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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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到今年已经整整四十周年了.中国人民在长达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为最终战胜德、意、日法西斯集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个十分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略作一些说明,以就教于各国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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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我国民族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活跃在我国历史上的许多古老民族,诸如匈奴、乌桓、鲜卑、氐、羌、巴以及其他杂胡,大体上都在这个时期走完了他们的历史行程,融合到汉族中了.这就提供了许多有始有末的民族历史材料可供研究总结.一个民族的发展从来不是孤立的,必然要与其他民族发生关系.魏晋南北朝在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是一个具有特色的时期;周边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先后建立各
唐代的户等,武德初沿用隋制,分为三等.武德九年三月,改为九等.定户等的标准是"量其资产";据以定户的"资产"是否包括土地,令文未作明确交代.今人或见吐鲁番出土的开元廿一年西州蒲昌县九等定簿残卷未具各户耕地之数,唐代敦煌吐鲁番户籍中或有户高田少、户低田多的现象,遂谓唐代据以定户的"资产"不包括各户的田产.笔者却以为,唐代据以定户的"资产",始终包括田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在美国占领者的指挥下,实行了一系列"非军事化"、"民主化"的改革.其中以农地改革进行的最为深入,效果颇为显著,影响相当广泛,遗留的问题也很多.这是战后日本历史一个重要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在战前,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叫嚣国土狭小,人口众多,缺少耕地,向中国大陆扩张,"是其生存上的唯一出路","日本为了维护民族和国家的独立,绝对不可缺少的条件是依存中国大陆".这种反动滥调虽然早已破产,但战后仍在黑暗的角落中挣扎.所谓国土狭小、人口众多尽管属实,但缺少耕地,却是为其实行对外侵
近几年来,洋务运动史的讨论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和重视.据不完企统计,到目前为止,已发表的论文在二百篇以上,大大超过1980年以前三十年的总和.全国性的讨论会已开过两次,今年又将在兰州大学召开第三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洋务运动史研究不仅在广度上有明显发展,而且在深度上也有所突破.其显著特点就是将洋务运动放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中进行考察,并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
四十多年前,钱穆先生曾写过一篇《论宋代相权》.此后,关于宋代宰相权力问题,陆续有专文论列.但总的论点都与钱文无二致,即宋代君主专制,宰相权弱.近年来出版的一些宋史研究专著也持这种观点.宋代相权减弱,在宋史学界几乎已成定论.然而,笔者在撰写《宋宰辅编年录校补》的过程中,接触了不少有关宋代宰相活动的史料,感到关于宋代相权问题,很有再加探讨之必要.因此,不揣谫陋,僭用钱穆先生的旧题,重新考察这个问题,求教于宋史学界.
商殷时期,封国君长除称侯、伯外,还有没有称王者?至今学者多给以否定的回答,认为只有产生于子姓宗室贵族家族、居于至高无上统治地位的商王才能称王,其他人不可如此称呼.证诸史料,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在一些甲骨卜辞或记事刻辞中,有王的称谓与国族名号相连属,称"王某"或"某王",如同习见的"侯某"或"某侯"、"伯某"或"某伯"一样.这类的王显然
杨杏佛是我国著名的爱国知识分子,民主革命的杰出战士,1933年6月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四十岁.他在短暂的一生中,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两个历史时期.他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斗争实践中不断前进.孙中山逝世后,他作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恪守孙中山的遗教,同背离孙中山事业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终于坚定地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和共产党人并肩战斗,直至为争取人民的自由权利和民族的解放献出自己的生命.
1927年"四·一二"政变前夕,在中国发生了两起震惊中外的事件:南京事件和搜查苏联使馆事件.两者相隔数日,相距千里,却被一道所谓的苏联《致驻华武官训令》戏剧性地联系在一起.在南方,3月24日,北伐军攻克南京.奉鲁残军及"易帜"不久的孙传芳旧部抢劫了英、美、日驻南京领事馆及教堂、学校、住宅等.英、美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和领事馆",下令炮击,制造了"南京惨案".在北方,4月6日,张作霖密令军警查抄了苏联大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革命者.12天之后,京师警察厅公布了苏联"阴谋"文证《致驻华武官
票号是中国封建社会金融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清道光初年),它从兼营汇兑的商铺转为专营汇兑的金融组织以后,在调拨资金上为开展埠际贸易服务,起了促进商品流通的重大作用.一般说来,票号最初是以黄河流域和华北各省为其主要的活动区域,并且以北京为其活动中心.事实上,当票号的业务转入发展阶段后,上海、汉口和福州等地,都曾经是票号在东南地区的重要据点;同时,它的业务也从汇兑而扩充为办理存放款活动,成为完整形态的金融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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