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第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分析和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研究，1984-1999年3月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从事研究工作，1999年3月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参与了国家“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十五”计划的研究或有关的起草工作。
　　
　　投资增长逾30%，被形容为“大炼钢铁般的火热”；汽车产能大幅增加了五百多万辆，有评论称“已大大高于市场容量”；外汇储备达到3450亿美元，对人民币供给造成压力……
　　种种现象使“经济发展是否开始过热”再次成为中国舆论最热话题之一。对此，来自中国最权威研究机构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张立群认为：中国经济已步入新一轮快速且持久的增长期，当前总体情况属健康的正常升温。最需警惕和防止的是已经流露的行政力量参与太多，行政性的、为了出政绩的“投资热”。
　　
　　消费升级促经济持久增长
　　
　　“目前，国民经济运行和整个宏观调控政策都处于一个转折点，中国经济新一轮的较快增长开始了。”而且，“这一轮经济增长是由居民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然后带动城市化加快的过程，与以前的情况相比，此次经济增长的持久性更强也更明显。”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分析和经济发展战略与发展规划研究的张立群如是说。
　　张立群认为，中国经济近期呈升温态势的本质性原因主要有四：
　　一是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改善，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加快。经过近年来的改革和结构调整活动，生产和供给水平提高，对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增强。消费带动生产，生产促进就业和收入增长，收入增长和生产水平提高促进消费增长，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循环运动加快，支持了经济增长率稳定提高。
　　二是体制环境变化加快，市场作用显著增强。“近年来是中国经济体制变化较快的一个时期，所有制结构、政府职能、市场规则和秩序都在加快转变和建立，市场力量对经济增长的调节作用明显增强了。”
　　“短缺现象消失后，在需求约束下，中国企业经历了严峻考验，尽管目前问题仍然较多，但从整体上看，企业素质还是明显提高了。”这是原因三。张认为，中国企业适应竞争、开拓市场的能力增强，促进了质量效益型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
　　第四个原因就是“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中国加快了参与国际分工的步伐。在产业升级和工业化进程加快时，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开始在更广泛领域、更深层面建立联系。”
　　“概言之，在结构调整、体制创新及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的基础上，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已发生较大变化，初步进入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这是经济升温的最基本原因。”张立群预计，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可达8.5%左右。
　　
　　政绩性投资热与周期性过剩令人担忧
　　
　　论及当前是否已出现新一轮通胀压力，货币供给增长加快会不会导致类似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的物价上涨等问题，张立群指出，现在与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时不同了——自1995年后中国开始出现买方市场，原来普遍的短缺现象消失了，到处表现出一种过剩，这是一种机制性变化。供需已基本由市场调节，这是体制转轨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结果。市场的价格信号对供求的拉动很有效，因为利润的存在，供给对市场需求信号反映灵敏了。
　　 “所以，很难想象会有价格持续上涨，有些价格涨了一段时间已经平缓下来。”如工业品出厂价格，有段时间涨得较高，达到10%，上个月已回落到5%以下。“这说明供给跟进速度很快，对市场、对需求的反映很灵敏。所以既不会也不用担心出现严重通胀，价格上涨恰是引导供给调整的一个重要条件。”从货币供给看，“上半年确实增长较快，但并未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两者大体是相适应的。”
　　在张立群看来，中国经济未来将面对的主要风险不是通货膨胀，而是新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因此，“防止新的过剩应是此轮经济增长中调控的重点，其中重要的是制度安排，就是过剩后破谁的产、坏谁的帐，应从制度上界定清楚，这样出现过剩后才有退出渠道。”
　　 “更应警惕的是，现在已有显露的行政力量参与太多。”张立群指出，一些地方领导热衷于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制度和机制性安排不到位，一届政府任期内上了项目出了政绩，但项目投资收不回来，要由后继者去管理。“这种责、权、利不对称，容易导致一些不负责的投资活动，进而会增加日后政府承担的财政与金融风险。”
　　与此相联系的是国债投资问题。张直言，对前些年那种大量国债投资行为应有所控制并逐渐降低下来。“过去大量发国债是因为市场投资偏冷，政府投资占的比重多一些，现在市场投资不冷了，政府就没有必要进行大量国债投资了。”
　　
　　财政政策需转型 货币政策宜谨慎
　　
　　那么，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政府已实施数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是否需要调整？两种政策如何相互配合？
　　张立群的回答是：财政政策需加快转型，货币政策则要保持稳健和谨慎。
　　“经济偏冷，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和需求很有效；经济升温，市场开始起作用时，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支持更有效。”
　　由此他认为，今后“支持经济增长的重点应放在货币政策上，而且要十分谨慎，不要为预防经济过热或预调节就轻易收紧，否则可能是危险的。” 目前，多数企业包括房地产、汽车企业筹资，都依靠银行贷款而非政府财政，所以对货币政策更为敏感。“最近有观点认为经济过热了，货币政策要收紧，我认为对此要非常慎重，如果调控不当，就有可能影响甚至阻止这一轮的市场升温，于国不利。”
　　财政政策应从规避、降低政府风险入手加快转型，尽量把财政性直接投资压缩下来，“政府直接投资必须要减少，能让市场办的事尽量让市场解决”，“积极财政政策积极的重点应该从扩大需求转向维护社会稳定，改善企业发展环境。”对政府的直接投资活动要严格控制和审查，建设项目能够由市场调节的应尽可能采取市场化的方式运作。
　　与此同时，还应加快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尽快减少行政主导的资源配置活动，降低政府承担的风险，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