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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官场到商海，一条无形的线将这个社会一部分精英人群牵连到一起。官员下海，是时代变革的一个侧面，也是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体现。个人定位和时代巨变紧密结合，成就了极具中国特色的历史瞬间。
从春秋到清末：战争真正的主人和实业救国的士大夫
孔子门下七十二弟子，首富非子贡莫属。子贡出任过鲁国、卫国国相，在国际外交事务上周旋于齐、吴、越、晋四大国，赢得了国际赞誉。下海经商的子贡同样令人侧目，“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越王勾践听闻子贡到来，“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千金家资的子贡成为司马迁笔下的商业巨子，唐宋帝王更是对其追封公侯。
子贡下海经商掀起了春秋官员经商的高潮。越王勾践的政府总理范蠡下海经商，三聚三散，富甲天下。随后，魏国的政府总理白圭下海，推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仁术”。无论是子贡、范蠡还是白圭，他们都是典型的职业经理人式的官员，他们同那个时代的公务员一样，穿梭于各国权贵门下，可以入朝为官，也可以下海经商。
下海的公务员凭借在官僚系统的政治资源，往来于各国朝堂市井。随着战争的加剧，公务员群体流动的速度进一步加速了国际贸易的进程。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们为了满足兼并的巨大野心，乐意推动商业的发展。庞大的商业网络支持着战争机器的运转，历史的尘埃中，国君家宴上的商人们，才是战争背后真正的主人。
到了晚清，戊成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帝师翁同龢的高足、状元张謇愤然辞职下海，在南通经商，最终成为一代巨商。状元黄思永因为深陷皇室绯闻入狱，出狱后对爱新觉罗王朝失望透顶，下海同袁世凯做起了烟草生意，生产的北洋香烟成为宫廷特供产品。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一边高喊保护皇帝的口号，一边开着公司大搞矿业、房地产。
胡适说在近代中国史上，张謇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英雄”。甲午战败后，张謇反思战败原因，萌生“实业救国”的念头。他把国家比喻为树，教育就是花，海陆军就是果实，而树的根本则在实业。如果只是贪图花与果的灿烂甜美而忘记根本，那么花与果又“何附而何自生”？
清末下海公务员如过江之鲫，他们成了晚清宪政改革的生力军，黄思永、张謇更是商部的首席顾问。
1992年的分水岭
时隔80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再次出现了公务员下海潮。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党的十四大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一年，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
于是，“92派”横空出世——1992年前后，“企业家才能”和“领导力”第一次大面积地由体制配置给市场，即“士大夫下海”。
下海的公务员中，以陈东升、冯仑、潘石屹、田源、毛振华、郭凡生为首的一批纷纷成了地产、金融、互联网等各领域的佼佼者。
他们原本生活于广义的体制内，或行政官员，或智囊部门研究员，或大学教员。他们的人生志向无一例外都是为了谋求更高的职务，他们中的几位甚至在40岁左右已经官至司局级。他们经纶满腹、忧国忧民，是新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继承了这一阶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气质——这是这一阶层在中国历史里的最典型特征。但是1992年前后，他们选择离开或“被离开”体制。
没有哪一代企业家拥有如此深刻而统一的群体记忆，并以一个特殊的年份为自己打上标签“92派”。这群在1992年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影响而纷纷主动下海创业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如今在商海已浮沉整整20年，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有人执迷、有人勘破……
这一拨白手起家的官员群体，在1992年前后还相对弱小，但智商高、情商高、有胆识，他们成长的速度在其后20年被证明是最快的。
“92派”企业家是反映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是先在体制内成长、再转向体制外的：他们既了解体制内的经济运行，又懂得体制外的种种酸甜苦辣；他们善于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把它们引入中国市场的空白领域，成为某个行业的开拓者或佼佼者。
在这一波公务员下海浪潮中，中国经济GDP长时间保持了8%的增长。92年的公务员下海潮再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公务员下海的盛况，这一批下海的官员们十年生聚，十年发展之后，同样出现了结驷连骑，与王者问乐的景象。
“92派”的预演和后续：时代脉搏的强劲律动
其实，在著名的“92派”前后，还有两波下海潮，它们隐藏在“92派”的光环之下，是90年代官员下海的预演和后续。
改革开放之初，打破铁饭碗需要很大勇气。敢于走出这一步的，首先一类是企业工人或事业单位干部。这些人他们不仅会失去固定的工作，还会将拥有的一切福利——医疗保障、退休金等统统放弃；第二类选择停薪留职，给自己留条后路；第三类下海属于体制内流动，主要针对官员——机构改革后机关缩减编制，官员从机关前往下属单位或企业当领导。
1982年，王石到深圳创办公司时，果断丢掉机关干部的身份。他也成为了中国下海最早，也是下得最干净的一批人中的一员。比较著名的下海者还有红豆集团董事长周耀庭之子周海江。1987年，在一所大学教书的周海江下海，到父亲所在的红豆集团，一所乡镇企业工作，成为轰动江苏的新闻。
第一拨下海的人身份参差，心态也各异。作为一般的工人或“干部”，大多是因为“学非所用”，或感觉个人能力难以发挥，不愿自己如此被荒废掉，于是选择辞职，寻找更广阔的天地。第一波的“下海”潮，主要就是由这部分不满足现状者所组成的。
到了2001年，民营企业家首次被定义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者”。从国家到地方均出现民营企业家担纲党政重要职位。于是在2002-2003年前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批县处级至厅局级官员纷纷下海的案例，江浙等沿海地区尤为突出。
第三波下海潮中的一些官员，与前两波相比有了新特点，他们的“专长”不再是多年积累的权力资源，而是经济专长或管理经验。在机关当官员，现行的干部体制，特别是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速度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使一部分有志向的年轻干部需要通过下海来释放自身储存的能量，一些企业也正是看中官员的这一优势。
但是，在第三波官员下海潮中，“洗钱”现象与“权力兑付”是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也最为人们所诟病。有人甚至认为，有半数属于此类。而另一种潜在的危害是，官员下海者，凭着为官时形成的特殊无形资产——“公共权力”，以及行政关系网和官场人情链——可获得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先权，将公众资源私人化。
抛开“下海”现象中的权力寻租等种种丑恶现象不谈，“下海”对于中国的整体进步意义是无可辩驳的。许多人从下海当中，第一次看到了按照自我意志实现生活理想的可能性，同时，从一波波的“下海潮”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辨别出时代脉搏伴随着商业发展的强劲律动。
从春秋到清末：战争真正的主人和实业救国的士大夫
孔子门下七十二弟子，首富非子贡莫属。子贡出任过鲁国、卫国国相，在国际外交事务上周旋于齐、吴、越、晋四大国，赢得了国际赞誉。下海经商的子贡同样令人侧目，“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越王勾践听闻子贡到来，“除道郊迎，身御至舍”。千金家资的子贡成为司马迁笔下的商业巨子，唐宋帝王更是对其追封公侯。
子贡下海经商掀起了春秋官员经商的高潮。越王勾践的政府总理范蠡下海经商，三聚三散，富甲天下。随后，魏国的政府总理白圭下海，推行“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仁术”。无论是子贡、范蠡还是白圭，他们都是典型的职业经理人式的官员，他们同那个时代的公务员一样，穿梭于各国权贵门下，可以入朝为官，也可以下海经商。
下海的公务员凭借在官僚系统的政治资源，往来于各国朝堂市井。随着战争的加剧，公务员群体流动的速度进一步加速了国际贸易的进程。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们为了满足兼并的巨大野心，乐意推动商业的发展。庞大的商业网络支持着战争机器的运转，历史的尘埃中，国君家宴上的商人们，才是战争背后真正的主人。
到了晚清，戊成六君子血溅菜市口，帝师翁同龢的高足、状元张謇愤然辞职下海，在南通经商，最终成为一代巨商。状元黄思永因为深陷皇室绯闻入狱，出狱后对爱新觉罗王朝失望透顶，下海同袁世凯做起了烟草生意，生产的北洋香烟成为宫廷特供产品。流亡海外的康有为一边高喊保护皇帝的口号，一边开着公司大搞矿业、房地产。
胡适说在近代中国史上，张謇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英雄”。甲午战败后，张謇反思战败原因，萌生“实业救国”的念头。他把国家比喻为树，教育就是花，海陆军就是果实，而树的根本则在实业。如果只是贪图花与果的灿烂甜美而忘记根本，那么花与果又“何附而何自生”？
清末下海公务员如过江之鲫，他们成了晚清宪政改革的生力军，黄思永、张謇更是商部的首席顾问。
1992年的分水岭
时隔80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再次出现了公务员下海潮。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党的十四大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确立了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一年，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
于是，“92派”横空出世——1992年前后，“企业家才能”和“领导力”第一次大面积地由体制配置给市场，即“士大夫下海”。
下海的公务员中，以陈东升、冯仑、潘石屹、田源、毛振华、郭凡生为首的一批纷纷成了地产、金融、互联网等各领域的佼佼者。
他们原本生活于广义的体制内，或行政官员，或智囊部门研究员，或大学教员。他们的人生志向无一例外都是为了谋求更高的职务，他们中的几位甚至在40岁左右已经官至司局级。他们经纶满腹、忧国忧民，是新的“士大夫”阶层，他们继承了这一阶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气质——这是这一阶层在中国历史里的最典型特征。但是1992年前后，他们选择离开或“被离开”体制。
没有哪一代企业家拥有如此深刻而统一的群体记忆，并以一个特殊的年份为自己打上标签“92派”。这群在1992年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影响而纷纷主动下海创业的体制内知识分子。如今在商海已浮沉整整20年，有人成功，有人失败、有人执迷、有人勘破……
这一拨白手起家的官员群体，在1992年前后还相对弱小，但智商高、情商高、有胆识，他们成长的速度在其后20年被证明是最快的。
“92派”企业家是反映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群体。他们是先在体制内成长、再转向体制外的：他们既了解体制内的经济运行，又懂得体制外的种种酸甜苦辣；他们善于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把它们引入中国市场的空白领域，成为某个行业的开拓者或佼佼者。
在这一波公务员下海浪潮中，中国经济GDP长时间保持了8%的增长。92年的公务员下海潮再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公务员下海的盛况，这一批下海的官员们十年生聚，十年发展之后，同样出现了结驷连骑，与王者问乐的景象。
“92派”的预演和后续：时代脉搏的强劲律动
其实，在著名的“92派”前后，还有两波下海潮，它们隐藏在“92派”的光环之下，是90年代官员下海的预演和后续。
改革开放之初，打破铁饭碗需要很大勇气。敢于走出这一步的，首先一类是企业工人或事业单位干部。这些人他们不仅会失去固定的工作，还会将拥有的一切福利——医疗保障、退休金等统统放弃；第二类选择停薪留职，给自己留条后路；第三类下海属于体制内流动，主要针对官员——机构改革后机关缩减编制，官员从机关前往下属单位或企业当领导。
1982年，王石到深圳创办公司时，果断丢掉机关干部的身份。他也成为了中国下海最早，也是下得最干净的一批人中的一员。比较著名的下海者还有红豆集团董事长周耀庭之子周海江。1987年，在一所大学教书的周海江下海，到父亲所在的红豆集团，一所乡镇企业工作，成为轰动江苏的新闻。
第一拨下海的人身份参差，心态也各异。作为一般的工人或“干部”，大多是因为“学非所用”，或感觉个人能力难以发挥，不愿自己如此被荒废掉，于是选择辞职，寻找更广阔的天地。第一波的“下海”潮，主要就是由这部分不满足现状者所组成的。
到了2001年，民营企业家首次被定义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者”。从国家到地方均出现民营企业家担纲党政重要职位。于是在2002-2003年前后，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批县处级至厅局级官员纷纷下海的案例，江浙等沿海地区尤为突出。
第三波下海潮中的一些官员，与前两波相比有了新特点，他们的“专长”不再是多年积累的权力资源，而是经济专长或管理经验。在机关当官员，现行的干部体制，特别是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速度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而使一部分有志向的年轻干部需要通过下海来释放自身储存的能量，一些企业也正是看中官员的这一优势。
但是，在第三波官员下海潮中，“洗钱”现象与“权力兑付”是不可忽视的一股暗流，也最为人们所诟病。有人甚至认为，有半数属于此类。而另一种潜在的危害是，官员下海者，凭着为官时形成的特殊无形资产——“公共权力”，以及行政关系网和官场人情链——可获得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先权，将公众资源私人化。
抛开“下海”现象中的权力寻租等种种丑恶现象不谈，“下海”对于中国的整体进步意义是无可辩驳的。许多人从下海当中，第一次看到了按照自我意志实现生活理想的可能性，同时，从一波波的“下海潮”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辨别出时代脉搏伴随着商业发展的强劲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