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他是一位功成名就的经济学家，更是一名教育改革的实践者。在教育被各种功利主义浸染的环境中，他以一己之力坚持着“人重于才”的价值诉求。“加强通识教育以提升学生素质，培育健康土壤以造就杰出人才”，这是他对教育改革开出的两剂药方。
负笈海外心系改革
钱颖一出生于北京，小学和高中时光都在北京度过。“钱颖一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放学回家从不休息，总是在念书写作业，每天早晨坚持听英语教学广播。高中毕业后，他到京郊密云插队当了知青，读书热情依旧不减。”熟悉钱颖一的朋友回忆。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钱颖一考上清华大学数学系。“我们班上有一半同学，包括我在内，上大学前在农村插队，或在工厂工作。我后来之所以关注经济改革，跟这段经历很有关系。”钱颖一说。
1980年夏天，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陈省身在北京大学开了一门微分几何课程，对象主要是研究生。经由在清华授课的中科院数学所研究员戴新生联系，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几位三年级本科生也来听课，其中就有钱颖一。一年后，钱颖一拿下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两年后，他又获得耶鲁大学运筹学和管理科学硕士学位。
1983年，钱颖一在课堂上遇到了正在耶鲁做高级访问学者的吴敬琏。从吴敬琏那里，钱颖一听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也第一次知道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一书。钱颖一回忆，这段经历对他影响非常大，他的兴趣开始从应用数学转向经济学。
钱颖一系统地接受经济学教育是在哈佛，他的博士论文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研究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改革的问题，导师之一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博弈论大师马斯金教授。后来，马斯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与科尔奈共同指导了钱颖一这位天赋非比寻常的博士生，他后来成为我的合作者……”
当时，哈佛大学经济系有一批中国学生，他们活跃于刚刚成立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其中包括许成钢、王一江、李稻葵、白重恩等，1986- 1987年钱颖一担任该学会的会长。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展开讨论，话题总是离不开中国的改革。
1980年代后期，钱颖一经常回到国内，参加政府机构的各种会议和调研。1990年，钱颖一获得了哈佛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任助理教授，从此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海外教学生涯。
每年夏天，钱颖一都要回国讲学，把海外经济学研究的前沿介绍到国内。在北大、人大、中国社科院等院校，钱颖一讲授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当时非常领先的课程。他也是最早把公司治理理论引进国内的学者之一。
教育改革行胜于言
2002年秋天，钱颖一开始为清华的本科生讲授“经济学原理”。“钱老师讲课逻辑性非常强，善于引导学生提问，引发争论与思考。”学生们都这么认为。因此，在钱颖一的课上，教室人数总是爆满。2012年，他被清华大学学生会评为“我最喜爱的教师”。
2006年9月，钱颖一出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此时，距离该院第一任院长朱镕基辞去这一职位，已经过去了5年，但他留给该院的“遗产”仍堪丰厚。他不仅一手打造了一支让世界注目的顾问团队，并担任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至今，还留下了“人重于才”的教育理念———基于此，钱颖一将此后自己所推动的改革，归因为继承该院的传统。
长期在海外留学、执教的钱颖一，发现国内在教育理念上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重视“有用”的知识，轻视“无用”的知识；重视“学好”，轻视“好学”；重视“育才”，轻视“育人”。在钱颖一看来，培养学生好奇心、善质疑、会提问，才是好的教育方式。钱颖一带领学院探索本科通识教育，通过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获取“三位一体”的教育，推动学生全面和个性化发展。
“今天，你CTMR了吗？”这是清华经管学院同学的口头禅。
“CTMR”是经管学院开设的“批判性思维和道德推理”课程的英文缩写。这门课程很特殊，没有现成教材，没有标准答案。每周一堂大课由教授主讲，再由助教带领分成十几个小班上课，讨论一些非常犀利的问题，有时还组织学生辩论，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钱颖一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并落实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包括“中国文明”、“西方文明”、“中文写作”、“心理学概论”、“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等，覆盖了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基础学科，一半以上专业课程是英文教学。当钱颖一将这份课表放在一位耶鲁校长和一位哈佛院长的办公桌上时，他们认为这张课表一点都不输给这两所大学，而且还具有中国特色。
早在1994年，首任院长朱镕基就明确提出要“办成世界第一流的经管学院”。但由于受以往学术型硕士模式的影响，中国的MBA（工商管理硕士）教育形成一些弊端，比如，过于偏重理论学习和分析性工具研究，忽视品格、软技能、整合性学习和通过实践学习等重要方面。
2008年9月，清華经管学院推出“新版清华MBA”，其定位是培养“未来领导者”。新版清华MBA强调“领导力”、“企业家精神”和“体验式学习”三个要素，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2012年，钱颖一领导学院推出“清华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全新课程体系”，包括四大模块，分别命名为“天”、“地”、“人”、“通”。
2015年10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公布了全球EMBA百强排名，清华EMBA国际项目排名全球第一。这是中国大陆商学院教学项目首次排名全球第一。
参政议政建言改革
2013年，钱颖一成为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关注的重点自然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而这一领域也是钱颖一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
钱颖一的中国经济研究，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使用前沿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制度转型问题。二是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这两者的结合，使他的研究成果往往能在经济学界和决策层产生广泛的影响。 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希望政府出台刺激政策的声音也不断出现。如何理性看待经济增速下降的现象，进而提出合理的政策措施？
这一年7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举行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钱颖一在这个会议的发言中提出分析经济增长，要区分短期与长期问题，分清周期性因素和趋势性因素。他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投资、消费、出口，即俗称“三驾马车”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經济增长问题。从中推导出的政策结论是显然的：由于出口很难控制，消费一时又上不去，所以只有增加投资。
“但是，这个分析框架完全是基于凯恩斯的理论，是用来分析周期性经济波动带来的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框架。现在的问题不是周期性、短期的，而是趋势性、结构性的。不能用调控短期周期性经济波动的政策工具，来解决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钱颖一提出，当前应主要靠供给方面的制度和政策，通过改革、开放、结构调整，以及鼓励创新创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这与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和“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可谓“不谋而合”。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钱颖一在政协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题目是《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如何看，如何办？》。发言受到委员们广泛好评，被认为既有学者的严谨，又不回避现实问题。在发言中他建议，在经济增速下行的情况下，政府应避免出台大幅度的刺激需求的政策，也不应过度依赖央行的货币政策。相反，要留给市场和企业自我调整的空间，发挥政府在供给政策上的作用，并建立新型政商关系。
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如何培育发展新动力？创新驱动无疑已成为广泛共识。当谈到创新时，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美国的硅谷。“但硅谷不是计划造出来的。”钱颖一说。1990年，钱颖一到斯坦福大学任教，居住在硅谷，亲眼目睹了硅谷的腾飞。钱颖一认为，未来深圳、北京、上海、杭州最有潜力成为全球性的创新聚集地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使我们看到中国创新城市崛起的希望。那么，政府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
针对这个问题，钱颖一在2015年两会期间提交了题为《关于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建议》的提案。他指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本质上是草根活动，应该依靠民间力量，依靠市场机制。政府要避免过去推动创新时的习惯性做法，特别是要避免直接做风险投资、搞贷款。但是另一方面，政府要有所作为，要创造法治环境，改善监管环境，搭建竞争平台，扫除政策性障碍，要自身革命并且自身创新。
（摘自《人民政协报》2016年1月5日）
他是一位功成名就的经济学家，更是一名教育改革的实践者。在教育被各种功利主义浸染的环境中，他以一己之力坚持着“人重于才”的价值诉求。“加强通识教育以提升学生素质，培育健康土壤以造就杰出人才”，这是他对教育改革开出的两剂药方。
负笈海外心系改革
钱颖一出生于北京，小学和高中时光都在北京度过。“钱颖一是一个酷爱读书的人，放学回家从不休息，总是在念书写作业，每天早晨坚持听英语教学广播。高中毕业后，他到京郊密云插队当了知青，读书热情依旧不减。”熟悉钱颖一的朋友回忆。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钱颖一考上清华大学数学系。“我们班上有一半同学，包括我在内，上大学前在农村插队，或在工厂工作。我后来之所以关注经济改革，跟这段经历很有关系。”钱颖一说。
1980年夏天，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陈省身在北京大学开了一门微分几何课程，对象主要是研究生。经由在清华授课的中科院数学所研究员戴新生联系，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几位三年级本科生也来听课，其中就有钱颖一。一年后，钱颖一拿下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两年后，他又获得耶鲁大学运筹学和管理科学硕士学位。
1983年，钱颖一在课堂上遇到了正在耶鲁做高级访问学者的吴敬琏。从吴敬琏那里，钱颖一听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也第一次知道了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一书。钱颖一回忆，这段经历对他影响非常大，他的兴趣开始从应用数学转向经济学。
钱颖一系统地接受经济学教育是在哈佛，他的博士论文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研究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改革的问题，导师之一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博弈论大师马斯金教授。后来，马斯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与科尔奈共同指导了钱颖一这位天赋非比寻常的博士生，他后来成为我的合作者……”
当时，哈佛大学经济系有一批中国学生，他们活跃于刚刚成立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其中包括许成钢、王一江、李稻葵、白重恩等，1986- 1987年钱颖一担任该学会的会长。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展开讨论，话题总是离不开中国的改革。
1980年代后期，钱颖一经常回到国内，参加政府机构的各种会议和调研。1990年，钱颖一获得了哈佛经济学博士学位，随后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系任助理教授，从此开始了长达10多年的海外教学生涯。
每年夏天，钱颖一都要回国讲学，把海外经济学研究的前沿介绍到国内。在北大、人大、中国社科院等院校，钱颖一讲授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等当时非常领先的课程。他也是最早把公司治理理论引进国内的学者之一。
教育改革行胜于言
2002年秋天，钱颖一开始为清华的本科生讲授“经济学原理”。“钱老师讲课逻辑性非常强，善于引导学生提问，引发争论与思考。”学生们都这么认为。因此，在钱颖一的课上，教室人数总是爆满。2012年，他被清华大学学生会评为“我最喜爱的教师”。
2006年9月，钱颖一出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此时，距离该院第一任院长朱镕基辞去这一职位，已经过去了5年，但他留给该院的“遗产”仍堪丰厚。他不仅一手打造了一支让世界注目的顾问团队，并担任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至今，还留下了“人重于才”的教育理念———基于此，钱颖一将此后自己所推动的改革，归因为继承该院的传统。
长期在海外留学、执教的钱颖一，发现国内在教育理念上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重视“有用”的知识，轻视“无用”的知识；重视“学好”，轻视“好学”；重视“育才”，轻视“育人”。在钱颖一看来，培养学生好奇心、善质疑、会提问，才是好的教育方式。钱颖一带领学院探索本科通识教育，通过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获取“三位一体”的教育，推动学生全面和个性化发展。
“今天，你CTMR了吗？”这是清华经管学院同学的口头禅。
“CTMR”是经管学院开设的“批判性思维和道德推理”课程的英文缩写。这门课程很特殊，没有现成教材，没有标准答案。每周一堂大课由教授主讲，再由助教带领分成十几个小班上课，讨论一些非常犀利的问题，有时还组织学生辩论，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钱颖一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并落实通识教育的核心课程，包括“中国文明”、“西方文明”、“中文写作”、“心理学概论”、“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等，覆盖了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基础学科，一半以上专业课程是英文教学。当钱颖一将这份课表放在一位耶鲁校长和一位哈佛院长的办公桌上时，他们认为这张课表一点都不输给这两所大学，而且还具有中国特色。
早在1994年，首任院长朱镕基就明确提出要“办成世界第一流的经管学院”。但由于受以往学术型硕士模式的影响，中国的MBA（工商管理硕士）教育形成一些弊端，比如，过于偏重理论学习和分析性工具研究，忽视品格、软技能、整合性学习和通过实践学习等重要方面。
2008年9月，清華经管学院推出“新版清华MBA”，其定位是培养“未来领导者”。新版清华MBA强调“领导力”、“企业家精神”和“体验式学习”三个要素，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2012年，钱颖一领导学院推出“清华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全新课程体系”，包括四大模块，分别命名为“天”、“地”、“人”、“通”。
2015年10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公布了全球EMBA百强排名，清华EMBA国际项目排名全球第一。这是中国大陆商学院教学项目首次排名全球第一。
参政议政建言改革
2013年，钱颖一成为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关注的重点自然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而这一领域也是钱颖一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
钱颖一的中国经济研究，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使用前沿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制度转型问题。二是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这两者的结合，使他的研究成果往往能在经济学界和决策层产生广泛的影响。 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希望政府出台刺激政策的声音也不断出现。如何理性看待经济增速下降的现象，进而提出合理的政策措施？
这一年7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举行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钱颖一在这个会议的发言中提出分析经济增长，要区分短期与长期问题，分清周期性因素和趋势性因素。他认为，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投资、消费、出口，即俗称“三驾马车”的理论框架，来分析經济增长问题。从中推导出的政策结论是显然的：由于出口很难控制，消费一时又上不去，所以只有增加投资。
“但是，这个分析框架完全是基于凯恩斯的理论，是用来分析周期性经济波动带来的短期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框架。现在的问题不是周期性、短期的，而是趋势性、结构性的。不能用调控短期周期性经济波动的政策工具，来解决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钱颖一提出，当前应主要靠供给方面的制度和政策，通过改革、开放、结构调整，以及鼓励创新创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长期的经济增长。这与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和“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可谓“不谋而合”。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钱颖一在政协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题目是《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如何看，如何办？》。发言受到委员们广泛好评，被认为既有学者的严谨，又不回避现实问题。在发言中他建议，在经济增速下行的情况下，政府应避免出台大幅度的刺激需求的政策，也不应过度依赖央行的货币政策。相反，要留给市场和企业自我调整的空间，发挥政府在供给政策上的作用，并建立新型政商关系。
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如何培育发展新动力？创新驱动无疑已成为广泛共识。当谈到创新时，人们自然会联想到美国的硅谷。“但硅谷不是计划造出来的。”钱颖一说。1990年，钱颖一到斯坦福大学任教，居住在硅谷，亲眼目睹了硅谷的腾飞。钱颖一认为，未来深圳、北京、上海、杭州最有潜力成为全球性的创新聚集地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使我们看到中国创新城市崛起的希望。那么，政府如何在其中发挥作用？
针对这个问题，钱颖一在2015年两会期间提交了题为《关于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建议》的提案。他指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本质上是草根活动，应该依靠民间力量，依靠市场机制。政府要避免过去推动创新时的习惯性做法，特别是要避免直接做风险投资、搞贷款。但是另一方面，政府要有所作为，要创造法治环境，改善监管环境，搭建竞争平台，扫除政策性障碍，要自身革命并且自身创新。
（摘自《人民政协报》2016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