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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宗白华《美学散步》）《兰亭诗》里的王羲之闲逸旷达，《兰亭集序》里的王羲之深情真诚，它们都是王羲之对生命领悟的一部分，合在一起，才能看到王羲之对生命的完整领悟，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人生目的上，都追求优雅脱俗的艺术化，以之突破一时一地一人的生命局促境地，实现对生命的超越。魏晋风度最令人神往之处，就在这里。
一、山水之美与生命之道
《兰亭集序》作为一副书法作品，有“天下第一行书”之誉;作为一篇仅有325字的文学作品，更是优雅深情地传递了作者对生命的思索。“玄心、洞见、妙赏、深情”的魏晋风度，字里行间，绰约可见。充分理解《兰亭集序》，就不能绕过《兰亭诗》。
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会稽山阴城外，风景殊佳的兰亭，一郡主官王羲之主持了一场盛大的聚会，谢安、孙绰、孙统、支遁等人俱与会，可谓名士高僧俱全。与会者列坐曲水两岸，流觞赋诗，共得四言、五言诗37首集为一册，王羲之作《兰亭集序》，孙绰作《兰亭后序》。这些诗，后世统称为“兰亭诗”。如：
春咏登台，亦有临流。怀彼伐木，宿此良俦。修竹荫沼，旋濑萦丘。穿池激湍，连滥觞舟。（孙绰《兰亭诗》）
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萝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响，条鼓鸣音。玄崿吐润，霏雾成阴。（谢万《兰亭诗》）
这样的《兰亭诗》通篇写山水物色，将山水当做审美对象来欣赏描绘，专意于表现山水之美。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兰亭诗》，也多有描写山水的句子，如：“秀薄粲颖，疏松笼崖。游羽扇霄，鳞跃清池。”（王徽之《兰亭诗》）“流风拂枉渚，亭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孙绰《兰亭诗》）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到，会稽的云水青山，在东晋士人的笔下，是一色的爽秀明净、清幽静雅之美。
而王羲之，则在《兰亭集序》的开篇，就将一个安宁恬淡自由自在的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苍山明秀、清流淙淙，翠竹摇曳，清宁平和，这是王羲之眼中的兰亭山水。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山水意识出现得很早，早在《诗经》《楚辞》中，就有山水景物的描写了，但其中的山水，都不过是比兴的媒介、抒情言志的手段或者生活的衬景，旨在烘托气氛，营造意境，实质是艺术手法的选择运用，而不是诗歌的主要内容或者表达主旨，山水并不是独立的审美对象。
将山水纳入审美视域，是东晋士人完成的工作。永嘉南渡之后，偏安政局形成，社会生活逐渐安定，江南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明秀的江南山水得以进入士人的视野并获得持续的关注。王弘之“家贫，而性好山水，求为乌程令”（《宋书·隐逸传》），“许掾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世说新语·栖逸》第十六条）“谢太傅（安）称王脩龄曰：‘司州可与林泽游。’”（《世说新语·赏誉》第一百二十五条）“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第八十八条）从这些记录里，可以明显看出士人与山水的密切关系。啸傲林泉，徜徉山水，放情江海，取逸丘樊，这成为当时士人竭尽所能身体力行的理想生活姿态。在对山水自然的欣赏中，又加上玄风的鼓荡，佛学的兴盛，东晋士人的山水审美思维、审美能力、审美趣味得以培育养成。
我们可以从《兰亭集序》和前述的《兰亭诗》里触摸到时人的妙赏之味。杏花春雨江南，是世人对江南山水的普遍印象。但在王羲之等人的眼里，江南山水最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之处，不在他向，只在山青水清的宁静清朗而已。从前引的序文和诗中，可以看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东晋士人对美的妙赏，不在华艳繁丽、精妙热闹，而在简爽淡静、清新纯粹。这种审美趣味，既是当时玄风吹拂、佛理涉入的結果，也合于士人们以玄对山水的初心。王羲之显然是读过左思《招隐诗》的，“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对左思“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的明白回应。王羲之羡慕过石崇的金谷园雅集，但他组织兰亭聚会时，他对于美的体悟，早与石崇泾渭分明了。石崇喜欢的是“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全晋文》卷三十）的放逸舒适，故而，他笔下的清泉茂林与鸡猪鹅鸭、水碓鱼池一样，只不过是做为娱目欢心的外物而存在的。而王羲之眼中的兰亭山水，其美处乐处，不仅仅在于“极视听之娱”，更是通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欣赏之后，藉此体验宁静和谐、自然同一的生命之道。
二、玄言清淡与生命之道
西晋末永嘉南渡以后，玄风日炽，至东晋，百余年间竟独领风骚。其时，士林风气为尊尚无为、推崇旷达、追求自然。士风裹挟之下，帝王贵胄、政坛显要、士林俊彦，都以玄言清淡为务，时常聚会谈玄论道，讲座辩难，以玄学的目光体察世界，一面寻找发现自然人生乃至日常生活中蕴涵的玄理，一面重视玄谈的语言、音韵、论辩之美，不断在玄谈艺术技巧的发挥上寻求突破。玄言清淡之于当时的名士，已渐变为一种获得或者证明高雅生活情趣的手段，一种获致令誉求声名的方式。甚至，做为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存在于名士们日常行为中。对此，《世说新语》中多有记载。如：
简文为相，事动经年，然后得过。桓公甚患其迟，常加劝勉。太宗曰：“一日万机，那得速！”（《政事》第二十条）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文学》第二十二条）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忭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文学》第四十条）
兰亭聚会的名士们，所畅谈的，自然也应当是老庄玄言，一册《兰亭诗》，绝大部分是“玄言诗”。如：
伊昔先子，有怀春游。契兹言执，寄傲林丘。森森连岭，茫茫原畴。迥霄垂雾，凝泉散流。（谢安《兰亭诗》） 三春陶和气，万物齐一欢。明后欣时丰，驾言映清澜。亹亹德音畅，萧萧遗世难。望岩愧脱屣，临川谢揭竿。（魏滂《兰亭诗》）
驰心域表，寥寥远迈。理感则一，冥然玄会。（庾友《兰亭诗》）
先师有冥藏，安用羁世罗。未若保冲真，齐契箕山阿。（王徽之《兰亭诗》）
这些诗，如前两首，也写到自然风景，或写春风和煦，或写山水清丽，然后写由此所悟的万物齐一的玄理，以庄子的人生精神为旨归。后两首，则干脆与山水游赏全然无涉，直入玄理。当然，其所言的玄理也是由眼前的兰亭山水体悟而得，但其诗旨却总归在谈玄说理，可谓寄意深长。《兰亭诗》中的大多数都是这样抒写玄理的，尽管一些诗篇对玄理的解释借助了山水的形象，但以玄对山水，澄怀观道，对宇宙人生社会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意义思辨，才是诗人的本意。
三、王羲之的生命之道
三月三日为修禊日。修禊又称春禊、祓禊，是古老风俗。汉代应劭把禊列为祀典，“禊，洁也”。（《风俗通义》）指春日万物生长蠢动易生疾病时于水上洗濯防病疗病。《后汉书·礼仪志》对“祓禊”的解释是：“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为大洁。”刘昭作注说：“韩诗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修禊在三国魏以前多在三月上巳日举行，魏以后但在三月三日举行，并渐变为游春踏青的活动。在这样一个祓除不祥求吉祈福的日子，一代名士聚会兰亭，无论怎样游目骋怀、畅叙幽情，总是免不掉对吉凶得失老病生死感喟。
在这样的士风和节序背景之下，王羲之做为聚会的主办者，为诗集做序，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不在文中谈到自己对生命大道的思索。何况，他在六首《兰亭诗》里已经谈起了。
代谢鳞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气载柔。咏彼舞雩，异世同流。乃携齐契，散怀一丘。（王羲之《兰亭诗》）
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陶化非吾因，去来非吾制。宗统竟安在，即顺理自泰。有心未能悟，适足缠利害。未若任所遇，逍遥良辰会。（王羲之《兰亭诗》）
诗或由眼前风景体认玄理，或直写玄思，表现的都是物我齐一、泯于自然的生命境界。与一众《兰亭诗》反复吟咏的全性保真、逍遥自然、万物齐同的诗旨大致无二。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所谈的生命之思，关乎个体在世间的安顿，更有个体精神安宁的找寻。不过，与他在诗中表现出的超脱旷达的玄思大相径庭。《兰亭诗》风格恬淡，因为刻意回避了作者个体的情感变化，读来总是有隔了一层的感觉。而《兰亭集序》却灌注了作者的深情，其对生命的慨叹，千载之下，犹然不断引起读者的思考。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生命由一段一段的喜悲交加连缀而成，其中的悲喜苦乐，转化倏速。“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人生有限，在世的长短不由人定，只能被动接受大化的安排。觉察到生命的这个真相，纵使“极视听之娱”，玄思如涌泉，王羲之终究听到自己另外一个心音，“死生亦大矣！”再思，“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如庄子那样达观终是难以做到的。终不免心潮翻滚，卷起狂澜。“岂不痛哉？”“未尝不临文嗟悼。”“悲夫！”对死亡的强烈忧惧之情终于毫不掩盖地说了出来。
生命化迁的必然性使得对生命的态度问题成为人类最古老的问题之一。同时，也是每一个有情个体都免不掉独自面对的一个普遍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因时代与个体的差异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就是同一个个体，在不同背景之下也会有不一样的思考，甚至同一个个体，在同一境遇下也可能会做出显得矛盾的回答，比如王羲之的序与诗。
王羲之出身高门大族，“雅好服食养性”《晋书·列传第五十（王羲之传）》，“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世说新语·文学》第三十六条）又有坦腹东床的逸事，可谓名士风度俱足。
但是王羲之与一众名士们终究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少时便有美誉，朝庭频召却屡推不就。“吾素自无廊庙志”“不乐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晋书·列传第五十》）永和十一年，更有誓墓辞官之举，“朝庭以其誓苦，亦不复征之”。（《晋书·列传第五十》）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他功名利禄之心淡泊，这与不喜任事却每常作官的名士们不同。
王羲之也曾为官，“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振贷。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忧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晋书·列传第五十》）对于国家大事，如北伐也屡有建议，时间和实践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在其位，谋其政，积极用世，这与大半都是尸位素餐的名士们也不相同。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世说新语·言语》第七十条）可见，便是对于当时的流风，王羲之也有清醒的认识和把握的分寸。这与沉醉玄谈中的名士们又不相同。
这样的王羲之，对于生命当然有自己认真的思考。以老庄为基础的玄学使他的生命观呈现出超越性的一面，表现在《兰亭诗》里，便是崇尚自然、逍遥自在、不以生死为执念，人生也因达观而自适。直面现实的秉性，又给他的生命之思染上深浓的悲哀之情。但生命多艰且有限的焦灼与悲慨并不就意味着眼泪和虚无，恰恰相反，对于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而言，能够焦灼和悲慨，则意味着个体有不断寻找从而突破有限的能力。《兰亭集序》道出了王羲之所寻找到的答案：“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真诚记录下士人们也包括自己彼时的玄心、洞见、妙赏、真情，以创造的形式转化有限的生命。生命有限、诸事无常，今日的鲜润热闹终会成为后世人眼中的陈迹，自己今日的沧桑悲思，古人曾有，后人也会有，虽然个体生命终是过客，但人生代代无穷，诸生命之间，总有相通的情感哲思，这些相通的情思使生命摆脱个体的孤独，同时，超越时间和空间，在某些点上获得永恒。作者召集名士聚会，要求与会者赋诗写心，并结集为书，以之沟通千古情心，可见，作者对于生命的有限做了积极主动的突破，这个突破的创造性在于作者对生命的领悟更偏重于个体真性情的传递与对美的欣赏创造。
显然，这个领悟与儒家以伦理价值为基础的“三不朽”不同，他不要孜孜以求地把握生命，而是强调情感的体验和讲述。他对生命的理解显然是主张从感性上体察的，而不刻意讲求理性上意义的具足。
王羲之在书法艺术不断开拓创造臻至化境，成为书圣，其内在的支撑力量，应该也就是他对生命的这种领悟使然。
参考文献：
[1]余嘉锡著.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
[2]钱志熙著.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3]罗宗强著.魏晉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06.
一、山水之美与生命之道
《兰亭集序》作为一副书法作品，有“天下第一行书”之誉;作为一篇仅有325字的文学作品，更是优雅深情地传递了作者对生命的思索。“玄心、洞见、妙赏、深情”的魏晋风度，字里行间，绰约可见。充分理解《兰亭集序》，就不能绕过《兰亭诗》。
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会稽山阴城外，风景殊佳的兰亭，一郡主官王羲之主持了一场盛大的聚会，谢安、孙绰、孙统、支遁等人俱与会，可谓名士高僧俱全。与会者列坐曲水两岸，流觞赋诗，共得四言、五言诗37首集为一册，王羲之作《兰亭集序》，孙绰作《兰亭后序》。这些诗，后世统称为“兰亭诗”。如：
春咏登台，亦有临流。怀彼伐木，宿此良俦。修竹荫沼，旋濑萦丘。穿池激湍，连滥觞舟。（孙绰《兰亭诗》）
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萝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响，条鼓鸣音。玄崿吐润，霏雾成阴。（谢万《兰亭诗》）
这样的《兰亭诗》通篇写山水物色，将山水当做审美对象来欣赏描绘，专意于表现山水之美。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兰亭诗》，也多有描写山水的句子，如：“秀薄粲颖，疏松笼崖。游羽扇霄，鳞跃清池。”（王徽之《兰亭诗》）“流风拂枉渚，亭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孙绰《兰亭诗》）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到，会稽的云水青山，在东晋士人的笔下，是一色的爽秀明净、清幽静雅之美。
而王羲之，则在《兰亭集序》的开篇，就将一个安宁恬淡自由自在的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苍山明秀、清流淙淙，翠竹摇曳，清宁平和，这是王羲之眼中的兰亭山水。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山水意识出现得很早，早在《诗经》《楚辞》中，就有山水景物的描写了，但其中的山水，都不过是比兴的媒介、抒情言志的手段或者生活的衬景，旨在烘托气氛，营造意境，实质是艺术手法的选择运用，而不是诗歌的主要内容或者表达主旨，山水并不是独立的审美对象。
将山水纳入审美视域，是东晋士人完成的工作。永嘉南渡之后，偏安政局形成，社会生活逐渐安定，江南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明秀的江南山水得以进入士人的视野并获得持续的关注。王弘之“家贫，而性好山水，求为乌程令”（《宋书·隐逸传》），“许掾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世说新语·栖逸》第十六条）“谢太傅（安）称王脩龄曰：‘司州可与林泽游。’”（《世说新语·赏誉》第一百二十五条）“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第八十八条）从这些记录里，可以明显看出士人与山水的密切关系。啸傲林泉，徜徉山水，放情江海，取逸丘樊，这成为当时士人竭尽所能身体力行的理想生活姿态。在对山水自然的欣赏中，又加上玄风的鼓荡，佛学的兴盛，东晋士人的山水审美思维、审美能力、审美趣味得以培育养成。
我们可以从《兰亭集序》和前述的《兰亭诗》里触摸到时人的妙赏之味。杏花春雨江南，是世人对江南山水的普遍印象。但在王羲之等人的眼里，江南山水最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之处，不在他向，只在山青水清的宁静清朗而已。从前引的序文和诗中，可以看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东晋士人对美的妙赏，不在华艳繁丽、精妙热闹，而在简爽淡静、清新纯粹。这种审美趣味，既是当时玄风吹拂、佛理涉入的結果，也合于士人们以玄对山水的初心。王羲之显然是读过左思《招隐诗》的，“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对左思“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的明白回应。王羲之羡慕过石崇的金谷园雅集，但他组织兰亭聚会时，他对于美的体悟，早与石崇泾渭分明了。石崇喜欢的是“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全晋文》卷三十）的放逸舒适，故而，他笔下的清泉茂林与鸡猪鹅鸭、水碓鱼池一样，只不过是做为娱目欢心的外物而存在的。而王羲之眼中的兰亭山水，其美处乐处，不仅仅在于“极视听之娱”，更是通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欣赏之后，藉此体验宁静和谐、自然同一的生命之道。
二、玄言清淡与生命之道
西晋末永嘉南渡以后，玄风日炽，至东晋，百余年间竟独领风骚。其时，士林风气为尊尚无为、推崇旷达、追求自然。士风裹挟之下，帝王贵胄、政坛显要、士林俊彦，都以玄言清淡为务，时常聚会谈玄论道，讲座辩难，以玄学的目光体察世界，一面寻找发现自然人生乃至日常生活中蕴涵的玄理，一面重视玄谈的语言、音韵、论辩之美，不断在玄谈艺术技巧的发挥上寻求突破。玄言清淡之于当时的名士，已渐变为一种获得或者证明高雅生活情趣的手段，一种获致令誉求声名的方式。甚至，做为一项重要的生活内容存在于名士们日常行为中。对此，《世说新语》中多有记载。如：
简文为相，事动经年，然后得过。桓公甚患其迟，常加劝勉。太宗曰：“一日万机，那得速！”（《政事》第二十条）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文学》第二十二条）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忭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文学》第四十条）
兰亭聚会的名士们，所畅谈的，自然也应当是老庄玄言，一册《兰亭诗》，绝大部分是“玄言诗”。如：
伊昔先子，有怀春游。契兹言执，寄傲林丘。森森连岭，茫茫原畴。迥霄垂雾，凝泉散流。（谢安《兰亭诗》） 三春陶和气，万物齐一欢。明后欣时丰，驾言映清澜。亹亹德音畅，萧萧遗世难。望岩愧脱屣，临川谢揭竿。（魏滂《兰亭诗》）
驰心域表，寥寥远迈。理感则一，冥然玄会。（庾友《兰亭诗》）
先师有冥藏，安用羁世罗。未若保冲真，齐契箕山阿。（王徽之《兰亭诗》）
这些诗，如前两首，也写到自然风景，或写春风和煦，或写山水清丽，然后写由此所悟的万物齐一的玄理，以庄子的人生精神为旨归。后两首，则干脆与山水游赏全然无涉，直入玄理。当然，其所言的玄理也是由眼前的兰亭山水体悟而得，但其诗旨却总归在谈玄说理，可谓寄意深长。《兰亭诗》中的大多数都是这样抒写玄理的，尽管一些诗篇对玄理的解释借助了山水的形象，但以玄对山水，澄怀观道，对宇宙人生社会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意义思辨，才是诗人的本意。
三、王羲之的生命之道
三月三日为修禊日。修禊又称春禊、祓禊，是古老风俗。汉代应劭把禊列为祀典，“禊，洁也”。（《风俗通义》）指春日万物生长蠢动易生疾病时于水上洗濯防病疗病。《后汉书·礼仪志》对“祓禊”的解释是：“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为大洁。”刘昭作注说：“韩诗曰郑国之俗，三月上巳溱洧两水之上，招魂续魄，秉兰草祓除不祥。”修禊在三国魏以前多在三月上巳日举行，魏以后但在三月三日举行，并渐变为游春踏青的活动。在这样一个祓除不祥求吉祈福的日子，一代名士聚会兰亭，无论怎样游目骋怀、畅叙幽情，总是免不掉对吉凶得失老病生死感喟。
在这样的士风和节序背景之下，王羲之做为聚会的主办者，为诗集做序，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不在文中谈到自己对生命大道的思索。何况，他在六首《兰亭诗》里已经谈起了。
代谢鳞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气载柔。咏彼舞雩，异世同流。乃携齐契，散怀一丘。（王羲之《兰亭诗》）
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陶化非吾因，去来非吾制。宗统竟安在，即顺理自泰。有心未能悟，适足缠利害。未若任所遇，逍遥良辰会。（王羲之《兰亭诗》）
诗或由眼前风景体认玄理，或直写玄思，表现的都是物我齐一、泯于自然的生命境界。与一众《兰亭诗》反复吟咏的全性保真、逍遥自然、万物齐同的诗旨大致无二。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所谈的生命之思，关乎个体在世间的安顿，更有个体精神安宁的找寻。不过，与他在诗中表现出的超脱旷达的玄思大相径庭。《兰亭诗》风格恬淡，因为刻意回避了作者个体的情感变化，读来总是有隔了一层的感觉。而《兰亭集序》却灌注了作者的深情，其对生命的慨叹，千载之下，犹然不断引起读者的思考。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生命由一段一段的喜悲交加连缀而成，其中的悲喜苦乐，转化倏速。“修短随化，终期于尽”。人生有限，在世的长短不由人定，只能被动接受大化的安排。觉察到生命的这个真相，纵使“极视听之娱”，玄思如涌泉，王羲之终究听到自己另外一个心音，“死生亦大矣！”再思，“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如庄子那样达观终是难以做到的。终不免心潮翻滚，卷起狂澜。“岂不痛哉？”“未尝不临文嗟悼。”“悲夫！”对死亡的强烈忧惧之情终于毫不掩盖地说了出来。
生命化迁的必然性使得对生命的态度问题成为人类最古老的问题之一。同时，也是每一个有情个体都免不掉独自面对的一个普遍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因时代与个体的差异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就是同一个个体，在不同背景之下也会有不一样的思考，甚至同一个个体，在同一境遇下也可能会做出显得矛盾的回答，比如王羲之的序与诗。
王羲之出身高门大族，“雅好服食养性”《晋书·列传第五十（王羲之传）》，“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世说新语·文学》第三十六条）又有坦腹东床的逸事，可谓名士风度俱足。
但是王羲之与一众名士们终究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少时便有美誉，朝庭频召却屡推不就。“吾素自无廊庙志”“不乐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晋书·列传第五十》）永和十一年，更有誓墓辞官之举，“朝庭以其誓苦，亦不复征之”。（《晋书·列传第五十》）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他功名利禄之心淡泊，这与不喜任事却每常作官的名士们不同。
王羲之也曾为官，“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振贷。然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忧甚，羲之每上疏争之，事多见从”。（《晋书·列传第五十》）对于国家大事，如北伐也屡有建议，时间和实践证明了他的远见卓识。在其位，谋其政，积极用世，这与大半都是尸位素餐的名士们也不相同。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世说新语·言语》第七十条）可见，便是对于当时的流风，王羲之也有清醒的认识和把握的分寸。这与沉醉玄谈中的名士们又不相同。
这样的王羲之，对于生命当然有自己认真的思考。以老庄为基础的玄学使他的生命观呈现出超越性的一面，表现在《兰亭诗》里，便是崇尚自然、逍遥自在、不以生死为执念，人生也因达观而自适。直面现实的秉性，又给他的生命之思染上深浓的悲哀之情。但生命多艰且有限的焦灼与悲慨并不就意味着眼泪和虚无，恰恰相反，对于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而言，能够焦灼和悲慨，则意味着个体有不断寻找从而突破有限的能力。《兰亭集序》道出了王羲之所寻找到的答案：“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真诚记录下士人们也包括自己彼时的玄心、洞见、妙赏、真情，以创造的形式转化有限的生命。生命有限、诸事无常，今日的鲜润热闹终会成为后世人眼中的陈迹，自己今日的沧桑悲思，古人曾有，后人也会有，虽然个体生命终是过客，但人生代代无穷，诸生命之间，总有相通的情感哲思，这些相通的情思使生命摆脱个体的孤独，同时，超越时间和空间，在某些点上获得永恒。作者召集名士聚会，要求与会者赋诗写心，并结集为书，以之沟通千古情心，可见，作者对于生命的有限做了积极主动的突破，这个突破的创造性在于作者对生命的领悟更偏重于个体真性情的传递与对美的欣赏创造。
显然，这个领悟与儒家以伦理价值为基础的“三不朽”不同，他不要孜孜以求地把握生命，而是强调情感的体验和讲述。他对生命的理解显然是主张从感性上体察的，而不刻意讲求理性上意义的具足。
王羲之在书法艺术不断开拓创造臻至化境，成为书圣，其内在的支撑力量，应该也就是他对生命的这种领悟使然。
参考文献：
[1]余嘉锡著.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
[2]钱志熙著.唐前生命观和文学生命主题.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3]罗宗强著.魏晉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