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易翻译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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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东成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2月出版,全书292页,31.2万字。该书援易入译,以易冶译,力图构建大易翻译学话语体系。全书共十三章,主要从哲学上探讨翻译本质、翻译标准、翻译原则、翻译审美、翻译伦理、翻译风格、翻译距离、翻译批评、翻译生态环境等问题。
其他文献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时所推行的适应政策,大致经历了曲折发展和逐步深化的三个阶段,即从起初利玛窦时期以孔子和先秦儒学的"四书"为主的文化适应,到利玛窦去世后耶稣会士对中国语言、地理、历史、儒学的广泛层面的文化适应,再到最后白晋聚焦于中国文化源头活水的《易经》以论证中国文化与天主教同源性的文化适应。每个阶段的推动都与当时政治、社会、文化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每个阶段也都催生出了一批重要的思想成果。文化适应政策虽然最终受挫,但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积极影响却不应低估。
船山易学的核心思想是乾坤并建,而乾坤并建能够成立的前提却是十二位显隐的象数结构。十二位显隐指的是乾坤六阴六阳十二位具足,半隐半见。这一结构受到张载言幽明不言有无思想的启发,具有批判佛老不同生死观的作用。这一结构的成立,是船山在综合了多家易学思想的基础上创立而成,其中重要的有周敦颐的太极图,来知德的错综模式等。十二位显隐的象数结构在构建六十四卦的生成方面有巧妙的模式设计,对研究船山思想和易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李笑野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12月第1版,全书289页,计33.1万字。本书是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4FZW001)成果之一。《周易》是漫长的文明发展中人的认识成果在卜筮的特殊形式中的留存。作者试图凭借《周易》卦象、卦爻辞本身的资料,对其观念形态作出深层次的挖掘与探究。
王鑫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版,金书179页,计17.5万字。本书选取朱子学派、古义学派、徂徕学派(古文辞学派)、泊园学派及考证学派的代表人物与著作,在对文本进行详细调查、分疏的基础上,对江户时代的易学及易学与江户儒学之间的关联、互动进行了分析与探讨。本书共分六章。
刘沅,乾嘉蜀学大儒,尤擅易学,著有《周易恒解》。刘沅认为,《易》之旨在使人明理,并非教人卜筮以趋利避害。刘沅解《易》以孔子为宗,兼重佛老,力图建立一个三教通贯的解《易》体系,将天道、人事相结合,提出“一”贯三才、“人本”、“静存”、“先天”“后天”论、“阴阳共济”论等观点,构筑了一个以“中”“正”为核心的宇宙命运共同体。
2016年11月26至27日,“东亚易学国际研讨会”在山东大学成功召开,本次会议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周易研究》编辑部、中国周易学会主办。“东亚易学国际研讨会”为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继2015年12月举办“中韩易学高端论坛”之后关于海外易学研究的又一盛会,该会议旨在反思东亚易学已有研究成果,探索东亚易学的发展轨迹和特点,阐明东亚易学与儒学之关系,发挥易学在推动东亚文化走向世界中的重要作用。
本文尝试考察17世纪以来《周易》一书自中国传播至域外各国的大势,从欧洲传教士的翻译,德川时期日本及朝鲜李朝时期的研究,以至于近、当代最新的研究情形,包括疑古思潮的影响、茶山《易》研究的意义,以及于美国学者近一世纪的研究成果。作者不但介绍各种重要的学者和著作,也尽量指出学者研究的渊源、路径、方法与得失,以说明《周易》一书在过去一二百年间获得历史的机遇,得以传播世界各国,而成为全球的经典。当形成这些机遇的历史条件在21世纪逐渐改变甚至消失之后,学者也需要回顾检讨,思考未来易学研究的路向。
研究《周易本义》者,罕有辨析朱熹书中曲笔所写"先儒""或云""或疑"等处,其所指究竟为谁。本文接续钱大昕于《十驾斋养新录》中对于《周易本义》中"先儒"为何人的讨论,辨析钱氏所论得失,考证其中"先儒"的具体所指。并进一步讨论《周易本义》中"或云""或疑""或曰"等处的具体所指。由此呈现朱熹作《周易本义》之时,所面对的复杂的易学文献世界,以及其不言姓氏的曲笔可能存在一定的书写体例,而此体例的发明,有助于深入理解朱熹的"历史世界"。
朱震是两宋之际著名的易学家。其易学的主要特征,是以象数学为易学之正统和基础,着重阐发象数易的理论,但同时兼顾义理,主张象数为基础和以义理为归宿二者并行不悖。其易学的主要内容有三:一是以体用论阐明太极,乃是易学的最高范畴。二是注重变易及其原理。从象数学的体例看,则表现出以"变"为主体内容,以卦变为基础统率易学相关体例的特点。三是以义理为归宿,表达了作为宋代易学家的人文情怀。朱震试图从理论上将象数易确定为易学之正统,这对于恢复两汉象数易学、推动宋以后易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元相台岳本校刻精审而传本极罕,洵为善本。学界对岳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相台本的刊刻者、刊刻时间及其传本存世情况等,对相台本的抄写、翻刻以及再翻情况则缺乏研究。以《周易》一种为例,《四库全书》本《周易注》确以元相台岳氏本为底本,但多有讹误脱漏。武英殿翻刻岳本虽称"仿写刊刻",然亦多改动,犹以释文为甚,已非岳本原貌。道光、光绪间江南书局等再翻武英殿翻岳本较之武英殿翻岳本亦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