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报纸的最后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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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铁一号线最后一站的出口正对着都市路,2011年落成使用的解放大厦是都市路上的地标,有自己的Costa咖啡馆和全家便利店,甚至有专为大厦准备的公共自行车点。
  城市化让原本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地铁末梢又长出5号线延伸,解放大厦周边甚至有了城市CBD的意味。但这一切都难以抹去它成为《新闻晚报》最后一站的命运,而关于这一轮报业改革的“出口”却尚在摸索中,“延长线”会伸向何方也未可知。

从望平街到都市路


  入驻都市路两年的《新闻晚报》记者回想起来,“坏日子”似乎就是从搬到新大楼开始的,一度大家都觉得新楼的风水不好。
  公开数据显示,《新闻晚报》的广告营收表面增长一直持续到2011年。2010年约为1.6亿,2011年为1.7亿,2012年降至1.5亿,到了2013年则将近1亿。
  回想2011年八九月间,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上下数千人,春风得意地一边营收创新高,一边搬进豪华办公楼。初搬到新楼的采编人员,在新楼门口留下了当时意气风发的合影。
  搬家第三日的《解放日报》刊发的“新闻视点”以“告别报馆街,迈步从头越”为题。文中记录着,1995年,在汉口路解放日报旧楼中,用3个月时间“告别了纸与笔”,实现电脑采编。
  报社搬迁后,为方便住在附近以及在附近采访的记者,汉口路旧楼仍然保留了发稿平台。每天上午,不愿远途到地铁末站的记者聚集在那里写稿、发稿。
  “时代的进步,技术的发展,报业的变革,令一位在解放日报印刷厂工作了40年的老员工笑言:恍如隔世。而无论技术如何嬗变,这张报纸对这座城市的守望,不变。”又一轮新技术的嬗变来临时,重读这段话,多味杂陈。
  更大的悲叹来自历史。那是一个“凡是报纸,都被称为‘申报纸’”的时代。
  2011年前《新闻晚报》所在的解放日报旧楼,那里曾是中国报业的“舰队街”。南起福州路,北至南京路,今山东中路一带的望平街,从上世纪初起便是“中国新闻集散地”、名动中外的“报馆街”。
  上海滩最有影响的三大报馆设在望平街附近,在望平街和三马路(今汉口路)交界的十字路口,西侧是申报馆(今汉口路309号),东侧是新闻报馆,时报馆设在望平街南侧的四马路(今福州路),三大报在此地成鼎足之势。加上1936年《大公报》的加入,至20世纪上半叶,望平街鼎盛时期,星罗棋布着四五十家报馆。
  曹聚仁寓居香港后,念念不忘当年上海报馆街,他描述当时盛景:“望平街这条短短的街道,整天都活跃着,四更向尽,东方未明,街头人影幢幢,都是贩报的人,男女老幼,不下数千人。一到《申》、《新》两报出版,那简直是一股洪流,掠过了望平街,向几条马路流去,此情此景,都在眼前。”
  如今申报馆底楼的茶餐厅倒是每日人满为患。当年出没于此地的著名报人史量才、于右任、张季鸾等,成为一尊尊塑像移至都市路解放大厦7楼的一间间闪着金色光华的会议厅内。那些石破天惊的报界往事被悬挂在新大楼的墙上供人瞻仰。只是眼看着这段历史的句号,已经在这栋新楼里开始画上了。

最后的10楼


  新大楼10楼是《新闻晚报》的采编中心,绕着6部电梯呈环形分布。消息是圣诞夜前日下午公布的。此前有一些风声在传,但没人相信是真的。编辑刘念(化名)确认停刊消息比正式公布早半天,“因为上午接到领导的要求,临时要把已经上版的2014年度报纸征订广告撤下来。”
  下午,新成立的上海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裘新宣读手中的“死亡通知单”。坐在台上的《新闻晚报》总编辑寿光武像往常开会一样准备鼓掌,在一声清脆的掌声后,发现台下《新闻晚报》采编员工没有一个鼓掌,寿光武的双手僵在胸前。
  接下来几秒都是沉默。像是在确认一切正常之后,主持的上海报业集团总经理高韵斐接过话筒继续议程。台下的人们无心听下去,开始交头接耳,但并无过激反应,间或的叹气声倒像会议不间断的节拍。
  在接下来几天的报纸头版右下角位置,“休刊公告”反复刊登。2013年倒数第二天上午,摊在记者编辑案头的报纸上,国际周刊版面刊登了一篇《纸媒凋零,大众传播不能只改变形式》,似乎是一种含蓄的表达。但是编辑接到的通知是,不能在报纸上渲染自己的“末日情绪”。
  然而,这种情绪还不可阻挡地弥漫了整个10楼。10楼的绿色植物占据了格子间的每个空间。记者编辑们隔着婀娜的吊兰说话,话题最初并不涉及休刊。因为这一天是出分流岗位的时间,“所以从消息公布到最后一天,大家看起来比往常工作更认真些。总想好好表现,争取能有个好的去处。”
  大部分人是不知道去向的,虽然报业集团的允诺是“每个人都会有去向”。12月28日,美编室有人开始收拾东西离开的时候,凄凉还是蔓延到了在场的编辑。在报社微信群里,不断有人转来各处的用工信息,这让大家突然觉得温暖起来。
  体育记者正在写一条足球队球员转卖的消息,边写边聊的最后,她叹了一句:“跟我们一样啊!”稿子写完后,记者问编辑是否要看稿。编辑说:“你直接发上发稿平台,我可以上去看。”有人说了句风凉话:“xx也是有权限的呀!”编辑回:“以后就没有了!”
  这一天的《新闻晚报》A叠24个版有十多个版的广告,翻报纸的人叹息:“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份要关门的报纸啊!”
  记者们最尴尬的是,一边迷惘着自己的方向,一边不断接到自己条线上打来的退订电话。大多数记者都承担着年末报纸征订的任务,现在他们要帮人咨询如何退订或改订,出于礼节,挂电话前,还会与对方寒暄一句:“不管怎么样,以后多联系。”
  10点半,有人来通知中午会有竞聘岗位公布在内部网“报米花网”。通知的声音伴随着一首姜育恒的老歌:“为什么,经过多年以后,所有的爱与恨不能淡薄……”   办公室内聚起的几个人被一个关于换什么车的话题吸引,高声讨论起来。在历数了一串中高档车名后,声音越来越弱,最后变成几个人的窃窃私语,话题也早就转换成了休刊遣散。”
12月23日,上海,报刊亭摆放着当日出刊的《新闻晚报》

  “我们家刚买了房,我就跟我老婆说单位要关门了。”
  “反正合同已经签了,合同是有法律效力的。”
  “先拿一笔遣散费再说。”
  这样的对话最后飘向了报社3楼的食堂。

一场招聘会


  下午1点30分,解放大厦7楼。
  一场由报业集团办公室为《新闻晚》报员工举办的内部分流咨询会,正在等待中。两个月前,经中共上海市委批准,由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和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整合重组的上海报业集团正式成立。
  一位记者的桌上,还摆着一份红头文件“我为集团献一策”,从集团发展、报业调整和资源整合三方面听取员工的意见。“你觉得,集团最应优先发展的是资本运作、地产运作还是哪一方面?什么样的项目是适合集团的好项目?钱从哪里来?你觉得最迫切需要集团提供的高水平服务是什么?发展新媒体,你又有何新招?”新成立的报业集团将全国报纸面临的现实问题抛向每一位员工。
  新闻晚报的员工当然没想到,在高层报业调整的宏大计划中,他们是被分流的一群人。分管员工分流工作的集团总编办陈怡觉得要论及此事,她的身份是敏感的。新的集团成立了专门的报业改革推进办公室,但是办公室工作人员称“目前也还在摸索,不适合多讲”。
  上海报业集团旗下各子报或多或少领到几个分流任务。子报相关领导,在陈列着上海报业发展展览的7楼不同会议厅内接受咨询。
  提前几分钟,《新闻晚报》员工陆续从10楼来到7楼。配备真皮沙发、温水和自动洗手液的7楼大厅内,光亮的大理石清楚地映照着焦虑的人群。子报领导接受咨询前的会议将咨询会拖延了15分钟。咨询会负责人面对愁眉苦脸的员工,安慰说:“一技在身,到哪都不用愁。”
  采编岗位78人,经营、管理21人,校对、排版6人,在这样的限额下,总有数十人是会淘汰出局的。细看几家大报的用人要求:3年以上经验、中共党员、中级以上职称……这些条款将刚刚入职一两年的员工挡在一些职位之外。
  “文汇报”的标牌前,几位编辑对其招聘岗位产生了疑惑。“摄影美术部美术设计编辑,这是要侧重编辑呢,还是美术设计呢?”“要闻部视觉编辑,这是需要编稿件和控制版面的编辑呢?还是要视觉版式设计的呢?”
  《新闻晚报》的编辑与大多数传统报社的编辑一样,编辑通过版式来实现自己的编辑思路,版式掌握排版软件的使用技术。《文汇报》的答复是:“我们要求两者相结合的编辑。”前来问询的编辑忧心地摇摇头:“我们这里好像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招不到,您这个岗位会空着吗?”“我们期待奇迹发生。”接受咨询者笑着说。
  与《新闻晚报》宣布休刊同时,上海另一份报纸——《东方早报》,宣布斥资逾亿发展新媒体。在招聘会上,《东方早报》新媒体负责人与《新闻晚报》面临失业的员工见面了。寿光武握着这位负责人的手说:“你曾是我们晚报的实习生啊,只不过你要比晚报的同事们幸运。”
  根据行政部门的要求,在关停《新闻晚报》的同时,《东方早报》被要求建立一个网站,网站将于明年上线,侧重调查和思想两方面,指令要求:新媒体与纸质媒体“融合发展”。
  东方早报新媒体的招聘在新闻晚报内部和社会招聘同时展开,预计招收150人左右。他们在《新闻晚报》宣布休刊当日,即已收到这些同行的橄榄枝。“但是我们所有员工都是劳务挂靠,不存在编制问题。”这也是不少员工担心的问题。
  到东方早报新媒体招聘咨询的人并不多,几名年纪大些的员工坐下来,说的依然是:“我没接触过新媒体,担心不适应。”得到的回答是:“我们都在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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