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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讲述的是中共党史上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黄平。说他不大,是因为其后半生隐姓埋名,脱离政治,几乎默默无闻;而之所以又说他不小,则由于他曾与博古、张闻天等人同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地位可谓相当显赫。但长期以来,或许是因其叛徒身份,有关黄平的文字十分罕见,极少有人去关注这个似乎已被历史遗忘的人。因此,本文拟结合一些新发现的档案资料,简要介绍一下中共党史上那个曾经不平凡的黄平。
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黄平,又名黄有恒、黄国佐、黄思明、黄文治,广东中山人,1901年8月出生于湖北汉口。1918年,他从上海沪江附中毕业后,凭借其英文专长,进入北京《英文导报》任翻译,1920年又转至苏俄远东通讯社,1923年通过加拉罕的推荐赴苏留学。在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里,黄平与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王若飞、任弼时、叶挺等人一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并于1924年由赵世炎、陈延年介绍入党。同年10月,他被赤色职工国际委派到香港组建国际海员俱乐部。1925年至1926年,他先后担任首届中共香港特别支部书记、广东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与邓中夏、苏兆征一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并参与建立和扩大了广东省工会联合会、香港总工会、广州工代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广三铁路总工会、广九铁路总工会等工会组织,成为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1927年,他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黄平回到香港继续开展工人运动。1927年10月,他出任中共南方局委员、南方局军委委员,当时南方局委员共六人(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皆是一时俊杰;后又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大力恢复广东各地党组织。12月,他与张太雷等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是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三个成员之一(另二人为张太雷、周文雍),参与了起义的酝酿、决定、准备和发动的全过程,并在起义后担任了新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内务委员兼人民外交委员,在张太雷牺牲后实际上起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作用。
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
广州起义失败后,黄平到香港处理善后事宜,恢复党与工会组织。1928年2月,他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省委工委委员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6月,他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并担任大会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周恩来筹办会务。但因为被追究广州起义失败的责任,他在六大上落选中央委员。8月,进入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同学有董必武、张国焘、李维汉、王若飞等。1929年9月,他被委任为远东华工武装部队(红河赤卫队)党代表,准备必要时率部开进中国东北介入中东路事件。1930年4月,他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9月,他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又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于11月接替即将回国的张国焘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
黄平与共产国际中许多人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他出席中共六大的身份便是共产国际特约代表。黄平自己分析说:“据我的理解,所谓特约代表就是共产国际觉得应当参加会议而又怕中共中央不把他们派来的一些人。我在东大和广州工作期间认识许多俄国军政人员,他们对我的印象很好。这大概是特约我去的理由。”而近年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也表明,黄平在莫斯科期间,共产国际相当重视他,曾经多次邀请他汇报中国革命问题,并批准其加入东方书记处专门委员会,制定党对游击运动、红军工作和苏区工作的指示。
进入临时中央政治局
1931年8月,黄平奉命回国。之后,陈绍禹来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化名为王明。据当时在莫斯科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的黄药眠回忆,“其目的是有意与黄平之名不易分清”。
黄平是在1931年9月初回到上海的,一开始负责中共中央全部的交通工作。所谓交通工作,指的是把中央文件送到各地,并把各地的文件送到中央,更重要的是在中央和各苏区之间设立交通线,把人员安全地带到苏区,并把苏区人员安全带到中央。同时,黄平还建立起了上海中央与莫斯科和中央苏区之间互相联系的秘密电台,中央给国际的电报首先由他译成英文,编成密码,然后才交报务员发出去,国际来的电报也由他先译成中文后交给中央。在此期间,他曾经安排将周恩来安全地送达中央苏区。此事的背景是1931年4月至6月,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上海中央的工作陷于瘫痪,只好考虑疏散转移,当时决定王明到莫斯科,周恩来去中央苏区。临走前,他们决定在上海成立一个临时中央来维持工作。
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几人组成?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说法。《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和《周恩来年谱》、《陈云年谱》、《王明年谱》、《博古文选·年谱》等,均持6人说,即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而《张闻天年谱》则持9人说,即在6人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黄平、刘少奇、王云程三人。《张闻天传》也采用这一说法,并说明其依据是张闻天1943年在《延安整风笔记》中的回忆。此外,赞同9人说的还有《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那究竟哪种说法更符合历史实际?黄平是否入选了临时中央政治局?
新近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披露了这样一则原始材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在1931年10月3日召开会议,听取有关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的报告,并且决定:“询问中共中央,这个临时政治局是由哪个机构选出的,为什么沃罗夫斯基同志(黄平的俄文名字——引者注)没有当选,政治局是否一致选出的;如果是,那么我们对其组成人员没有反对意见。”由此可见,黄平最初并未被列入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
那么是否还有一种可能,即黄平虽然最初没有入选临时中央政治局,但由于共产国际的特别质询而随后被增补进去?毕竟就当时情况而言,共产国际对中共是具有绝对影响力的。既然共产国际曾专门询问到为何黄平没有当选,那么刚刚成立、尚待批准的博古临时中央又怎么会置若罔闻、抗命不遵呢?所以极有可能随即对名单做了调整,补入黄平等人。
如今有两条原始材料也能够证实这个假设。博古在延安整风时曾写下一份《我的初步反省》,其中提到:“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名单是博、洛、康、陈、卢、李竹声、少奇、黄平,我记得有王云程,也许是以江苏省委书记资格参加的。”这与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记载的9人相符,也说明黄平最终进入了名单。另有学者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会议记录披露,1943年11月27日至12月4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专门谈到临时中央的成立经过。据他说,当时远东局代表提出组织临时中央,于是一面报告国际,一面由王明和他商量名单。最初提出在上海的博古、洛甫、卢福坦、康生、陈云和王永成〔王云程〕等7人;黄平、刘少奇是后来加上的。远东局召集王(明)、周(恩来)、博(古)、洛(甫)4人开会,决定由以上9人组成。周恩来作这个发言时,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刘少奇等几位当事人均在场,王明亦在延安,因此应当比较可靠。综合以上材料来看,黄平虽然一开始未能入选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后来因为共产国际的过问还是增补进去了。
被捕叛变
黄平虽然最终被补入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处境却十分尴尬,经常受到博古等人的批评,甚至遭到严重警告处分。博古等人认为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摇摆不定、不会保守秘密。他原先负责的秘密电台也被责令移交。对此,黄平后来曾经表示:“我懂得这个调动是迟早要来的,因为秦邦宪他们肯定是不喜欢一个他们集团之外的人知道他们与共产国际通报的内容。”黄平被捕后,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马季亚尔还特别致信执委会书记库西宁,为其打抱不平。他详细列举了临时中央对黄平的各种排斥,如“一直试图让沃罗夫斯基离开中央,在中央转移到苏区时,没有打算让沃罗夫斯基转移,经常对沃罗夫斯基提出各种指责,而这些指责不是始终都得到了证实”。马季亚尔最后还将这种状况的根源归结为博古等人“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
相反地,莫斯科是长期信任和支持黄平的。1932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黄平,同意他针对上海一二八事变提出的一系列行动方案。而当有人报告黄平有托派嫌疑时,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则建议:“请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电报,内容大致如下:……对这件事暂不作出断然决定……鉴于他们以往的工作还没有理由怀疑他们搞反革命活动,我们认为,事情需要作仔细调查。”明显是为其开脱。
但黄平最后还是辜负了共产国际的期望。1932年12月14日,他到天津视察工人运动时被捕,在触电自杀未遂后终于叛变。他后来解释说:“我想如果打得个半死,把中央和国际的代表供出来,那就后果严重了,我就供出了北京三四个接头地址和刘少奇在上海的住处。至于中央机关,政治局开会的地点(赵云家),国际代表的地址,地下电台的情况——我都只字没提。” 1933年1月6日,他又写下了一份《自首书》,内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并宣布脱离共产党。
面对这一事件,共产国际仍然没有马上放弃黄平,而是试图挽救他。有人甚至一度提议:“让沃罗夫斯基同意与国民党合作,但不要出卖自己原来的同志。”1933年3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指示中共中央:“关于黄平一事,你们可以采取以下行动(声明):南京政府到处宣扬说,黄平已被释放,但我们经过多方努力,也无法查明他是否真的获释。目前国民党不让任何人与他见面,即使那些在欧洲和美国享有公众舆论信任的人物。我们不能相信,黄平签署了脱党声明,我们认为这是国民党企图涣散工人队伍。”言词中似乎仍不相信黄平会真的叛变。直至在上海的远东局详细汇报了宋庆龄与黄平见面的情况,并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放弃他。”共产国际才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始料未及的事实。
黄平叛变后,内心十分痛苦,消极地敷衍和搪塞国民党特务,总算未再做出更大的坏事。后来他由于已无利用价值,终于摆脱了特务的控制,在苏州、上海等地以英文谋生。解放后,他向政府坦白了被捕和叛变的经过,并自请处分。1949年8月,他被安排到复旦大学外语系担任教授。1962年他应邀到广州,撰写了《省港罢工回忆》、《陈延年同志》、《林伟民同志》、《苏兆征同志》等有关省港大罢工的回忆文章,后重返复旦大学任教。“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造反派冲击,因其特殊经历,被中央接到北京进行保护性隔离。1981年7月6日在上海因病逝世。
(责任编辑 刘一丁 汪文庆)
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黄平,又名黄有恒、黄国佐、黄思明、黄文治,广东中山人,1901年8月出生于湖北汉口。1918年,他从上海沪江附中毕业后,凭借其英文专长,进入北京《英文导报》任翻译,1920年又转至苏俄远东通讯社,1923年通过加拉罕的推荐赴苏留学。在莫斯科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里,黄平与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聂荣臻、王若飞、任弼时、叶挺等人一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并于1924年由赵世炎、陈延年介绍入党。同年10月,他被赤色职工国际委派到香港组建国际海员俱乐部。1925年至1926年,他先后担任首届中共香港特别支部书记、广东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与邓中夏、苏兆征一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并参与建立和扩大了广东省工会联合会、香港总工会、广州工代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广三铁路总工会、广九铁路总工会等工会组织,成为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1927年,他在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黄平回到香港继续开展工人运动。1927年10月,他出任中共南方局委员、南方局军委委员,当时南方局委员共六人(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皆是一时俊杰;后又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大力恢复广东各地党组织。12月,他与张太雷等一起领导了广州起义,是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三个成员之一(另二人为张太雷、周文雍),参与了起义的酝酿、决定、准备和发动的全过程,并在起义后担任了新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内务委员兼人民外交委员,在张太雷牺牲后实际上起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作用。
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
广州起义失败后,黄平到香港处理善后事宜,恢复党与工会组织。1928年2月,他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省委工委委员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6月,他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并担任大会副秘书长,协助秘书长周恩来筹办会务。但因为被追究广州起义失败的责任,他在六大上落选中央委员。8月,进入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同学有董必武、张国焘、李维汉、王若飞等。1929年9月,他被委任为远东华工武装部队(红河赤卫队)党代表,准备必要时率部开进中国东北介入中东路事件。1930年4月,他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9月,他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又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于11月接替即将回国的张国焘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
黄平与共产国际中许多人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他出席中共六大的身份便是共产国际特约代表。黄平自己分析说:“据我的理解,所谓特约代表就是共产国际觉得应当参加会议而又怕中共中央不把他们派来的一些人。我在东大和广州工作期间认识许多俄国军政人员,他们对我的印象很好。这大概是特约我去的理由。”而近年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也表明,黄平在莫斯科期间,共产国际相当重视他,曾经多次邀请他汇报中国革命问题,并批准其加入东方书记处专门委员会,制定党对游击运动、红军工作和苏区工作的指示。
进入临时中央政治局
1931年8月,黄平奉命回国。之后,陈绍禹来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并化名为王明。据当时在莫斯科青年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的黄药眠回忆,“其目的是有意与黄平之名不易分清”。
黄平是在1931年9月初回到上海的,一开始负责中共中央全部的交通工作。所谓交通工作,指的是把中央文件送到各地,并把各地的文件送到中央,更重要的是在中央和各苏区之间设立交通线,把人员安全地带到苏区,并把苏区人员安全带到中央。同时,黄平还建立起了上海中央与莫斯科和中央苏区之间互相联系的秘密电台,中央给国际的电报首先由他译成英文,编成密码,然后才交报务员发出去,国际来的电报也由他先译成中文后交给中央。在此期间,他曾经安排将周恩来安全地送达中央苏区。此事的背景是1931年4月至6月,顾顺章、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上海中央的工作陷于瘫痪,只好考虑疏散转移,当时决定王明到莫斯科,周恩来去中央苏区。临走前,他们决定在上海成立一个临时中央来维持工作。
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几人组成?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说法。《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和《周恩来年谱》、《陈云年谱》、《王明年谱》、《博古文选·年谱》等,均持6人说,即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而《张闻天年谱》则持9人说,即在6人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黄平、刘少奇、王云程三人。《张闻天传》也采用这一说法,并说明其依据是张闻天1943年在《延安整风笔记》中的回忆。此外,赞同9人说的还有《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那究竟哪种说法更符合历史实际?黄平是否入选了临时中央政治局?
新近公布的共产国际档案披露了这样一则原始材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在1931年10月3日召开会议,听取有关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组成人员的报告,并且决定:“询问中共中央,这个临时政治局是由哪个机构选出的,为什么沃罗夫斯基同志(黄平的俄文名字——引者注)没有当选,政治局是否一致选出的;如果是,那么我们对其组成人员没有反对意见。”由此可见,黄平最初并未被列入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
那么是否还有一种可能,即黄平虽然最初没有入选临时中央政治局,但由于共产国际的特别质询而随后被增补进去?毕竟就当时情况而言,共产国际对中共是具有绝对影响力的。既然共产国际曾专门询问到为何黄平没有当选,那么刚刚成立、尚待批准的博古临时中央又怎么会置若罔闻、抗命不遵呢?所以极有可能随即对名单做了调整,补入黄平等人。
如今有两条原始材料也能够证实这个假设。博古在延安整风时曾写下一份《我的初步反省》,其中提到:“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名单是博、洛、康、陈、卢、李竹声、少奇、黄平,我记得有王云程,也许是以江苏省委书记资格参加的。”这与张闻天《延安整风笔记》记载的9人相符,也说明黄平最终进入了名单。另有学者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会议记录披露,1943年11月27日至12月4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专门谈到临时中央的成立经过。据他说,当时远东局代表提出组织临时中央,于是一面报告国际,一面由王明和他商量名单。最初提出在上海的博古、洛甫、卢福坦、康生、陈云和王永成〔王云程〕等7人;黄平、刘少奇是后来加上的。远东局召集王(明)、周(恩来)、博(古)、洛(甫)4人开会,决定由以上9人组成。周恩来作这个发言时,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刘少奇等几位当事人均在场,王明亦在延安,因此应当比较可靠。综合以上材料来看,黄平虽然一开始未能入选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后来因为共产国际的过问还是增补进去了。
被捕叛变
黄平虽然最终被补入临时中央政治局,但处境却十分尴尬,经常受到博古等人的批评,甚至遭到严重警告处分。博古等人认为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摇摆不定、不会保守秘密。他原先负责的秘密电台也被责令移交。对此,黄平后来曾经表示:“我懂得这个调动是迟早要来的,因为秦邦宪他们肯定是不喜欢一个他们集团之外的人知道他们与共产国际通报的内容。”黄平被捕后,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马季亚尔还特别致信执委会书记库西宁,为其打抱不平。他详细列举了临时中央对黄平的各种排斥,如“一直试图让沃罗夫斯基离开中央,在中央转移到苏区时,没有打算让沃罗夫斯基转移,经常对沃罗夫斯基提出各种指责,而这些指责不是始终都得到了证实”。马季亚尔最后还将这种状况的根源归结为博古等人“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
相反地,莫斯科是长期信任和支持黄平的。1932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黄平,同意他针对上海一二八事变提出的一系列行动方案。而当有人报告黄平有托派嫌疑时,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则建议:“请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发电报,内容大致如下:……对这件事暂不作出断然决定……鉴于他们以往的工作还没有理由怀疑他们搞反革命活动,我们认为,事情需要作仔细调查。”明显是为其开脱。
但黄平最后还是辜负了共产国际的期望。1932年12月14日,他到天津视察工人运动时被捕,在触电自杀未遂后终于叛变。他后来解释说:“我想如果打得个半死,把中央和国际的代表供出来,那就后果严重了,我就供出了北京三四个接头地址和刘少奇在上海的住处。至于中央机关,政治局开会的地点(赵云家),国际代表的地址,地下电台的情况——我都只字没提。” 1933年1月6日,他又写下了一份《自首书》,内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并宣布脱离共产党。
面对这一事件,共产国际仍然没有马上放弃黄平,而是试图挽救他。有人甚至一度提议:“让沃罗夫斯基同意与国民党合作,但不要出卖自己原来的同志。”1933年3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致电指示中共中央:“关于黄平一事,你们可以采取以下行动(声明):南京政府到处宣扬说,黄平已被释放,但我们经过多方努力,也无法查明他是否真的获释。目前国民党不让任何人与他见面,即使那些在欧洲和美国享有公众舆论信任的人物。我们不能相信,黄平签署了脱党声明,我们认为这是国民党企图涣散工人队伍。”言词中似乎仍不相信黄平会真的叛变。直至在上海的远东局详细汇报了宋庆龄与黄平见面的情况,并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放弃他。”共产国际才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始料未及的事实。
黄平叛变后,内心十分痛苦,消极地敷衍和搪塞国民党特务,总算未再做出更大的坏事。后来他由于已无利用价值,终于摆脱了特务的控制,在苏州、上海等地以英文谋生。解放后,他向政府坦白了被捕和叛变的经过,并自请处分。1949年8月,他被安排到复旦大学外语系担任教授。1962年他应邀到广州,撰写了《省港罢工回忆》、《陈延年同志》、《林伟民同志》、《苏兆征同志》等有关省港大罢工的回忆文章,后重返复旦大学任教。“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到造反派冲击,因其特殊经历,被中央接到北京进行保护性隔离。1981年7月6日在上海因病逝世。
(责任编辑 刘一丁 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