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中国高校正在进行以"不升即走"或"非升即走"为核心特点的长聘制改革.张维迎教授在中国高校引入该制度的过程中曾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但是由于他用传统博弈论过度抽象的框架来把握谢林直面现实的博弈思想,对"非升即走"得以起到良好作用的"任责—威胁/承诺"逻辑或机制的认知存在一定偏差,未能很好地理解"威胁"(Threat)与"承诺"(Promise)的差异;也未能清晰地认知它们的"可信"和"不可信",并不在于由参与人、行动、信息、战略、收益所构成的博弈框架,而在于该框架之外的参与人通过"任责"(Commitmen
【机 构】
：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院北京100086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高校正在进行以"不升即走"或"非升即走"为核心特点的长聘制改革.张维迎教授在中国高校引入该制度的过程中曾扮演了比较重要的角色,但是由于他用传统博弈论过度抽象的框架来把握谢林直面现实的博弈思想,对"非升即走"得以起到良好作用的"任责—威胁/承诺"逻辑或机制的认知存在一定偏差,未能很好地理解"威胁"(Threat)与"承诺"(Promise)的差异;也未能清晰地认知它们的"可信"和"不可信",并不在于由参与人、行动、信息、战略、收益所构成的博弈框架,而在于该框架之外的参与人通过"任责"(Commitment)凸显的个性地位差异、社会结构、文化环境等因素.由于谢林思想背后隐含的"非对称博弈"的现实取向没有被真正地领会,从而导致"非升即走"理论替代现实操作的不可取,这也是"非升即走"制度在中国高校陷入困境的理论之源,因为该制度的良好运转需要满足和创造三个方面的前置性条件.
其他文献
妥善处理中印伙伴关系复杂性,是应对双边关系恶化、发展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起点.当前,如何妥善经略中印关系考验着中国外交的智慧.面向未来,双方应摒弃零和思维,加强竞争管控,避免双边关系持续恶化,为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提供条件和动力.应对双边关系复杂性,中印应发挥高层往来的引领作用,理性看待对方崛起,推动双方形成新的全球战略共识;依托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开展合作,推动第三方市场合作;推进安全对话,稳定地区预期,加强竞争管控和危机应对,为中印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
当代文明转换的进程中,日常生活、常人世界日益成为城市精神、城市品格、城市软实力的源头活水.一个没有高质量日常生活的城市,不可能具有真正的软实力.当代城市社会,"人人都是软实力",软实力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日常生活现象,蕴含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软实力来源于日常生活,也服务于日常生活.更加自觉地关注常人世界、日常生活,从空间与环境、制度与治理、素养与行为等方面营建更具公平、正义底蕴的日常生活,对于城市软实力建设,具有战略与路径意义.
迈入"新镀金时代"以来,数字平台的崛起给美国反垄断实践提出了新挑战,而要认清这一新挑战及应对的可能性,有必要回到美国反垄断的历史中去.从美国反垄断的三次浪潮中,可以梳理出美国反垄断政策和理论互相呼应的线索,并能够看出当今第三次浪潮中平台反垄断的方向性问题.尤其是当下芝加哥学派与新布兰代斯学派在反垄断的经济和政治目标这一根本问题上的交锋,将影响平台经济未来走向.对于同样面临平台垄断挑战的我国而言,应当借鉴美国百年反垄断史所展现出的不同规制思路及其可能后果,搞清楚"为什么反垄断"这一根本问题,并结合中美反垄断
刘旭光教授关注神经美学,并从审美人文主义的角度对神经美学进行解读,认为审美脑区内侧眶额叶皮层的激活表明了形式愉悦带来的快感,且是一种生理性的神经刺激,并非理性和情感过程.有关美感与快感是否有区别,即审美是否有特异性脑区,一直是神经美学研究中观点颇有分歧的一个问题,还需进一步商榷.从已有神经美学研究成果来看,内侧眶额叶皮层的激活说明了审美过程中从形式到美感生成并不是一个直接生理反应过程,而是一个涉及文化、意义、记忆、情感、推理、判断等复杂因素的脑审美机制;并且美感体验与快感有联系有区别,美感是一种由感性和理
城市治理中的良法善治,对于提升城市软实力具有重要价值.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城市社会空前复杂,人们期待一个开放宽容、公平正义、安定有序的城市,而这必须依赖法治的力量,依赖以人为本的良法和由人出发的善治.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具体任务,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的法治核心理念.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在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同时,应以"良法推动发展、保障善治".由此,良法善治不仅成为法治建设的核心理念,是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目标,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在近代中国观念史上,五四以后"文化"话语兴起,但它并未取代近代主流思潮中的"文明"话语.德国式的以"文化"反对"文明"的思想战,并没有在中国发生.中国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文明"与"文化"是构成中国现代性的两大元素.清末民初,对"文明"的追寻是中国近代思想的主旋律.五四以后思想界"文化"主题的浮现,表征着观念史上"文明"与"文化"话语语义融合的趋势.清末民初"文明"变革的主调由此演变为"文明—文化"的复调,形成"变革"与"认同"的协奏曲.
理解当下中国的低生育问题,有必要区分"政策性低生育"与"内生性低生育"两个阶段.研究发现,政策性低生育阶段远比人们想象和预判得短促,中国早在2000年就已步入内生性低生育阶段.内生性低生育阶段的风险具有更深层次的社会意义,具备长期性、彻底性、结构性和外部性等特征,治理难度大.其内生性特征亦要求国家尊重生育决策的主体性,必须人文引导适度生育,创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中国当前存在"想生不能生"和"愿生不敢生"两种不友好形态,以及追求生育变量的工具性而忽视其人文性的不友好价值取向,需要及时向"生育友好型社会"转型.
对于中国最基础性的国情,费孝通和吴景超的诊断是基本一致的,但由于对社会历史发展之机理走向的认识和把握方式不同,他们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路径选择上呈现出彼此的分殊;而当"乡土中国"或"第四种国家"的现代出路问题涉及政治、文化层面时,他们的观点又呈现出明显的趋同汇合.费孝通与吴景超这两位代表性的社会学前辈观点的分殊与汇合,引申出现代化的价值目标、路径选择和特定国情之关系的问题."乡土中国"的现代出路,归根结底就是在肯定人类作为"类存在物"所具有的价值追求,立足于"乡土中国"的基本国情,充分地调动和利用本土一
加快打造与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城市软实力,文化建设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文化建设为城市精神品格提供内容支撑,为城市人才聚集提供风格吸引,为建设“人人都是软实力”的人民城市提供全民参与和践行抓手,为城市治理提供人文环境,为建设卓越影响力和吸引力城市提供特色定位.
随着三孩政策的到来,不断探索低生育率下人口变动的新特性,是低生育率社会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上海是我国典型的长期处于低生育率甚至是超低生育率的特大型城市.上海的实证数据分析表明,低生育率社会中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其独特规律:不同特征人群均表现出打算/实际生育一个或两个孩子的“趋同性”;较高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人群,表现出意愿生育子女数较高且更可能转化为实际二孩生育行为的“倒挂性”;实际生育水平表现为长期低于生育意愿的“偏低性”;生育与婚姻两个密切相关的生命事件表现出“脱钩性”.这些特征提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