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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10日，是故宫博物院成立90周年纪念。紫禁城宫殿从明清两朝皇宫转变为博物院，是通过两个举动实现的。民国二年（1913年）起运盛京皇宫、热河离宫文物，在紫禁城前朝部分成立古物陈列所，是民国（北洋）政府与逊清皇室联合行动。文物作价，清室分别情况取舍，而由民国政府付款。民国十三年（1924年）冬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立“摄政内阁”，修改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军与清室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驱逐溥仪出宫，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分别清室私产和国家公产，依法将紫禁城宫殿及其中文物收藏收归国有，于1925年10月10日成立“故宫博物院”。这是完成辛亥革命之后未完成的历史任务，实际上是二次革命。在革命党人看来，这是在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方，完成的唯一一件大事。在中华文化上，当然是重大历史事件。
一、从辛亥革命到溥仪出宫
（一）“文明革命”与“清室优待条件”
近年来关于辛亥革命研究取得新进展。近代史研究专家杨天石先生在《辛亥革命的再研究》中认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中华民国诞生，前后不过80多天。如果从兴中会成立算起，也不过17年。孙中山本人也曾估计，革命大约要30年才能成功。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出奇地迅速，而且代价很小，并没有出现大量死亡过重的场面。用孙中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太过迅速、容易，未曾见有若何牺牲及流血”。
三道谕旨。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廷以“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名义，连发三道谕旨，宣布逊位。第一道，被称为“著为立定共和立宪国体由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事谕旨”；第二道，被称为“著为现将新定国体大小官员均宜慎供职守事谕旨”；第三道，“著为与民军议定优待皇室等条件事谕旨”。第一道也被称为“清帝退位诏书”，第三道即“优待皇室各条件”。
第一道谕旨：
“奉旨：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义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此谕旨现存两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为抄件，文末开列：“内阁总理大臣臣袁”，之后与国家博物馆所藏相同。国博所藏文末“宣统三年”的“三年”上钤“法天古道”章，然后是各位签名。依次为：内阁总理大臣臣袁世凯、署外务大臣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臣赵秉钧、署度支大臣臣绍英（假）、学务大臣臣唐景崇（假）、陆军大臣臣王士珍（假）、署海军大臣臣谭学衡、司法大臣臣沈家本（假）、署农工商大臣臣熙彦、署邮传大臣臣梁士诒、理藩大臣臣达寿。均系本人签名。
档案学家邹爱莲研究揭示：清帝的退位诏，与其他两道懿旨、1912年2月3日授权袁世凯和南京临时政府谈判的诏书，合称《逊清四诏》，后被内阁中书张朝墉收藏。张殁后，由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购得，1975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现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原件向全国公布之前，按照清朝档案管理制度，内阁大臣又将三道懿旨和第二天袁世凯颁发的政府令都作为最重要的上谕档案，全部抄录进《上谕档》，永久保存。这些《上谕档》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对照退位诏的原件和抄录件，除抄录件没有加盖印章和袁世凯签名被简写成“袁”外，其他内容无任何不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文后11位大臣的签名中，绍英、唐景崇、王士珍和沈家本的签名下均注有一“假”字，意指内阁会议当天4人请假。
清室优待条件。第三道谕旨内含“甲、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乙、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丙、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其中甲简称“清皇室优待条件”或迳作“清室优待条件”，开宗明义，特别申明：“今因大清皇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如左”。相关的内容包括：“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也就是仍享受元首待遇。“第二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第三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第七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放弃政权之崇报。统观第一道谕旨，虽是“官样文章”，其中不少话出于无奈，例如“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但有些话却也不乏出自真情，比如“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尤其“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还是诚恳而富感染力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引起越来越多人的重视。我国古代很多经典出自档案，比如《尚书》里的《泰誓》《牧誓》都是演讲稿。总之，清廷主动“逊位”，总比重复以往革命之际，天下大乱、生灵涂炭，社会生产力每每遭受一场大破坏的历史循环进步了许多。民国二年（1913年）隆裕太后逝世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唁电称赞隆裕太后“德至功高，女中尧舜”，太和殿灵堂正中高悬“女中尧舜”题额。（女中尧舜，出自《宋史·英宗宣仁圣烈高皇后传》：“临政九年，朝廷清明，华夏绥定……人以为女中尧舜。”）而1925年北上京师的孙中山先生，透过秘书处给被逐出宫的清室的复函也指出：“民国元年之所以有优待条件者，盖以当时清室既允放弃政权，赞成民治，消除兵争，厚恤民生，故有优待之崇报。” （二）“北京政变”与《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迫贿选总统曹锟下野，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以黄郛为临时执政府“摄政内阁”总理。按照冯玉祥回忆录的披露，解决溥仪出宫问题，是他由来已久的心愿，一旦政变得手便抓紧机会实施。
有计划、有步骤实施。11月4日上午10时，国民军总司令部调故宫及景山内驻军（约1200余人）往北苑，听候改编。11月4日深夜至5日凌晨，临时执政府摄政内阁会议，决议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共五条，其中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并决定，执行者，为京畿警卫司令鹿钟麟、京师警察总监张璧，而以李煜瀛为国民代表会同办理。
（三）溥仪出宫
5日上午9时，京畿警卫司令部将驻神武门外护城河营房警察（共4队，每队约120人）缴械改编。10时，鹿钟麟与清室方面接洽，请溥仪移出宫禁。
关于李煜瀛参与执行溥仪出宫行动，近年有研究者根据《李宗侗自传》或其他资料，加了一些细节，“次日，鹿钟麟、张璧执行任务前，为避嫌，“乃用电话约李（石曾）先生来天安门，告诉他请他作证的意思。李先生慨然应允，乃同入宫。时已九点钟矣。张等已调保安队两队及军士多名分布于神武门外。当时守卫故宫外之护军已调往北苑改编，景山已换国民革命军驻守。”李煜瀛的加入，是摄政内阁会议决议，不可能是鹿、张二人临时起意。事实上，李煜瀛是同盟会时代革命党元老，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4年底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后，因肝癌住院，以手谕成立由李煜瀛、吴稚晖、于右任、李大钊、陈友仁组成的北京政治委员会，处理重要事务。故宫博物院领导人李煜瀛、易培基都是老牌革命党，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执政府通缉他们，并非故宫博物院人士认为的二者毫不相干。
“出宫”周折。按李宗侗《溥仪出宫情形》记叙：鹿钟麟、张璧、李煜瀛至神武门，张等率警察四十余名、军士廿余名，步行由西筒子而入。未到隆宗门即遇内务府大臣绍英等人。绍英等人和溥仪商议后，同意《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但迁往颐和园，需要修理，不是仓促所能办到的事，需容其三个月”。后表示“三个月搬家可以改为一个月”，再将一个月减为十天，最后说“收拾物件需三天可以完毕，到彼时方才可以搬家”。这时李石曾说：“物品不必收拾，有关历史文化之物品，以不搬走为是，因系国宝，不宜归一人一姓，你们今天出去后，只将无职守的太监开去，各宫殿仍旧归原看守人看守，并加封条，以专责成。”这时双方已争辩许久，下午3点多钟，摄政王载沣得溥仪通知来到故宫，感到再坚持不搬已不可能，且有风险，力主即刻出宫。下午4时，“溥仪及他的后妃，后面跟随宫女太监多人，最后是绍英等四人，最后面是摄政王，步行由御花园而出”，乘坐国民军司令部为之预备的汽车，前往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
二、从清室善后委员会到故宫博物院
笔者研究认为，从溥仪出宫起，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公立博物馆的筹办进程即已启动。从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到勒令清室人员出宫，并随即检查封闭各宫殿，一环接一环，时间紧迫但行动按部就班，部署和实施是完善的。而最终宣布成立故宫博物院，形势紧迫，并非水到渠成，但于法有据、合情合理，因此是顺理成章的。这当中有些细节被如今有些研究者忽略或演义了。
（一）从“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到“清室善后委员会”
溥仪出宫时，清室内务府官员交出国玺两方：“皇帝之宝”、“宣统之宝”，谓为代表皇权的“二十五宝”中物，由鹿钟麟送国务院封存。实际上“宣统之宝”当然不在“二十五宝”之列。晚，鹿钟麟与清室内务府商定，由政府与清室合组“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点验清宫公私物品。国务院函聘李煜瀛为委员会委员长。
6日晚，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点验物品开始。
成立故宫博物院的法律依据：“宫禁充作国立博物馆”。溥仪出宫当天，摄政内阁开会，专门讨论溥仪出宫后的善后问题。到11月7日晚12时，摄政内阁正式发布命令，明令日后“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这就成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后来决定成立故宫博物院的法律依据。
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11月14日，临时执政府第3104号《政府公报》，发布《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同时聘请李煜瀛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委员由政府和清室双方人士组成。政府方面9人：汪兆铭（易培基代）、蔡元培（蒋梦麟代）、鹿钟麟、张璧、范源濂、俞同奎、陈垣、沈兼士、葛文濬，清室方面5人：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罗振玉。前者以国民党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坚人物为主。善后委员会于委员之外，设监察员，其中以京师警察厅、京师高等检察厅、北京教育会为法定监察员，又特聘具公信力的社会名流吴稚晖、张继、庄蕴宽三位为监察员。另外，国务院与国务院所属各部院各派二人为助理员到会，以使委员会工作昭信于国人。
（二）点查清宫物品
溥仪出宫后第二天国务院明令设立国立博物馆，因此，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物品，自始就不是简单的财物登记，而是具有了博物馆文物点查登记的属性。而历时一年多点查最终公开出版的煌煌六编28册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就是最好明证。它至今都是故宫博物院追溯院藏文物本源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体现了故宫博物院创始者高瞻远瞩的眼光。
严格点查规则。12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点查清宫物件规则》，并定于23日开始点查。从登记、编号到物品挪动，建立了严格的监督机制和责任制。比如点查工作以不离开物品原摆设之地为原则，如必不得已，须挪动位置者，点查完毕后即须归还原处，无论如何，不得移至所在宫室之门外；每种物品上均须粘贴“委员会特制”之标签，登记物品之名称及件数，凡贵重物品并须详记其特异处，于必要时或用摄影术，或用显微镜观察法，或其他观察法，以防抵换等等。 故宫文物第一次全面清产建账。点查分组进行，从这时起形成故宫文物保管工作一个特殊术语：“出组”。每组设组长一人，下分执行部和胨视部。执行部下有查报物品名目、物品登录、写票、贴票、事务记载、照相等分工。每次出组有“出组单”，每人在上面签名。档案所见，参与此事多为当时社会名流，如吴稚晖、胡适、陈去病、董作宾等。出组时除监视部外，必须有军警参加，但军警不能进宫殿室内。如此形成相互胨督、相互制约的机制。军警随组的规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6月22日，经文化部文物局同意废除。
（三）时局动荡，善后委员会工作受阻
就在清室善后委员会准备点查清宫物品前后，时局发生变化。先是11月6日，段祺瑞通电当局，对勒令逊帝出宫提出不满和异议：8日，张作霖也通电不满。此后不到一个月，冯玉祥被迫出京。12月2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成立，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善后委员会首席委员易培基，于1924年11月10日出任黄郛内阁教育部署总长。到1925年8月1日，兼署总长章士钊宣布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李煜瀛、易培基集会援助女师大进步师生。12月24日，执政府令继续办理女师大，任命易培基为校长。12月31日，北京执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下令修正临时执政府制，增设国务院，以许世英为国务总理，许多国民党籍阁员不肯就职：内务总长于右任坚决请辞；外交总长王正廷、教育总长易培基则表示，“非见到段祺瑞批签下野的电报后，不肯就职。”（《“北方第一人”的北洋时代》，《人民网》2013年6月13日。）这可能就是鲁迅先生称赞的“易先生的学问，道德，尤其是主持公道，同恶势力奋斗的勇气”。自从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历届北洋政府都吸收革命党人参与，但发挥作用极其有限；在革命党人看来，唯有故宫事业是革命党、国民党在北洋政府统治下办成的一件大事业。由此可知故宫博物院事业的艰难曲折。
1928年，李煜瀛（左一）等中央研究院成员在一起
1924年11月22日，善后委员会顶住段祺瑞执政府压力，按原计划举行点查预备会，会上一致通过断然拒绝接受段政府停止点查的命令。23日首次点查，因军警未到未能“出组”，从24日起，点查工作逐日进行。经过一年的努力，宫中大多数地方的物品点查初步竣事，《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内载物品94，000多号，1，170，000多件。
（四）点查清宫物品轶事：老故宫人为什么不会喝酒
从溥仪出宫后不几日即参加故宫工作的单士元回忆：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官物品之初，紧跟着溥仪出宫不久。当时溥仪住的养心殿、婉容住的储秀宫、文绣住的长春宫等处，留下不少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因为这些都不是古物，大家见了开了盒的饼干就吃两片，见了开了瓶的酒也喝两口。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不胜酒力，喝了两口就醉倒了，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善后委员会从此就规定，故宫人不准喝酒，以防损伤文物。那时能进故宫工作不容易。在老北京，到买卖家当伙计一般需要一家“铺保”，就是有一个店铺家替你担保，发生监守自盗后一走了之等事故，人家找铺保算账。进故宫做工，除严格审查之外，还需要两家铺保。因为发生事故，一家铺保是赔不起的。能进故宫工作大多是本分可靠人家的孩子，有了这样的规定，这些孩子自然乖乖听话，管教得一辈子都不喝酒。
至于那“御膳”的味道如何，单老直言，没什么特别，都是外面能见到的牌子，就是从外头商店里买的洋饼干、洋酒。溥仪、婉容生活新潮，重华宫东路漱芳斋里挂着豪华西洋灯具，是他们吃西餐的地方。
（五）故宫博物院成立
政治考量。如前所述，清室善后委员会核心人士都是与北洋政府对立的国民党人，在他们眼中，非尽快成立故宫博物院，使清宫之事成为公认的事实，不足以杜清室和执政府“复辟”之心。根据1924年11月7日摄政内阁命令和《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的规定，1925年9月29日，议决成立“故宫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10月5日，决定5天后的“双十节”故宫博物院正式开幕。
清室善后委员会从成立时，即作为民间组织，以摆脱政局变幻的影响；建院纪念放在双十节，用意是使此日成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之。”
文化建设考量。清室善后委员会核心人士如李煜瀛、易培基，都是有国际视野的先进知识分子和社会知名人士。建设大型国立博物馆，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基本要素。此前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已经促成中国第一座国立博物馆——古物陈列所建立；教育部历史博物馆则在民国元年开始筹建。李煜瀛早年在赴法留学时，在巴黎见到法皇的卢浮宫在法国大革命后改成罗浮博物院，就萌生了在中国结束帝制之后将皇宫改为博物院的设想。
开幕盛况。10月10日下午举行故宫博物院开院典礼。京津各大报都登出了“故宫博物院开幕广告”。开院之日，李石曾手书的“故宫博物院”匾额已高悬在神武门上方，门外搭起了花牌楼。顺贞门内竖起了大幅《全宫略图》。请柬发出了3500份。
下午2时，典礼在乾清宫前隆重举行，由董事庄蕴宽主持。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石曾报告了故宫博物院筹建情形。前摄政内阁总理、董事兼理事黄郛讲话，指出故宫化私为公，成为博物院完全公有，警告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之后，王正廷、蔡廷干、鹿仲麟、于右任、袁良等相继发言，阐述建立故宫博物院的深远意义，吁请各界支持。报载，值此国庆佳节，北京城“万人空巷”，“人们无不向此同一目的涌进故宫，一窥此数千年神秘的蕴藏。”“数千年宫殿尊严，昔为梦想所不可得到者，今则略破悭囊，即允吾人昂首阔步，眺望谈笑于其间。不可谓非新中国成立以来，求治益乱，求合益分之现象中，独此一事，是以差强人意者”。“惟因宫殿穿门别户，曲折重重，人多道窄，汹涌而来，拥挤至不能转侧，殿上几无隙地，万头攒动，游客不由自主矣。”开幕典礼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向国务院及各部院发出通电。
（六）故宫博物院早期建树
以中华文化的悠久而辉煌灿烂，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丰富多彩，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就成为世界著名大博物馆，其意义已毋庸赘述。笔者近年研究认为，故宫博物院缔造者们的重大贡献还有，创院伊始，即确立了新文化的学术方向。驱逐溥仪出宫及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博物院相继成立，与五四运动有必然联系。正是由于有李煜瀛、易培基、庄蕴宽、江瀚等一代德高望重的民主革命元老，才把当时国内一流的五四精英知识分子引入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从领导人到专家队伍，是清一色的革命者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物，而非旧权威、旧文人。如第一批顾问名单里，核心是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如胡适、钱玄同、周树人、沈尹默；或者是革新派人物，如南社诗人陈去病、黄节，文学研究会孙伏园，以及新兴的甲骨文与古文字学家董作宾、魏建功等；博物院成立后加聘的俞平伯、刘半农等也如此。其实当时权威学者尚多，如金石学家曾熙（1861—1930年）、文化学者王国维（1877—1927年），但不在邀请之列。他们自始就树立国际一流博物馆目标，高起点、高视角，“新学术”在故宫博物院很快取得成果。
一、从辛亥革命到溥仪出宫
（一）“文明革命”与“清室优待条件”
近年来关于辛亥革命研究取得新进展。近代史研究专家杨天石先生在《辛亥革命的再研究》中认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长达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是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中华民国诞生，前后不过80多天。如果从兴中会成立算起，也不过17年。孙中山本人也曾估计，革命大约要30年才能成功。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出奇地迅速，而且代价很小，并没有出现大量死亡过重的场面。用孙中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太过迅速、容易，未曾见有若何牺牲及流血”。
三道谕旨。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清廷以“奉旨：朕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名义，连发三道谕旨，宣布逊位。第一道，被称为“著为立定共和立宪国体由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事谕旨”；第二道，被称为“著为现将新定国体大小官员均宜慎供职守事谕旨”；第三道，“著为与民军议定优待皇室等条件事谕旨”。第一道也被称为“清帝退位诏书”，第三道即“优待皇室各条件”。
第一道谕旨：
“奉旨：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义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钦此。”
此谕旨现存两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为抄件，文末开列：“内阁总理大臣臣袁”，之后与国家博物馆所藏相同。国博所藏文末“宣统三年”的“三年”上钤“法天古道”章，然后是各位签名。依次为：内阁总理大臣臣袁世凯、署外务大臣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臣赵秉钧、署度支大臣臣绍英（假）、学务大臣臣唐景崇（假）、陆军大臣臣王士珍（假）、署海军大臣臣谭学衡、司法大臣臣沈家本（假）、署农工商大臣臣熙彦、署邮传大臣臣梁士诒、理藩大臣臣达寿。均系本人签名。
档案学家邹爱莲研究揭示：清帝的退位诏，与其他两道懿旨、1912年2月3日授权袁世凯和南京临时政府谈判的诏书，合称《逊清四诏》，后被内阁中书张朝墉收藏。张殁后，由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购得，1975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现保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原件向全国公布之前，按照清朝档案管理制度，内阁大臣又将三道懿旨和第二天袁世凯颁发的政府令都作为最重要的上谕档案，全部抄录进《上谕档》，永久保存。这些《上谕档》现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对照退位诏的原件和抄录件，除抄录件没有加盖印章和袁世凯签名被简写成“袁”外，其他内容无任何不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文后11位大臣的签名中，绍英、唐景崇、王士珍和沈家本的签名下均注有一“假”字，意指内阁会议当天4人请假。
清室优待条件。第三道谕旨内含“甲、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乙、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丙、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其中甲简称“清皇室优待条件”或迳作“清室优待条件”，开宗明义，特别申明：“今因大清皇帝宣布赞成共和国体，中华民国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条件如左”。相关的内容包括：“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也就是仍享受元首待遇。“第二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第三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第七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放弃政权之崇报。统观第一道谕旨，虽是“官样文章”，其中不少话出于无奈，例如“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但有些话却也不乏出自真情，比如“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尤其“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还是诚恳而富感染力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引起越来越多人的重视。我国古代很多经典出自档案，比如《尚书》里的《泰誓》《牧誓》都是演讲稿。总之，清廷主动“逊位”，总比重复以往革命之际，天下大乱、生灵涂炭，社会生产力每每遭受一场大破坏的历史循环进步了许多。民国二年（1913年）隆裕太后逝世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唁电称赞隆裕太后“德至功高，女中尧舜”，太和殿灵堂正中高悬“女中尧舜”题额。（女中尧舜，出自《宋史·英宗宣仁圣烈高皇后传》：“临政九年，朝廷清明，华夏绥定……人以为女中尧舜。”）而1925年北上京师的孙中山先生，透过秘书处给被逐出宫的清室的复函也指出：“民国元年之所以有优待条件者，盖以当时清室既允放弃政权，赞成民治，消除兵争，厚恤民生，故有优待之崇报。” （二）“北京政变”与《修正清室优待条件》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迫贿选总统曹锟下野，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以黄郛为临时执政府“摄政内阁”总理。按照冯玉祥回忆录的披露，解决溥仪出宫问题，是他由来已久的心愿，一旦政变得手便抓紧机会实施。
有计划、有步骤实施。11月4日上午10时，国民军总司令部调故宫及景山内驻军（约1200余人）往北苑，听候改编。11月4日深夜至5日凌晨，临时执政府摄政内阁会议，决议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共五条，其中第三条：“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并决定，执行者，为京畿警卫司令鹿钟麟、京师警察总监张璧，而以李煜瀛为国民代表会同办理。
（三）溥仪出宫
5日上午9时，京畿警卫司令部将驻神武门外护城河营房警察（共4队，每队约120人）缴械改编。10时，鹿钟麟与清室方面接洽，请溥仪移出宫禁。
关于李煜瀛参与执行溥仪出宫行动，近年有研究者根据《李宗侗自传》或其他资料，加了一些细节，“次日，鹿钟麟、张璧执行任务前，为避嫌，“乃用电话约李（石曾）先生来天安门，告诉他请他作证的意思。李先生慨然应允，乃同入宫。时已九点钟矣。张等已调保安队两队及军士多名分布于神武门外。当时守卫故宫外之护军已调往北苑改编，景山已换国民革命军驻守。”李煜瀛的加入，是摄政内阁会议决议，不可能是鹿、张二人临时起意。事实上，李煜瀛是同盟会时代革命党元老，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4年底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后，因肝癌住院，以手谕成立由李煜瀛、吴稚晖、于右任、李大钊、陈友仁组成的北京政治委员会，处理重要事务。故宫博物院领导人李煜瀛、易培基都是老牌革命党，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段祺瑞执政府通缉他们，并非故宫博物院人士认为的二者毫不相干。
“出宫”周折。按李宗侗《溥仪出宫情形》记叙：鹿钟麟、张璧、李煜瀛至神武门，张等率警察四十余名、军士廿余名，步行由西筒子而入。未到隆宗门即遇内务府大臣绍英等人。绍英等人和溥仪商议后，同意《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但迁往颐和园，需要修理，不是仓促所能办到的事，需容其三个月”。后表示“三个月搬家可以改为一个月”，再将一个月减为十天，最后说“收拾物件需三天可以完毕，到彼时方才可以搬家”。这时李石曾说：“物品不必收拾，有关历史文化之物品，以不搬走为是，因系国宝，不宜归一人一姓，你们今天出去后，只将无职守的太监开去，各宫殿仍旧归原看守人看守，并加封条，以专责成。”这时双方已争辩许久，下午3点多钟，摄政王载沣得溥仪通知来到故宫，感到再坚持不搬已不可能，且有风险，力主即刻出宫。下午4时，“溥仪及他的后妃，后面跟随宫女太监多人，最后是绍英等四人，最后面是摄政王，步行由御花园而出”，乘坐国民军司令部为之预备的汽车，前往后海北岸的醇亲王府。
二、从清室善后委员会到故宫博物院
笔者研究认为，从溥仪出宫起，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公立博物馆的筹办进程即已启动。从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到勒令清室人员出宫，并随即检查封闭各宫殿，一环接一环，时间紧迫但行动按部就班，部署和实施是完善的。而最终宣布成立故宫博物院，形势紧迫，并非水到渠成，但于法有据、合情合理，因此是顺理成章的。这当中有些细节被如今有些研究者忽略或演义了。
（一）从“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到“清室善后委员会”
溥仪出宫时，清室内务府官员交出国玺两方：“皇帝之宝”、“宣统之宝”，谓为代表皇权的“二十五宝”中物，由鹿钟麟送国务院封存。实际上“宣统之宝”当然不在“二十五宝”之列。晚，鹿钟麟与清室内务府商定，由政府与清室合组“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点验清宫公私物品。国务院函聘李煜瀛为委员会委员长。
6日晚，清室古物保管委员会点验物品开始。
成立故宫博物院的法律依据：“宫禁充作国立博物馆”。溥仪出宫当天，摄政内阁开会，专门讨论溥仪出宫后的善后问题。到11月7日晚12时，摄政内阁正式发布命令，明令日后“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这就成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后来决定成立故宫博物院的法律依据。
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11月14日，临时执政府第3104号《政府公报》，发布《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同时聘请李煜瀛为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委员由政府和清室双方人士组成。政府方面9人：汪兆铭（易培基代）、蔡元培（蒋梦麟代）、鹿钟麟、张璧、范源濂、俞同奎、陈垣、沈兼士、葛文濬，清室方面5人：绍英、载润、耆龄、宝熙、罗振玉。前者以国民党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坚人物为主。善后委员会于委员之外，设监察员，其中以京师警察厅、京师高等检察厅、北京教育会为法定监察员，又特聘具公信力的社会名流吴稚晖、张继、庄蕴宽三位为监察员。另外，国务院与国务院所属各部院各派二人为助理员到会，以使委员会工作昭信于国人。
（二）点查清宫物品
溥仪出宫后第二天国务院明令设立国立博物馆，因此，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宫物品，自始就不是简单的财物登记，而是具有了博物馆文物点查登记的属性。而历时一年多点查最终公开出版的煌煌六编28册的《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就是最好明证。它至今都是故宫博物院追溯院藏文物本源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体现了故宫博物院创始者高瞻远瞩的眼光。
严格点查规则。12月20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点查清宫物件规则》，并定于23日开始点查。从登记、编号到物品挪动，建立了严格的监督机制和责任制。比如点查工作以不离开物品原摆设之地为原则，如必不得已，须挪动位置者，点查完毕后即须归还原处，无论如何，不得移至所在宫室之门外；每种物品上均须粘贴“委员会特制”之标签，登记物品之名称及件数，凡贵重物品并须详记其特异处，于必要时或用摄影术，或用显微镜观察法，或其他观察法，以防抵换等等。 故宫文物第一次全面清产建账。点查分组进行，从这时起形成故宫文物保管工作一个特殊术语：“出组”。每组设组长一人，下分执行部和胨视部。执行部下有查报物品名目、物品登录、写票、贴票、事务记载、照相等分工。每次出组有“出组单”，每人在上面签名。档案所见，参与此事多为当时社会名流，如吴稚晖、胡适、陈去病、董作宾等。出组时除监视部外，必须有军警参加，但军警不能进宫殿室内。如此形成相互胨督、相互制约的机制。军警随组的规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6月22日，经文化部文物局同意废除。
（三）时局动荡，善后委员会工作受阻
就在清室善后委员会准备点查清宫物品前后，时局发生变化。先是11月6日，段祺瑞通电当局，对勒令逊帝出宫提出不满和异议：8日，张作霖也通电不满。此后不到一个月，冯玉祥被迫出京。12月2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京成立，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善后委员会首席委员易培基，于1924年11月10日出任黄郛内阁教育部署总长。到1925年8月1日，兼署总长章士钊宣布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李煜瀛、易培基集会援助女师大进步师生。12月24日，执政府令继续办理女师大，任命易培基为校长。12月31日，北京执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下令修正临时执政府制，增设国务院，以许世英为国务总理，许多国民党籍阁员不肯就职：内务总长于右任坚决请辞；外交总长王正廷、教育总长易培基则表示，“非见到段祺瑞批签下野的电报后，不肯就职。”（《“北方第一人”的北洋时代》，《人民网》2013年6月13日。）这可能就是鲁迅先生称赞的“易先生的学问，道德，尤其是主持公道，同恶势力奋斗的勇气”。自从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历届北洋政府都吸收革命党人参与，但发挥作用极其有限；在革命党人看来，唯有故宫事业是革命党、国民党在北洋政府统治下办成的一件大事业。由此可知故宫博物院事业的艰难曲折。
1928年，李煜瀛（左一）等中央研究院成员在一起
1924年11月22日，善后委员会顶住段祺瑞执政府压力，按原计划举行点查预备会，会上一致通过断然拒绝接受段政府停止点查的命令。23日首次点查，因军警未到未能“出组”，从24日起，点查工作逐日进行。经过一年的努力，宫中大多数地方的物品点查初步竣事，《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报告》内载物品94，000多号，1，170，000多件。
（四）点查清宫物品轶事：老故宫人为什么不会喝酒
从溥仪出宫后不几日即参加故宫工作的单士元回忆：清室善后委员会点查清官物品之初，紧跟着溥仪出宫不久。当时溥仪住的养心殿、婉容住的储秀宫、文绣住的长春宫等处，留下不少吃的东西、喝的东西。因为这些都不是古物，大家见了开了盒的饼干就吃两片，见了开了瓶的酒也喝两口。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不胜酒力，喝了两口就醉倒了，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善后委员会从此就规定，故宫人不准喝酒，以防损伤文物。那时能进故宫工作不容易。在老北京，到买卖家当伙计一般需要一家“铺保”，就是有一个店铺家替你担保，发生监守自盗后一走了之等事故，人家找铺保算账。进故宫做工，除严格审查之外，还需要两家铺保。因为发生事故，一家铺保是赔不起的。能进故宫工作大多是本分可靠人家的孩子，有了这样的规定，这些孩子自然乖乖听话，管教得一辈子都不喝酒。
至于那“御膳”的味道如何，单老直言，没什么特别，都是外面能见到的牌子，就是从外头商店里买的洋饼干、洋酒。溥仪、婉容生活新潮，重华宫东路漱芳斋里挂着豪华西洋灯具，是他们吃西餐的地方。
（五）故宫博物院成立
政治考量。如前所述，清室善后委员会核心人士都是与北洋政府对立的国民党人，在他们眼中，非尽快成立故宫博物院，使清宫之事成为公认的事实，不足以杜清室和执政府“复辟”之心。根据1924年11月7日摄政内阁命令和《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的规定，1925年9月29日，议决成立“故宫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10月5日，决定5天后的“双十节”故宫博物院正式开幕。
清室善后委员会从成立时，即作为民间组织，以摆脱政局变幻的影响；建院纪念放在双十节，用意是使此日成为“国庆与博物院之两层纪念，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之。”
文化建设考量。清室善后委员会核心人士如李煜瀛、易培基，都是有国际视野的先进知识分子和社会知名人士。建设大型国立博物馆，是现代文明国家的基本要素。此前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已经促成中国第一座国立博物馆——古物陈列所建立；教育部历史博物馆则在民国元年开始筹建。李煜瀛早年在赴法留学时，在巴黎见到法皇的卢浮宫在法国大革命后改成罗浮博物院，就萌生了在中国结束帝制之后将皇宫改为博物院的设想。
开幕盛况。10月10日下午举行故宫博物院开院典礼。京津各大报都登出了“故宫博物院开幕广告”。开院之日，李石曾手书的“故宫博物院”匾额已高悬在神武门上方，门外搭起了花牌楼。顺贞门内竖起了大幅《全宫略图》。请柬发出了3500份。
下午2时，典礼在乾清宫前隆重举行，由董事庄蕴宽主持。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故宫博物院理事长李石曾报告了故宫博物院筹建情形。前摄政内阁总理、董事兼理事黄郛讲话，指出故宫化私为公，成为博物院完全公有，警告如有破坏博物院者，即为破坏民国之佳节，吾人宜共保卫之。之后，王正廷、蔡廷干、鹿仲麟、于右任、袁良等相继发言，阐述建立故宫博物院的深远意义，吁请各界支持。报载，值此国庆佳节，北京城“万人空巷”，“人们无不向此同一目的涌进故宫，一窥此数千年神秘的蕴藏。”“数千年宫殿尊严，昔为梦想所不可得到者，今则略破悭囊，即允吾人昂首阔步，眺望谈笑于其间。不可谓非新中国成立以来，求治益乱，求合益分之现象中，独此一事，是以差强人意者”。“惟因宫殿穿门别户，曲折重重，人多道窄，汹涌而来，拥挤至不能转侧，殿上几无隙地，万头攒动，游客不由自主矣。”开幕典礼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向国务院及各部院发出通电。
（六）故宫博物院早期建树
以中华文化的悠久而辉煌灿烂，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丰富多彩，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就成为世界著名大博物馆，其意义已毋庸赘述。笔者近年研究认为，故宫博物院缔造者们的重大贡献还有，创院伊始，即确立了新文化的学术方向。驱逐溥仪出宫及清室善后委员会、故宫博物院相继成立，与五四运动有必然联系。正是由于有李煜瀛、易培基、庄蕴宽、江瀚等一代德高望重的民主革命元老，才把当时国内一流的五四精英知识分子引入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从领导人到专家队伍，是清一色的革命者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物，而非旧权威、旧文人。如第一批顾问名单里，核心是五四时期的代表人物，如胡适、钱玄同、周树人、沈尹默；或者是革新派人物，如南社诗人陈去病、黄节，文学研究会孙伏园，以及新兴的甲骨文与古文字学家董作宾、魏建功等；博物院成立后加聘的俞平伯、刘半农等也如此。其实当时权威学者尚多，如金石学家曾熙（1861—1930年）、文化学者王国维（1877—1927年），但不在邀请之列。他们自始就树立国际一流博物馆目标，高起点、高视角，“新学术”在故宫博物院很快取得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