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句《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话后来被借用来形容“赢家通吃”，这种一个人获得成功，什么好事都会找到头上的社会现象，被称为“马太效应”，在国际政治中也是屡试不爽。就拿10月9日诺贝尔委员会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美国总统奥巴马一事来说，就让国际观察家们惊愕得满地找眼镜。 不过，“奥巴马该得奖吗?”这是全世界都在问的。就连一向偏向民主党的美国主流媒体也不例外。尽管白宫的“舆论美容师”把奥氏获奖包装成“全体美国人的荣誉”，《华尔街日报》还是忍不住嘟嚷了一句“这太后现代了!”之所以“后现代”，是因为诺贝尔和平奖从来都授予……而在2009年该奖提名截止之时，奥巴马上任才不到两周，就算他在全球和平方面再有雄心壮志，最多也就是一幅蓝图而已。
　　于是，奥氏获奖就成了实实在在的“罗生门”，各种解释都冒了出来，其中不乏诛心之论。最离奇的要算“布什帮忙论”。《纽约时报》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奥巴马，是给了前总统布什外交政策“一记耳光”。布什任内大行“单边主义”之道，发动两场战争，而奥氏用“巧实力”刷新了美国外交。向古巴，伊朗等对手抛出橄榄枝，提出无核世界、绿色能源开发等令人耳目一新的理念。两相比较，把美国外交从“单边主义”带回“国际合作”的奥巴马就像诺贝尔委员会说的，“为国际政治带来了新气象”。然而，俄罗斯媒体却认为，奥巴马的所作所为只是“常识的回归”，换言之，正是布什的“不顾常识”垫高了奥巴马，让一些本来只是合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举动显得“意义非凡”。 对于这种质疑，第二种“鼓励论”出来了。俄新社说，就算奥巴马创造了新气象，可是气象总是变化很快的。对此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奥巴马的华裔“智囊”李成认为，诺贝尔委员会“把巨大的荣耀给了一个还没有开始写书的人”，这种荣誉很快会转化为压力，让奥巴马使命在身。而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甚至认为诺贝尔和平奖评审标准本身就有奖励贡献和赋予期望两种取向，并举出了先例：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上台仅两年的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而勃兰特果然没有辜负这种期望，推动了东欧与苏联和解及东西方缓和。 其实，“鼓励论”也难以服众，提出一种和平理念或有潜力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的政治家并非一个，为什么诺奖的“大馅饼”偏偏就砸在了奥巴马的头上呢?美国《时代》周刊提出了欧洲“陷阱论”：和平奖的“桂冠”也是“紧箍咒”，道德期望将把奥氏套牢!比如说，奥氏获奖前两天正好是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八周年，在增兵还是撤军问题上美国内争论激烈，戴上和平奖桂冠的奥巴马总不好回头再当“战争总统”吧。诺贝尔委员会把奥巴马供上“神坛”，而在神坛上“被捆住手脚”的感觉多少让美国人有点不舒服，美国政治博客网站“赫芬顿邮报”就公开要求奥巴马拒绝领奖。
　　与这种“陷阱论”针锋相对的则是“政治献媚论”。《泰晤士报》说，很少有哪个奖项露出如此露骨的政治和党派意图，这是欧洲对结束布什政府表示感激的一条途径。俄罗斯《观点报》也指出，当前的诺贝尔和平奖只会授给对西方国家特别重要而又有利的政治家。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更是极言奥巴马应该得“诺贝尔加剧暴力奖”。
　　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往往会得出迥异的看法。其实，和平奖历来是所有诺贝尔奖中争议最大的奖项，原因在于人们对什么是“和平”有不同的看法。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很难有人做到众望所归。而在我看来，在奥巴马获奖的种种议论中说得最到位的还是《时代》周刊的专栏作家马克·哈普林——“很长时间以来奥巴马成了一个象征，他的符号意义大于他的所作所为!”的确，奥巴马近乎神话般地飞速崛起，成为美国人追捧的明星。奥巴马的年轻和肤色让他幸运地成为经历两场战争和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社会情绪——渴求变革的“符号”，而吊诡的是，就在他与民众的“蜜月期”结束、在国内光环渐渐散去的时候，在国际上的明星“符号”效应再次显现，难怪有媒体说，诺贝尔委员会也加入了“追星”行列，把美国首任黑人总统视为人类消灭种族歧视与差距的最高象征和终极标志!
　　不过我想，我们宁愿相信诺贝尔委员会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