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架--中国古代小说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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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12章。作者每论述某一作品或某一流派,都要与前后小说作详尽对比,以便揭示出评论对象的特点,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以及它对前代小说的承继及后代小说的启迪。作者力图把该书写成真正的小说史而不仅仅满足于对几部作品作抽象的孤立的评论。《简史》的论点新颖稳妥,史为基础,论为灵魂,对小说史的现象及规律作了系统而准确的介绍
其他文献
一、有关《剪灯丛话》的几条记载 书名叫做《剪灯丛话》的小说集子有两种。一种是七卷本,内收明人瞿宗吉的《剪灯新话》二卷、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三卷以及邵景詹的《觅灯因话》二卷。这种《剪灯丛话》最常见的是清同治十年镇江文盛堂刊本,此外尚有更早的乾隆辛亥巾箱本(见孙殿起先生《贩书偶记续编》179页)。
一 一部百回本《水浒传》中,并存着两处蓼几洼,这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
一 选本与选目 一九二七年,郑振铎先生所撰写《中国戏曲的选本》一文中,对《弦索辨讹》等十六种选本分别作了介绍。又将《纳书楹》、《缀自裘》、《审音鉴古录》、《六也曲谙》、《集成曲谱》五书,以原剧名为纲,列举其所选各剧之各出目名两立成一表。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现藏巴黎的伯二五五五号卷子抄录唐人诗作一百九干首、文两篇,绝大部分为首见,因而为唐代文学及其他研究补充了珍贵资料。一九七七年曾经发表王重民先生生前初步整理著录的其中七十二首诗,并将该卷称为“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刀,这些诗后被收入《全唐诗外编》。
艺术发展的生命在于独创性,作家永恒的生命力在于独具的风格。关于这个问题,中西的诗学家都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讨,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文艺风格论,其中既有中西相通之共同规律,亦有中西相异的民族特色,如果我们能找出中西风格之共同规律与不同特色,对于深入研究风格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总结艺术规律,沟通世界文艺,推动文艺创作,都将是大有益处的。
“梦湘先生” 《老残游记》第二回写老残在济南大明湖畔明湖居听王小玉(白妞)说书,最后通过一个年纪不到三十岁、湖南口音、叫“梦湘先生”的人,盛赞王小玉的唱腔能使人“三月不知肉味”,周围的听众都说:“梦湘先生论得透辟极了”。现据近人四川中江王乃征撰写的《清诗人王梦湘墓志铭》、署名过隙的《明湖客影录》和孔另境辑录的《中国小说史料》,证实所谓“梦湘先生”确有其人,而且确是一个醉心于欣赏山东镖铧大鼓的王小玉口迷”。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视野大为广阔的开放型的时代,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和多民族共处的社会,在文化方面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如所周知,当时由于蒙古贵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特别是对南方汉族人民的压迫政策,导致了农业经济生产的破坏和文化建设的衰退,但也应看到这一历史时期的光明的一面。明朝大政治家张居正就批评中国的政治至宋懈颓靡已极”,他称赞元朝“举先王之礼制一举荡灭之,丽独治之以简”,以为这是“复古之会”。因此他说明朝之所以能出现“简严质朴之治”,“藉元以为之驱除。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政治环境宽松,双百方针得到贯彻,词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期,这主要反映在下列几个方面:一、词的研究成果多。十年来在国内报刊上发表的研究词的论文,就我所接触到的有1956篇之多,这个数字超过了从1915年到1978年六十三年间论文总和800多篇。同时,出版了一百多种词学书籍,这个数字也远远超过建国后三十年所出词学书籍的总和。而且其中不少是很有价值的,如1979年出版的《全金元词》、1986年出版的《全唐五代词》、1987年出版的《词话丛编
着眼于宋婉约词的本体研究,我把它的语义层次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作品中的文学具象,主要是人物描写和景物描写。作品中文学具象的总和,构成一个自足的物象世界。这是语义层次的表层。其二是作品的情感流程,情感贯穿于物象世界中,使之有机结合,成为鲜明、生动、完整的文学形象。这是语义层次的深层意蕴。
《唐才子传》记述常建生平较详,在载其任盱眙尉后,接着写道:"仕颇不如意,遂放浪琴酒,往来太白、紫阁诸案,有肥遁之志。……后寓鄂渚,招王昌龄、张偾同隐,获大名当时。"这段话概括了常建后半生经历,谓其先隐太白,后寓鄂渚;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常建考》亦谓常建"天宝时已寓居武昌,可能这就是常建晚年居住之地"。但根据常建在鄂渚、秦中两地的诗作内容所表现出的思想情趣来看,只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在鄂渚时的诗作,都表现了强烈的希望能再度入仕的愿望,这正是常建初罢官后思想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