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看来，谈艺术和说“理”好像是不搭界的。那“似与不似”“无声之声”，何“理”可言？然而就诗和画而言，它们别有一种理趣在焉。这个“理”，不是实事求是的分析，解剖，按规律去进行的逻辑推理之理，而是艺术之理。艺术之理，可以是捕风捉影，通过感觉，甚至是一刹那的错觉进行思考，在一般规律中表现出一种特殊规律。这个特殊规律可以超出常理之外，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情而异，从假定的一方领会出其中的无“理”之理。
　　宋以后，理学之风的盛行，影响到各个学术领域。诗与画也从一个侧面把“理”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尤其是诗人，借这个“理”，从微观到宏观，从物质到精神，别开天地。
　　有人觉得宋人作品不及唐人，其实这是不好比的。宋词的特色就不须说了，就诗来说，也在唐诗基础上又有所新意，作品意味不同。我从画画的角度看，略举两首杨万里的诗：
　　岭下看山似伏涛，见人上岭旋争豪。一登一陟一回顾，我脚高时他更高。
　　又：霁天欲晓未明间，满目奇峰总可观。却有一峰忽然长，方知不动是真山。
　　杨万里的诗，有“不笑，不足以为诚斋之诗”之誉，他的诗常在看似轻松玩笑中藏着理趣。这里像说一幅活动的山水画，我们登过大山的人都有这个体会，而作成画，再题上这样的诗，便觉得可爱。山怎么会与人争豪而逐渐长高呢？这样的画面似活的，令人神与物游，境随心迂。就像一个电影镜头，随着感觉逐步地展开，画的时空感便增加了。这种理趣在敦煌曲子中也曾有过：“……满眼风波多闪灼，看山恰似走来迎，仔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虽然一个是登高，一个是远行，但都使人从视觉形象之外又多出感觉上的思考，使固定的画面与画面以外的东西得到了延伸。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的发展到了成熟的时候，吸收民间艺术应是一个突破口。再看人们都熟悉的一首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东坡的这首诗告诉我们一个看山看水的方法，从横看，侧看，远看，近看得来的不同感受，说出了一个由于受观察角度的限制而未能明白的哲理，从中引出一个认识方法的问题。也可说这是中国画的特殊方法“散点透视”它告诉我们画画的，山水画不要执著于一个位置观景，特别是出去写生，要目识心记，不要因眼前景而自缚。另一首《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虽已不大像诗，却是随手拈来，也别有一番情趣。重视个体的心灵感受，下笔便自由了。苏东坡是诗人也是画家，因有了他，文人画才得以发扬光大。
　　将诗直接题在画上，是文人画的创举，画就显得多了一层寓教于乐的意义。且不管它近于谜语还是融入了文学，将形象与语言相得益彰，我们的画不就更有意思了吗？
　　明清以后，画中题诗曰益盛行，直至齐白石。他本是民间画家，正是他在诗文方面的重视，而成就了他的位置。如他题《青蛙》，借青蛙之口说出了“在公为公，在私为私”之理。他画过好几幅《不倒翁》，每题不同，其一题：“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一个泥玩具有什么理好说呢？言外之意不言而喻。
　　感性的笔墨容易让人看，加上理性的思考会让人看了以后更多一层回味。我们说齐白石的画好，有趣，其实他在画外下过许多即物思考的功夫和理趣的切入，这往往是后来学他的人所忽视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存在着艺术之“理”。我们常说要有自己的艺术语言，其实“自己的艺术语言”也有深浅，厚薄之分。感情在形式上的冲动只是一个表面，而在感情的背后，加以更多的理性思考才显得作品的厚度。否则尽管“水墨淋漓”，或“花样翻新”，画面终会显得浅薄。当然不是说每幅画都要题诗，都要有理趣，而是说我们在落笔落墨的同时不要忘了诗境和理趣的思考，笔墨之外更需要画中有诗意。画中的题跋虽只是辅助，题得好，便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借前人现成的句子作画也是一种，就看你用什么样的画面来配合了。含有理趣的诗句很多，随便抄录几句：
　　“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好山万皱无人见，都被斜阳拈出来。”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表出土时先有节，便凌云去也无心。”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相对辄忘言，久别又相忆。”
　　丰子恺先生有许多旧诗新画，也给我们以启示。前人的句子只是引子，最好能举一反三，翻出新意，所谓的“理”趣，就是将形象的东西激活，将感觉上升到思维。可以从大处说，也可以从小处说，可以寄托物外，也可以发自眼前。无论事理，情理，哲理，物理，都要与艺术化的笔墨形象互为表里，使人感到画中有话，方有看头。不过若题得不好，也会帮倒忙，不如不题。如何把握好其中的关系，题所当题，包括字体，位置，应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