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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入了细节时代，细节中，更能参透历史的本质。如作家耿立所说，“真实地面对历史的末日审判”，做一个讲好故事的人，“那你就是司马迁的表弟，也是伍尔夫的亲戚”。其散文集《永远站在鸡蛋一边》，带领我们进入历史的角落，去寻找那些高贵的灵魂。
5岁的滨州女孩朵朵，用诗的眼睛触摸这个世界，讲着她自己的故事。也许，成人世界探寻诗意的过程，恰恰是向童年的靠近。就这一点而言，朵朵和她的诗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
自小我好听故事，对历史的记忆也来自一个一个独异的故事，但现在，本雅明说：我们要遇见一个能够地地道道地讲好故事的人，机会越来越少。若有人表示愿意听故事，十之八九会弄得四座尴尬。似乎一种原本对于我们不可或缺的东西，我们最保险的所有，从我们身上给剥夺了，这就是交流经验的能力。
本雅明有一篇文章，专门提到了“讲故事的人”。在本雅明看来，在一个经验趋于贫乏的时代——即阿伦特所说的“黑暗时代”，“讲故事”是保存、交流和传播经验的最有效的形式。对这一点，阿伦特在她的哲学著作《人的境况》中，曾有过更深入的阐述，《黑暗时代的人们》，算是对“讲故事的哲学”的一个形象诠释。阿伦特认为故事帮助人发现意义。一个故事向许多人显现，而不仅仅是向故事中行动者显现。故事使得人们共同行动和言论，并且相互向对方显现。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阿伦特曾以《走出非洲》作者以萨克·迪内森为例谈到过，故事拯救了她的生活，“故事揭示了这样一些东西的意义，如若不然，它们仍将是纯粹事件的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序列”。实际上，从书中提到的十个人物身上，阿伦特看到了每一个人所发出的、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生存的光亮。这些人的故事显示了实现人性的种种可能性，即使在缄默的“黑暗时代”。
和本雅明一样，阿伦特也有一种“殉道精神”，她的思想总是不免和政治挂钩起来。不像罗兰·巴尔特，她从不“把政治看作对人类（和思想）主体的一种压抑”，相反，人类要想从“黑暗时代”得救，恰恰要回归政治的公共领域，人与人之间实现交流沟通，而“讲故事”，正是打破缄默和孤立的途径之一。
但在现代要找个讲故事的能工巧匠，那是一件费力的事。
在本雅明看来，讲故事的人，兼及两种故事好手——水手和农夫的二者之长，能将“那种见多识广的人带回的远方的传说与那种当地人了解最深的过去的传说融会到一起”。这种人，既是一位找到人世间生活道路又知归来的远行人，又是族群历史记忆的承担者；既游历于广袤空间，又深深了解时间。可以说，正是讲故事的人，在時间与空间上，维持与开拓了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一个联结点。不过，“讲故事这门艺术已是日薄西山”，“要想碰到一个能很精彩地讲一则故事的人是难而又难了”。
而讲好历史故事，也非易事，既要好看，更要真实，能讲好有思想的好看的故事，那是高人和上品，故事要有助于还原真相，传递立场和价值，故事使一些晦暗的澄明，故事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的可能，故事里有情怀，故事里有敬畏。
面对一战，我原本的记忆是浑茫的，但一天我看到了一辆长在树里的自行车，那是一张非常震撼人心的照片，那照片就蕴藏着丰富的故事。
一棵可以环抱的树，在树的腰部，一辆锈迹斑驳的自行车，被嵌入树的肉里，说的是1914年，一个小男孩把自行车锁在了树上后就去参加战争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回来，而那辆自行车，也被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我还知道一个斯大林时代的故事，在大清洗的时代，人们最害怕夜间敲门，大家怕秘密警察把自己抓去，有些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于被逮捕后的酷刑侮辱，一听敲门声，就选择从楼上舍身跳下。
在一个晚上，工作之余的革命领袖们在斯大林的别墅花园夜宴聊天，其中的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为苍穹里的一个星座的名称而意见分歧，一个说是猎户星座，一个说是仙后星座。在一旁听着的斯大林笑起来，说这事容易解决，只要给天文馆打个电话立马就可搞清，于是就支派手下的秘书给天文馆打电话。
原来的天文馆长，那个著名的天文学家已经和其他其几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起被“清洗”掉了，新履任的天文馆长是个外行，原本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他根本搞不清什么猎户星座仙后星座，但他知道斯大林秘书的电话的分量，于是夜间急忙派车去找一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这位可怜的天文学家自许多同行被捕后一直战战兢兢生活在恐惧里，此时见一辆汽车半夜突然停在自家门口，门铃又按得那样紧急，以为是秘密警察来了，在哆哆嗦嗦开门时突发心脏病死在门口。那汽车只得掉头去寻另一位天文学家，而这位天文学家与那些刚被“清洗”的天文学家是好友。他家住楼上，在夜里两点半突然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从窗户可以看见一辆小汽车停在楼下，他以为自己的末日已到，这位年已60的老人不愿再受凌辱，就从窗口纵身把自己交给了夜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费尽很多的周折，这位天文馆总算在凌晨5点的时候打听清楚了星座的名称，于是急忙给斯大林的别墅挂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但值班人员回答说：“没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
我总以为，历史不是那些总结的大而无当的干巴的规律性的语言所能涵括，也非那些豪杰英雄的哄骗人的豪言壮语所能代表，历史是在最普通的故事里存活。
我们可以随手抓起很多的细节和故事，这是历史的筋骨也是血肉，是脉搏也是精神：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上断头台的时候不小心踩到刽子手的脚，马上温和礼貌地对刽子手说：“对不起，先生，我踩了您的脚。”面对杀气腾腾的刽子手，路易十六留下的则是如此坦然高贵的遗言：“我清白死去。我原谅我的敌人，但愿我的血能平息上帝的怒火。”
傅雷夫妇半夜上吊，还在凳子下面垫上棉被，免得倒下去时惊扰邻居，在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时，还处处为他人着想。老托尔斯泰为世袭贵族，独自离开辽阔的庄园消失在野外，临终把家产分给穷人，离家出走，病死在一个小火车站。甚至他的墓地也特别寒酸，就在一个树林里，没有坟头和墓碑，只有野花野草。他的不朽作品也穿越时空留给了人类。前英国国王爱德华到伦敦的贫民窟视察，他站在一个东倒西歪的房子门口，对里面一贫如洗的老太太说：“请问我可以进来吗？”这体现了对底层人的一种尊重，真正的贵族是懂得尊重别人的。
无疑，这些细节给我温暖。时间流逝，他们却从历史的缝隙间流淌出来，使我们感受到历史的体温。我认为一个作家能讲好一个个故事，那就是一种最独异的表达，在故事中确证自己的文字，确证自己的价值。当然故事的格调源于心胸、气质、个人品味。故事是故事，人是人，但人也就是故事，故事也就是人，文字和故事源于生命，而非工艺，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从水管里流出的是水。故事就是生命本身，故事就是人格追求的象征。
伍尔夫在《一个人的房间》中说：如果我们已经养成了自由的习惯，并且有秉笔直书坦陈己见的勇气；如果我们从普通客厅之中略为解脱，并且不总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观察人，而是要观察人与真实之间的关系；还要观察天空、树木和任何事物本身；如果我们的目光超越弥尔顿的标杆，因为没有人应该遮蔽自己的视野；如果我们敢于面对事实，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没有人会伸出手臂来搀扶我们，我们要独立行走，我们要与真实世界确立联系，而不仅仅是与男男女女芸芸众生的物质世界建立重要联系，要是我们果真能够如此，那么这个机会就会来临：莎士比亚的妹妹，这位死去的诗人，就会附身于她所经常舍弃的身体。她就会仿效她兄长的先例，从她许多无名先辈的生命之中汲取她的生命力，通过不断的继承和积累，她就会诞生。
如果把伍尔夫的话，置换成你和历史的关系，养成讲历史故事的习惯，做一个秉笔直书的史家，不阿世，不低头不鞠躬，不为利益集团开脱，不为强势粉饰，不做无聊的花边和戏说，不假以科学的名义把饿死人的事化为乌有，不忘掉历史里的血泪和悲慨，要独立地握住历史的手，真实地面对历史的末日审判，那你就庶几接近一个讲好历史故事的人了，我以为，你就是司马迁的表弟，也是伍尔夫的亲戚。
（本文为散文集《永远站在鸡蛋一边》序言。耿立，山东鄄城人，著名散文家。）
5岁的滨州女孩朵朵，用诗的眼睛触摸这个世界，讲着她自己的故事。也许，成人世界探寻诗意的过程，恰恰是向童年的靠近。就这一点而言，朵朵和她的诗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
自小我好听故事，对历史的记忆也来自一个一个独异的故事，但现在，本雅明说：我们要遇见一个能够地地道道地讲好故事的人，机会越来越少。若有人表示愿意听故事，十之八九会弄得四座尴尬。似乎一种原本对于我们不可或缺的东西，我们最保险的所有，从我们身上给剥夺了，这就是交流经验的能力。
本雅明有一篇文章，专门提到了“讲故事的人”。在本雅明看来，在一个经验趋于贫乏的时代——即阿伦特所说的“黑暗时代”，“讲故事”是保存、交流和传播经验的最有效的形式。对这一点，阿伦特在她的哲学著作《人的境况》中，曾有过更深入的阐述，《黑暗时代的人们》，算是对“讲故事的哲学”的一个形象诠释。阿伦特认为故事帮助人发现意义。一个故事向许多人显现，而不仅仅是向故事中行动者显现。故事使得人们共同行动和言论，并且相互向对方显现。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阿伦特曾以《走出非洲》作者以萨克·迪内森为例谈到过，故事拯救了她的生活，“故事揭示了这样一些东西的意义，如若不然，它们仍将是纯粹事件的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序列”。实际上，从书中提到的十个人物身上，阿伦特看到了每一个人所发出的、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生存的光亮。这些人的故事显示了实现人性的种种可能性，即使在缄默的“黑暗时代”。
和本雅明一样，阿伦特也有一种“殉道精神”，她的思想总是不免和政治挂钩起来。不像罗兰·巴尔特，她从不“把政治看作对人类（和思想）主体的一种压抑”，相反，人类要想从“黑暗时代”得救，恰恰要回归政治的公共领域，人与人之间实现交流沟通，而“讲故事”，正是打破缄默和孤立的途径之一。
但在现代要找个讲故事的能工巧匠，那是一件费力的事。
在本雅明看来，讲故事的人，兼及两种故事好手——水手和农夫的二者之长，能将“那种见多识广的人带回的远方的传说与那种当地人了解最深的过去的传说融会到一起”。这种人，既是一位找到人世间生活道路又知归来的远行人，又是族群历史记忆的承担者；既游历于广袤空间，又深深了解时间。可以说，正是讲故事的人，在時间与空间上，维持与开拓了人类精神生活中的一个联结点。不过，“讲故事这门艺术已是日薄西山”，“要想碰到一个能很精彩地讲一则故事的人是难而又难了”。
而讲好历史故事，也非易事，既要好看，更要真实，能讲好有思想的好看的故事，那是高人和上品，故事要有助于还原真相，传递立场和价值，故事使一些晦暗的澄明，故事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的可能，故事里有情怀，故事里有敬畏。
面对一战，我原本的记忆是浑茫的，但一天我看到了一辆长在树里的自行车，那是一张非常震撼人心的照片，那照片就蕴藏着丰富的故事。
一棵可以环抱的树，在树的腰部，一辆锈迹斑驳的自行车，被嵌入树的肉里，说的是1914年，一个小男孩把自行车锁在了树上后就去参加战争了，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回来，而那辆自行车，也被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我还知道一个斯大林时代的故事，在大清洗的时代，人们最害怕夜间敲门，大家怕秘密警察把自己抓去，有些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于被逮捕后的酷刑侮辱，一听敲门声，就选择从楼上舍身跳下。
在一个晚上，工作之余的革命领袖们在斯大林的别墅花园夜宴聊天，其中的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为苍穹里的一个星座的名称而意见分歧，一个说是猎户星座，一个说是仙后星座。在一旁听着的斯大林笑起来，说这事容易解决，只要给天文馆打个电话立马就可搞清，于是就支派手下的秘书给天文馆打电话。
原来的天文馆长，那个著名的天文学家已经和其他其几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起被“清洗”掉了，新履任的天文馆长是个外行，原本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他根本搞不清什么猎户星座仙后星座，但他知道斯大林秘书的电话的分量，于是夜间急忙派车去找一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这位可怜的天文学家自许多同行被捕后一直战战兢兢生活在恐惧里，此时见一辆汽车半夜突然停在自家门口，门铃又按得那样紧急，以为是秘密警察来了，在哆哆嗦嗦开门时突发心脏病死在门口。那汽车只得掉头去寻另一位天文学家，而这位天文学家与那些刚被“清洗”的天文学家是好友。他家住楼上，在夜里两点半突然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从窗户可以看见一辆小汽车停在楼下，他以为自己的末日已到，这位年已60的老人不愿再受凌辱，就从窗口纵身把自己交给了夜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费尽很多的周折，这位天文馆总算在凌晨5点的时候打听清楚了星座的名称，于是急忙给斯大林的别墅挂电话：“请转告莫洛托夫同志和卡冈诺维奇同志……”但值班人员回答说：“没人可以转告，他们早就睡觉去了。”
我总以为，历史不是那些总结的大而无当的干巴的规律性的语言所能涵括，也非那些豪杰英雄的哄骗人的豪言壮语所能代表，历史是在最普通的故事里存活。
我们可以随手抓起很多的细节和故事，这是历史的筋骨也是血肉，是脉搏也是精神：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上断头台的时候不小心踩到刽子手的脚，马上温和礼貌地对刽子手说：“对不起，先生，我踩了您的脚。”面对杀气腾腾的刽子手，路易十六留下的则是如此坦然高贵的遗言：“我清白死去。我原谅我的敌人，但愿我的血能平息上帝的怒火。”
傅雷夫妇半夜上吊，还在凳子下面垫上棉被，免得倒下去时惊扰邻居，在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时，还处处为他人着想。老托尔斯泰为世袭贵族，独自离开辽阔的庄园消失在野外，临终把家产分给穷人，离家出走，病死在一个小火车站。甚至他的墓地也特别寒酸，就在一个树林里，没有坟头和墓碑，只有野花野草。他的不朽作品也穿越时空留给了人类。前英国国王爱德华到伦敦的贫民窟视察，他站在一个东倒西歪的房子门口，对里面一贫如洗的老太太说：“请问我可以进来吗？”这体现了对底层人的一种尊重，真正的贵族是懂得尊重别人的。
无疑，这些细节给我温暖。时间流逝，他们却从历史的缝隙间流淌出来，使我们感受到历史的体温。我认为一个作家能讲好一个个故事，那就是一种最独异的表达，在故事中确证自己的文字，确证自己的价值。当然故事的格调源于心胸、气质、个人品味。故事是故事，人是人，但人也就是故事，故事也就是人，文字和故事源于生命，而非工艺，从血管里流出的是血，从水管里流出的是水。故事就是生命本身，故事就是人格追求的象征。
伍尔夫在《一个人的房间》中说：如果我们已经养成了自由的习惯，并且有秉笔直书坦陈己见的勇气；如果我们从普通客厅之中略为解脱，并且不总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观察人，而是要观察人与真实之间的关系；还要观察天空、树木和任何事物本身；如果我们的目光超越弥尔顿的标杆，因为没有人应该遮蔽自己的视野；如果我们敢于面对事实，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没有人会伸出手臂来搀扶我们，我们要独立行走，我们要与真实世界确立联系，而不仅仅是与男男女女芸芸众生的物质世界建立重要联系，要是我们果真能够如此，那么这个机会就会来临：莎士比亚的妹妹，这位死去的诗人，就会附身于她所经常舍弃的身体。她就会仿效她兄长的先例，从她许多无名先辈的生命之中汲取她的生命力，通过不断的继承和积累，她就会诞生。
如果把伍尔夫的话，置换成你和历史的关系，养成讲历史故事的习惯，做一个秉笔直书的史家，不阿世，不低头不鞠躬，不为利益集团开脱，不为强势粉饰，不做无聊的花边和戏说，不假以科学的名义把饿死人的事化为乌有，不忘掉历史里的血泪和悲慨，要独立地握住历史的手，真实地面对历史的末日审判，那你就庶几接近一个讲好历史故事的人了，我以为，你就是司马迁的表弟，也是伍尔夫的亲戚。
（本文为散文集《永远站在鸡蛋一边》序言。耿立，山东鄄城人，著名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