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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75(2009)07-035-02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乡县衙大堂前甬道上，立有一四柱三门的石牌坊，向南刻“公生明”三个大字，向北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铭文十六字，这就是官箴建筑戒石铭。习称“戒石坊”。
一、戒石铭产生的历史背景
箴，是一种以规戒为主题的文体。官箴，是封建社会对官员的道德和行为所作的规戒。
公堂前立戒石，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为北宋太宗皇帝赵光义所首倡，但“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话，却是从五代后蜀主孟昶所撰的《颁令箴》中精选出来的。
孟昶是后蜀的第二个皇帝，他的父亲孟知祥是开国皇帝，为了酬谢昔日与他患难与共、一同打江山的将相大臣，给他们许多宽厚的待遇。然而这些人自恃有功，胡作非为，肆无忌惮地害民虐庶，搜刮民脂民膏，孟知祥称帝三天便一病不起，任孟昶为监国，代行朝政。半年后孟知祥驾崩，孟昶便一步登天，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皇位，时年仅十六岁。即位后，他一改过去跑马打球、饮酒斌诗的玩兴，勤于政事，孜孜以求，他经常扮成寒士深入民间，微服私访，亲见老百姓饱受重赋繁役的折磨，苦不堪言的生活。有一次在百姓家吞糠咽菜，出门后翻肠倒肚的呕吐，使他明白了什么叫“猪狗不如”的生活。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一群官吏毫不体国恤民、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他自幼受的是儒家教育，想不到“苛政猛于虎”的现实就发生在眼皮底下。有了这番体验后，他便崇尚节俭，以身作则，一改往日的豪华筵席为一餐六个菜，并发誓不把国家治理好滴酒不沾。为整顿吏治，他采取果断措施，处死了骄横拔扈的将军李仁罕，接着又杀死了以酷法滥刑敛财的大臣张业，把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他立纠政弊，举贤任能，并于广政四年（公元941年），即他执政的第六年，鉴于历代王朝的兴亡，深感吏治乃治国行政之根本，颁布了对后世吏治产生重大影响的《颁令箴》，以告诫各级官吏恪尽职责，廉洁奉公：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
政存三异①，道在七丝②，驱鸡③为理，留犊④为规。
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
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
以此告诫官吏，要懂得体恤百姓，国家一切用度皆取之于民，要勤政廉洁，爱民如子，短短96字，言简意赅，情真意切，日月可鉴，读之感人至深。其大意是：
我挂念我的百姓们如同挂念初生的婴儿，为了他们，我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力求做到勤政。委托你们为官一方，就是要你们为他们办实事、谋利益，过上安定富裕的日子。为官从政，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只要能行德政，治理有方，就会有和谐的社会局面和祥瑞的出现。处理百姓事务要方法得当，耐心疏导，才会产生好的效果。为官清正，就要遵守“留犊”的规矩，取正当收入。只要赏罚严明，宽严相济，民风民俗是可以向和善方面转化的，要减轻百姓的负担，不能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不要使他们遭到创伤。平常百姓是容易欺骗的，而上天和良心是不可欺凌的，向国家交纳赋税是迫切的事情，国家有了储备，军队才能强大，只要这些都做好了，我会对你们及时地提拔和奖赏。你们的俸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换来的，作为父母官，怎能不存仁爱之心。特意为你们写下这篇规戒，你们要体会其中深远的内涵和我的良苦用心啊！
二、《颁令箴》产生的巨大效应
《颁令箴》一出，在朝野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仅从文字来看，情文并茂，用典贴切，琅琅上口，不失为一篇美文，在士大夫阶层广为传诵。不久，孟昶又仿效武则天的匦函制度，颁令各州县设立举报箱，鼓励百姓对贪官污吏进行检举，并为国家兴旺献计献策。年轻皇帝的人气急剧上升，一时间，君圣臣贤，上下同德，民心依附，气象更新。经过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励精图治，在当时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以至“千里无鸡鸣”的大环境中，蜀地出现了“一枝独秀”的安康富庶之景象，国泰民安，五谷丰登，斗米降至三钱。甚至做到老百姓的赋役全免，这在后蜀以外的其他国家是绝对没有的繁荣强大景象。
三、戒石铭的来历及演变
关于戒石铭的来历明清两代皆有文人考证。明人田艺衡《留青日札》称：“此盖作于蜀王孟昶，其文尚多，乃删取于宋太宗者。”它的由来、定型、完善，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是太宗皇帝书写颁赐郡县阶段。宋太宗赵光义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弟弟，曾辅佐其兄治国安邦，建立了功勋，太祖死后由其继位，成为北宋的第二个皇帝。即位后他有鉴于后蜀政治腐败，不战而亡的历史教训，首次将孟昶《颁令箴》24句96字摘出4句16字，此时为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据洪迈《容斋续笔》，“戒石铭”条称：太宗皇帝书此，以赐郡国，立于厅事（即衙署大堂）之南，谓之“戒石铭”。然而，具体是什么形制，位置在哪儿，尚不得知。
二是颁布黄庭坚手书拓本阶段。戒石铭经历140多年，岁久废置。至南宋，高宗赵构于绍兴三年（1132年），曾谕令黄庭坚书太宗戒石铭，遍赐守令，重刻庭石。据南宋湖南道县戒石铭拓本可以看出，碑首为篆书，题字曰：“太宗皇帝御制”。碑身上层为铭文：“御制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中层为赵构敕谕：“近得黄庭坚所书太宗皇帝御制戒石铭，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厌宋德也。因思朕异所时历郡县，其戒石多置栏槛，置以草花，为守为令者鲜有知戒石铭之所谓也，可令摹勒庭坚所书，颁降天下，非惟刻诸庭石，且令置之座左，为晨昏之念，岂曰小补之哉”。其下层文字因时间久远，多有漫漶。惟最后有小字可辨：“绍兴三年（1133年）四月既望”。（参阅史树青《南宋戒石铭拓本》）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戒石铭，多立于衙署堂前，主管在堂理案举目可见，起到警示作用。
三是立碑建亭阶段。戒石铭经过演变，到元代，其内容已与孟昶的《颁令箴》无有涉及。至元年间，浙江等官府的戒石铭，别有四句：“天有照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转引自2002年1月4日《故宫博物院院刊》，刘凤云《明清时期地方官衙浅论》）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明令各府州县俱立戒石于衙署堂前并建亭保护，故有“戒石亭”之称。据明田艺衡《留青日札》记载：“我朝（明朝）立石于府州县甬道中，作亭覆之，名曰戒石，镌（戒石）二大字于其前，其阴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这在许多地方志所载的衙署图上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四是亭改牌坊阶段。进入清代，特别是清中期以后，因戒石亭居甬道正中出入不便，遂改为牌坊，竖之甬道。牌坊无定制，大多是四柱三门的木牌坊或石牌坊，故又称为“戒石坊”。清康熙《内乡县志》“公署”条载，“（大）堂前为月台，为甬道，为闪屏，上书戒碑，……”所谓闪屏，实际就是牌坊的一种叫法。戒碑就是戒石铭，这在该志所载的《县治图》中也得到了印证。现存河北保定直隶总督署为清雍正七年（1729年）所建，大堂前就有一座没有斗拱的木牌坊，面南刻“公生明”三个大字，面北刻“御制戒石铭”全文及落款共24字。所以有些衙署图中就明确标示“公生明”三个大字（如清光绪南阳县署图）。乾隆《武安县志》衙署图在大堂前则标有“触目惊心坊”。尽管名称不同，其目的都是起警示作用，以进出熟规，铭记不忘，故通称“戒石铭”。
“公生明”作为官场箴规，意为公正方能明察事之本末，即所谓“公生明，偏生暗”（语出《荀子·不苟》），置于众人监督之下，长官坐堂理事，北向的铭文16字即抬头可见，以警戒其要秉公办事，公正执法。若徇私枉法，天理难容。
由以上可知，官箴起于后蜀，官箴建筑则始于宋太宗时，沿用至明清。被历代皇帝倡导为戒石碑、戒石坊，是官僚政治在官衙建筑中的体现，被融入衙门的建筑文化之中，成为衙门建筑的诸多模式之一，是皇帝约束百官远罪近善的一种手段。
四、戒石铭的警示作用有多大
我国古代的官箴，具有久远的传统和丰富的内涵，实为居官人应具有的职业道德，官箴是封建时代官文化的一部分。据说旧时地方官在上任时，要在戒石铭下举行行礼祭拜仪式，并带领僚属宣读戒石铭内容。戒石铭的设立，对为数不多的奉职守法的官吏，也确实起过积极作用。他们洁身自好，不玷污官箴，时时以戒石铭来约束自己，做到警钟常鸣，激励自己做一个清正廉洁，公正执法，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父母官”。历史上的包拯、海瑞、况钟、于成龙等，就是由于为民清命、伸张正义、勤政廉政、为民造福而名重青史。
但是，不能不看到，对于大部分地方官来说，虽也立了戒石，只是一种欺世盗名的标榜而已，做的是表面文章，行的是贪赃卖法。就拿首创官箴的孟昶帝来说，亲政后，他着力整顿吏治，煞费苦心对下属谆谆告诫，也确实为国为民办了些好事，使国库充盈，人民安居乐业。但帝位巩固下来不久，他骄奢淫逸的阶级本性便膨胀起来，整日跑马打球，沉腻于园林池塘的美景之中，不理朝政。更有甚者，在迷恋女色方面，丝毫不比历史上昏君逊色。广政四年（公元941年）他下令在全国挑选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美女入宫，引起了全国的大骚动。不少人家害怕女儿被选中而急于托人说媒，出嫁闺女，时人称为惊婚。孟昶的生活十分奢侈，就连其便器都用七彩宝珠做成。其宠妃蕊人的痰盂则是金装水晶所做。（参阅《历史治乱》卷二）有孟昶作“榜样”，地方官亦肆无忌惮，赵庭隐久居大镇，积金帛数万，穷奢极欲，营构台榭，役使民夫一日数千人，极尽劳民伤财之能事。享受到了如此地步，岂有不亡之理？所以北宋出兵仅用66天就攻下都城，孟昶投降，这正是昏君不得人心的最后结局。
宋太宗为刷新吏治，亲颁戒石铭于府州县，苦苦告诫地方官，以戒石铭约束自己，而他自己却贪酷如故。当时就有人在其戒石铭下又附上四句话：“尔俸尔禄，难厌难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才捉便看，上天难欺，且待临时”。（参阅衡志义《直隶总督简介》）这就是古人对戒石铭的绝妙讽刺。正如古人所言，面对戒石铭，“对面警省者能有几人，殊不知上天固难欺，而下民亦难虐矣，民虽至愚，虐甚则变，欲安其上，复可得乎，戒之，戒之”。（2002年1月4日《中国文物报》、经富《一块珍贵的碑刻——戒石铭》）就像戏曲舞台或电影电视屏幕上看到的那样，不管是清官、贪官、庸官、糊涂官，公堂上总有寓意清似海水，明如日月的海水朝日图和“明镜高悬”、“公正廉明”一类的匾额，大部分官吏是从来不受那些约束的。
《颁令箴》中引用的四个典故：
①三异：指因施德政而出现的三种祥瑞。即：害虫不犯境，鸟兽受教化，儿童有爱心。
《后汉书·鲁恭传》载，鲁恭任中牟县令，注重教化百姓，不任刑罚，建初七年，中牟周边各郡国庄稼均遭蝗虫伤害，唯独不入中牟，其郡守袁安闻之，疑其不实，派下属肥亲亲往中牟察看，鲁恭随行于田头地头，坐于桑树之下。正好有一小野鸡落在他们旁边。一旁有一童子在场，肥亲对童子说，你何不把小鸡捉回去玩呢？童子回答说：“野鸡还小”。肥亲见此情景，毅然起身与鲁恭告别：“我之所以来此，是想察看你的为政情况。今亲眼看见蝗虫不犯境，为第一个奇迹。德化及于鸟兽，人鸟和谐相处，为第二个奇迹。童子有爱心，有保护环境意识，为第三个奇迹。我若久留，恐怕会扰乱你行德政，故而告辞”。遂还府，将所见三异报告于府君袁安。
②七丝：指七丝弦。借指和谐、社会安定。引用战国宓子贱身不下堂，鸣琴而治的典故，以琴治，表示政简刑轻，社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
③驱鸡：此词含有封建糟粕。孟昶把御民有比方作驱鸡，主张缓急、宽严要适度，过急会导致鸡飞，过缓会导致散慢。
④留犊：此典出于三国故事，魏国人时苗，乘牛车去淮南寿春上任，后来这头牛生了只小牛，时苗离任时执意要留下牛犊。下属劝他，他说，牛犊为淮南所生，应是淮南的财富。毅然留下牛犊而去。后以“留犊”，谓居官清廉之词。
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乡县衙大堂前甬道上，立有一四柱三门的石牌坊，向南刻“公生明”三个大字，向北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铭文十六字，这就是官箴建筑戒石铭。习称“戒石坊”。
一、戒石铭产生的历史背景
箴，是一种以规戒为主题的文体。官箴，是封建社会对官员的道德和行为所作的规戒。
公堂前立戒石，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为北宋太宗皇帝赵光义所首倡，但“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话，却是从五代后蜀主孟昶所撰的《颁令箴》中精选出来的。
孟昶是后蜀的第二个皇帝，他的父亲孟知祥是开国皇帝，为了酬谢昔日与他患难与共、一同打江山的将相大臣，给他们许多宽厚的待遇。然而这些人自恃有功，胡作非为，肆无忌惮地害民虐庶，搜刮民脂民膏，孟知祥称帝三天便一病不起，任孟昶为监国，代行朝政。半年后孟知祥驾崩，孟昶便一步登天，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皇位，时年仅十六岁。即位后，他一改过去跑马打球、饮酒斌诗的玩兴，勤于政事，孜孜以求，他经常扮成寒士深入民间，微服私访，亲见老百姓饱受重赋繁役的折磨，苦不堪言的生活。有一次在百姓家吞糠咽菜，出门后翻肠倒肚的呕吐，使他明白了什么叫“猪狗不如”的生活。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一群官吏毫不体国恤民、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他自幼受的是儒家教育，想不到“苛政猛于虎”的现实就发生在眼皮底下。有了这番体验后，他便崇尚节俭，以身作则，一改往日的豪华筵席为一餐六个菜，并发誓不把国家治理好滴酒不沾。为整顿吏治，他采取果断措施，处死了骄横拔扈的将军李仁罕，接着又杀死了以酷法滥刑敛财的大臣张业，把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他立纠政弊，举贤任能，并于广政四年（公元941年），即他执政的第六年，鉴于历代王朝的兴亡，深感吏治乃治国行政之根本，颁布了对后世吏治产生重大影响的《颁令箴》，以告诫各级官吏恪尽职责，廉洁奉公：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
政存三异①，道在七丝②，驱鸡③为理，留犊④为规。
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切，军国是资。
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
以此告诫官吏，要懂得体恤百姓，国家一切用度皆取之于民，要勤政廉洁，爱民如子，短短96字，言简意赅，情真意切，日月可鉴，读之感人至深。其大意是：
我挂念我的百姓们如同挂念初生的婴儿，为了他们，我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力求做到勤政。委托你们为官一方，就是要你们为他们办实事、谋利益，过上安定富裕的日子。为官从政，要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只要能行德政，治理有方，就会有和谐的社会局面和祥瑞的出现。处理百姓事务要方法得当，耐心疏导，才会产生好的效果。为官清正，就要遵守“留犊”的规矩，取正当收入。只要赏罚严明，宽严相济，民风民俗是可以向和善方面转化的，要减轻百姓的负担，不能使他们的利益受到侵害，不要使他们遭到创伤。平常百姓是容易欺骗的，而上天和良心是不可欺凌的，向国家交纳赋税是迫切的事情，国家有了储备，军队才能强大，只要这些都做好了，我会对你们及时地提拔和奖赏。你们的俸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换来的，作为父母官，怎能不存仁爱之心。特意为你们写下这篇规戒，你们要体会其中深远的内涵和我的良苦用心啊！
二、《颁令箴》产生的巨大效应
《颁令箴》一出，在朝野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仅从文字来看，情文并茂，用典贴切，琅琅上口，不失为一篇美文，在士大夫阶层广为传诵。不久，孟昶又仿效武则天的匦函制度，颁令各州县设立举报箱，鼓励百姓对贪官污吏进行检举，并为国家兴旺献计献策。年轻皇帝的人气急剧上升，一时间，君圣臣贤，上下同德，民心依附，气象更新。经过十多年的休养生息，励精图治，在当时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以至“千里无鸡鸣”的大环境中，蜀地出现了“一枝独秀”的安康富庶之景象，国泰民安，五谷丰登，斗米降至三钱。甚至做到老百姓的赋役全免，这在后蜀以外的其他国家是绝对没有的繁荣强大景象。
三、戒石铭的来历及演变
关于戒石铭的来历明清两代皆有文人考证。明人田艺衡《留青日札》称：“此盖作于蜀王孟昶，其文尚多，乃删取于宋太宗者。”它的由来、定型、完善，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是太宗皇帝书写颁赐郡县阶段。宋太宗赵光义是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弟弟，曾辅佐其兄治国安邦，建立了功勋，太祖死后由其继位，成为北宋的第二个皇帝。即位后他有鉴于后蜀政治腐败，不战而亡的历史教训，首次将孟昶《颁令箴》24句96字摘出4句16字，此时为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据洪迈《容斋续笔》，“戒石铭”条称：太宗皇帝书此，以赐郡国，立于厅事（即衙署大堂）之南，谓之“戒石铭”。然而，具体是什么形制，位置在哪儿，尚不得知。
二是颁布黄庭坚手书拓本阶段。戒石铭经历140多年，岁久废置。至南宋，高宗赵构于绍兴三年（1132年），曾谕令黄庭坚书太宗戒石铭，遍赐守令，重刻庭石。据南宋湖南道县戒石铭拓本可以看出，碑首为篆书，题字曰：“太宗皇帝御制”。碑身上层为铭文：“御制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中层为赵构敕谕：“近得黄庭坚所书太宗皇帝御制戒石铭，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厌宋德也。因思朕异所时历郡县，其戒石多置栏槛，置以草花，为守为令者鲜有知戒石铭之所谓也，可令摹勒庭坚所书，颁降天下，非惟刻诸庭石，且令置之座左，为晨昏之念，岂曰小补之哉”。其下层文字因时间久远，多有漫漶。惟最后有小字可辨：“绍兴三年（1133年）四月既望”。（参阅史树青《南宋戒石铭拓本》）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戒石铭，多立于衙署堂前，主管在堂理案举目可见，起到警示作用。
三是立碑建亭阶段。戒石铭经过演变，到元代，其内容已与孟昶的《颁令箴》无有涉及。至元年间，浙江等官府的戒石铭，别有四句：“天有照鉴，国有明法，尔畏尔谨，以中刑罚”。（转引自2002年1月4日《故宫博物院院刊》，刘凤云《明清时期地方官衙浅论》）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后，明令各府州县俱立戒石于衙署堂前并建亭保护，故有“戒石亭”之称。据明田艺衡《留青日札》记载：“我朝（明朝）立石于府州县甬道中，作亭覆之，名曰戒石，镌（戒石）二大字于其前，其阴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字”。这在许多地方志所载的衙署图上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四是亭改牌坊阶段。进入清代，特别是清中期以后，因戒石亭居甬道正中出入不便，遂改为牌坊，竖之甬道。牌坊无定制，大多是四柱三门的木牌坊或石牌坊，故又称为“戒石坊”。清康熙《内乡县志》“公署”条载，“（大）堂前为月台，为甬道，为闪屏，上书戒碑，……”所谓闪屏，实际就是牌坊的一种叫法。戒碑就是戒石铭，这在该志所载的《县治图》中也得到了印证。现存河北保定直隶总督署为清雍正七年（1729年）所建，大堂前就有一座没有斗拱的木牌坊，面南刻“公生明”三个大字，面北刻“御制戒石铭”全文及落款共24字。所以有些衙署图中就明确标示“公生明”三个大字（如清光绪南阳县署图）。乾隆《武安县志》衙署图在大堂前则标有“触目惊心坊”。尽管名称不同，其目的都是起警示作用，以进出熟规，铭记不忘，故通称“戒石铭”。
“公生明”作为官场箴规，意为公正方能明察事之本末，即所谓“公生明，偏生暗”（语出《荀子·不苟》），置于众人监督之下，长官坐堂理事，北向的铭文16字即抬头可见，以警戒其要秉公办事，公正执法。若徇私枉法，天理难容。
由以上可知，官箴起于后蜀，官箴建筑则始于宋太宗时，沿用至明清。被历代皇帝倡导为戒石碑、戒石坊，是官僚政治在官衙建筑中的体现，被融入衙门的建筑文化之中，成为衙门建筑的诸多模式之一，是皇帝约束百官远罪近善的一种手段。
四、戒石铭的警示作用有多大
我国古代的官箴，具有久远的传统和丰富的内涵，实为居官人应具有的职业道德，官箴是封建时代官文化的一部分。据说旧时地方官在上任时，要在戒石铭下举行行礼祭拜仪式，并带领僚属宣读戒石铭内容。戒石铭的设立，对为数不多的奉职守法的官吏，也确实起过积极作用。他们洁身自好，不玷污官箴，时时以戒石铭来约束自己，做到警钟常鸣，激励自己做一个清正廉洁，公正执法，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父母官”。历史上的包拯、海瑞、况钟、于成龙等，就是由于为民清命、伸张正义、勤政廉政、为民造福而名重青史。
但是，不能不看到，对于大部分地方官来说，虽也立了戒石，只是一种欺世盗名的标榜而已，做的是表面文章，行的是贪赃卖法。就拿首创官箴的孟昶帝来说，亲政后，他着力整顿吏治，煞费苦心对下属谆谆告诫，也确实为国为民办了些好事，使国库充盈，人民安居乐业。但帝位巩固下来不久，他骄奢淫逸的阶级本性便膨胀起来，整日跑马打球，沉腻于园林池塘的美景之中，不理朝政。更有甚者，在迷恋女色方面，丝毫不比历史上昏君逊色。广政四年（公元941年）他下令在全国挑选十三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美女入宫，引起了全国的大骚动。不少人家害怕女儿被选中而急于托人说媒，出嫁闺女，时人称为惊婚。孟昶的生活十分奢侈，就连其便器都用七彩宝珠做成。其宠妃蕊人的痰盂则是金装水晶所做。（参阅《历史治乱》卷二）有孟昶作“榜样”，地方官亦肆无忌惮，赵庭隐久居大镇，积金帛数万，穷奢极欲，营构台榭，役使民夫一日数千人，极尽劳民伤财之能事。享受到了如此地步，岂有不亡之理？所以北宋出兵仅用66天就攻下都城，孟昶投降，这正是昏君不得人心的最后结局。
宋太宗为刷新吏治，亲颁戒石铭于府州县，苦苦告诫地方官，以戒石铭约束自己，而他自己却贪酷如故。当时就有人在其戒石铭下又附上四句话：“尔俸尔禄，难厌难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才捉便看，上天难欺，且待临时”。（参阅衡志义《直隶总督简介》）这就是古人对戒石铭的绝妙讽刺。正如古人所言，面对戒石铭，“对面警省者能有几人，殊不知上天固难欺，而下民亦难虐矣，民虽至愚，虐甚则变，欲安其上，复可得乎，戒之，戒之”。（2002年1月4日《中国文物报》、经富《一块珍贵的碑刻——戒石铭》）就像戏曲舞台或电影电视屏幕上看到的那样，不管是清官、贪官、庸官、糊涂官，公堂上总有寓意清似海水，明如日月的海水朝日图和“明镜高悬”、“公正廉明”一类的匾额，大部分官吏是从来不受那些约束的。
《颁令箴》中引用的四个典故：
①三异：指因施德政而出现的三种祥瑞。即：害虫不犯境，鸟兽受教化，儿童有爱心。
《后汉书·鲁恭传》载，鲁恭任中牟县令，注重教化百姓，不任刑罚，建初七年，中牟周边各郡国庄稼均遭蝗虫伤害，唯独不入中牟，其郡守袁安闻之，疑其不实，派下属肥亲亲往中牟察看，鲁恭随行于田头地头，坐于桑树之下。正好有一小野鸡落在他们旁边。一旁有一童子在场，肥亲对童子说，你何不把小鸡捉回去玩呢？童子回答说：“野鸡还小”。肥亲见此情景，毅然起身与鲁恭告别：“我之所以来此，是想察看你的为政情况。今亲眼看见蝗虫不犯境，为第一个奇迹。德化及于鸟兽，人鸟和谐相处，为第二个奇迹。童子有爱心，有保护环境意识，为第三个奇迹。我若久留，恐怕会扰乱你行德政，故而告辞”。遂还府，将所见三异报告于府君袁安。
②七丝：指七丝弦。借指和谐、社会安定。引用战国宓子贱身不下堂，鸣琴而治的典故，以琴治，表示政简刑轻，社会和谐，百姓安居乐业。
③驱鸡：此词含有封建糟粕。孟昶把御民有比方作驱鸡，主张缓急、宽严要适度，过急会导致鸡飞，过缓会导致散慢。
④留犊：此典出于三国故事，魏国人时苗，乘牛车去淮南寿春上任，后来这头牛生了只小牛，时苗离任时执意要留下牛犊。下属劝他，他说，牛犊为淮南所生，应是淮南的财富。毅然留下牛犊而去。后以“留犊”，谓居官清廉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