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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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么的平等"这个问题上,阿马蒂亚·森主张恰当的尺度应当从基本益品和效用转移到可行能力。然而,G.A.柯亨指出,可行能力不是一个恰当的尺度,因为它无必要地窄化了他称之为中间态(midfare)的东西。森对此回应道,如果自由是人们有理由珍视的东西,那么尺度从功能性活动或中间态扩展到可行能力不仅必要而且合理,因为后者不仅没有窄化前者还以可行能力的形式表示对自由的关注。即便如此,可行能力依然不能充分关注压迫或剥削。因为压迫或剥削不仅根源于可行能力的缺失,也根源于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因而从更优视角来看,恰当的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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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海口570228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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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9FZXB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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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什么的平等"这个问题上,阿马蒂亚·森主张恰当的尺度应当从基本益品和效用转移到可行能力。然而,G.A.柯亨指出,可行能力不是一个恰当的尺度,因为它无必要地窄化了他称之为中间态(midfare)的东西。森对此回应道,如果自由是人们有理由珍视的东西,那么尺度从功能性活动或中间态扩展到可行能力不仅必要而且合理,因为后者不仅没有窄化前者还以可行能力的形式表示对自由的关注。即便如此,可行能力依然不能充分关注压迫或剥削。因为压迫或剥削不仅根源于可行能力的缺失,也根源于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因而从更优视角来看,恰当的尺度应当从可行能力转向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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