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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以来，一波新的官员下海潮流开始出现。从中央到地方，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官员辞去公职下海从商的报道从未间断。国家质检总局新闻发言人陈熙同出任360主管市场的副总裁，广州市萝岗区政府副区长王建新辞职从商，湖南益阳市政协副主席陈延武辞职从医，合肥前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办公厅主任周大跃辞职下海……
如今，这股潮流也来到了山东。今年6月份，菏泽市副市长张毓华辞去公职，9月6日，官至正厅的济宁市市长梅永红辞去市长职务，加盟深圳华大基因。
官员下海潮流，最广为人知的一波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92派企业家因此诞生。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下海的官员们已由当初孤单的个例，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不能被忽视的群体。他们的出现折射着时代的变迁，展现了政商关系的新格局，而他们自身的命运也随着商海的风浪起伏跌宕。
（本专题12-23页）
每次“潮”涌的背后，都是市场的力量得以强化的结果
在中国，官员下海一直是一个相对敏感的话题。因为，在人们看来，含混暧昧的政商关系使得下海后的官员仍握有不可小觑的“剩余权力”，他们依靠此前在官场中积累下的关系网和人脉资源等，一旦驰骋于商界后，仍可借助其剩余影响力在竞争中获取不正当利益，甚至沦为洗白贪腐所得的暗道。
应当说，十多年前，这种对“官员下海”可能引发负面效应的警示，时至今日仍不显过时。但是，今天当我们再回头来看，当初的预警或许也被人为“放大”了。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多年过去了，在我国查处的数以万计的贪腐案件中，有大量的在职或退任官员和企业家涉贪被查，但涉及下海官员的案例并不多见。
为何会出现这种与当初预想相偏离的情况呢？通过梳理案例，或可帮我们厘清其中原因。首先，那些下海的官员，部分是自信在廉政和能力上较为出众的人，他们并非是在官场上混不下去了，而是怀着“换一种人生（活法）”的想法而主动投身于商海的挑战。比如，2000年底辞职下海的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原厅长游宪生，他当时年仅46岁，又是当时福建省厅级干部中仅有的两名博士之一，能力和仕途均被外界看好。当游宪生第一次提出辞职时，被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婉拒。他又重写了一份更加情真意切的辞职报告。最后，该省人大常委会才以31票赞成、30票反对的微弱优势勉强予以批准。
由于要预料到须经过离任经济审计，因此，只有对自身廉政自信的人才会主动提出辞职。而且，一旦辞职，他们会成为官场中的“异数”，也会失去来自利益关联同僚和体制的庇护。此外，凡下海的官员多会成为媒体和公众重点关注的“新闻人物”，外界的这种监督也是对其日后行为的制约。更重要的，权力的即时性也决定了“人走茶凉”的现实官场生态，退出官场的人士不得不面对其影响力日渐衰竭的无奈现实。
因此，对于“官员下海”现象，我们不仅仅将眼光盯在如何约束其“剩余权力”的惯性思维中，而更应考察这种特殊现象之所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原因。实际上，梳理我国历次官员下海潮的变迁史就能发现，每次“潮”涌的背后，都是市场的力量得以强化的结果，也是在回应并传达中国社会深层变革发出的前兆信号。
从“下海创业”到“下海当高管”
下海意味着一种新的价值选择。意味着要在一个陌生的领域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与使命。这是一个残酷的再造过程，梳理官员下海的经历，我们能看到成功的典型，也能看到那些名噪一时的官员，在下海之后，默默无闻，功败垂成。
比如，作为国内第一位被公开报道的主动辞职下海的县长，2000年下半年，东营市垦利县县长门新国一时间成为海内外媒体上的焦点。在他之后，东营市一批官员纷纷下海，媒体将其称为“门新国现象”。不过，这股现象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门新国由于身体原因又回到了政府部门，与他同时期下海的耿佃发，也在下海不久就重新回到了东营市经贸委。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大多数辞职下海的官员都不愿接受采访，有的人是因为看淡了官场商场云起云落，而更多的人则是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境遇，自认为惨淡无光，无颜见江东父老。
如今看来，似乎下海的风险已经减弱了许多。如果对比如今的下海官员与1992年下海官员的就业走向，就能看出端倪：“92派”多是自主创业的公司的缔造者，而之后下海的官员更多的则是进入民企担任职业经理人，成为高级打工者。从下海创业到下海做高管，下海的风险成本正在大大降低。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的这场公务员下海潮与以往相比，其内外动因又有所不同：八项规定的出台以及大众创业潮的兴起。
八项规定出台后，不可否认，官员们的利益和权力被削减，政治责任和外界压力又在加大——新一届政府在下放审批权、打击腐败、加大问责上动作频繁。因此，外界纷纷猜测，当体制内的“吸引力”在不断“退烧”之后，官员群体是否会出现新一轮的用脚投票的离职潮。
但显然。体制内的“推力”仅仅是官员辞职下海的其中一个内在变量，更为重要的变量则是另一股来自体制外的“拉力”是否足够强大。也就是，支撑创业的营商环境是否得到了改善，阻碍民间投资活力的各种壁垒和歧视性政策是否得到了修正，权力对资本的钳制以及对资源的配置是否真得交还市场，畸形的政商关系是否被理顺并向健康方向发展。
也只有当上述一系列配套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日渐明朗并趋健全时，民营经济的又一春才会真正展现。诱惑官员下海的动力才会变得真切。
精英循环：从“商人从政”到“官员下海”
与“官员下海”潮相对应，近年来也出现了“商人从政”潮，如力帆集团的尹明善、传化集团的徐冠巨、远东集团的蒋锡培、正泰集团的南存辉等，都曾从私营企业家岗位走上“从政”之路（如当选地方政协副主席等）。“商人从政”在一定程度上是为自己的企业寻求一个相对安全、宽松、不受过多干扰的发展环境。综合“商人从政”与“官员下海”两股潮流来看，无疑有些“精英循环”的意味，从一种类型的精英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精英。
这种“精英循环”在美国更为普遍，每次总统换届选举后都伴随着政府官员大换班，很多卸任的政府官员投身企业界、金融界和学界，而另一些智库学者、企业家等，又进入新一届政府任职。虽然这种“旋转门”现象广受诟病，但相对完善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为此构建了一堵必要的防火墙。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官员队伍中日益需要有实际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企业界人士，充实到政策制定和监管工作中来；由于经济政策更加繁复和专业化，企业也需要具有政府部门工作经验和广泛人脉关系的人士加入。学者章敬平就曾指出，在适应新世纪企业运营环境的正规职业经理人尚未到位之前，“下海”的官员事实上曾经充当了过渡性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可在我国，这种“精英循环”背后权力、财富问的暧昧关系，缺少刚性制度的去魅和防疫，难免招致一些担忧。
官员和商人之间的角色转换，不排除有“围城”心态的影响——从政的想去经商，经商的想去从政。但更多的，恐怕还是能力、资源、机遇等之间的纠葛往来。目前迫切要做的，不是对政治“新星”弃政从商报以惋惜和唏嘘，也不是对商人从政怀有政治猜忌，而是构建一套完善的制度、法规，最大程度地避免可能存在的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勾兑和置换。
如今，这股潮流也来到了山东。今年6月份，菏泽市副市长张毓华辞去公职，9月6日，官至正厅的济宁市市长梅永红辞去市长职务，加盟深圳华大基因。
官员下海潮流，最广为人知的一波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92派企业家因此诞生。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下海的官员们已由当初孤单的个例，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不能被忽视的群体。他们的出现折射着时代的变迁，展现了政商关系的新格局，而他们自身的命运也随着商海的风浪起伏跌宕。
（本专题12-23页）
每次“潮”涌的背后，都是市场的力量得以强化的结果
在中国，官员下海一直是一个相对敏感的话题。因为，在人们看来，含混暧昧的政商关系使得下海后的官员仍握有不可小觑的“剩余权力”，他们依靠此前在官场中积累下的关系网和人脉资源等，一旦驰骋于商界后，仍可借助其剩余影响力在竞争中获取不正当利益，甚至沦为洗白贪腐所得的暗道。
应当说，十多年前，这种对“官员下海”可能引发负面效应的警示，时至今日仍不显过时。但是，今天当我们再回头来看，当初的预警或许也被人为“放大”了。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多年过去了，在我国查处的数以万计的贪腐案件中，有大量的在职或退任官员和企业家涉贪被查，但涉及下海官员的案例并不多见。
为何会出现这种与当初预想相偏离的情况呢？通过梳理案例，或可帮我们厘清其中原因。首先，那些下海的官员，部分是自信在廉政和能力上较为出众的人，他们并非是在官场上混不下去了，而是怀着“换一种人生（活法）”的想法而主动投身于商海的挑战。比如，2000年底辞职下海的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原厅长游宪生，他当时年仅46岁，又是当时福建省厅级干部中仅有的两名博士之一，能力和仕途均被外界看好。当游宪生第一次提出辞职时，被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婉拒。他又重写了一份更加情真意切的辞职报告。最后，该省人大常委会才以31票赞成、30票反对的微弱优势勉强予以批准。
由于要预料到须经过离任经济审计，因此，只有对自身廉政自信的人才会主动提出辞职。而且，一旦辞职，他们会成为官场中的“异数”，也会失去来自利益关联同僚和体制的庇护。此外，凡下海的官员多会成为媒体和公众重点关注的“新闻人物”，外界的这种监督也是对其日后行为的制约。更重要的，权力的即时性也决定了“人走茶凉”的现实官场生态，退出官场的人士不得不面对其影响力日渐衰竭的无奈现实。
因此，对于“官员下海”现象，我们不仅仅将眼光盯在如何约束其“剩余权力”的惯性思维中，而更应考察这种特殊现象之所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原因。实际上，梳理我国历次官员下海潮的变迁史就能发现，每次“潮”涌的背后，都是市场的力量得以强化的结果，也是在回应并传达中国社会深层变革发出的前兆信号。
从“下海创业”到“下海当高管”
下海意味着一种新的价值选择。意味着要在一个陌生的领域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与使命。这是一个残酷的再造过程，梳理官员下海的经历，我们能看到成功的典型，也能看到那些名噪一时的官员，在下海之后，默默无闻，功败垂成。
比如，作为国内第一位被公开报道的主动辞职下海的县长，2000年下半年，东营市垦利县县长门新国一时间成为海内外媒体上的焦点。在他之后，东营市一批官员纷纷下海，媒体将其称为“门新国现象”。不过，这股现象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门新国由于身体原因又回到了政府部门，与他同时期下海的耿佃发，也在下海不久就重新回到了东营市经贸委。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大多数辞职下海的官员都不愿接受采访，有的人是因为看淡了官场商场云起云落，而更多的人则是因为不满意自己的境遇，自认为惨淡无光，无颜见江东父老。
如今看来，似乎下海的风险已经减弱了许多。如果对比如今的下海官员与1992年下海官员的就业走向，就能看出端倪：“92派”多是自主创业的公司的缔造者，而之后下海的官员更多的则是进入民企担任职业经理人，成为高级打工者。从下海创业到下海做高管，下海的风险成本正在大大降低。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的这场公务员下海潮与以往相比，其内外动因又有所不同：八项规定的出台以及大众创业潮的兴起。
八项规定出台后，不可否认，官员们的利益和权力被削减，政治责任和外界压力又在加大——新一届政府在下放审批权、打击腐败、加大问责上动作频繁。因此，外界纷纷猜测，当体制内的“吸引力”在不断“退烧”之后，官员群体是否会出现新一轮的用脚投票的离职潮。
但显然。体制内的“推力”仅仅是官员辞职下海的其中一个内在变量，更为重要的变量则是另一股来自体制外的“拉力”是否足够强大。也就是，支撑创业的营商环境是否得到了改善，阻碍民间投资活力的各种壁垒和歧视性政策是否得到了修正，权力对资本的钳制以及对资源的配置是否真得交还市场，畸形的政商关系是否被理顺并向健康方向发展。
也只有当上述一系列配套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日渐明朗并趋健全时，民营经济的又一春才会真正展现。诱惑官员下海的动力才会变得真切。
精英循环：从“商人从政”到“官员下海”
与“官员下海”潮相对应，近年来也出现了“商人从政”潮，如力帆集团的尹明善、传化集团的徐冠巨、远东集团的蒋锡培、正泰集团的南存辉等，都曾从私营企业家岗位走上“从政”之路（如当选地方政协副主席等）。“商人从政”在一定程度上是为自己的企业寻求一个相对安全、宽松、不受过多干扰的发展环境。综合“商人从政”与“官员下海”两股潮流来看，无疑有些“精英循环”的意味，从一种类型的精英转变为另一种类型的精英。
这种“精英循环”在美国更为普遍，每次总统换届选举后都伴随着政府官员大换班，很多卸任的政府官员投身企业界、金融界和学界，而另一些智库学者、企业家等，又进入新一届政府任职。虽然这种“旋转门”现象广受诟病，但相对完善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为此构建了一堵必要的防火墙。
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官员队伍中日益需要有实际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企业界人士，充实到政策制定和监管工作中来；由于经济政策更加繁复和专业化，企业也需要具有政府部门工作经验和广泛人脉关系的人士加入。学者章敬平就曾指出，在适应新世纪企业运营环境的正规职业经理人尚未到位之前，“下海”的官员事实上曾经充当了过渡性职业经理人的角色。可在我国，这种“精英循环”背后权力、财富问的暧昧关系，缺少刚性制度的去魅和防疫，难免招致一些担忧。
官员和商人之间的角色转换，不排除有“围城”心态的影响——从政的想去经商，经商的想去从政。但更多的，恐怕还是能力、资源、机遇等之间的纠葛往来。目前迫切要做的，不是对政治“新星”弃政从商报以惋惜和唏嘘，也不是对商人从政怀有政治猜忌，而是构建一套完善的制度、法规，最大程度地避免可能存在的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勾兑和置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