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同志在建党100周年庆祝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他总结提炼出的这些熠熠生辉、互为映照的伟大建党精神，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党的重要文献中，生动地再现了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

坚守理想，就要英勇斗争、不怕牺牲

　　习近平同志说：“理想因其远大而为理想，信念因其执着而为信念。”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第一天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并为之“九死而不悔”的牺牲奋斗。
　　上世纪60年代末，笔者曾在原北京图书馆查阅过由一份国民党右派分子办的《黄埔周刊》。在1927年4月出版的一份已经发黄变脆的周刊上，对广州“四一五”反革命事变，有这样一段记述：“十五日早，永汉马路、南关戏院附近各马路，共派分子逮解者，如百川汇海，均由军队押送，用草绳捆缚。被捕者或高唱国际歌，或高呼共产党万岁口号，至南关戏院内，仍呼喊演说不辍，有时更杂以拍掌声……”
　　这是一个反共的右派记者的记述。如果不是有荷枪实弹的军队押送，有绳子捆绑，人们真会以为这是共产党组织的一次盛大集会，使反动分子的心灵也不能不受到强烈的震撼。
　　大家熟知的陈觉、赵云霄烈士的遗书，在上个世纪“左”的年代被删掉的部分，现在已经恢复了。删掉的部分是丈夫临刑前在给妻子的遗书中的一段话。他写道：“作为共产党人我从不信有鬼，而今真希望有鬼，这样死后就能在鬼世界里夫妻相聚。”其跃然纸上的眷恋之情，可令世间一切情话黯然失色。但他接着说：“云，谁无父母，谁无妻儿，谁无情人？但我们是为全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而牺牲了自己的一切，我们死而无憾！”这种对党和人民之情高于夫妻恋情和个人生命的抉择，是一首感天动地的共产党人“正气歌”。
　　据统计，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大约1万天。仅中共党员就约有370万人在革命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平均下来每天约有370名共產党员牺牲。世界上没有哪个党像我们党这样，遭遇过如此多的艰难险阻，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考验，付出过如此多的惨烈牺牲。因此，习近平同志说：“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

坚持真理，就要修正错误、对党忠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跳越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主要依靠农民进行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是独一份，只能集中全党智慧，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发现路走错了，就赶快改过来;我的办法不行，就按你的想法试试。
　　这里只讲正确错误，不讲个人得失。因为与个人的是非对错相比，没有什么比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更重要。
　　在作为中国革命转折点的遵义会议上，党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做主报告，周恩来做副报告，张闻天做反报告。与会者就这三个报告展开激烈讨论。最后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领导的一至三次反围剿军事路线的正确和“五次反围剿”的错误导致红军陷入困境。领导红军的博古和李德受到多数同志的严厉批评，被撤销领导权力，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军的领导地位。
　　博古在屡战屡败的事实教育下，虚心承认了错误，交出了所有权力，包括随身的文件包都毫无保留地交出去了。他还主动与共产国际联系，就党的领导变更取得共产国际认可。后来他在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不像有些野史说的那么不堪，他被调到红军大学和抗大讲课，多次在讲台上心悦诚服地竖起大拇哥说：“红军伟大！毛泽东伟大！我不了解中国情况，犯了瞎指挥的错误。”因为他是德国共产党员，被学员们尊敬地称为“德国布尔什维克”。

践行初心，就要敢于担当、不负人民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和使命，是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原动力，也是他们精神世界的核心。
　　没有农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中国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我们党最早的五位农民运动领袖，除广州农讲所第二任所长毛泽东出身富农家庭外，其他都是大地主家庭出身。这也不奇怪，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年轻人如果家里没有几个钱，就不可能外出读书，也不可能有机会接触马克思主义。
　　有历史记载的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农运领袖叫沈玄庐，是建党时的53名党员之一。他父亲家财万贯，在浙江萧山一带拥有大量土地和房产。但沈玄庐回到家乡后，公开站到衙前村的土地庙前讲演，号召农民起来斗争，并多次表示自己不向农民收租，还要把家里从农民身上得来的钱，用回到农民身上。家里人以为他疯了，农民也以为他疯了。但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民协会在这个村诞生。
　　广州农讲所第一任所长彭湃家的佃户超过1500人，他留学回来已经当到县教育局长，却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荣华富贵的前途，发动农民起来革命，甚至亲自带着丈量的尺子，领着农民去分自家的土地，把父亲气个半死，说没想到花钱送他留洋却学成了这样一个逆子。但他却被农民亲切地称为“彭菩萨”“农民王”。
　　广西的韦拔群，家里也是当地首富，村村都有他家的粮仓，牛群之多，到了有牛因拥挤踩踏致死后，许久都没被发现的地步。但韦拔群也创办了农讲所，还变卖家产为农民自卫军购买武器，被壮族同胞亲切地称为“拔哥”。
　　湖南的夏明翰则出身豪绅家庭，世代为官，自己却当了全国农民协会秘书长。那首大气磅礴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的诗句，便是他就义前的绝笔。
　　这几位年轻的共产党人，是我们党联系农民群众最早的纽带。当时中国8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农村里文盲占90%以上，且绝大多数祖祖辈辈生活在闭塞的乡村，除逃荒要饭外，很少有人知道外面的世界什么样。无论给他们讲马克思主义，还是劳工权利，他们都很难听懂，更别说理解和接受了。
　　而且，中国农民整天在土里讨生活，非常务实。他们不仅要听你怎么说，更要看你怎么做，从中琢磨你这个人值不值得他信任。因此，真正吸引住农民的是这些共产党人极其“另类”的表现：他们家境优裕却无纨绔子弟作风，他们是富家儿女却为穷人谋解放，直至献出年轻的生命。人们发现他们变得如此与众不同，才开始认真地听他们讲的道理，琢磨他们的“主义”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
　　如果说，在中国的城市，是先有马克思主义，而后有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先传入了中国，而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那么在中国乡村，更大的程度上是先有共产党人，而后有马克思主义。
　　亿万没有文化甚至不识字的农民，正是从这些共产党人身上，从他们的所作所为中，第一次认识我们党的，认识到共产党人是为他们的利益奋斗的，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穷人的真理”。这也是大革命失败后，尽管到处都是一片白色恐怖，但彭湃、韦拔群振臂一呼，就有成千上万农民响应的根本原因;是广州暴动失败后，他们的家乡广东海陆丰和广西左右江能够成为共产党人的栖身地和新的出发地的重要原因。
　　这些伟大的建党精神，始终是照亮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灯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们的9500万党员必将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容，使之更加发扬光大。（作者系中共中央《求是》杂志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