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的小说具有简约的风格。小说几乎由人物的对话构成。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指出，要使对话顺利进行，谈话目标能够完成，交际的双方必须遵循合作原则。有一条是关联准则，指相互之间对话要相关。《桥边的老人》的对话不仅简洁，而且时常答非所问，侦察兵和老人的对话总是错位。简洁和错位的对话不仅仅只是一种语言风格，它实际上是作者呈现故事的一种方式。理查德福特说：“我觉得海明威是保守秘密，而非揭示秘密。”他遮蔽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需要读者通过作者提供的有限的对话去感知、联想内在的心理和情感以及心灵世界。读者只有以“读小说”的细读的方式，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才能使小说中很多的省略、空白和丰富的潜台词逐渐显现出来。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他对我解释。
　　“奥。”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
　　“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老人关心的是动物，侦察兵关心的是老人。老人的目光停留的时空是过去和家乡圣卡洛斯，侦察兵关注的时空是现在和远方的巴塞罗那。在这样的时空错位之下，小说的时间结构陷入停滞，侦察兵不关心老人的过去，小说里自然没有关于过去的前景的叙述;老人不关心前方，小说的叙事时间就不会向未来延伸。小说里错位的对话，使人物传达给读者的信息很简单，就是老人在惦念动物，侦察兵劝老人离开，简单重复的对话内容构成了小说的主体。小说的时间上就定格在老人和侦察兵短短相遇的那一小段时间，空间上，只定位在“桥边”。在这种错位的对话之下，小说呈现的是此时此地，是一个“对话现场”，是生活的一个横截面，在这个截面里，我们不可能看到全部的前因后果，只能在高度凝练的横截面里做推测和想象。我们无法确凿地判断老人为什么要养动物;为什么养的是猫、山羊和鸽子，而不是其他动物;老人的家人都去了哪里;老人会不会继续往前走;炮火中的老人和动物能否幸存下来？对于过去和未来，对于前因和后果，我们试图做出任何一种确凿的判断，都是徒劳。老人可能回去，因为他放心不下他的山羊，“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老人也可能就坐在原地，因为他说：“我76岁了。我已经走了12公里，再也走不动了。”“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士兵对他“毫无办法”。老人和动物们是否幸存下来，作者只是说：“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或许是仅有的幸运，或许只是推测，具体的结局存在各种可能性。海明威的这种结尾被评论家们称为“零度结尾”。和传统小说的戏剧化的出人意料的结尾是不同的，这种“零度结尾”是平平淡淡的，把读者悬在半空中，不表示意向，拒绝解释和判断，甚至不像结尾。
　　小说家马原说：“这种省略产生了完全出人意料的新的审美方法，以作用于阅读对象心理为根本目的的方法。”海明威的这种高度凝练的对话艺术，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读者的经验参与，他希望调动读者的经验。如果海明威在小说中补充了背景，交代了事情的始末，小说就会一目了然。但海明威呈现的是一个没有前因后果的情境，甚至在对话的情境里，他都刻意错位，让情节停摆。所以，海明威小说的对话艺术其实是他的叙述艺术，叙述的态度。现代派小说抽离了传统情节中的时间和空间，所谓的真实和真相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现实主义小说观中的所谓的真实。他告诉读者，所谓的真实真相是复杂的、相对的、有诸多可能的生活本身。评论家孙晓冬说：“小说几乎独立于作者之外，它就像生活境遇本身在那里自己呈现自己。”海明威的小说更倾向于还原生存的原始境遇，并对这些复杂的情境做无穷的思索和追问。对小说的任何一种推测都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无数的可能性构成了海明威小说的多义性和无限性。
　　对话的错位阻滞了情节的时空延宕，在人物心理情感上加强了暗示。从《桥边的老人》看，侦察兵说：“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老人的回答是：“我要待一会儿。” 老人问：“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侦察兵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反问了他一个问题“你的政治态度怎样？”老人无法从侦察兵那里得到慰藉，于是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侦察兵讲了，“我只是在照看动物。”老人的内心是苍凉的。他无助无奈，谁都无法帮助他。他没有体会到战争和炮火的逼近，他反复询问一个问题——动物们怎么办？其实他也知道炮火之下，人和动物都难幸免。侦查兵时不时地劝告老人离开，老人的逃生意志到最后愈加淡薄。海明威用反复的近乎同样内容的对话错位，对人物的心理情绪起到了强烈的暗示作用。从开始侦察兵关心老人，问他从哪里来，老人还是高兴的、微笑的。到询问“家”的时候，老人开始发愁动物该怎么办，侦察兵劝老人去巴塞罗那，老人顯得疲惫不堪，茫然，想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到最后侦察兵要离开的时候，劝老人站起来走走看，老人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他木然地自言自语，不再对侦察兵说任何话。侦察兵和老人的对话为什么会错位，因为在战争中，躲避炮火是保护生命安全的唯一方法。侦察兵自始自终的劝告合情合理。但老人为什么没有回应或听取侦察兵的建议呢？对于老人而言，老人听从了上尉“炮火不饶人”的劝告，逃离了家乡，撇下了动物，但前方他没有熟人没有家，他何去何从？离开了动物，心里一直惦念记挂，他自身难保，更谈不上保护动物。侦察兵合乎常理的劝慰在老人心中激不起半点涟漪，他内心是迷惘苍凉的，他不知道他的归途也不知道他的去路。就如同海明威自己说的：“着了火的木头上的蚂蚁，有的逃了出来，烧得焦头烂额，不知往哪儿逃的好。但是多数都往火里跑，接着掉过头来朝尾端逃，挤在凉快的顶端，末了还是被烧死在火里。”人面对现状就如同蚂蚁一样，无能为力。在重复的对话里隐藏着人对世界的沮丧、失望和无助。谁也无法帮助谁，谁也不知道明天该如何继续，所以海明威在结尾用了“仅有”二字，说明幸运是短暂的。
　　对话的重复错位，矛盾冲突的根源是这个让人无助的世界。这种对话冲突和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人物矛盾冲突不同，是个体无法摆脱外在世界的困境，是内在心灵的困境，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矛盾。有的研究认为，这篇小说里有“老人对动物的深切关怀，有我对老人的关切，体现了人性的爱与善，与残酷的战争形成鲜明对比。小说结尾的复活节暗示只有人性的爱与善才是拯救自我、救赎世界的唯一出路。”这是一种定势的理解。侦察兵对老人的苍凉痛苦显然无法感同身受，从现实意义的劝慰无法简单排解老人的全部深刻的痛苦，老人也没有因为侦察兵的劝慰得到救赎。错位和疏离是人物对自己和世界所有一切的无助，人物此刻只有茫然和迷惘。
　　“迷惘的一代”是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坦因提出的。她说：“失落时方向的迷失和行动上的徘徊，人们的失落感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因战争无比困惑，找不到生活的方向。”海明威笔下的老人，正是不知道如何自我救赎的“迷惘的人”。在整个20年代以及之后的几十年间，美国的文化一直处于动荡的状态。
　　《桥边的老人》是一场错位的对话，在这个对话现场，作者悬停了时空和故事，在情境中延展小说故事的多重可能性，在错位中体验人物的心理情绪，这是现代派小说的叙事方式，它体现着一种新的小说美学。
　　★作者通联：杭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