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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7月，围歼白崇禧集团的行动和衡宝战役正在谋兵布阵，对当时作战机械化程度较低的解放军来说，时间相当紧迫。然而一向兵贵神速的解放军，此刻却要不惜耗费一天的时间绕道醴陵的黃茅岭村，向一位老人敬礼……中央军委为何下达这样一道命令？
中央军委的特殊命令
这是1949年湖南解放时众多广为传诵的故事之外一段鲜为人知的小插曲。数十年后，当年那一幕能够留下的，也仅仅只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1949年二野入湘后一位姓孙的随军记者请人拍摄的。
照片是这个故事无数个感人场景中的一个瞬间。
在醴陵市新阳乡黄茅岭村，1905年，一个男孩在这座小山村出生，名字叫左权。1924年春节前夕，左权参军离家。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是抗日前线一名立下赫赫战功的高级指挥员。
1942年5月25日，在辽县一次反“扫荡”的突围中，左权不幸被炮弹的弹片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后来，延安和太行山根据地几乎同时为左权将军举行了追悼会。
1949年7月，在指导长沙和平解放的同时，毛泽东也在筹划对白崇禧集团的作战部署，决定采取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打垮、消灭白崇禧集团。
围歼计划的作战部署是第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第四兵团）共60万大军，沿东中西三路展开，撒开围歼之网。1949年7月18日，经过一个月的急行军，罗舜初率领的40军（属第十二兵团），经通城抵达浏阳。一路上，始终没能逮住白崇禧的主力。
一天中午，罗舜初刚刚得到二野司令部同意其就地休整的准许，却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直接下达的一道命令。命令要求在情况允许时，40军绕道前往醴陵，并指明行进路线要经过醴陵黄茅岭村一户人家家门口。
军委指示的前进路线，多绕出30公里的路。罗舜初决定率全军师团级干部（30多人）先行出发，待部队完成战略转移后，再全员跟进，绕道醴陵黄茅岭村，去执行这道特别命令。同时，在东面，二野第四兵团一部正向湖南方向进发。周希汉是四兵团13军军长，是陈赓手下好打仗和会打仗的军长，另外两个军是第14、15军，军长分别是李成芳和秦基伟。
朱德总司令的绕道命令也下达给了周希汉。命令要求，13军即刻去醴陵那个山沟沟里的黄茅岭村，向一位老人敬礼。
数万军人绕道去左权的家乡
围歼白崇禧集团的行动和衡宝战役正在谋兵布阵，13军与四兵团的其他部队一起将从赣西南下，直扑广东；40军是正面与白崇禧集团厮杀的重要力量。对当时作战机械化程度较低的解放军来说，时间相当紧迫。然而一向兵贵神速的解放军，却要绕道醴陵，不惜耗费一天的时间。
村中老人仍然清楚地记得1949年那属于醴陵黄茅岭村的荣光。那一年中，不断有一队队的解放军进到那个小村庄，村中很多人也都遇到过这样的询问：左权的家在哪里？
左权的女儿左太北说：“朱总司令一个电活，给他们提醒一下，左权的家在醴陵，他们都会主动地去看的。因为部队走那么多地方，他不可能都过醴陵，醴陵是在湖南的东边，是个很偏僻的地方。”
40军政委罗舜初，与左权渊源颇深。1931年红军时期，由左权点名，当时还只有17岁的罗舜初，被调入总部当参谋。此时，罗舜初的部队驻扎在距醴陵不远的地方，又是整个大军南下的先头部队，作为解放军的代表，罗舜初第一个去看望左权的母亲左张氏，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还有原来跟左权共事的那些人，包括有一个副军长，还有主力师———118师的师长一起去看望左权的母亲。
一队队进入黄茅岭村的解放军战士，其实都背负着繁重的作战任务，然而同时，每一队行军作战的解放军都接到了中央军委下达的一道命令：要求部队入湘后，如情况允许，则要绕道原湘东的一个小山村，去那里向一位老人敬礼。不管任务多么艰巨，时间多么紧迫，这一队队的解放军战士仍然坚持绕道醴陵。
1949年8月21下午，首先赶来的40军政委罗舜初的部队，迅速找到了黄茅岭村。然而，在黄茅岭村村口外的大道上，这支身着简朴军装的队伍却引起了村里的恐慌。
自从红军北上后，曾被国民党军队骚扰的村民们，那一天的第一反应就是粮子（土匪）来了，于是都猛地一跑躲起来了。村头老树上钟声响起，村里上百号人都上了后山。村里人并不知道，这天来的是一支自己人的部队。有些未来得及躲避的村民，起初都警惕地看着这支衣衫并不是很规整的队伍，直到队伍中有人走过来和气地问路。原醴陵黄茅岭村村民左兆金仍记得当时的情景：
“解放军们不知道，左权在这里叫左志林。所以，当他们问起左权，都没有乡亲知道，直至后来碰到了左权的一位亲人，才带着解放军去左权的老家。
当时我姐姐十三四岁，叫左丽君，她听见有人问左权，就带他们到老家见左权的母亲，她喊‘四姥姥，解放军来啦’。他们就说‘我们是解放军，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来看看左权将军的家’。”
路上，队伍都在唱着一首歌———《左权将军之歌》，这首左权将军牺牲后曾响彻太行山的歌，被前来探望的解放军们一路高唱，一直唱到了将军的家。
向左权的母亲表达军人的致敬
左权将军的侄外孙李中伍说：“当时部队来的时候，还是唱着歌的，唱的是《左权将军之歌》。歌词大概是：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是共产党优秀的好党员……”
伴随着歌声，消息很快传到了村里。听说是儿子的队伍回来了，已经久卧病床的左权母亲，忙喊来孙媳妇，扶她去堂屋。
罗舜初一行到达了左权将军家，在门前整齐地列队，立正、敬礼。这时候，又有村民引来了一批部队，他们是周希汉率领的二野先行人员，他们同样地列队，向老人庄严地敬军礼。
望着满坪土黄军装举手敬礼的军人，老人激动地问：“满崽（小儿子）呢？”部队首长哭着跪倒在老太太面前说：“你的儿子带领我们打过来了，我们都是您的儿子。” 半天，老人似乎还不明白，眼前这些英武的士兵为什么要哭。儿子不是还寄回过黄金、金戒指和钱吗？她陷入了久久的回忆中。
李中伍说：“（1942年）6月5号的报纸登出他（左权）的纪念大会在延安召开。我们有一个亲戚看见报纸就赶快写信给左江（左权的兄长），左江在湖南不知道这个情况，他想赶快回去告诉家里。老太太已经病了，很严重，没有忍心告诉她。”
左权牺牲后，经周恩来专门指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就一直以左权的名义给左权的母亲写信，并定期汇款接济，希望老人能够买下一块土地，养活自己。毛泽东也时常委托人以左权名义给这位老母亲寄东西。
叶剑英担任八路军总参谋长时，副总参谋长左权则是他最好的帮手。1945年，叶剑英在香港也曾以左权的名义，给左权的母亲寄去金戒指和一两黄金。
李中伍说：“当时说是左权寄过来的，结果回到醴陵马上将它换成银元，请医生给左权的妈妈治病。还砌了个土砖房，这银元确实救了左权的母亲和我外祖母家。”
所有的人都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这位母亲度过丧子之痛。
1949年，经湖南境内南下的解放军的匆匆身影，在醴陵那个小山沟里，都稍做了停歇。前后共有数万军人绕道黄茅岭，经过那个家门，向那位老母亲表达军人的致敬。左太北回忆说：“我父亲19岁多离家，就再也没有回过家里，也没想过他就牺牲在外面了，可是我奶奶是个非常坚强的湖南妇女。所以她说，为了打日本鬼子，他死得其所。实际上，我奶奶知道我父亲牺牲，打击是非常大的。”
左权的母亲嘴上虽从不提那戎马沙场的满崽，但她的一言一行都淋漓地刻画着她内心的挂念。李中伍说：“她平时很想她儿子，左权1930年在上海寄来那封信的时候，附了两个很大的包裹，苏联读书的诗集文稿很多就在家里。1944年，日本人来了，到左家翻东西，翻到了那几本左权寄回来的书，一看都是洋文（俄语），就开始逼问老太太。她就不做声，不说，日军就用开水灌进她的喉咙，她还是不讲，就把那些书烧了。当时老太太去抢，日军就把她拖过去猛打一顿，不久后，她病了。到了冬天、春天时，她把书拿出来晒，怕它们生虫。”
1950年春，在得知儿子牺牲后不到半年的時间，老人病逝。在辞世前，左权母亲请人代笔，留下了一段话：
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知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
（摘自《共和国历史深处的记忆》，吕焕斌著，湖南人民出版社）
中央军委的特殊命令
这是1949年湖南解放时众多广为传诵的故事之外一段鲜为人知的小插曲。数十年后，当年那一幕能够留下的，也仅仅只有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1949年二野入湘后一位姓孙的随军记者请人拍摄的。
照片是这个故事无数个感人场景中的一个瞬间。
在醴陵市新阳乡黄茅岭村，1905年，一个男孩在这座小山村出生，名字叫左权。1924年春节前夕，左权参军离家。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副总参谋长的左权，是抗日前线一名立下赫赫战功的高级指挥员。
1942年5月25日，在辽县一次反“扫荡”的突围中，左权不幸被炮弹的弹片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后来，延安和太行山根据地几乎同时为左权将军举行了追悼会。
1949年7月，在指导长沙和平解放的同时，毛泽东也在筹划对白崇禧集团的作战部署，决定采取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打垮、消灭白崇禧集团。
围歼计划的作战部署是第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第四兵团）共60万大军，沿东中西三路展开，撒开围歼之网。1949年7月18日，经过一个月的急行军，罗舜初率领的40军（属第十二兵团），经通城抵达浏阳。一路上，始终没能逮住白崇禧的主力。
一天中午，罗舜初刚刚得到二野司令部同意其就地休整的准许，却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直接下达的一道命令。命令要求在情况允许时，40军绕道前往醴陵，并指明行进路线要经过醴陵黄茅岭村一户人家家门口。
军委指示的前进路线，多绕出30公里的路。罗舜初决定率全军师团级干部（30多人）先行出发，待部队完成战略转移后，再全员跟进，绕道醴陵黄茅岭村，去执行这道特别命令。同时，在东面，二野第四兵团一部正向湖南方向进发。周希汉是四兵团13军军长，是陈赓手下好打仗和会打仗的军长，另外两个军是第14、15军，军长分别是李成芳和秦基伟。
朱德总司令的绕道命令也下达给了周希汉。命令要求，13军即刻去醴陵那个山沟沟里的黄茅岭村，向一位老人敬礼。
数万军人绕道去左权的家乡
围歼白崇禧集团的行动和衡宝战役正在谋兵布阵，13军与四兵团的其他部队一起将从赣西南下，直扑广东；40军是正面与白崇禧集团厮杀的重要力量。对当时作战机械化程度较低的解放军来说，时间相当紧迫。然而一向兵贵神速的解放军，却要绕道醴陵，不惜耗费一天的时间。
村中老人仍然清楚地记得1949年那属于醴陵黄茅岭村的荣光。那一年中，不断有一队队的解放军进到那个小村庄，村中很多人也都遇到过这样的询问：左权的家在哪里？
左权的女儿左太北说：“朱总司令一个电活，给他们提醒一下，左权的家在醴陵，他们都会主动地去看的。因为部队走那么多地方，他不可能都过醴陵，醴陵是在湖南的东边，是个很偏僻的地方。”
40军政委罗舜初，与左权渊源颇深。1931年红军时期，由左权点名，当时还只有17岁的罗舜初，被调入总部当参谋。此时，罗舜初的部队驻扎在距醴陵不远的地方，又是整个大军南下的先头部队，作为解放军的代表，罗舜初第一个去看望左权的母亲左张氏，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还有原来跟左权共事的那些人，包括有一个副军长，还有主力师———118师的师长一起去看望左权的母亲。
一队队进入黄茅岭村的解放军战士，其实都背负着繁重的作战任务，然而同时，每一队行军作战的解放军都接到了中央军委下达的一道命令：要求部队入湘后，如情况允许，则要绕道原湘东的一个小山村，去那里向一位老人敬礼。不管任务多么艰巨，时间多么紧迫，这一队队的解放军战士仍然坚持绕道醴陵。
1949年8月21下午，首先赶来的40军政委罗舜初的部队，迅速找到了黄茅岭村。然而，在黄茅岭村村口外的大道上，这支身着简朴军装的队伍却引起了村里的恐慌。
自从红军北上后，曾被国民党军队骚扰的村民们，那一天的第一反应就是粮子（土匪）来了，于是都猛地一跑躲起来了。村头老树上钟声响起，村里上百号人都上了后山。村里人并不知道，这天来的是一支自己人的部队。有些未来得及躲避的村民，起初都警惕地看着这支衣衫并不是很规整的队伍，直到队伍中有人走过来和气地问路。原醴陵黄茅岭村村民左兆金仍记得当时的情景：
“解放军们不知道，左权在这里叫左志林。所以，当他们问起左权，都没有乡亲知道，直至后来碰到了左权的一位亲人，才带着解放军去左权的老家。
当时我姐姐十三四岁，叫左丽君，她听见有人问左权，就带他们到老家见左权的母亲，她喊‘四姥姥，解放军来啦’。他们就说‘我们是解放军，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来看看左权将军的家’。”
路上，队伍都在唱着一首歌———《左权将军之歌》，这首左权将军牺牲后曾响彻太行山的歌，被前来探望的解放军们一路高唱，一直唱到了将军的家。
向左权的母亲表达军人的致敬
左权将军的侄外孙李中伍说：“当时部队来的时候，还是唱着歌的，唱的是《左权将军之歌》。歌词大概是：左权将军，家住湖南醴陵县，是共产党优秀的好党员……”
伴随着歌声，消息很快传到了村里。听说是儿子的队伍回来了，已经久卧病床的左权母亲，忙喊来孙媳妇，扶她去堂屋。
罗舜初一行到达了左权将军家，在门前整齐地列队，立正、敬礼。这时候，又有村民引来了一批部队，他们是周希汉率领的二野先行人员，他们同样地列队，向老人庄严地敬军礼。
望着满坪土黄军装举手敬礼的军人，老人激动地问：“满崽（小儿子）呢？”部队首长哭着跪倒在老太太面前说：“你的儿子带领我们打过来了，我们都是您的儿子。” 半天，老人似乎还不明白，眼前这些英武的士兵为什么要哭。儿子不是还寄回过黄金、金戒指和钱吗？她陷入了久久的回忆中。
李中伍说：“（1942年）6月5号的报纸登出他（左权）的纪念大会在延安召开。我们有一个亲戚看见报纸就赶快写信给左江（左权的兄长），左江在湖南不知道这个情况，他想赶快回去告诉家里。老太太已经病了，很严重，没有忍心告诉她。”
左权牺牲后，经周恩来专门指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就一直以左权的名义给左权的母亲写信，并定期汇款接济，希望老人能够买下一块土地，养活自己。毛泽东也时常委托人以左权名义给这位老母亲寄东西。
叶剑英担任八路军总参谋长时，副总参谋长左权则是他最好的帮手。1945年，叶剑英在香港也曾以左权的名义，给左权的母亲寄去金戒指和一两黄金。
李中伍说：“当时说是左权寄过来的，结果回到醴陵马上将它换成银元，请医生给左权的妈妈治病。还砌了个土砖房，这银元确实救了左权的母亲和我外祖母家。”
所有的人都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帮助这位母亲度过丧子之痛。
1949年，经湖南境内南下的解放军的匆匆身影，在醴陵那个小山沟里，都稍做了停歇。前后共有数万军人绕道黄茅岭，经过那个家门，向那位老母亲表达军人的致敬。左太北回忆说：“我父亲19岁多离家，就再也没有回过家里，也没想过他就牺牲在外面了，可是我奶奶是个非常坚强的湖南妇女。所以她说，为了打日本鬼子，他死得其所。实际上，我奶奶知道我父亲牺牲，打击是非常大的。”
左权的母亲嘴上虽从不提那戎马沙场的满崽，但她的一言一行都淋漓地刻画着她内心的挂念。李中伍说：“她平时很想她儿子，左权1930年在上海寄来那封信的时候，附了两个很大的包裹，苏联读书的诗集文稿很多就在家里。1944年，日本人来了，到左家翻东西，翻到了那几本左权寄回来的书，一看都是洋文（俄语），就开始逼问老太太。她就不做声，不说，日军就用开水灌进她的喉咙，她还是不讲，就把那些书烧了。当时老太太去抢，日军就把她拖过去猛打一顿，不久后，她病了。到了冬天、春天时，她把书拿出来晒，怕它们生虫。”
1950年春，在得知儿子牺牲后不到半年的時间，老人病逝。在辞世前，左权母亲请人代笔，留下了一段话：
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知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
（摘自《共和国历史深处的记忆》，吕焕斌著，湖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