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在悲剧《俄狄浦斯王》中，印证了不少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必然发生的结局与特定条件下的偶然互相交织，促成了对观众思想道德的陶冶。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总结了古希腊罗马的悲剧理论，并为后来西方悲剧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悲剧;亚里士多德;《俄狄浦斯王》
【中图分类号】I5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4-0018-02
古希腊罗马的悲剧理论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悲剧诞生于古希腊罗马对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祭祀活动。受限于当时的人神观念，古典时期的悲剧多为命运悲剧。随着人性的不断崛起与神性的逐渐淡化，过失悲剧观念开始兴起。当人们的探究方向从外部意外过失转向人的内心性格时，性格悲剧由此诞生。自此，悲剧的创作达到了巅峰水平。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前人的作品进行总结，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古典悲剧观，并归纳于《诗学》之中。后人在其基础上，对悲剧理论进行继承与发展，扩充丰富后形成了西方的悲剧理论。
一、情节突转中的必然
情节是悲剧最重要的成分。“只要有布局，即情节有安排，一定更能产生悲剧效果。” ①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惊心动魄，源于情节变化。即悲剧随着情节的发展必然会发生。如《俄狄浦斯王》中，杀父娶母的结局就有着必然性。俄狄浦斯试图阻止神谕的发生，最终还是无法逃脱命运的束缚。众人都有为此努力，忒拜的老国王拉伊奥斯不惜将骨肉抛弃荒野。可老仆的仁慈让情节产生突转，俄狄浦斯成了科林斯的王子。由于养父母的隐瞒，俄狄浦斯眼中的“杀父娶母”，即杀科林斯的王，娶科林斯的后。善心驱使他离开了自己的养父母，让情节再度发生突转。悲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必然性，杀父娶母终究无法逃脱。
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认识到，矛盾冲突才是推动情节发展与转折的根本原因。单纯的情节转折会让一切显得单薄、牵强。例如，雷峰塔的倒塌就属于情节的突转。由于年久失修，雷峰塔的倒塌存在其必然性。原本精美的雷峰塔，突然倒塌，情节发生了转折，但是这一切却是那么顺其自然，并无惊心动魄的效果。甚至，这都难以构成悲剧。
可见，《俄狄浦斯王》的情节突转，促成了悲剧的必然。俄狄浦斯所面临的“命运”矛盾，可归结为他对于神谕、对于必然性的抗争。俄狄浦斯不论做了多大的努力，还是无法逃避“杀父娶母”的神谕。这种竭尽全力之后的无能为力，极易让人产生悲悯情怀，从而达到悲剧的艺术效果。情节的转折很大一部分是围绕着“认识自己”展开的。这一主题有着双重隐喻。关于斯芬克斯的谜语是明的，对于自己身世的认知是暗的。
斯芬克斯的谜底是“人”。作者索福克勒斯有言：“斯芬克斯之谜使我们顺从自然。当迷雾逝去之后，我们会更加注意目前的需要。”俄狄浦斯最初认为自己是科林斯王子。当忒瑞西阿斯告知他便是谋害老国王的凶手时，他并未改变对自己的认知。后来是老仆和报信人的证词，才让他醒悟。这些都与德尔斐神庙中的神谕“认识自己”相呼应。伴随着自我认知的加深，“杀父娶母”的罪名也在不知不觉中坐实。
二、特定条件下的偶然
亚里士多德的第二个理论认为，悲剧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偶然性，有特定的对象，特定的人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些人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这些人声名显赫，生活顺达，如俄狄浦斯、苏厄斯特斯和其他有类似家族背景的著名人物。” ②相较于庄严肃穆高起点的悲剧人物，所谓的“特别好的人”，这种特定的人物，在这里可以简单归纳为“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坏的中等人”。
悲剧之悲，正是源于悲悯情怀。由于主人公的定位是“中等人”，因此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最可怕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降临在自己的头上。这种普适性，极易让人感同身受，从而引发“怜悯”与“恐惧”。特定的对象，由于自身的错误引发的悲剧，属于“过失悲剧”。但这种“过失”，往往存在偶然性，并非主人公有意为之。例如，俄狄浦斯的弑父。
由于悲剧源于祭祀活动，它天生便有了庄严、肃穆的要求。而亚里士多德的“特定对象、特定人物”恰好与此印证。人物的特殊性，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坏，使得其行为也具有了一定的特殊性。首先，因为“悲剧是对于比一般人好的人的摹仿”，使得主人公的日常行为不至于违反常理。俄狄浦斯的王子身份与地位，让其言行端庄，保证了整个故事的基调不至于向低俗方向发展。
一般的好人并不能使人产生怜悯。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悲”的产生是特定的环境使然。举个例子，专家下乡问诊，可以引起人們对其服务社会的敬意，但并不能达到庄严肃穆的效果，更无法激发内心的“怜悯”。专家治好了疑难杂症，甚至会让故事往喜剧方向发展。但是倘若这一切，加上了“特定的条件”就会不一样。这特定的条件，也是构成偶然性不可或缺的特殊条件，即“本不该遭受此事”。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医务人员连夜驰援武汉，就是个能让人产生悲悯的好例子。他们本可以欢度春节，不遭受此事，却选择在危难时刻站出来。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是一种崇高的美，怎能不让人产生悲悯？
《俄狄浦斯王》中也是如此。俄狄浦斯弑父，并非有意为之，而是由于拉伊俄斯等一行人对自己的羞辱。他娶了自己的母亲也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发生的，即帮助忒拜城消灭了怪物斯芬克斯。假设，他不是王子，而是个常人。他血气方刚，杀了羞辱自己的路人，斩妖除魔，救百姓于水火，这俨然是一个英雄形象。可见，没了特定的条件，王子杀父娶母，就不再是过失范畴，会显得十恶不赦。唯有在偶然性作用下，特定的对象人物与特定的条件相碰撞，方可产生悲剧效果。
三、道德陶冶的净化
亚里士多德的第三个观点是积极的“陶冶”作用。所谓“陶冶”，就是在道德上震撼人心的同时给人审美的享受，提高人的思想境界。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理论认为：文学应该包括作家、作品、读者与世界四要素。如果说前两点主要阐释的是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那这里所要研究的，便是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 悲剧《俄狄浦斯王》在演出时，演员在进行对历史人物俄狄浦斯的摹仿。观众在欣赏时，感同身受，也参与进了这一摹仿的过程中。观众将自己代入剧中，从而产生了“悲悯”的情感。通过这种悲悯之情，观众的内心产生波澜，审美得到享受，思想境界得以提升。朱光潜先生将这一“陶冶”作用解释为对观众的净化作用。
俄狄浦斯在科林斯的一場宴会中，从一个醉汉口中得知自己并非亲生。作为观众，定会和俄狄浦斯一样，希望得到权威的回答。在当时，神谕就是权威。人性本善，在得到“杀父娶母”的神谕后，善良的本性会使人选择去抗争，又有谁会愿意背负骂名，放置道德不顾，去害自己的父亲，践踏伦理，娶自己的母亲呢？
古希腊悲剧中，还存有一个特殊的角色，那就是歌队。歌队，不仅起到旁白的作用，索福克勒斯还使歌队作为剧中人参与到戏剧的情节进展当中。除此之外，歌队还有烘托戏剧氛围、理性引导观众情感和平衡情感的作用。亚里士多德曾言：“歌队应该作为一个演员看待：它的活动应该是整体的一部分，它应该帮助诗人获得竞赛的胜利，不应像帮助欧里庇得斯那样，而应该像帮助索福克勒斯那样。” ③
通过歌队的唱词，可以进一步加深观众看到此时的困惑，增强矛盾感。入戏的观众会和俄狄浦斯一起困惑到底谁才是凶手。但身为局外人的旁观者，他们却清楚地知道谁才是真凶。这与德尔斐神庙“认识自己”的神谕暗中契合。在此刻，索福克勒斯通过自己的悲剧，宣扬了自己的哲学理念，让观众们的价值观得到净化。不同于寓言，在故事结束后会附上属于原作者的价值观，这是一种对于人精神上潜移默化地“陶冶”。随着故事的发展，借助人物的言行，观众在不经意间会恍然大悟。也不同于喜剧的诙谐，它能发人深省。
四、总结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一切都基于摹仿，不论是情节抑或是人物，都是有目的的必然安排;第二，产生于特定范围内，特定的人、事件与环境，通过偶然引起悲悯;第三，悲剧在道德上的陶冶与净化。
《俄狄浦斯王》存在着矛盾冲突。矛盾的一方来自“杀父娶母”的神谕，另一方则是对命运的抗争。矛盾的双方相互依存，从俄狄浦斯诞生时，神谕便降下，并伴随其一生。而这一大的冲突又可以细分为两个小的冲突。这两个冲突围绕着“命运”和“认识自己”两大主题开展。前者继承了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后者有向内心发掘的趋势，为后期性格悲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俄狄浦斯王》情节的“突转”与人物自我的“发现”设计严谨，特定的条件设置巧妙，思想价值的“陶冶”直击人心，可谓十全十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点，既对古希腊原始的命运悲剧有所继承，又对后来的性格悲剧加以概括。《诗学》中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集古希腊悲剧理论之大成。后来学者黑格尔从矛盾冲突来研究悲剧，也正是抓住了亚里士多德的不足。谢林的“主体的自由”可以视为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特定人物与环境的批判继承。而他的“客观者的必然之实际”则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必然律”的吸收。这也正是后来西方悲剧及文艺创作的核心。
可以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悲剧的集大成者与西方悲剧理论的奠基人。
注释：
①②③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注：《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关键词】悲剧;亚里士多德;《俄狄浦斯王》
【中图分类号】I5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24-0018-02
古希腊罗马的悲剧理论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悲剧诞生于古希腊罗马对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祭祀活动。受限于当时的人神观念，古典时期的悲剧多为命运悲剧。随着人性的不断崛起与神性的逐渐淡化，过失悲剧观念开始兴起。当人们的探究方向从外部意外过失转向人的内心性格时，性格悲剧由此诞生。自此，悲剧的创作达到了巅峰水平。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前人的作品进行总结，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古典悲剧观，并归纳于《诗学》之中。后人在其基础上，对悲剧理论进行继承与发展，扩充丰富后形成了西方的悲剧理论。
一、情节突转中的必然
情节是悲剧最重要的成分。“只要有布局，即情节有安排，一定更能产生悲剧效果。” ①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惊心动魄，源于情节变化。即悲剧随着情节的发展必然会发生。如《俄狄浦斯王》中，杀父娶母的结局就有着必然性。俄狄浦斯试图阻止神谕的发生，最终还是无法逃脱命运的束缚。众人都有为此努力，忒拜的老国王拉伊奥斯不惜将骨肉抛弃荒野。可老仆的仁慈让情节产生突转，俄狄浦斯成了科林斯的王子。由于养父母的隐瞒，俄狄浦斯眼中的“杀父娶母”，即杀科林斯的王，娶科林斯的后。善心驱使他离开了自己的养父母，让情节再度发生突转。悲剧的魅力就在于它的必然性，杀父娶母终究无法逃脱。
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认识到，矛盾冲突才是推动情节发展与转折的根本原因。单纯的情节转折会让一切显得单薄、牵强。例如，雷峰塔的倒塌就属于情节的突转。由于年久失修，雷峰塔的倒塌存在其必然性。原本精美的雷峰塔，突然倒塌，情节发生了转折，但是这一切却是那么顺其自然，并无惊心动魄的效果。甚至，这都难以构成悲剧。
可见，《俄狄浦斯王》的情节突转，促成了悲剧的必然。俄狄浦斯所面临的“命运”矛盾，可归结为他对于神谕、对于必然性的抗争。俄狄浦斯不论做了多大的努力，还是无法逃避“杀父娶母”的神谕。这种竭尽全力之后的无能为力，极易让人产生悲悯情怀，从而达到悲剧的艺术效果。情节的转折很大一部分是围绕着“认识自己”展开的。这一主题有着双重隐喻。关于斯芬克斯的谜语是明的，对于自己身世的认知是暗的。
斯芬克斯的谜底是“人”。作者索福克勒斯有言：“斯芬克斯之谜使我们顺从自然。当迷雾逝去之后，我们会更加注意目前的需要。”俄狄浦斯最初认为自己是科林斯王子。当忒瑞西阿斯告知他便是谋害老国王的凶手时，他并未改变对自己的认知。后来是老仆和报信人的证词，才让他醒悟。这些都与德尔斐神庙中的神谕“认识自己”相呼应。伴随着自我认知的加深，“杀父娶母”的罪名也在不知不觉中坐实。
二、特定条件下的偶然
亚里士多德的第二个理论认为，悲剧是一种特定条件下的偶然性，有特定的对象，特定的人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些人不具十分的美德，也不是十分的公正，他们之所以遭受不幸，不是因为本身的罪恶或邪恶，而是因为犯了某种错误。这些人声名显赫，生活顺达，如俄狄浦斯、苏厄斯特斯和其他有类似家族背景的著名人物。” ②相较于庄严肃穆高起点的悲剧人物，所谓的“特别好的人”，这种特定的人物，在这里可以简单归纳为“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坏的中等人”。
悲剧之悲，正是源于悲悯情怀。由于主人公的定位是“中等人”，因此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最可怕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降临在自己的头上。这种普适性，极易让人感同身受，从而引发“怜悯”与“恐惧”。特定的对象，由于自身的错误引发的悲剧，属于“过失悲剧”。但这种“过失”，往往存在偶然性，并非主人公有意为之。例如，俄狄浦斯的弑父。
由于悲剧源于祭祀活动，它天生便有了庄严、肃穆的要求。而亚里士多德的“特定对象、特定人物”恰好与此印证。人物的特殊性，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坏，使得其行为也具有了一定的特殊性。首先，因为“悲剧是对于比一般人好的人的摹仿”，使得主人公的日常行为不至于违反常理。俄狄浦斯的王子身份与地位，让其言行端庄，保证了整个故事的基调不至于向低俗方向发展。
一般的好人并不能使人产生怜悯。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悲”的产生是特定的环境使然。举个例子，专家下乡问诊，可以引起人們对其服务社会的敬意，但并不能达到庄严肃穆的效果，更无法激发内心的“怜悯”。专家治好了疑难杂症，甚至会让故事往喜剧方向发展。但是倘若这一切，加上了“特定的条件”就会不一样。这特定的条件，也是构成偶然性不可或缺的特殊条件，即“本不该遭受此事”。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医务人员连夜驰援武汉，就是个能让人产生悲悯的好例子。他们本可以欢度春节，不遭受此事，却选择在危难时刻站出来。这种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是一种崇高的美，怎能不让人产生悲悯？
《俄狄浦斯王》中也是如此。俄狄浦斯弑父，并非有意为之，而是由于拉伊俄斯等一行人对自己的羞辱。他娶了自己的母亲也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发生的，即帮助忒拜城消灭了怪物斯芬克斯。假设，他不是王子，而是个常人。他血气方刚，杀了羞辱自己的路人，斩妖除魔，救百姓于水火，这俨然是一个英雄形象。可见，没了特定的条件，王子杀父娶母，就不再是过失范畴，会显得十恶不赦。唯有在偶然性作用下，特定的对象人物与特定的条件相碰撞，方可产生悲剧效果。
三、道德陶冶的净化
亚里士多德的第三个观点是积极的“陶冶”作用。所谓“陶冶”，就是在道德上震撼人心的同时给人审美的享受，提高人的思想境界。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理论认为：文学应该包括作家、作品、读者与世界四要素。如果说前两点主要阐释的是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那这里所要研究的，便是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关系。 悲剧《俄狄浦斯王》在演出时，演员在进行对历史人物俄狄浦斯的摹仿。观众在欣赏时，感同身受，也参与进了这一摹仿的过程中。观众将自己代入剧中，从而产生了“悲悯”的情感。通过这种悲悯之情，观众的内心产生波澜，审美得到享受，思想境界得以提升。朱光潜先生将这一“陶冶”作用解释为对观众的净化作用。
俄狄浦斯在科林斯的一場宴会中，从一个醉汉口中得知自己并非亲生。作为观众，定会和俄狄浦斯一样，希望得到权威的回答。在当时，神谕就是权威。人性本善，在得到“杀父娶母”的神谕后，善良的本性会使人选择去抗争，又有谁会愿意背负骂名，放置道德不顾，去害自己的父亲，践踏伦理，娶自己的母亲呢？
古希腊悲剧中，还存有一个特殊的角色，那就是歌队。歌队，不仅起到旁白的作用，索福克勒斯还使歌队作为剧中人参与到戏剧的情节进展当中。除此之外，歌队还有烘托戏剧氛围、理性引导观众情感和平衡情感的作用。亚里士多德曾言：“歌队应该作为一个演员看待：它的活动应该是整体的一部分，它应该帮助诗人获得竞赛的胜利，不应像帮助欧里庇得斯那样，而应该像帮助索福克勒斯那样。” ③
通过歌队的唱词，可以进一步加深观众看到此时的困惑，增强矛盾感。入戏的观众会和俄狄浦斯一起困惑到底谁才是凶手。但身为局外人的旁观者，他们却清楚地知道谁才是真凶。这与德尔斐神庙“认识自己”的神谕暗中契合。在此刻，索福克勒斯通过自己的悲剧，宣扬了自己的哲学理念，让观众们的价值观得到净化。不同于寓言，在故事结束后会附上属于原作者的价值观，这是一种对于人精神上潜移默化地“陶冶”。随着故事的发展，借助人物的言行，观众在不经意间会恍然大悟。也不同于喜剧的诙谐，它能发人深省。
四、总结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一切都基于摹仿，不论是情节抑或是人物，都是有目的的必然安排;第二，产生于特定范围内，特定的人、事件与环境，通过偶然引起悲悯;第三，悲剧在道德上的陶冶与净化。
《俄狄浦斯王》存在着矛盾冲突。矛盾的一方来自“杀父娶母”的神谕，另一方则是对命运的抗争。矛盾的双方相互依存，从俄狄浦斯诞生时，神谕便降下，并伴随其一生。而这一大的冲突又可以细分为两个小的冲突。这两个冲突围绕着“命运”和“认识自己”两大主题开展。前者继承了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后者有向内心发掘的趋势，为后期性格悲剧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俄狄浦斯王》情节的“突转”与人物自我的“发现”设计严谨，特定的条件设置巧妙，思想价值的“陶冶”直击人心，可谓十全十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点，既对古希腊原始的命运悲剧有所继承，又对后来的性格悲剧加以概括。《诗学》中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集古希腊悲剧理论之大成。后来学者黑格尔从矛盾冲突来研究悲剧，也正是抓住了亚里士多德的不足。谢林的“主体的自由”可以视为是对亚里士多德的特定人物与环境的批判继承。而他的“客观者的必然之实际”则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必然律”的吸收。这也正是后来西方悲剧及文艺创作的核心。
可以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悲剧的集大成者与西方悲剧理论的奠基人。
注释：
①②③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注：《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