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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布若威的《制造同意》一书为我们解答了“工人们为什么这么努力地工作”这个问题。将选取此书中的“作为游戏的劳动过程”这一章节，陈述其主要内容并谈谈阅读感受。“赶工游戏”在工业生产之外的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中也是存在的，另外，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赶工游戏”。
关键词：制造同意；赶工游戏；学分制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5-0196-02
一、主要内容陈述
《制造同意》是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布若威关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一本重要著作，他主要采用民族志的参与观察法，选取芝加哥的一个农业生产设备的公司作为其田野工作的场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解释他提出的问题：“工人们为什么这么努力地工作？”布若威的研究揭示出，恰恰是工人自发的同意与资本主义微妙的强制，二者的结合塑造了生产行为。内部劳动市场与内部国家的运作是“制造同意”的两大重要机制。①本书的特色在于，布若威做了精致的历史比较，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和特色在于“同时取得并掩饰剩余价值”（secure and obscure surplus），剩余价值的取得与实现是资本主义利润的来源，而对剩余价值的掩饰则是其合法性的基础。自从布若威的著作问世以来，工作社会学改变了以往的提问方式，即其核心问题成为工人如何自发性地接受资本主义所安排的秩序，变成剥削和压迫他们自己生产秩序的帮凶，而不是采取反抗的立场和态度。
本文主要结合书中第五章“作为游戏的劳动过程”进行阐述和评论。根据自己的理解，笔者总结了布若威在这一章中的主要观点：
首先，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赶工游戏”（the game of making out）进行较为清楚的阐述。在书中，布若威提到，古典的“工厂专制主义”已经过时，单纯依靠“强制力”已无法形塑生产秩序。自愿性服从（voluntary servitude）应运而生：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中，工人自发地接受生产秩序，投身于资本主义利润的生产。驱动工人进行生产更多地是一种内部“自愿性服从”而非外部力量的压制。生产已经成为一种共时性生产，工人变成了剥削自己的帮凶。“赶工游戏”可以帮助工人度过冗长乏味的工作时间，这是个人能力的体现，是工作团体的表演，可以取得团体的认同，遵从团体规范，是对管理阶层展现实力的方式，也是击败工程管理部门的象征。赶工游戏对于生产的意义在于，一旦参与其中，劳动就不质疑游戏规则即资本主义生产规则本身，并且积极的参与生产，劳动过程因此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掩饰作用。同时，这一游戏能够进行下去有一个底线，即工人能够获得的最低工资与资本家能够获得的最低利润空间。书中多次提到，在联合公司，操作工生产零件数的最高上限是140%，超过这个限额便不被接受。而工人只要能保证最基本的生存，他们便不会轻易撤离游戏。
其次，资方通过基于个体的而不是集体的努力程度的薪酬体系，把工人的利益建构成个人利益，转移矛盾。当利益个人化的时候，矛盾就变成了工人之间的竞争，从而淡化了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就是剩余价值的掩饰，这对缓和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是颇为有用的。布若威在书中提到，他所在的联合公司的操作工一直抱怨被公司“压榨”，开始他以为这与剥削有关，后来他才知道他们抱怨的是公司没有提供必需的条件来进行超额的游戏[1]90。可见，工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被工厂压榨剥削，他们将不满的矛头指向了生产本身。他们是可悲的，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真正应该反抗的是资本主义。
再次，刺激工人参与到超额游戏中的不只是金钱的诱惑，他们同样也看重声望。布若威在书中写道“……不过，只要车间里没有动机危机，他们就会持续上缴140%的产量。即只要其他人仍在为达到125%而奋斗，他们就保持在声望阶梯的顶端”[1]97，可见，权利和地位对于工人来说也同样重要，尽管这种权力或者地位仅仅是相对的。
最后，作为游戏的劳动过程能够维持的一个原因是资方“通过持续的施加压迫，即通过解雇那些不能达到给定配额的工人”[1]90，对于这种压迫，工人是无计可施的，他们需要生存，尽管他们能够获得的收入少的可怜。而现代社会追求高效率，流水线作业，使得工人技能缺失，即使换了工厂，他们做的还是同样的工作，获得的还是同样的报酬，他们无法改变的命运。同时在资本主义这个大环境下，他们还是同样会受到压榨，因此，同意的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可能。
二、“赶工游戏”是一种异化现象
迈克尔·布若威跳出了以往学者们只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要批判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的圈子，发现了“赶工游戏”使得工人们自发性地接受资本主义所安排的秩序，变成剥削和压迫他们自己生产秩序的帮凶。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赶工游戏”似乎是人们被工作所异化的一个表现。在西美尔看来，异化的实质是“我们的个人能力无法跟上客观文化扩展的步伐，我们注定越来越不了解我们所创造的世界，而且越来越被我们创造的世界所控制。”[2]103在这里，工作即是客观文化。人们之所以工作，本来是希望通过工作这一手段谋得生存或者更好的生活，同时人们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工作强度和长度的。然而，被异化的工人却如机器般失去了人的意识，他们只知道“计件工资”只知道他们生产的越多，就越会在游戏中获胜。或者说，他们别无选择，马达启动了，他们就要不停的运转。布若威在书中讲述了他和罗伊“第一次进入车间时都带有的对超额的蔑视”，而最后“都沉迷于这场游戏并且变成了热心的玩家”[1]95。在“赶工游戏”的激励下，不停的加班、激烈的竞争已经让人们无暇考虑自己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生活的真谛到底是什么，人们已经完全被工作所控制了，失去了作为人最珍贵的东西。
三、“赶工游戏”无处不在
布若威认为“霸权生产政治的特征是工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1]17，说明了劳动压榨同市场经济一样，不姓“资”，也不姓“社”，凡有工业的国家和地区就会出现类似“霸权生产政治”的劳动压榨现象。前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富士康连跳事件”，正是资方对工人的不断压榨和非人性化管理所造成的后果的外在表现，而此事件的发生地正是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其实，“赶工游戏”不仅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中都存在，在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这种现象的影子。因为，当今社会是一个竞争激烈、提倡效率的社会，而竞争和效率正是“赶工游戏”的内核所在。下面，笔者将以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为例，向大家展示高校中的“赶工游戏”。
众所周知，高校对学生的考核是通过“学分制度”来进行的。世界上几乎各个大学中都存在这种“学分制度”，只不过在具体的操作上有所不同。以××大学为例，这个“学分制度”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素质分，即学生各门课程所得的分数；第二部分是操行评定分，即学生的道德素质、待人接物以及平时参加集体活动所得的分数，这一部分又分为自我评定、同学互评和辅导员评定；第三部分是综合素质分，即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及所获奖励的分数。当然，这三部分学分还需要经过一个比例换算的过程才能得出学生最后所得的分数，由于此过程与本文内容关联不大，故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作为一名在读大学生，笔者能够切身的体会到这种“学分制度”带给大多数学生一个什么样的大学生活：大部分学生平常基本不看课本甚至常有旷课的现象，但是每逢期末临近学生们都会要求老师划重点，划范围，然后捧着书拼命的背。即使他们知道这样靠最后突击的背书并不是学知识的良好方法，但是他们仍然会乐此不疲的去上自习、去背书（当然，这只是国内高校文科专业的普遍现象，理工科专业可能有所不同）；学生们为了发展素质分也是着实费了一番心力，有些学生在刚入大学的时候专门向学长学姐请教加入哪个社团可以加发展分、参加哪类活动可以加发展素质分，其功利倾向可见一斑。学生们之所以会对各种各样的学分如此感兴趣，关键还是在于这些分数背后所附带的利益。由此，学生之间展开了一项关于学分的“赶工游戏”。
作为学校考核学生的主要标准，学分关系到学生在学校所能获得的各种各样的资源，如奖学金、外出交流、保送研究生等等。不可否认，学习成绩好、学分高的同学的确因为自己在此方面的努力获取了学校提供的很多机会，并且也受到了自己身边的同学的羡慕。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学分制度”原本是高校用以考核学生的手段，但最后在学生的“赶工游戏”之下却变成了学生们进入大学的目的，产生了所谓的“目标置换”。这样一来，本来应该纯洁自由的大学生、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已全然变质，学生们最终成为了“压榨”他们自己的工具和机器。
当然，高校的“学分制度”只是“赶工游戏”在工业生产之外的社会领域中存在的一个例子，其他的领域中也存在着“赶工游戏”的现象，例如，销售人员围绕以销售业绩展开的“赶工游戏”，教师职称评定以发表论文数展开的“赶工游戏”等等。
小结
迈克尔·布若威在《制造同意》中，通过“作为游戏的劳动过程”这一章节为我们论述了工人之所以努力工作的关键原因之一——“赶工游戏”。这种“赶工游戏”不仅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是存在的；它不仅存在于工业生产之中，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它的影子。这种注重竞争和效率的“赶工游戏”固然可以带来巨大的利益和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警惕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例如异化、不注重人性等等。对此，笔者认为“赶工游戏”的存在并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发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没有更加完善的制度出现之前，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赶工游戏”，既看到其合理的一面，也应该看到其不合理的一面。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每个人的生命都很短暂，追求幸福和快乐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权力和金钱亦不能成为生活的主题。短暂的岁月里，我们要牢牢把握自己的命运，要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意愿把握我们的生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只要我们勇敢的选择，大胆的挑战，生活永远是美好的。做机器还是做自己，相信我们已经了然于胸。
参考文献：
[1]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候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2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制造同意；赶工游戏；学分制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5-0196-02
一、主要内容陈述
《制造同意》是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布若威关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一本重要著作，他主要采用民族志的参与观察法，选取芝加哥的一个农业生产设备的公司作为其田野工作的场地，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解释他提出的问题：“工人们为什么这么努力地工作？”布若威的研究揭示出，恰恰是工人自发的同意与资本主义微妙的强制，二者的结合塑造了生产行为。内部劳动市场与内部国家的运作是“制造同意”的两大重要机制。①本书的特色在于，布若威做了精致的历史比较，认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和特色在于“同时取得并掩饰剩余价值”（secure and obscure surplus），剩余价值的取得与实现是资本主义利润的来源，而对剩余价值的掩饰则是其合法性的基础。自从布若威的著作问世以来，工作社会学改变了以往的提问方式，即其核心问题成为工人如何自发性地接受资本主义所安排的秩序，变成剥削和压迫他们自己生产秩序的帮凶，而不是采取反抗的立场和态度。
本文主要结合书中第五章“作为游戏的劳动过程”进行阐述和评论。根据自己的理解，笔者总结了布若威在这一章中的主要观点：
首先，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赶工游戏”（the game of making out）进行较为清楚的阐述。在书中，布若威提到，古典的“工厂专制主义”已经过时，单纯依靠“强制力”已无法形塑生产秩序。自愿性服从（voluntary servitude）应运而生：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中，工人自发地接受生产秩序，投身于资本主义利润的生产。驱动工人进行生产更多地是一种内部“自愿性服从”而非外部力量的压制。生产已经成为一种共时性生产，工人变成了剥削自己的帮凶。“赶工游戏”可以帮助工人度过冗长乏味的工作时间，这是个人能力的体现，是工作团体的表演，可以取得团体的认同，遵从团体规范，是对管理阶层展现实力的方式，也是击败工程管理部门的象征。赶工游戏对于生产的意义在于，一旦参与其中，劳动就不质疑游戏规则即资本主义生产规则本身，并且积极的参与生产，劳动过程因此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掩饰作用。同时，这一游戏能够进行下去有一个底线，即工人能够获得的最低工资与资本家能够获得的最低利润空间。书中多次提到，在联合公司，操作工生产零件数的最高上限是140%，超过这个限额便不被接受。而工人只要能保证最基本的生存，他们便不会轻易撤离游戏。
其次，资方通过基于个体的而不是集体的努力程度的薪酬体系，把工人的利益建构成个人利益，转移矛盾。当利益个人化的时候，矛盾就变成了工人之间的竞争，从而淡化了劳方与资方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就是剩余价值的掩饰，这对缓和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是颇为有用的。布若威在书中提到，他所在的联合公司的操作工一直抱怨被公司“压榨”，开始他以为这与剥削有关，后来他才知道他们抱怨的是公司没有提供必需的条件来进行超额的游戏[1]90。可见，工人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被工厂压榨剥削，他们将不满的矛头指向了生产本身。他们是可悲的，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真正应该反抗的是资本主义。
再次，刺激工人参与到超额游戏中的不只是金钱的诱惑，他们同样也看重声望。布若威在书中写道“……不过，只要车间里没有动机危机，他们就会持续上缴140%的产量。即只要其他人仍在为达到125%而奋斗，他们就保持在声望阶梯的顶端”[1]97，可见，权利和地位对于工人来说也同样重要，尽管这种权力或者地位仅仅是相对的。
最后，作为游戏的劳动过程能够维持的一个原因是资方“通过持续的施加压迫，即通过解雇那些不能达到给定配额的工人”[1]90，对于这种压迫，工人是无计可施的，他们需要生存，尽管他们能够获得的收入少的可怜。而现代社会追求高效率，流水线作业，使得工人技能缺失，即使换了工厂，他们做的还是同样的工作，获得的还是同样的报酬，他们无法改变的命运。同时在资本主义这个大环境下，他们还是同样会受到压榨，因此，同意的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可能。
二、“赶工游戏”是一种异化现象
迈克尔·布若威跳出了以往学者们只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要批判资本家对工人的压榨的圈子，发现了“赶工游戏”使得工人们自发性地接受资本主义所安排的秩序，变成剥削和压迫他们自己生产秩序的帮凶。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种“赶工游戏”似乎是人们被工作所异化的一个表现。在西美尔看来，异化的实质是“我们的个人能力无法跟上客观文化扩展的步伐，我们注定越来越不了解我们所创造的世界，而且越来越被我们创造的世界所控制。”[2]103在这里，工作即是客观文化。人们之所以工作，本来是希望通过工作这一手段谋得生存或者更好的生活，同时人们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工作强度和长度的。然而，被异化的工人却如机器般失去了人的意识，他们只知道“计件工资”只知道他们生产的越多，就越会在游戏中获胜。或者说，他们别无选择，马达启动了，他们就要不停的运转。布若威在书中讲述了他和罗伊“第一次进入车间时都带有的对超额的蔑视”，而最后“都沉迷于这场游戏并且变成了热心的玩家”[1]95。在“赶工游戏”的激励下，不停的加班、激烈的竞争已经让人们无暇考虑自己工作究竟是为了什么，生活的真谛到底是什么，人们已经完全被工作所控制了，失去了作为人最珍贵的东西。
三、“赶工游戏”无处不在
布若威认为“霸权生产政治的特征是工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1]17，说明了劳动压榨同市场经济一样，不姓“资”，也不姓“社”，凡有工业的国家和地区就会出现类似“霸权生产政治”的劳动压榨现象。前一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富士康连跳事件”，正是资方对工人的不断压榨和非人性化管理所造成的后果的外在表现，而此事件的发生地正是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其实，“赶工游戏”不仅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中都存在，在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这种现象的影子。因为，当今社会是一个竞争激烈、提倡效率的社会，而竞争和效率正是“赶工游戏”的内核所在。下面，笔者将以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为例，向大家展示高校中的“赶工游戏”。
众所周知，高校对学生的考核是通过“学分制度”来进行的。世界上几乎各个大学中都存在这种“学分制度”，只不过在具体的操作上有所不同。以××大学为例，这个“学分制度”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素质分，即学生各门课程所得的分数；第二部分是操行评定分，即学生的道德素质、待人接物以及平时参加集体活动所得的分数，这一部分又分为自我评定、同学互评和辅导员评定；第三部分是综合素质分，即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及所获奖励的分数。当然，这三部分学分还需要经过一个比例换算的过程才能得出学生最后所得的分数，由于此过程与本文内容关联不大，故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作为一名在读大学生，笔者能够切身的体会到这种“学分制度”带给大多数学生一个什么样的大学生活：大部分学生平常基本不看课本甚至常有旷课的现象，但是每逢期末临近学生们都会要求老师划重点，划范围，然后捧着书拼命的背。即使他们知道这样靠最后突击的背书并不是学知识的良好方法，但是他们仍然会乐此不疲的去上自习、去背书（当然，这只是国内高校文科专业的普遍现象，理工科专业可能有所不同）；学生们为了发展素质分也是着实费了一番心力，有些学生在刚入大学的时候专门向学长学姐请教加入哪个社团可以加发展分、参加哪类活动可以加发展素质分，其功利倾向可见一斑。学生们之所以会对各种各样的学分如此感兴趣，关键还是在于这些分数背后所附带的利益。由此，学生之间展开了一项关于学分的“赶工游戏”。
作为学校考核学生的主要标准，学分关系到学生在学校所能获得的各种各样的资源，如奖学金、外出交流、保送研究生等等。不可否认，学习成绩好、学分高的同学的确因为自己在此方面的努力获取了学校提供的很多机会，并且也受到了自己身边的同学的羡慕。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学分制度”原本是高校用以考核学生的手段，但最后在学生的“赶工游戏”之下却变成了学生们进入大学的目的，产生了所谓的“目标置换”。这样一来，本来应该纯洁自由的大学生、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已全然变质，学生们最终成为了“压榨”他们自己的工具和机器。
当然，高校的“学分制度”只是“赶工游戏”在工业生产之外的社会领域中存在的一个例子，其他的领域中也存在着“赶工游戏”的现象，例如，销售人员围绕以销售业绩展开的“赶工游戏”，教师职称评定以发表论文数展开的“赶工游戏”等等。
小结
迈克尔·布若威在《制造同意》中，通过“作为游戏的劳动过程”这一章节为我们论述了工人之所以努力工作的关键原因之一——“赶工游戏”。这种“赶工游戏”不仅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是存在的；它不仅存在于工业生产之中，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它的影子。这种注重竞争和效率的“赶工游戏”固然可以带来巨大的利益和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警惕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例如异化、不注重人性等等。对此，笔者认为“赶工游戏”的存在并且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发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没有更加完善的制度出现之前，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赶工游戏”，既看到其合理的一面，也应该看到其不合理的一面。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每个人的生命都很短暂，追求幸福和快乐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权力和金钱亦不能成为生活的主题。短暂的岁月里，我们要牢牢把握自己的命运，要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意愿把握我们的生活，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只要我们勇敢的选择，大胆的挑战，生活永远是美好的。做机器还是做自己，相信我们已经了然于胸。
参考文献：
[1]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候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2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