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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共识与“冷战斗士”
二战后，美国国内迅速形成广泛的冷战共识。在反共主义信念和巨大的危机感之下，美国背离了它一向自我标榜的“反军国主义”及和平主义的历史传统，开发出一种美国式的军国主义和尚武精神，以极为宽泛的方式界定“国家安全”和“国际利益”，不惜高昂代价整军备武，放弃传统的对以军事手段处理国际问题的戒惧态度，愿意甚至乐于在海外出兵用武。精英阶层和平民大众都对各种冷战教条不假质疑，冷战共识成为一种强固板结的意识形态。
“国家安全权势集团”中充斥着所谓“冷战斗士”。他们相信共产主义对手只尊重武力，相信国际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任何国家的共产党活动(乃至于激进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是全球性的颠覆资本主义的大计划的组成部分。他们把二战前英法两国对希特勒妥协绥靖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历史放大投射到对战后世界的认知和判断上，惯于援用“慕尼黑教训”来说明坚决强硬的“遏制”的必要性。反共和尚武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制度文化”的底色，成为外交军事集团利益的保障。曾任肯尼迪总统顾问的小亚瑟·施莱辛格曾回顾说：“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官僚机构的既得利益都维系于这样一种理论，即苏联的属性是军事扩张主义。冷战给这些机构及其掌管者带来权力、金钱、荣誉和公共影响力。在官僚机构的天然法则作用下，他们的成败荣辱越来越多地系干冲突而非和平。在政府之外，军火商、政客、教授、媒体人、教士和煽动家的利禄功名也都在冷战中有所寄托。”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学院学者介入外交和国防事务蔚然成风。这些教授大都乐干充当“冷战斗士”，他们构成一个新的政治精英品类。在这里，讲究“深度思维”的学者们并不追究拷问冷战信念中的关键假设，也鲜见有人反思质疑美国冷战的目标、战略和手段的正当性。他们往往还有一个特点，即大都有以各种方式参加二战的经验，而在这种经验以及相伴随的自豪感之下，书生们会生发出对军人和武力的偏好和崇奉。比如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就曾在二战中从事战略轰炸目标选择的工作，在越战中他相信美国的空中轰炸不仅能够击败越共，而且能“将越南炸进(现代化的)未来”。
但在从政的文人中也有反例，这就是作为冷战批判者的加尔布雷斯。
肯尼迪政府里“谨慎的持不同政见者”
在战后美国的恐共反共气氛中，加氏从来没有感染以对外来威胁的过度恐惧和肆意夸张为主要症候的冷战妄想症，也从来没有丧失对国际正义的崇奉和追求，没有将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与和平诉求淹没于美国政府内外的冷战喧嚣之中。50年代他在民主党内就总是抵制强硬的冷战主张，经常与艾奇逊和保罗·尼采之类的“冷战斗士”大唱反调，主张采取缓和政策。他在给肯尼迪提出的竞选纲领议题中，头一项就是缓和东西方对抗，尽管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当然难以被接受。他反对“用我们堆积起来的武力，用我们毁灭他人的能力来衡量外交政策的成功”，反对“把我们的外交政策看成是推广美国式自由企业的十字军东征”。肯尼迪有名言道：“真理的强大敌人往往不是谎言——精心编造的、虚伪造作的和居心不良的谎言，而是神话——流播久远的、貌似合理的和无视现实的神话。”加氏正致力于在对外政策领域里破除冷战神话，电总有先见之明和警世之言。
1961年加氏赴印度担任大使，将更多的关注及其风格独特的批判转向外交政策方面，范围远远超过大使职事。他极力绕开国务院的正式渠道直接“上达天听”(他说通过官僚程序和总统通信好像“隔着毛毯做爱”)，为此“把信写得足够有趣或者足够粗俗，以确保总统能有兴趣去读它们”。
肯尼迪就任伊始便在猪湾事件上遭遇惨重失败。加氏反对肯尼迪在事件中的决策，不过他认为猪湾是“面对老官僚机构与之抗争”的一个年轻总统所犯的错误，而且对肯尼迪能够从中吸取教训——最重要的是不能信任官僚机构中的冷战斗土——深感满意。在其后的古巴导弹危机中，他看到肯尼迪坚决地抵制了政府里的“军人们以及那些比军人更尚武好战的文官们”采取强硬手段的建议，对此甚感欣慰。在中印边界冲突中，他自始至终反对把事件的性质判定为国际共产主义的扩张阴谋，有力地抵制着来自美国和印度两方面借机使印度加入西方反共阵营的企图，并利用自己对尼赫鲁的影响力敦促他接受停火。1972年加氏访华时曾因此受到中国方面的热情赞扬。
对于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以及促动这种干涉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加尔布雷斯自始就深不以为然。他很早就关注越南事态并形成自己的判断，在1961年就多次就此致信肯尼迪。在信中他警告：“千万不可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国家把在这些纷扰的土地上的所得和所失想象得过于重要”；他还指出“……吴庭艳背离其人民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愿意承认的程度。这是我们的老毛病”。他讥讽病态冷战心理的一个主要成分，即出于害怕“丢失”本来就不属于美国的地盘而不恰当地投入美国的军事力量。
1961年11月加氏返回华盛顿，得知“泰勒－罗斯托报告”(这个后来很著名的政策建议实际上是将美国军队正式投入越南的开端)新近出笼，便跑到他的老朋友罗斯托的办公室去索要他本无权调阅的报告文本，并在罗斯托不情愿的情况下以几近“窃取”的方式得到报告，阅后立即求见肯尼迪提出“抗议”。他在返回印度途中在西贡停留考察，向总统提交了一个报告，敦促谈判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但肯尼迪未予采纳。
加氏自称他是肯尼迪政府里“谨慎的持不同政见者”。随着约翰逊继任总统，美国陷入越战泥沼，他最终转变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激烈批判者。
“反战运动的全国性领袖”
加氏和约翰逊本有长期的良好个人关系，后者就任总统后也以各种方式向加氏示好。在越南问题上，加氏最初还能向这位新任总统表达意见，但这种对话很快因意见差异悬殊而无法进行下去。加氏开始公开发表他对越南战争的反对意见，但仍未放弃劝说约翰逊的努力。1966年初他向约翰逊提交了一份题为“一个温和派对越南的观点”的秘密备忘录，言之谆谆地指出美国在越南没有重大的利益，“必须将我们在该地区所冒风险保持在最低程度”，并提出一整套谈判的方案。建议遭拒后，加氏断定此时“对战争的政治反对……已成为必需”，由此和约翰逊集团彻底决裂。
按施莱辛格的说法，加氏是“反战运动的全国性领袖”。他在各种场合发表反战言论，而且指名道姓地抨击和讽刺他以前的上司。1966年6月他指名斥责国务卿腊斯克，指出他宣称美国的对外政策“受到广泛的理解、尊敬和支持”是“对事实的可怕误解”。1967年4月，他更是公开指斥总统的越南 政策“意味着民主党的死亡和埋葬”。同时他还参与组织反战的政治行动。1967年春，加氏出任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主席，并有效地将该组织改造为“一个全国性反战论坛”。为了给约翰逊制造政治压力，他在民主党内上下运作，试图推出一位反战的总统候选人，为此先后请乔治·麦戈文和罗伯特·肯尼迪出山，在希望落空后抬出了尤金·麦卡锡。
他对越南战争的批评还指向更深层次的制度和观念领域。他在演讲和文章中批判流行的“共产主义世界阴谋论”，也指斥驱动越战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以及所谓共产主义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必不相容的假说。他撰文抨击他以前的同事腊斯克、邦迪、罗斯托和麦克纳马拉等：“这些现实主义者的优势就是，他们的声望不会因为造成对外政策灾难而受损，因为他们会下大力气来说明并没有发生灾难。”1968年加氏出版了一部讽刺性小说(The Triumph： A Novel of Modem Diplomacy)，其中塑造了一个以腊斯克为原型的冷战斗士。1971年4月，他与先前的朋友和同事罗斯托就二战时期美国战略轰炸的效果在《纽约时报》上公开争论。他指出罗斯托高估轰炸的作用的做法是“为了维护一个神话”，以继续在越南使用这种残暴而无效的手段。他又著文剖析和批判国家安全机构里的专家和他们的“专业文化”：“专业人士……把对事实的裁剪取舍和想当然的习惯结合起来，以此来取代思想”；指出美国政策体制有四个基本特性，即“神学化、军国主义化、官僚化和秘密化”。
在终于迎来越战终结的1975年，加尔布雷斯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州立大学发表了一个足可传世的演讲。他将越南战争置于西方近千年来的扩张和战争的历史中加以透视，指出美国在越南的作为和所有西方的扩张有三个共同特征：“它们都声称有一些宗教的、文化的、道德的、法律的或者其他精神上的好处提供给它们要努力加以改造的其他民族；它们都牵涉到一些实际的经济利益，而这经常被加以巧妙的掩盖；它们都以失败而告终。”他指出，战争不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而是产生于无视历史经验的愚蠢。在这里他又留下了一句名言：“当穿行在老挝的丛林里时，只有那些神经敏感的意识形态人才分辨得出，这到底是自由企业的丛林，还是社会主义的丛林。”
加氏关于越南的大量文字言论说明美利坚民族的良知和智慧仍在发挥作用。有理由相信，在美国和人类对冷战进行历史反思的思想库存中，加尔布雷斯将占有重要的一席。
John Kenneth Galbraith，A Life in Our Times：Memoirs，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1
牛可：“权力与良知：加尔布雷斯的政治”，《开放时代》，2006年9月号
二战后，美国国内迅速形成广泛的冷战共识。在反共主义信念和巨大的危机感之下，美国背离了它一向自我标榜的“反军国主义”及和平主义的历史传统，开发出一种美国式的军国主义和尚武精神，以极为宽泛的方式界定“国家安全”和“国际利益”，不惜高昂代价整军备武，放弃传统的对以军事手段处理国际问题的戒惧态度，愿意甚至乐于在海外出兵用武。精英阶层和平民大众都对各种冷战教条不假质疑，冷战共识成为一种强固板结的意识形态。
“国家安全权势集团”中充斥着所谓“冷战斗士”。他们相信共产主义对手只尊重武力，相信国际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任何国家的共产党活动(乃至于激进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是全球性的颠覆资本主义的大计划的组成部分。他们把二战前英法两国对希特勒妥协绥靖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历史放大投射到对战后世界的认知和判断上，惯于援用“慕尼黑教训”来说明坚决强硬的“遏制”的必要性。反共和尚武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制度文化”的底色，成为外交军事集团利益的保障。曾任肯尼迪总统顾问的小亚瑟·施莱辛格曾回顾说：“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官僚机构的既得利益都维系于这样一种理论，即苏联的属性是军事扩张主义。冷战给这些机构及其掌管者带来权力、金钱、荣誉和公共影响力。在官僚机构的天然法则作用下，他们的成败荣辱越来越多地系干冲突而非和平。在政府之外，军火商、政客、教授、媒体人、教士和煽动家的利禄功名也都在冷战中有所寄托。”
上世纪50年代以来，学院学者介入外交和国防事务蔚然成风。这些教授大都乐干充当“冷战斗士”，他们构成一个新的政治精英品类。在这里，讲究“深度思维”的学者们并不追究拷问冷战信念中的关键假设，也鲜见有人反思质疑美国冷战的目标、战略和手段的正当性。他们往往还有一个特点，即大都有以各种方式参加二战的经验，而在这种经验以及相伴随的自豪感之下，书生们会生发出对军人和武力的偏好和崇奉。比如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就曾在二战中从事战略轰炸目标选择的工作，在越战中他相信美国的空中轰炸不仅能够击败越共，而且能“将越南炸进(现代化的)未来”。
但在从政的文人中也有反例，这就是作为冷战批判者的加尔布雷斯。
肯尼迪政府里“谨慎的持不同政见者”
在战后美国的恐共反共气氛中，加氏从来没有感染以对外来威胁的过度恐惧和肆意夸张为主要症候的冷战妄想症，也从来没有丧失对国际正义的崇奉和追求，没有将知识分子的人道主义与和平诉求淹没于美国政府内外的冷战喧嚣之中。50年代他在民主党内就总是抵制强硬的冷战主张，经常与艾奇逊和保罗·尼采之类的“冷战斗士”大唱反调，主张采取缓和政策。他在给肯尼迪提出的竞选纲领议题中，头一项就是缓和东西方对抗，尽管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当然难以被接受。他反对“用我们堆积起来的武力，用我们毁灭他人的能力来衡量外交政策的成功”，反对“把我们的外交政策看成是推广美国式自由企业的十字军东征”。肯尼迪有名言道：“真理的强大敌人往往不是谎言——精心编造的、虚伪造作的和居心不良的谎言，而是神话——流播久远的、貌似合理的和无视现实的神话。”加氏正致力于在对外政策领域里破除冷战神话，电总有先见之明和警世之言。
1961年加氏赴印度担任大使，将更多的关注及其风格独特的批判转向外交政策方面，范围远远超过大使职事。他极力绕开国务院的正式渠道直接“上达天听”(他说通过官僚程序和总统通信好像“隔着毛毯做爱”)，为此“把信写得足够有趣或者足够粗俗，以确保总统能有兴趣去读它们”。
肯尼迪就任伊始便在猪湾事件上遭遇惨重失败。加氏反对肯尼迪在事件中的决策，不过他认为猪湾是“面对老官僚机构与之抗争”的一个年轻总统所犯的错误，而且对肯尼迪能够从中吸取教训——最重要的是不能信任官僚机构中的冷战斗土——深感满意。在其后的古巴导弹危机中，他看到肯尼迪坚决地抵制了政府里的“军人们以及那些比军人更尚武好战的文官们”采取强硬手段的建议，对此甚感欣慰。在中印边界冲突中，他自始至终反对把事件的性质判定为国际共产主义的扩张阴谋，有力地抵制着来自美国和印度两方面借机使印度加入西方反共阵营的企图，并利用自己对尼赫鲁的影响力敦促他接受停火。1972年加氏访华时曾因此受到中国方面的热情赞扬。
对于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干涉，以及促动这种干涉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加尔布雷斯自始就深不以为然。他很早就关注越南事态并形成自己的判断，在1961年就多次就此致信肯尼迪。在信中他警告：“千万不可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国家把在这些纷扰的土地上的所得和所失想象得过于重要”；他还指出“……吴庭艳背离其人民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愿意承认的程度。这是我们的老毛病”。他讥讽病态冷战心理的一个主要成分，即出于害怕“丢失”本来就不属于美国的地盘而不恰当地投入美国的军事力量。
1961年11月加氏返回华盛顿，得知“泰勒－罗斯托报告”(这个后来很著名的政策建议实际上是将美国军队正式投入越南的开端)新近出笼，便跑到他的老朋友罗斯托的办公室去索要他本无权调阅的报告文本，并在罗斯托不情愿的情况下以几近“窃取”的方式得到报告，阅后立即求见肯尼迪提出“抗议”。他在返回印度途中在西贡停留考察，向总统提交了一个报告，敦促谈判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但肯尼迪未予采纳。
加氏自称他是肯尼迪政府里“谨慎的持不同政见者”。随着约翰逊继任总统，美国陷入越战泥沼，他最终转变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激烈批判者。
“反战运动的全国性领袖”
加氏和约翰逊本有长期的良好个人关系，后者就任总统后也以各种方式向加氏示好。在越南问题上，加氏最初还能向这位新任总统表达意见，但这种对话很快因意见差异悬殊而无法进行下去。加氏开始公开发表他对越南战争的反对意见，但仍未放弃劝说约翰逊的努力。1966年初他向约翰逊提交了一份题为“一个温和派对越南的观点”的秘密备忘录，言之谆谆地指出美国在越南没有重大的利益，“必须将我们在该地区所冒风险保持在最低程度”，并提出一整套谈判的方案。建议遭拒后，加氏断定此时“对战争的政治反对……已成为必需”，由此和约翰逊集团彻底决裂。
按施莱辛格的说法，加氏是“反战运动的全国性领袖”。他在各种场合发表反战言论，而且指名道姓地抨击和讽刺他以前的上司。1966年6月他指名斥责国务卿腊斯克，指出他宣称美国的对外政策“受到广泛的理解、尊敬和支持”是“对事实的可怕误解”。1967年4月，他更是公开指斥总统的越南 政策“意味着民主党的死亡和埋葬”。同时他还参与组织反战的政治行动。1967年春，加氏出任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主席，并有效地将该组织改造为“一个全国性反战论坛”。为了给约翰逊制造政治压力，他在民主党内上下运作，试图推出一位反战的总统候选人，为此先后请乔治·麦戈文和罗伯特·肯尼迪出山，在希望落空后抬出了尤金·麦卡锡。
他对越南战争的批评还指向更深层次的制度和观念领域。他在演讲和文章中批判流行的“共产主义世界阴谋论”，也指斥驱动越战的“多米诺骨牌理论”以及所谓共产主义与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必不相容的假说。他撰文抨击他以前的同事腊斯克、邦迪、罗斯托和麦克纳马拉等：“这些现实主义者的优势就是，他们的声望不会因为造成对外政策灾难而受损，因为他们会下大力气来说明并没有发生灾难。”1968年加氏出版了一部讽刺性小说(The Triumph： A Novel of Modem Diplomacy)，其中塑造了一个以腊斯克为原型的冷战斗士。1971年4月，他与先前的朋友和同事罗斯托就二战时期美国战略轰炸的效果在《纽约时报》上公开争论。他指出罗斯托高估轰炸的作用的做法是“为了维护一个神话”，以继续在越南使用这种残暴而无效的手段。他又著文剖析和批判国家安全机构里的专家和他们的“专业文化”：“专业人士……把对事实的裁剪取舍和想当然的习惯结合起来，以此来取代思想”；指出美国政策体制有四个基本特性，即“神学化、军国主义化、官僚化和秘密化”。
在终于迎来越战终结的1975年，加尔布雷斯在田纳西州孟菲斯州立大学发表了一个足可传世的演讲。他将越南战争置于西方近千年来的扩张和战争的历史中加以透视，指出美国在越南的作为和所有西方的扩张有三个共同特征：“它们都声称有一些宗教的、文化的、道德的、法律的或者其他精神上的好处提供给它们要努力加以改造的其他民族；它们都牵涉到一些实际的经济利益，而这经常被加以巧妙的掩盖；它们都以失败而告终。”他指出，战争不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而是产生于无视历史经验的愚蠢。在这里他又留下了一句名言：“当穿行在老挝的丛林里时，只有那些神经敏感的意识形态人才分辨得出，这到底是自由企业的丛林，还是社会主义的丛林。”
加氏关于越南的大量文字言论说明美利坚民族的良知和智慧仍在发挥作用。有理由相信，在美国和人类对冷战进行历史反思的思想库存中，加尔布雷斯将占有重要的一席。
John Kenneth Galbraith，A Life in Our Times：Memoirs，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1
牛可：“权力与良知：加尔布雷斯的政治”，《开放时代》，2006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