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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我们的体制机制问题不能回避，在经济工作当中，确实要坚定信心，推动各种改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项任务，即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和补短板。这五个方面的任务，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这样的政策方向植根于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也就是从2010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下滑至今。这次经济下滑的时间之久，是改革开放以来绝无仅有的，而且继续下滑的压力还很大。要摆脱经济下滑的困境，需要分析清楚经济下滑的原因。
北大成立新结构经济学中心、倡导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推动我国经济学界了解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产业、技术、结构上的差异，找到经济发展或者是宏观周期波动的原因、挑战和机会。下面就此问题谈谈几点个人看法。
我国经济下滑的主因是外部性与周期性因素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肯定有很多体制机制、发展模式的问题需要解决。同时，2008年之后推行的4万亿刺激政策，由于是对突发危机的反应，肯定也有不少疏忽和可以改进的地方。这些不能否认。但是，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下滑的主因是外部性与周期性因素。
这个结论建立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首先，比较我国和同一时期处于同一发展程度的国家的总体表现。巴西2010年经济增速是7.5%，而2014年是0.4%，同样出现经济下滑，而且下滑幅度比我国还大。印度2010年經济增速为10.3%，2014年是7.4%，似乎比我国高0.1个百分点。实际上，印度经济增速比我国低。一方面，2012年印度经济增速只有5%，而我国是7.7%。从2010年到2012年，印度经济下滑的幅度比我国还大，只是更早触底反弹；另一方面，印度在2012年修改了经济增速的核算方法，让当年的经济增速增加了将近两个百分点。如果把那两个百分点去掉，2014年印度经济增速不到6%。这些与我国同样发展程度的国家的经济下滑幅度比我国还要大，所以不能说我国经济下滑是我国经济体制机制和增长方式造成的。
其次，比较我国和同一时期高收入、经济表现一向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和新加坡。这些高收入、经济表现一向比较好的经济体，按理说其体制机制、增长模式都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他们在同一时期也出现经济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国还大。从上述两类国际比较的结果上看，我国经济下滑更多是外部性、周期性因素造成的。
抑制消费或投资的供给侧改革需要把握好时机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我们的体制机制问题不能回避，在经济工作当中，确实要坚定信心，推动各种改革。但是，当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是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的时候，在推动一些必要的体制机制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一定要有稳增长、反周期措施。
如果没有这些措施，经济下滑就可能造成就业问题与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就业问题会影响社会稳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会影响到金融安全。这些问题的发生不利于体制性、机制性或结构性的改革，因为当危机发生的时候，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往往与所需要的改革是不一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定的总调子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再去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句话一定要深入了解。
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长期来看肯定是好的，需要考虑的是其短期影响，因此要有轻重缓急。对那些能够在短期增加消费需求或增加投资需求的改革措施，应该优先推行；对那些在短期可能是抑制消费需求或者投资需求的改革措施，需要掌握好政策推行的时间点。
补短板的投资不会造成产能过剩
国内学界、舆论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投资等同于产能过剩。如果在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的部门增加投资，那当然会加重产能过剩。但是如果投资在短缺部门，那就不会加重产能过剩。2014年我国制造业的工业制品进口就有1.3万亿美元，这些都是我国不能生产的，所以才需要进口。如果在这方面进行产业升级、技术改造的投资，就是补短板。从基础设施角度看，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很不错，但是在北京等大城市，地下管网还是短缺的。城镇化也是一个短板，我国现在城镇化率只有54%，而发达国家普遍达到80%以上。
产能过剩现在大部分集中在建筑行业，如钢筋、水泥、平板玻璃和电解铝等。如果投资用来补短板，提高劳动生产力，改善生产技术，降低交易费用，消除基础设施瓶颈，那不仅不会造成过剩产能，而且还可以消化钢铁、水泥等国内现有过剩产能。
从动态角度看投资不会挤压消费
反对以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理由是，投资会挤占消费。这种观点没有纳入动态视角。如果投资能够提高生产能力或者降低交易费用，那就不仅不会挤占消费，还可以提高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
从实际数据来看，投资增长快的时候消费增长也快，投资增长慢的时候消费增长也慢。2011年以前的投资增速高于长期平均增速，2012年以后的投资增速低于长期平均投资增速。消费增速则有类似的情况。
一般老百姓关心的不是消费占GDP的比重大小，而是消费的增长。只要投资是有效的，有效的投资会创造价值，会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增加就业，居民收入就会增长，自然消费就会增长。反过来讲，如果没有投资或者投资下降，就业机会就比较少，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比较慢，这种情况下的消费增速就会降下来。
国内学界不应照搬西方，要有理论创新
国内学界一般拿国外的经济学理论来看待我们的经济政策，比如将过去的经济政策归结为需求侧的政策、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而当中央出台政策要求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时，又说中国抛弃凯恩斯主义，拥抱供给学派了。
我觉得这两种看法都不正确。
我国现在讲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确实是因为还有很多短板。但是我们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时是反对产业政策的，而我们现在希望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我们要有产业政策。发达国家产业政策不是没有，而是比较难做。其产业和技术处于世界最前沿，再进步的话就需要发明新的技术和新的产业。发展中国家有相当多的产业升级实际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有了，政府应当因势利导这种短板产业的发展。
所以，我国过去的政策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现在的政策也不是供给学派的政策。我们应该结合我国的实际状况，有自己的理论创新，分析清楚我国经济的当前问题和未来机会，然后决定政策该怎么做比较好。任何一个国家确实都会遭遇到国际冲击或周期性下滑，此时都应该有反周期的措施。可是发达国家的反周期措施很难跟促进增长的措施结合在一起的，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政策是根据他们的发展阶段、产业特性提出的，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不要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套我们当前的问题，否则很可能会带来很大的误解。
责任编辑 华南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项任务，即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和补短板。这五个方面的任务，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这样的政策方向植根于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也就是从2010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下滑至今。这次经济下滑的时间之久，是改革开放以来绝无仅有的，而且继续下滑的压力还很大。要摆脱经济下滑的困境，需要分析清楚经济下滑的原因。
北大成立新结构经济学中心、倡导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推动我国经济学界了解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的要素禀赋、产业、技术、结构上的差异，找到经济发展或者是宏观周期波动的原因、挑战和机会。下面就此问题谈谈几点个人看法。
我国经济下滑的主因是外部性与周期性因素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国家，肯定有很多体制机制、发展模式的问题需要解决。同时，2008年之后推行的4万亿刺激政策，由于是对突发危机的反应，肯定也有不少疏忽和可以改进的地方。这些不能否认。但是，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下滑的主因是外部性与周期性因素。
这个结论建立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首先，比较我国和同一时期处于同一发展程度的国家的总体表现。巴西2010年经济增速是7.5%，而2014年是0.4%，同样出现经济下滑，而且下滑幅度比我国还大。印度2010年經济增速为10.3%，2014年是7.4%，似乎比我国高0.1个百分点。实际上，印度经济增速比我国低。一方面，2012年印度经济增速只有5%，而我国是7.7%。从2010年到2012年，印度经济下滑的幅度比我国还大，只是更早触底反弹；另一方面，印度在2012年修改了经济增速的核算方法，让当年的经济增速增加了将近两个百分点。如果把那两个百分点去掉，2014年印度经济增速不到6%。这些与我国同样发展程度的国家的经济下滑幅度比我国还要大，所以不能说我国经济下滑是我国经济体制机制和增长方式造成的。
其次，比较我国和同一时期高收入、经济表现一向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和新加坡。这些高收入、经济表现一向比较好的经济体，按理说其体制机制、增长模式都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他们在同一时期也出现经济下滑，而且下滑的幅度比我国还大。从上述两类国际比较的结果上看，我国经济下滑更多是外部性、周期性因素造成的。
抑制消费或投资的供给侧改革需要把握好时机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我们的体制机制问题不能回避，在经济工作当中，确实要坚定信心，推动各种改革。但是，当外部性、周期性的因素是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的时候，在推动一些必要的体制机制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一定要有稳增长、反周期措施。
如果没有这些措施，经济下滑就可能造成就业问题与银行不良贷款问题。就业问题会影响社会稳定，银行不良贷款问题会影响到金融安全。这些问题的发生不利于体制性、机制性或结构性的改革，因为当危机发生的时候，政府所采取的措施往往与所需要的改革是不一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定的总调子是，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再去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这句话一定要深入了解。
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长期来看肯定是好的，需要考虑的是其短期影响，因此要有轻重缓急。对那些能够在短期增加消费需求或增加投资需求的改革措施，应该优先推行；对那些在短期可能是抑制消费需求或者投资需求的改革措施，需要掌握好政策推行的时间点。
补短板的投资不会造成产能过剩
国内学界、舆论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投资等同于产能过剩。如果在已经出现产能过剩的部门增加投资，那当然会加重产能过剩。但是如果投资在短缺部门，那就不会加重产能过剩。2014年我国制造业的工业制品进口就有1.3万亿美元，这些都是我国不能生产的，所以才需要进口。如果在这方面进行产业升级、技术改造的投资，就是补短板。从基础设施角度看，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还很不错，但是在北京等大城市，地下管网还是短缺的。城镇化也是一个短板，我国现在城镇化率只有54%，而发达国家普遍达到80%以上。
产能过剩现在大部分集中在建筑行业，如钢筋、水泥、平板玻璃和电解铝等。如果投资用来补短板，提高劳动生产力，改善生产技术，降低交易费用，消除基础设施瓶颈，那不仅不会造成过剩产能，而且还可以消化钢铁、水泥等国内现有过剩产能。
从动态角度看投资不会挤压消费
反对以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理由是，投资会挤占消费。这种观点没有纳入动态视角。如果投资能够提高生产能力或者降低交易费用，那就不仅不会挤占消费，还可以提高居民收入和居民消费。
从实际数据来看，投资增长快的时候消费增长也快，投资增长慢的时候消费增长也慢。2011年以前的投资增速高于长期平均增速，2012年以后的投资增速低于长期平均投资增速。消费增速则有类似的情况。
一般老百姓关心的不是消费占GDP的比重大小，而是消费的增长。只要投资是有效的，有效的投资会创造价值，会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增加就业，居民收入就会增长，自然消费就会增长。反过来讲，如果没有投资或者投资下降，就业机会就比较少，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比较慢，这种情况下的消费增速就会降下来。
国内学界不应照搬西方，要有理论创新
国内学界一般拿国外的经济学理论来看待我们的经济政策，比如将过去的经济政策归结为需求侧的政策、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而当中央出台政策要求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时，又说中国抛弃凯恩斯主义，拥抱供给学派了。
我觉得这两种看法都不正确。
我国现在讲着力加强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确实是因为还有很多短板。但是我们跟发达国家不一样，发达国家推行供给学派的政策时是反对产业政策的，而我们现在希望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我们要有产业政策。发达国家产业政策不是没有，而是比较难做。其产业和技术处于世界最前沿，再进步的话就需要发明新的技术和新的产业。发展中国家有相当多的产业升级实际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有了，政府应当因势利导这种短板产业的发展。
所以，我国过去的政策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现在的政策也不是供给学派的政策。我们应该结合我国的实际状况，有自己的理论创新，分析清楚我国经济的当前问题和未来机会，然后决定政策该怎么做比较好。任何一个国家确实都会遭遇到国际冲击或周期性下滑，此时都应该有反周期的措施。可是发达国家的反周期措施很难跟促进增长的措施结合在一起的，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政策是根据他们的发展阶段、产业特性提出的，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不要用发达国家的理论来套我们当前的问题，否则很可能会带来很大的误解。
责任编辑 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