望值——为世界增加了一大毁灭性元素。但不管身患多严重的残疾，任何人都不需要去接纳那些随疾患而来的“毁灭者”。
　　如今，我经营着自己的事业，是一名职业讲师、商业咨询师和获奖作家。而支撑我走下去的是不断地自问——并自答——这两个问题：我如何才能完成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我该如何热爱我生命原本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