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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威武南巡”是发生于明武宗正德十四年的一起重大事件，史家对朱厚照此举议论纷纷。但南巡之事却以别样的姿态存留于南京文人作品之中。通过南京文人对“威武南巡”的反复 吟哦，可以对这一事件和明武宗生成新的认识。
【关键词】明武宗;史家;威武南巡;文人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4-0044-03
有关明武宗的大多数探讨都是依据官修史料展开的。近世学者对于武宗的评价亦是批评之音为多。孟森《明史讲义》中称“武宗之昏狂无道，方古齐东昏、隋炀帝之流，并无逊色。”直接将武宗比作萧宝卷和杨广一類。李洵、李光璧等前辈学者著作明史，也将之视为皇权罪恶的典范。传统史籍中所呈现的明武宗似乎是一个彻底的昏君形象，其执政末期的南巡之事亦被史家大书特书，被记载为惊扰百姓的恶举。但与史笔所录的南巡不同，南京文人对于“威武南巡”的书写呈现出了特殊的风貌。南京文人满怀热情地记录帝王与本地的互动，并积极塑造相关人事，使武宗南巡成为金陵的鲜亮履历。尤其是在明清易代之际，“威武南巡”更是成为金陵怀古诗中诗人们追思的繁华光景。
一、诸家史笔下的明武宗南巡
明武宗朱厚照是明代第十位皇帝，十五岁即位，在位十六年。史书记载其喜巡幸、好逸乐，故而文臣言官对其訾议颇多，如石天柱于正德十二年武宗意欲巡幸时作血书上谏。石天柱言辞间不仅将武宗祖母之死归咎于朱厚照，还提出“四空”的看法，认为天下皆知国之危亡，只有正德帝自己不知道，将明武宗与天下对立。但此事终究以“闻者皆感怆，而帝不悟也”收尾，并没有对朱厚照造成直接影响①。
正德十四年南巡是明武宗生命中最后一次巡幸，这一年年初武宗巡幸北方，二月的京师地震又一次引得文臣言官忧惧。大学士杨廷和等人奏请朱厚照“明诏天下，自今以后，不复巡游”，这当然遭到了明武宗的拒绝。不仅如此，明武宗又意图发起南巡。而当时的江南正遭水灾，和惯常一样，杨廷和与众多部寺大臣、科道官员纷纷奏请停止南巡，但史书对武宗皇帝与朝臣的激烈斗争做了更为详尽的描述。这一期间朱厚照处理了大批死谏的文臣言官，终于在几个月后如愿踏上南巡之旅。此等行径自然不会得到士大夫的好感，数百年来史笔对武宗南巡大书特书，因而在明史学家孟森先生等人的眼中，朱厚照已然是隋炀帝一流，而武宗南巡也俨然成了杨广水殿龙舟那般体现封建罪恶的故事。
二、金陵文人书写的明武宗南巡
与史书中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不同，明武宗南巡另以一种风流的姿态展现在江南文人的笔下。如周晖《金陵琐事》中记载：
徐霖，少年数游狭斜，所填南北词大有才情。语语入律，娼家皆崇奉之。吴中文徵仲题画寄徐，有句云：“乐府新传桃叶渡，彩毫遍写薛涛笺。”乃实录也。武宗南狩时，伶人臧贤荐之于上，令填新曲，武宗极喜之。
徐霖一介布衣，为伶人推介，以音乐才能受到武宗喜爱，朱厚照甚至两幸其家。周晖在笔记中饶有兴致地记录了明武宗在徐霖快园中钓得金鱼之事，将“帝王在此落水”当作园林的谈资，以为“此事古今罕闻”，是超乎金陵诸园的履历。此外金陵士人又因武宗落水而冠名快园池塘为“浴龙池” ②。尽管其中有南京性格因素的影响，然而由是似也可以看出“威武南巡”一事不同于史家所书的独特风貌。除去文人们津津乐道的豫乐轶事之外，明武宗南巡实际上也促进了南方音乐的发展，李舜华有专文谈及明武宗与南教坊的关系，认为武宗南巡为南教坊伎乐的繁盛提供了一个契机。但本节主要探究金陵文人的“威武南巡”书写，因此南教坊的相关问题不做赘述。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有记述了武宗南巡作乐并且传授于南教坊③，“吴儿遂引而伸之”，重点在于沈氏最后的评论“真所谓今之乐犹古之乐”。“今之乐犹古之乐”是《孟子》中的典故：庄暴告诉孟子齐王喜欢好乐，并对孟子提出了“好乐何如”的问题，孟子以为“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并指出“独乐乐不如起乐乐”，齐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这里的语境与《孟子》相类，武宗南巡所作《靖边乐》为吴儿引申，“真所谓今之乐犹古之乐”。沈德符谈论武宗南巡作乐而运使这个典故，显然他并不否定武宗南巡对音乐的贡献，乃至隐有以武宗谱乐作为美谈，为之揄扬的意味。
至此可以看出，金陵的文墨骚客看待“威武南巡”的眼光或许更为安逸悠闲，他们书写这段故事的着力处亦与正史不同，因此双方所展现的“威武南巡”亦呈现出不同风貌。也许王鏊所做的一首应制诗刚好符合彼时金陵文人对于“威武南巡”的认知和设想：
赓歌千载盛明良，宸翰如今更炜煌。
漫衍鱼龙看未了，梨园新部出《西厢》。④
三、“顿老琵琶”——金陵怀古题材中的风流遗响
如前所引，石天柱的上疏中以夏朝的太康盘于游田和隋炀帝游幸江都比拟明武宗巡幸⑤，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也以朱厚照比隋炀帝，本节试图以后代文人的书写作为参照重新考查这个观点，并讨论金陵怀古题材诗歌中的“威武南巡”。
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暴君，穷奢极欲且道德败坏，故而千年来一直为史官文人口诛笔伐。如祖君彦称之“磬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后人所持观点大抵相类，值得一提的是唐人对炀帝游幸江都的书法：
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
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
——李商隐《隋宫》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皮日休《汴河怀古》
义山诗是讽咏隋炀帝奢侈嬉游，“不戒严”和“谁省谏书函”都暗示了诗歌的讽刺基调。而皮日休则指出了开凿运河是可与夏禹治水并提的功业，隋朝的覆灭要归咎于水殿龙舟。可以看出两诗都对炀帝有所批评。从表面上看，武宗南巡与隋炀帝水殿龙舟似乎是一样的行径，史家都对之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金陵文人诗中的“威武南巡”书写却与上举二诗不同。在提及这段往事时，他们往往从音声风流出发，用“威武南巡”来粉饰南京曾经的繁盛，如梅鼎祚的《顿姬坐追谈正德南巡事·顿之先有顿仁弹琵琶及角妓王宝奴俱见幸》： 武帝时巡跸旧京，烟花南部属车行。
更衣别置宫杨绕，蹴踘新场御草平。
遍选檀槽催凤拍，忽传金弹逐莺声。
宝奴老去优仁远，坊曲今谁记姓名。
“檀槽催凤”“金弹逐莺”，皆是风流气象。顿仁后来的随驾北上显然也引发了金陵文人的无限遐想。余怀《板桥杂记》中记载的顿文是一个“性聪慧，识字义，唐诗皆能上口”的伎女。但或许她给人印象更深的却是顿氏后人的身份。琵琶顿老作为正德时代体现音声风流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和徐霖等人一起被武宗带往京城。后来徐霖伴驾被坊间目为不世奇遇（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顿老琵琶则遗响于后世的金陵怀古诗歌：
顿老琵琶旧典型，檀槽生涩响丁零。
南巡法曲无人问，头白周郎掩泪听。
——钱谦益《金陵杂题》
顿老琵琶学武皇，流传南内北音亡。
如何近日人情异，悦耳吴音学太仓。
——周在浚《金陵古迹诗》
顿老琵琶擅教坊，供筵法曲别歌章。
故须小技通文义，垂老知音付漫郎。
——查慎行《金陵杂咏》
四、结语
时至今日，目前所能掌握的史料中的明武宗与公元1506年到公元1521年真正执政过的那个朱厚照有多少差距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未必能以一语遽断。本文并非认为史书存在不实，而是希图参照文史材料，对“威武南巡”这一事件的不同书写得到进一步的理解。官修史书与金陵诗文中的明武宗形象差异颇大，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嘉靖皇帝对史臣撰写《武宗实录》的默许乃至推动。嘉靖皇帝与正德皇帝并非直系血亲。据《世宗实录》，嘉靖“以纂修毅皇帝实录，发正德间留中不报疏八百六十余本付史局。”嘉靖的重要功绩之一即是革除正德弊政，显然他与堂兄朱厚照是对立的。将正德间留中奏疏交予史官表明了他的立场。此外黄云眉先生考证明史，对《明实录》中有关正德九年正月庚辰乾清宫大火的记载，提出了这样的推测：
“非世宗薄视武庙，总裁诸臣有以窥其隐衷所在，亦不敢破累朝实录之例讳，弄此侮笔于身所经事之故帝可知也。”
谢贵安《明实录研究》更是直接将《武宗实录》视作嘉靖皇帝攻击仇怨、树己威望的政斗武器。此外，美国学者盖杰民（James Geiss）对明武宗的行为和中国史册的记载进行了辨析，同样认为中国传统史料对于明武宗存在丑化，典籍中一些记载过于直露⑥。
其次是作为士大夫群体之一部分的史臣，对于明武宗也抱有相当的成见。李朝朝鲜的《中宗实录》记载了使臣申鏛归国后对正德皇帝的评价：“皇帝所为之事，如小儿之戏。常作河灯浮于水上，随水上下，见而为乐，非如陈后主、隋炀帝之事矣。”这是申鏛亲自见过明武宗之后得到的结论，而此前朝鲜对于正德朝的很多看法往往都是风闻：“圣节使所报多矣，而皆传言，不足取信”。比如正德十二年朝鲜侍读柳雍谨上奏称“近闻中原之事至为无统，朝廷不知皇帝之所在”（应是武宗巡幸，不在京城）;甚至当正德十四年朱宸濠叛乱时，朝鲜大臣韩忠笃定宁王天下归心，必定击溃正德：“天下之事，从此易定矣”。朝鲜君臣风闻之事大抵是正德朝士大夫所传，与史书中所表现的正德皇帝相类（前述言官石天柱就以隋炀帝游幸江都比照明武宗的游幸行为，朝鲜史臣很可能也听闻了类似言论，所以才指出皇帝所为，并非隋炀帝之事）。但使臣见过明武宗后却认为“皇帝所为之事，如小儿之戏”，并非陈后主、隋炀帝之流。
此外，使臣还高度评价了正德朝廷，指出自己亲赴京都后，看到的是“百姓不甚愁怨，朝廷百执事莫不谨事”，先前在朝鲜国内风闻的正德危亡并不存在，对比两国竟还觉得“愧之”。显然，大明的士大夫们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正德朝的政治弊端。《武宗實录》记录了正德皇帝弥留之际对陈敬苏进二太监所言“之前此事皆由朕而误，非汝众人所能与也”之语。不管此言确是明武宗所说，抑或是二太监意图在旧主离世时摘清自己而杜撰，既然史臣们采用了这句话并写进了官修实录中，可见他们站在士大夫的立场上相信乃至笃定了这样的说法，即正德一朝诸事皆是正德犯下的错误。此种认知可能类似于历代某些学者对于汉武帝刘彻《轮台诏》的“轮台罪己”批评 ，即以刘彻晚年的“罪己”来证明其自身的过错⑦。证明帝王不正确的最优方式当然是由帝王自己亲口承认自己的错误。
最后要进行说明的是，史笔与诗文的差异可能还与南京的性格有关。南京是六朝古都，也是大明帝国的陪都，惯来被称作文章渊薮。在烟花声色的屏障下，南京或多或少保留了一些浪漫的气息。“威武南巡”于南京的意义非凡，帝国的其他地域或许对朱厚照避之不及，但南京却正需要这样一个盛大的噱头，来重新树立自己的放诞与风流。帝王落水和其他不为士大夫所接受的举动也只有在南京才能得到积极的回应。不仅是武宗向往南京，南京也在等待这位特别的正德皇帝。正因如此，“威武南巡”才能在金陵文学中变成一场开、天遗事般值得追思的风流一梦。
注释：
①《明史》卷一百八十八。
②周晖《金陵琐事》卷四：“子仁诗才笔阵，丹青乐府，足称能品。如此园主，已自难得。况武宗幸其家，钓鱼于园池，得一金鱼，宦官高价争买之。武宗取笑而已，又失足落池中，衣服尽湿。此事古今罕闻，岂诸园之可同乎？园有宸幸堂、浴龙池，纪其实也。”
③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武宗南巡自造《靖边乐》，有笙、有笛、有鼓、有歇落吹打诸杂乐，传授南教坊。今吴儿遂引而伸之，真所谓今之乐犹古之乐。”
④太康失德经常作为一个统治者的反面典型在典籍中出现，如范晔《后汉书》：“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唐人魏知古有诗曰：“尝闻夏太康，五弟训禽荒”，也是以太康为诫。
⑤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适武宗南巡，以征宁庶人为名幸其第，留车驾，前后凡三至焉。上赋绝句十二首赐之，杨以绝句贺上圣武，数亦如之。又有应制律诗诸篇，刻为二编，名《车驾幸第录》。吴中王文恪为诗四章侈其事，其最后一律云：“漫衍鱼龙看未了，梨园新部出西厢。”想其时文襄上南山之觞，以崔、张传奇命伶人侑玉食，王诗盖纪其实也。”
⑥在《剑桥中国明代史》中，盖杰明认为：“正德朝的实录对皇上的言行非同寻常地直言不讳，替他描绘出一幅远非阿谀的画像。这是由于两个特殊情况。第一，继他为帝的他的堂弟，蔑视他的生活方式，并且不愿在正式记录中对此有所遮掩。第二，替他修纂实录的官员曾在他的统治下任职，曾身受其害。因此，在别的情况下会被删去的许多详情，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⑦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汉武帝）末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无几。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么！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如此。尝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可见他当时已自知其罪”即是这种论调。
参考文献：
[1]孟森.明史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谢贵安.明实录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余怀.板桥杂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周晖.金陵琐事[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
[6]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0.
【关键词】明武宗;史家;威武南巡;文人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4-0044-03
有关明武宗的大多数探讨都是依据官修史料展开的。近世学者对于武宗的评价亦是批评之音为多。孟森《明史讲义》中称“武宗之昏狂无道，方古齐东昏、隋炀帝之流，并无逊色。”直接将武宗比作萧宝卷和杨广一類。李洵、李光璧等前辈学者著作明史，也将之视为皇权罪恶的典范。传统史籍中所呈现的明武宗似乎是一个彻底的昏君形象，其执政末期的南巡之事亦被史家大书特书，被记载为惊扰百姓的恶举。但与史笔所录的南巡不同，南京文人对于“威武南巡”的书写呈现出了特殊的风貌。南京文人满怀热情地记录帝王与本地的互动，并积极塑造相关人事，使武宗南巡成为金陵的鲜亮履历。尤其是在明清易代之际，“威武南巡”更是成为金陵怀古诗中诗人们追思的繁华光景。
一、诸家史笔下的明武宗南巡
明武宗朱厚照是明代第十位皇帝，十五岁即位，在位十六年。史书记载其喜巡幸、好逸乐，故而文臣言官对其訾议颇多，如石天柱于正德十二年武宗意欲巡幸时作血书上谏。石天柱言辞间不仅将武宗祖母之死归咎于朱厚照，还提出“四空”的看法，认为天下皆知国之危亡，只有正德帝自己不知道，将明武宗与天下对立。但此事终究以“闻者皆感怆，而帝不悟也”收尾，并没有对朱厚照造成直接影响①。
正德十四年南巡是明武宗生命中最后一次巡幸，这一年年初武宗巡幸北方，二月的京师地震又一次引得文臣言官忧惧。大学士杨廷和等人奏请朱厚照“明诏天下，自今以后，不复巡游”，这当然遭到了明武宗的拒绝。不仅如此，明武宗又意图发起南巡。而当时的江南正遭水灾，和惯常一样，杨廷和与众多部寺大臣、科道官员纷纷奏请停止南巡，但史书对武宗皇帝与朝臣的激烈斗争做了更为详尽的描述。这一期间朱厚照处理了大批死谏的文臣言官，终于在几个月后如愿踏上南巡之旅。此等行径自然不会得到士大夫的好感，数百年来史笔对武宗南巡大书特书，因而在明史学家孟森先生等人的眼中，朱厚照已然是隋炀帝一流，而武宗南巡也俨然成了杨广水殿龙舟那般体现封建罪恶的故事。
二、金陵文人书写的明武宗南巡
与史书中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不同，明武宗南巡另以一种风流的姿态展现在江南文人的笔下。如周晖《金陵琐事》中记载：
徐霖，少年数游狭斜，所填南北词大有才情。语语入律，娼家皆崇奉之。吴中文徵仲题画寄徐，有句云：“乐府新传桃叶渡，彩毫遍写薛涛笺。”乃实录也。武宗南狩时，伶人臧贤荐之于上，令填新曲，武宗极喜之。
徐霖一介布衣，为伶人推介，以音乐才能受到武宗喜爱，朱厚照甚至两幸其家。周晖在笔记中饶有兴致地记录了明武宗在徐霖快园中钓得金鱼之事，将“帝王在此落水”当作园林的谈资，以为“此事古今罕闻”，是超乎金陵诸园的履历。此外金陵士人又因武宗落水而冠名快园池塘为“浴龙池” ②。尽管其中有南京性格因素的影响，然而由是似也可以看出“威武南巡”一事不同于史家所书的独特风貌。除去文人们津津乐道的豫乐轶事之外，明武宗南巡实际上也促进了南方音乐的发展，李舜华有专文谈及明武宗与南教坊的关系，认为武宗南巡为南教坊伎乐的繁盛提供了一个契机。但本节主要探究金陵文人的“威武南巡”书写，因此南教坊的相关问题不做赘述。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有记述了武宗南巡作乐并且传授于南教坊③，“吴儿遂引而伸之”，重点在于沈氏最后的评论“真所谓今之乐犹古之乐”。“今之乐犹古之乐”是《孟子》中的典故：庄暴告诉孟子齐王喜欢好乐，并对孟子提出了“好乐何如”的问题，孟子以为“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并指出“独乐乐不如起乐乐”，齐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这里的语境与《孟子》相类，武宗南巡所作《靖边乐》为吴儿引申，“真所谓今之乐犹古之乐”。沈德符谈论武宗南巡作乐而运使这个典故，显然他并不否定武宗南巡对音乐的贡献，乃至隐有以武宗谱乐作为美谈，为之揄扬的意味。
至此可以看出，金陵的文墨骚客看待“威武南巡”的眼光或许更为安逸悠闲，他们书写这段故事的着力处亦与正史不同，因此双方所展现的“威武南巡”亦呈现出不同风貌。也许王鏊所做的一首应制诗刚好符合彼时金陵文人对于“威武南巡”的认知和设想：
赓歌千载盛明良，宸翰如今更炜煌。
漫衍鱼龙看未了，梨园新部出《西厢》。④
三、“顿老琵琶”——金陵怀古题材中的风流遗响
如前所引，石天柱的上疏中以夏朝的太康盘于游田和隋炀帝游幸江都比拟明武宗巡幸⑤，孟森先生在《明史讲义》中也以朱厚照比隋炀帝，本节试图以后代文人的书写作为参照重新考查这个观点，并讨论金陵怀古题材诗歌中的“威武南巡”。
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暴君，穷奢极欲且道德败坏，故而千年来一直为史官文人口诛笔伐。如祖君彦称之“磬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后人所持观点大抵相类，值得一提的是唐人对炀帝游幸江都的书法：
乘兴南游不戒严，九重谁省谏书函。
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
——李商隐《隋宫》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皮日休《汴河怀古》
义山诗是讽咏隋炀帝奢侈嬉游，“不戒严”和“谁省谏书函”都暗示了诗歌的讽刺基调。而皮日休则指出了开凿运河是可与夏禹治水并提的功业，隋朝的覆灭要归咎于水殿龙舟。可以看出两诗都对炀帝有所批评。从表面上看，武宗南巡与隋炀帝水殿龙舟似乎是一样的行径，史家都对之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金陵文人诗中的“威武南巡”书写却与上举二诗不同。在提及这段往事时，他们往往从音声风流出发，用“威武南巡”来粉饰南京曾经的繁盛，如梅鼎祚的《顿姬坐追谈正德南巡事·顿之先有顿仁弹琵琶及角妓王宝奴俱见幸》： 武帝时巡跸旧京，烟花南部属车行。
更衣别置宫杨绕，蹴踘新场御草平。
遍选檀槽催凤拍，忽传金弹逐莺声。
宝奴老去优仁远，坊曲今谁记姓名。
“檀槽催凤”“金弹逐莺”，皆是风流气象。顿仁后来的随驾北上显然也引发了金陵文人的无限遐想。余怀《板桥杂记》中记载的顿文是一个“性聪慧，识字义，唐诗皆能上口”的伎女。但或许她给人印象更深的却是顿氏后人的身份。琵琶顿老作为正德时代体现音声风流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和徐霖等人一起被武宗带往京城。后来徐霖伴驾被坊间目为不世奇遇（沈德符《万历野获编》），顿老琵琶则遗响于后世的金陵怀古诗歌：
顿老琵琶旧典型，檀槽生涩响丁零。
南巡法曲无人问，头白周郎掩泪听。
——钱谦益《金陵杂题》
顿老琵琶学武皇，流传南内北音亡。
如何近日人情异，悦耳吴音学太仓。
——周在浚《金陵古迹诗》
顿老琵琶擅教坊，供筵法曲别歌章。
故须小技通文义，垂老知音付漫郎。
——查慎行《金陵杂咏》
四、结语
时至今日，目前所能掌握的史料中的明武宗与公元1506年到公元1521年真正执政过的那个朱厚照有多少差距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未必能以一语遽断。本文并非认为史书存在不实，而是希图参照文史材料，对“威武南巡”这一事件的不同书写得到进一步的理解。官修史书与金陵诗文中的明武宗形象差异颇大，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嘉靖皇帝对史臣撰写《武宗实录》的默许乃至推动。嘉靖皇帝与正德皇帝并非直系血亲。据《世宗实录》，嘉靖“以纂修毅皇帝实录，发正德间留中不报疏八百六十余本付史局。”嘉靖的重要功绩之一即是革除正德弊政，显然他与堂兄朱厚照是对立的。将正德间留中奏疏交予史官表明了他的立场。此外黄云眉先生考证明史，对《明实录》中有关正德九年正月庚辰乾清宫大火的记载，提出了这样的推测：
“非世宗薄视武庙，总裁诸臣有以窥其隐衷所在，亦不敢破累朝实录之例讳，弄此侮笔于身所经事之故帝可知也。”
谢贵安《明实录研究》更是直接将《武宗实录》视作嘉靖皇帝攻击仇怨、树己威望的政斗武器。此外，美国学者盖杰民（James Geiss）对明武宗的行为和中国史册的记载进行了辨析，同样认为中国传统史料对于明武宗存在丑化，典籍中一些记载过于直露⑥。
其次是作为士大夫群体之一部分的史臣，对于明武宗也抱有相当的成见。李朝朝鲜的《中宗实录》记载了使臣申鏛归国后对正德皇帝的评价：“皇帝所为之事，如小儿之戏。常作河灯浮于水上，随水上下，见而为乐，非如陈后主、隋炀帝之事矣。”这是申鏛亲自见过明武宗之后得到的结论，而此前朝鲜对于正德朝的很多看法往往都是风闻：“圣节使所报多矣，而皆传言，不足取信”。比如正德十二年朝鲜侍读柳雍谨上奏称“近闻中原之事至为无统，朝廷不知皇帝之所在”（应是武宗巡幸，不在京城）;甚至当正德十四年朱宸濠叛乱时，朝鲜大臣韩忠笃定宁王天下归心，必定击溃正德：“天下之事，从此易定矣”。朝鲜君臣风闻之事大抵是正德朝士大夫所传，与史书中所表现的正德皇帝相类（前述言官石天柱就以隋炀帝游幸江都比照明武宗的游幸行为，朝鲜史臣很可能也听闻了类似言论，所以才指出皇帝所为，并非隋炀帝之事）。但使臣见过明武宗后却认为“皇帝所为之事，如小儿之戏”，并非陈后主、隋炀帝之流。
此外，使臣还高度评价了正德朝廷，指出自己亲赴京都后，看到的是“百姓不甚愁怨，朝廷百执事莫不谨事”，先前在朝鲜国内风闻的正德危亡并不存在，对比两国竟还觉得“愧之”。显然，大明的士大夫们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正德朝的政治弊端。《武宗實录》记录了正德皇帝弥留之际对陈敬苏进二太监所言“之前此事皆由朕而误，非汝众人所能与也”之语。不管此言确是明武宗所说，抑或是二太监意图在旧主离世时摘清自己而杜撰，既然史臣们采用了这句话并写进了官修实录中，可见他们站在士大夫的立场上相信乃至笃定了这样的说法，即正德一朝诸事皆是正德犯下的错误。此种认知可能类似于历代某些学者对于汉武帝刘彻《轮台诏》的“轮台罪己”批评 ，即以刘彻晚年的“罪己”来证明其自身的过错⑦。证明帝王不正确的最优方式当然是由帝王自己亲口承认自己的错误。
最后要进行说明的是，史笔与诗文的差异可能还与南京的性格有关。南京是六朝古都，也是大明帝国的陪都，惯来被称作文章渊薮。在烟花声色的屏障下，南京或多或少保留了一些浪漫的气息。“威武南巡”于南京的意义非凡，帝国的其他地域或许对朱厚照避之不及，但南京却正需要这样一个盛大的噱头，来重新树立自己的放诞与风流。帝王落水和其他不为士大夫所接受的举动也只有在南京才能得到积极的回应。不仅是武宗向往南京，南京也在等待这位特别的正德皇帝。正因如此，“威武南巡”才能在金陵文学中变成一场开、天遗事般值得追思的风流一梦。
注释：
①《明史》卷一百八十八。
②周晖《金陵琐事》卷四：“子仁诗才笔阵，丹青乐府，足称能品。如此园主，已自难得。况武宗幸其家，钓鱼于园池，得一金鱼，宦官高价争买之。武宗取笑而已，又失足落池中，衣服尽湿。此事古今罕闻，岂诸园之可同乎？园有宸幸堂、浴龙池，纪其实也。”
③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武宗南巡自造《靖边乐》，有笙、有笛、有鼓、有歇落吹打诸杂乐，传授南教坊。今吴儿遂引而伸之，真所谓今之乐犹古之乐。”
④太康失德经常作为一个统治者的反面典型在典籍中出现，如范晔《后汉书》：“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唐人魏知古有诗曰：“尝闻夏太康，五弟训禽荒”，也是以太康为诫。
⑤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适武宗南巡，以征宁庶人为名幸其第，留车驾，前后凡三至焉。上赋绝句十二首赐之，杨以绝句贺上圣武，数亦如之。又有应制律诗诸篇，刻为二编，名《车驾幸第录》。吴中王文恪为诗四章侈其事，其最后一律云：“漫衍鱼龙看未了，梨园新部出西厢。”想其时文襄上南山之觞，以崔、张传奇命伶人侑玉食，王诗盖纪其实也。”
⑥在《剑桥中国明代史》中，盖杰明认为：“正德朝的实录对皇上的言行非同寻常地直言不讳，替他描绘出一幅远非阿谀的画像。这是由于两个特殊情况。第一，继他为帝的他的堂弟，蔑视他的生活方式，并且不愿在正式记录中对此有所遮掩。第二，替他修纂实录的官员曾在他的统治下任职，曾身受其害。因此，在别的情况下会被删去的许多详情，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
⑦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五：“（汉武帝）末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无几。若不得霍光收拾，成甚么！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如此。尝因人言，太子仁柔不能用武，答以‘正欲其守成。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可见他当时已自知其罪”即是这种论调。
参考文献：
[1]孟森.明史讲义[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谢贵安.明实录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余怀.板桥杂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周晖.金陵琐事[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
[6]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7]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