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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检察官在境外是没有执法权的，即便知道了嫌疑人的位置，也不能直接把人抓回来，直接抓就会侵犯他国司法主权，所以边境追逃急盼一条更高效、快捷的司法协助途径来解决问题
迫
使在逃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是追逃工作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策略。嫌疑人犯罪后一旦潜逃境外，检察机关开展追逃工作往往需要通过外交途径向在逃人员所在国家提出司法协助请求，这一程序往往耗时长、效率低、成本高，实施起来要完全依靠在逃人员所在国的重视力度，结果难以预见。
“对于边境城市的司法机关来说，涉外案件时有发生，往往查清了嫌疑人在境外的落脚点后，却又无能为力，无法过境直接实施缉捕，如何探索出一条跨境司法协助新路径，司法实践中亟盼解决。黑龙江省检察院大要案侦查指挥中心副主任韩非接受记者时如是说。
黑龙江省首例境外追逃成功案例
当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人们还沉浸在梦乡的时候，中国的边陲之城绥芬河已经迎来了第一缕霞光，伴随着火车汽笛的一声长鸣，一列国际列车正缓缓离开绥芬河市，开向俄罗斯的远东重镇。一支由绥芬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房金利带队的“经贸考察团”，正秘密随车赴俄，他们身上肩负着一场特殊的跨国追逃劝返使命。
“此案是黑龙江省检察系统有史以来首例境外追逃缉捕的成功案例。回顾这次境外司法协助活动，境外追逃要克服语言不通、身份不便、环境不熟的诸多不利因素，面对复杂的环境，需要灵活多变、”绥芬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房金利接受记者回忆起追逃经过。
2009年6月，绥芬河市检察院在查办一起涉嫌滥用职权的案件中，发现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刘铭星于2006年4月至7月间，擅自将保管的空白《绥芬河市城市建设（征）拨用土地申请书》先后3次给张某、李某两人，张、李二人利用这些空白的申请书先后骗取了5套动迁补偿房，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多万元。2009年6月9日，绥芬河市检察院以滥用职权罪对刘铭星立案，但侦查员发现犯罪嫌疑人刘铭星已于2008年9月通过绥芬河口岸进入了俄罗斯境内。
绥芬河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与俄罗斯远东最发达的滨海边疆区接壤，边境线长 27.5 公里，素有“中国沿边开放第一口岸”之称。近年来，随着绥芬河经济日益繁荣，中俄贸易不断发展，双方人员经贸往来不断增加，这也为一些职务犯罪嫌疑人潜逃至俄罗斯境内客观上提供了地理便利条件。
嫌疑人张某、李某已经到案，而涉嫌滥用职权的主犯刘铭星此时身在国外，难道说案件要进入“死胡同”？刘铭星能否及时归案将直接影响到案件能否顺利诉讼，如何才能使其尽快到案？绥芬河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对案情进行了细致分析和充分讨论——如果正常的引渡或遣返途径，所采用的外交程序烦琐、时间较长，不利于检察机关及时地查办职务犯罪，最终极有可能会导致案件的久拖不结。
能不能打破常规，走出国门，探索出一条便利、快捷的区域司法协助新方式？如果真的需要我们检察官走出国门，该做哪些准备？……通过研判整个案情，结合获取的相应线索，绥芬河市检察院决定把劝返刘铭星主动回国投案作为主要办案方向。之所以如此决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自上世纪90年代初，绥芬河市检察院与俄方边境检察机关经常互通有无，交流经验，互相学习，双方彼此之间结下了很深厚的工作情谊和私人友谊，可以充分发挥这些优势，积极探索区域司法协助的新方式。
境外劝返需破解三个难题
如何在俄罗斯找到刘铭星，是摆在追逃小组面前的第一个难题。亲属可能会知晓刘铭星的下落，侦查人员将工作重点放在刘铭星的妻子身上。起初，对于检察官的到访，刘铭星妻子表现出极其厌烦的情绪，追逃小组分析，这种厌烦、焦躁的情绪恰恰暴露出刘铭星妻子企图掩盖真相的心理，追逃小组立即组织两名善做思想工作的检察官，对刘铭星的妻子及其亲属做工作。
说服刘铭星的妻子及其亲属的同时，追逃小组采取“两条腿走路”的策略。通过对现有线索进行认真仔细的梳理，结合绥芬河市地处东北亚经济圈中心地带，很多中国人到俄罗斯经商或者打工这一地缘特点，侦查人员分析刘铭星很可能像许多绥芬河人一样在远东地区，而在远东地区的绥芬河人又以在波格拉尼齐内市和乌苏里斯克市居多。绥芬河市检察院凭借多年来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地区司法机关的密切关系，将刘铭星的个人基本信息用电子邮件发到了俄罗斯的波格拉尼齐内市和乌苏里斯克市的检察机关，请求俄方检察机关协助查找刘铭星的下落。
追逃小组一方面向刘铭星的家属表明检察机关的“追逃”决心，另一方面充分阐明了主动投案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等刑事政策，刘铭星的妻子从开始的拒绝配合，慢慢地转变态度，同意规劝刘铭星主动回国投案。在刘妻的帮助下，追逃小组与刘铭星取得了联系，刘铭星最终同意投案自首，但有顾虑的他也许是为了考验检察机关的诚意，他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请求在其所在的乌苏里斯克市进行投案。
第一个难题刚解决掉，就出现了第二个难题——如何在俄罗斯接受主动投案？这是办案检察官以前从未遇到过的现实问题，考验着检察机关的业务素能和决策智慧。
經过向上级院请示，追逃小组决定根据利用绥芬河市便利的出入境条件，派员以因私的方式出境，再通过俄罗斯的司法机关的协助，跨境接受投案。考虑到刘铭星的心理可能出现变化，绥芬河市检察院在第一时间与乌苏里斯克市的检察院取得联系，希望他们能够进一步核实刘铭星所述情况。俄方检察机关很快传来了消息，刘铭星在2008年9月到俄后，一直在俄罗斯波格拉尼齐内、乌苏里斯克两市工作，现正在乌苏里斯克市远郊外的一个林场工作。
随之而来第三个难题又出现了——谁能堪此重任？“外事无小事”，跨国劝返，如果人员安排不当，对突发事件处置不力会不会给国家造成负面影响？如何既不影响中俄外交关系，又灵活、务实开展合作？这些问题都将是追逃小组要面对的又一个难题。
这时，大伙心里其实有了一个最合适的人选、副检察长房金利。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的房金利从事检察工作多年，是名副其实的司法协助工作专家。而且，房金利对俄罗斯滨海边疆地区有着很深的了解，一直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地区检察机关的有着很好的工作关系和私人感情，如果由他率队出境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009年6月22日，房金利和王星带领翻译人员出境，当天便来到乌苏里斯克市，与当地的检察院和警察局的司法同行们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交流，表达了请俄方进行帮助的请求。乌苏里斯克市的俄罗斯司法同行们对于中国绥芬河的检察官们的到来十分欢迎，在充分听取了关于刘铭星的案情和了解此人在俄罗斯境内的生活情况后，表示愿意在双方司法独立、互相尊重、互相配合的情况下帮助中国的检察官们完成此次对俄之行的任务。
次日，在俄罗斯检察官和警官的配合下，房金利等人驱车赶往距乌苏里斯克市600多公里的一个林场接受刘铭星的投案，并向其详细解释了相关刑事政策。刘铭星也长舒了一口气，很佩服检察官信守承诺，在异国他乡的一个偏远乡村接受自己投案，当即表示要积极主动配合检察机关工作，最大程度地为自己争取从轻、减轻处罚的机会。2009年6月25日，刘铭星成功被带回到中国境内。
开拓境外追逃工作的新渠道
“境外追逃，首先是要找人，找到嫌疑人的落脚点，找到人后还得想办法把嫌疑人追回国内。中国的检察官在境外是没有执法权的，即便知道了嫌疑人的位置，也不能直接把人抓回来，直接抓就会侵犯他国司法主权，所以边境追逃急盼一条更高效、快捷的司法协助途径来解决问题。”房金利告诉记者。
“现有的司法协助机制是由发生涉外案件基层院逐级上报给最高人民检察院，再由高检院通报至俄罗斯联邦高检院，俄罗斯联邦最高检再逐级下发到俄方检察机关基层院这一路径，手续繁琐，时间长，效率低，等程序一走完，嫌疑人恐怕早已没了踪影。”房金利坦言，对于基层检察机关而言，境外追逃面临诸多困惑。
“一旦遇到境外抓捕，由于被抓捕对象是动态的，由国家路径去实施效率不高，对于中方而言，严重影响诉讼时限，往往造成案件流产。”绥芬河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安昌林告诉记者，基层检察院的涉外追逃案件案值一般不是很大，如果走国家路径追逃追赃，未必能引起俄方等嫌疑人潜逃国的重视。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边境地区检察机关与相邻国家的司法机关相互进行司法合作，在不违背有关条约、协议和我国法律的前提下，可以按照惯例或者有关规定进行，但应当报送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边境地区检察机关与相邻国家的司法机关进行司法合作，可以视情况就双方办案过程中的具体事务作出安排，开展友好往来活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黑龙江省边境的一些检察机关正通过加强与毗邻国家司法机关或执法机关的联系，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开展刑事司法协助活动，努力探索出在追逃嫌疑人方面一些便捷、快速、灵活等优势。
据韩非介绍，黑龙江省检察机关一方面依据中俄双方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引渡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合作协议》等法律文件，与俄罗斯检察机关开展边境地区执法合作；另一方面在中俄边境地区检察机关已签署四个《会晤纪要》的基础上，主动加强与相邻俄边境地区检察机关的工作交流与联系，直接建立中俄边境地区执法合作的沟通联络渠道，提高了执法合作效率。
据了解，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边境线长达2981公里，分别与俄罗斯的五个州区、15个边境口岸相邻，可乘飞机直达莫斯科、哈巴罗夫斯克等多个城市。“便利的地理位置为国内一些外逃人员提供了地理条件，而边境检察机关如何积极发挥地缘优势，充分利用与邻国执法部门签署的条约、协议、会晤纪要和长期合作中建立的良好关系，努力开拓境外追逃、追赃、取证工作的新渠道，这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探索，在国家层面需要立法支持。”房金利说。
“比如位于中国边境的绥芬河市检察院、东宁县检察院均通过友好交流渠道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检察院、滨海边疆区检察院建立良好关系。”房金利告诉记者，边境地区检察机关在开展司法合作过程中，既要十分注意依法办事，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和互惠原则，又要做到不损害我国国家利益、不违背我国外交政策、不影响我国与邻国外交关系，灵活、务实地开展合作。
韩非举例说，在涉俄个案协查范围方面，目前黑龙江省检察院与赤塔州检察院、阿穆尔州检察院、犹太自治州检察院、哈巴罗夫斯克边疆检察院、滨海边疆检察院（以下简称三州两区检察院）以及远东交通运输检察院，相互发生在边境地区的刑事案件，直接合作办理个案协查业务。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司法协助办公室具体负责指导涉俄案件协查工作。省院司法协助办公室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国际合作局和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省院司法协助办公室负责我省涉俄边境三州两区内发生刑事案件协查的对外联络、管理、协调、审查和办理工作。” 韓非进一步介绍说。
根据有关条约和协议规定，涉俄案件协查的内容包括：（1）代为询问证人、被害人、鉴定人；代为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搜查、鉴定、检查以及调查取证等有关的诉讼行为；代为扣押书证、物证和赃款赃物；移交物证、书证及赃款、赃物。（2）根据案情需要或应对方要求，就正在调查的案件派员到对方直接提供补充信息和建议。（3）送达刑事诉讼文书，通报刑事诉讼结果。
“当前，中国与邻国的边境检察机关采取定期互访、会谈、互派人员学习培训等多种形式，巩固和密切了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为高效、快捷地开展边境地区执法合作奠定了一定的实践基础。而随着形势的发展，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出境后，贪污贿赂犯罪出现了跨区域，甚至跨国作案等新的情况和特点，积极尝试境外追逃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努力探索合适的边境司法协助快速、高效渠道，已经成为摆在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面前一个严峻的问题，这需要最高司法机关重视，在国家层面需要立法支持。”韩非呼吁。
迫
使在逃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是追逃工作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策略。嫌疑人犯罪后一旦潜逃境外，检察机关开展追逃工作往往需要通过外交途径向在逃人员所在国家提出司法协助请求，这一程序往往耗时长、效率低、成本高，实施起来要完全依靠在逃人员所在国的重视力度，结果难以预见。
“对于边境城市的司法机关来说，涉外案件时有发生，往往查清了嫌疑人在境外的落脚点后，却又无能为力，无法过境直接实施缉捕，如何探索出一条跨境司法协助新路径，司法实践中亟盼解决。黑龙江省检察院大要案侦查指挥中心副主任韩非接受记者时如是说。
黑龙江省首例境外追逃成功案例
当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人们还沉浸在梦乡的时候，中国的边陲之城绥芬河已经迎来了第一缕霞光，伴随着火车汽笛的一声长鸣，一列国际列车正缓缓离开绥芬河市，开向俄罗斯的远东重镇。一支由绥芬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房金利带队的“经贸考察团”，正秘密随车赴俄，他们身上肩负着一场特殊的跨国追逃劝返使命。
“此案是黑龙江省检察系统有史以来首例境外追逃缉捕的成功案例。回顾这次境外司法协助活动，境外追逃要克服语言不通、身份不便、环境不熟的诸多不利因素，面对复杂的环境，需要灵活多变、”绥芬河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房金利接受记者回忆起追逃经过。
2009年6月，绥芬河市检察院在查办一起涉嫌滥用职权的案件中，发现市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刘铭星于2006年4月至7月间，擅自将保管的空白《绥芬河市城市建设（征）拨用土地申请书》先后3次给张某、李某两人，张、李二人利用这些空白的申请书先后骗取了5套动迁补偿房，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多万元。2009年6月9日，绥芬河市检察院以滥用职权罪对刘铭星立案，但侦查员发现犯罪嫌疑人刘铭星已于2008年9月通过绥芬河口岸进入了俄罗斯境内。
绥芬河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与俄罗斯远东最发达的滨海边疆区接壤，边境线长 27.5 公里，素有“中国沿边开放第一口岸”之称。近年来，随着绥芬河经济日益繁荣，中俄贸易不断发展，双方人员经贸往来不断增加，这也为一些职务犯罪嫌疑人潜逃至俄罗斯境内客观上提供了地理便利条件。
嫌疑人张某、李某已经到案，而涉嫌滥用职权的主犯刘铭星此时身在国外，难道说案件要进入“死胡同”？刘铭星能否及时归案将直接影响到案件能否顺利诉讼，如何才能使其尽快到案？绥芬河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对案情进行了细致分析和充分讨论——如果正常的引渡或遣返途径，所采用的外交程序烦琐、时间较长，不利于检察机关及时地查办职务犯罪，最终极有可能会导致案件的久拖不结。
能不能打破常规，走出国门，探索出一条便利、快捷的区域司法协助新方式？如果真的需要我们检察官走出国门，该做哪些准备？……通过研判整个案情，结合获取的相应线索，绥芬河市检察院决定把劝返刘铭星主动回国投案作为主要办案方向。之所以如此决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自上世纪90年代初，绥芬河市检察院与俄方边境检察机关经常互通有无，交流经验，互相学习，双方彼此之间结下了很深厚的工作情谊和私人友谊，可以充分发挥这些优势，积极探索区域司法协助的新方式。
境外劝返需破解三个难题
如何在俄罗斯找到刘铭星，是摆在追逃小组面前的第一个难题。亲属可能会知晓刘铭星的下落，侦查人员将工作重点放在刘铭星的妻子身上。起初，对于检察官的到访，刘铭星妻子表现出极其厌烦的情绪，追逃小组分析，这种厌烦、焦躁的情绪恰恰暴露出刘铭星妻子企图掩盖真相的心理，追逃小组立即组织两名善做思想工作的检察官，对刘铭星的妻子及其亲属做工作。
说服刘铭星的妻子及其亲属的同时，追逃小组采取“两条腿走路”的策略。通过对现有线索进行认真仔细的梳理，结合绥芬河市地处东北亚经济圈中心地带，很多中国人到俄罗斯经商或者打工这一地缘特点，侦查人员分析刘铭星很可能像许多绥芬河人一样在远东地区，而在远东地区的绥芬河人又以在波格拉尼齐内市和乌苏里斯克市居多。绥芬河市检察院凭借多年来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地区司法机关的密切关系，将刘铭星的个人基本信息用电子邮件发到了俄罗斯的波格拉尼齐内市和乌苏里斯克市的检察机关，请求俄方检察机关协助查找刘铭星的下落。
追逃小组一方面向刘铭星的家属表明检察机关的“追逃”决心，另一方面充分阐明了主动投案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等刑事政策，刘铭星的妻子从开始的拒绝配合，慢慢地转变态度，同意规劝刘铭星主动回国投案。在刘妻的帮助下，追逃小组与刘铭星取得了联系，刘铭星最终同意投案自首，但有顾虑的他也许是为了考验检察机关的诚意，他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请求在其所在的乌苏里斯克市进行投案。
第一个难题刚解决掉，就出现了第二个难题——如何在俄罗斯接受主动投案？这是办案检察官以前从未遇到过的现实问题，考验着检察机关的业务素能和决策智慧。
經过向上级院请示，追逃小组决定根据利用绥芬河市便利的出入境条件，派员以因私的方式出境，再通过俄罗斯的司法机关的协助，跨境接受投案。考虑到刘铭星的心理可能出现变化，绥芬河市检察院在第一时间与乌苏里斯克市的检察院取得联系，希望他们能够进一步核实刘铭星所述情况。俄方检察机关很快传来了消息，刘铭星在2008年9月到俄后，一直在俄罗斯波格拉尼齐内、乌苏里斯克两市工作，现正在乌苏里斯克市远郊外的一个林场工作。
随之而来第三个难题又出现了——谁能堪此重任？“外事无小事”，跨国劝返，如果人员安排不当，对突发事件处置不力会不会给国家造成负面影响？如何既不影响中俄外交关系，又灵活、务实开展合作？这些问题都将是追逃小组要面对的又一个难题。
这时，大伙心里其实有了一个最合适的人选、副检察长房金利。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的房金利从事检察工作多年，是名副其实的司法协助工作专家。而且，房金利对俄罗斯滨海边疆地区有着很深的了解，一直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地区检察机关的有着很好的工作关系和私人感情，如果由他率队出境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009年6月22日，房金利和王星带领翻译人员出境，当天便来到乌苏里斯克市，与当地的检察院和警察局的司法同行们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和交流，表达了请俄方进行帮助的请求。乌苏里斯克市的俄罗斯司法同行们对于中国绥芬河的检察官们的到来十分欢迎，在充分听取了关于刘铭星的案情和了解此人在俄罗斯境内的生活情况后，表示愿意在双方司法独立、互相尊重、互相配合的情况下帮助中国的检察官们完成此次对俄之行的任务。
次日，在俄罗斯检察官和警官的配合下，房金利等人驱车赶往距乌苏里斯克市600多公里的一个林场接受刘铭星的投案，并向其详细解释了相关刑事政策。刘铭星也长舒了一口气，很佩服检察官信守承诺，在异国他乡的一个偏远乡村接受自己投案，当即表示要积极主动配合检察机关工作，最大程度地为自己争取从轻、减轻处罚的机会。2009年6月25日，刘铭星成功被带回到中国境内。
开拓境外追逃工作的新渠道
“境外追逃，首先是要找人，找到嫌疑人的落脚点，找到人后还得想办法把嫌疑人追回国内。中国的检察官在境外是没有执法权的，即便知道了嫌疑人的位置，也不能直接把人抓回来，直接抓就会侵犯他国司法主权，所以边境追逃急盼一条更高效、快捷的司法协助途径来解决问题。”房金利告诉记者。
“现有的司法协助机制是由发生涉外案件基层院逐级上报给最高人民检察院，再由高检院通报至俄罗斯联邦高检院，俄罗斯联邦最高检再逐级下发到俄方检察机关基层院这一路径，手续繁琐，时间长，效率低，等程序一走完，嫌疑人恐怕早已没了踪影。”房金利坦言，对于基层检察机关而言，境外追逃面临诸多困惑。
“一旦遇到境外抓捕，由于被抓捕对象是动态的，由国家路径去实施效率不高，对于中方而言，严重影响诉讼时限，往往造成案件流产。”绥芬河市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安昌林告诉记者，基层检察院的涉外追逃案件案值一般不是很大，如果走国家路径追逃追赃，未必能引起俄方等嫌疑人潜逃国的重视。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边境地区检察机关与相邻国家的司法机关相互进行司法合作，在不违背有关条约、协议和我国法律的前提下，可以按照惯例或者有关规定进行，但应当报送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边境地区检察机关与相邻国家的司法机关进行司法合作，可以视情况就双方办案过程中的具体事务作出安排，开展友好往来活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黑龙江省边境的一些检察机关正通过加强与毗邻国家司法机关或执法机关的联系，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开展刑事司法协助活动，努力探索出在追逃嫌疑人方面一些便捷、快速、灵活等优势。
据韩非介绍，黑龙江省检察机关一方面依据中俄双方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关于民事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引渡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合作协议》等法律文件，与俄罗斯检察机关开展边境地区执法合作；另一方面在中俄边境地区检察机关已签署四个《会晤纪要》的基础上，主动加强与相邻俄边境地区检察机关的工作交流与联系，直接建立中俄边境地区执法合作的沟通联络渠道，提高了执法合作效率。
据了解，黑龙江省与俄罗斯边境线长达2981公里，分别与俄罗斯的五个州区、15个边境口岸相邻，可乘飞机直达莫斯科、哈巴罗夫斯克等多个城市。“便利的地理位置为国内一些外逃人员提供了地理条件，而边境检察机关如何积极发挥地缘优势，充分利用与邻国执法部门签署的条约、协议、会晤纪要和长期合作中建立的良好关系，努力开拓境外追逃、追赃、取证工作的新渠道，这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探索，在国家层面需要立法支持。”房金利说。
“比如位于中国边境的绥芬河市检察院、东宁县检察院均通过友好交流渠道与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检察院、滨海边疆区检察院建立良好关系。”房金利告诉记者，边境地区检察机关在开展司法合作过程中，既要十分注意依法办事，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和互惠原则，又要做到不损害我国国家利益、不违背我国外交政策、不影响我国与邻国外交关系，灵活、务实地开展合作。
韩非举例说，在涉俄个案协查范围方面，目前黑龙江省检察院与赤塔州检察院、阿穆尔州检察院、犹太自治州检察院、哈巴罗夫斯克边疆检察院、滨海边疆检察院（以下简称三州两区检察院）以及远东交通运输检察院，相互发生在边境地区的刑事案件，直接合作办理个案协查业务。
“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司法协助办公室具体负责指导涉俄案件协查工作。省院司法协助办公室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国际合作局和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省院司法协助办公室负责我省涉俄边境三州两区内发生刑事案件协查的对外联络、管理、协调、审查和办理工作。” 韓非进一步介绍说。
根据有关条约和协议规定，涉俄案件协查的内容包括：（1）代为询问证人、被害人、鉴定人；代为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搜查、鉴定、检查以及调查取证等有关的诉讼行为；代为扣押书证、物证和赃款赃物；移交物证、书证及赃款、赃物。（2）根据案情需要或应对方要求，就正在调查的案件派员到对方直接提供补充信息和建议。（3）送达刑事诉讼文书，通报刑事诉讼结果。
“当前，中国与邻国的边境检察机关采取定期互访、会谈、互派人员学习培训等多种形式，巩固和密切了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为高效、快捷地开展边境地区执法合作奠定了一定的实践基础。而随着形势的发展，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出境后，贪污贿赂犯罪出现了跨区域，甚至跨国作案等新的情况和特点，积极尝试境外追逃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努力探索合适的边境司法协助快速、高效渠道，已经成为摆在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面前一个严峻的问题，这需要最高司法机关重视，在国家层面需要立法支持。”韩非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