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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强势反腐的大局势下，每当有官员落马、受审、判刑的新闻出现，必会引发群众的围观。但相比于前几类新闻，媒体关于官员刑满出狱后的报道则相对较少。那么，那些刑满出狱的前官员们，如今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我希望能早一点出狱，早日与妻儿团聚，侍奉白发老母。”一名曾因贪污罪入狱的官员，在重庆市检察院的一份问卷调查中曾这样写道。在那份针对65名职务犯罪服刑人员的《原党员服刑人员统计调查表》的问卷中，“渴望自由”呼声很高。
“我也曾为党和国家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请客观地看待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还有一位官员这样写道。
这些入狱的官员担心的事情很多，担心“人们会不会长期把他们与罪犯联系在一起？亲人每次出门是否要有意躲过熟人？怎样面对老部下、老同事、老朋友？亲朋在世人面前能否抬起头？儿女前程会不会受影响？怎样重新融入社会？找寻新的工作中会不会受到歧视？”
其实，这些“担心”反映出了前官员们想要重新做人，并且回归社会走上正轨的迫切愿望。
退出名利场做个普通人
“半天连喝茶带吃饭，一个人100元”，2015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名动全国的“五毒书记”张二江这样介绍他的茶馆。
在2010年结束服刑生涯后，张二江开了一个可以喝茶吃饭，同时卖土特产的小茶馆。
曾担任湖北省十堰市委常委兼丹江口市委书记、天门市委书记的张二江，因违法乱纪，被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痛斥为“吹、卖、嫖、赌、贪”五毒俱全，“五毒书记”也成了2002年反腐的标志性词汇。
2002年，张二江因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2010年，张二江出狱，当时的他没有工资、没有医疗和养老保险，后在友人帮助下开了一个茶馆，才勉强维持生计。
媒体报道称，出狱后的张二江，喜欢研究美食和书法，经常有人来听他讲解国学，也有武汉大学的校友常来聊天。他一般早上6点刚过会起床到公园里散步，在体育器械上锻炼身体，然后偶尔会在小区的长椅上坐着，看着匆匆而过的路人，宛然就是一个普通花甲老人的晚年生活。
谈到以后的生活，张二江称，将开设国学班，希望把国学知识传播给全社会。重新回归到社会中的张二江，“只想平平淡淡、普普通通做一个好人，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
想做个普通人的官员并非张二江一人，因“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的河南新郑市原副市长李兆才，在2004年10月被刑满释放后，也如张二江一般，失去公职也没有固定收入。尽管多家用人单位都知道作为副教授的李兆才是难得的农学人才，但他们更清楚的是，他也是一名刑满释放人员。
媒体报道称，当年的李兆才，出狱后成了“一个用不敢用、弃之可惜的难为之才”。
后来，李兆才在一家有名气的羊肉烧烤店做了半个月的学徒工后，开了一个“李记烧烤”，用他的话说，“只是真的想尝试一下，见好就收嘛，成则能填平债务，败也损失不了多大本钱。说到丢人现眼，这难道比我上法庭坐大牢还丢人吗？”
转战生意场开启“第二春”
1990年，42岁的杨振海被任命为郑州市委常委、巩义市委书记，6年后，因受贿罪被判处8年徒刑。2004年2月，杨振海被提前释放。
这位从河南焦作矿业学院毕业的原市委书记，在步入政坛之前，曾经在河南省巩义市一家冶炼厂从技术员做到工程师，再做到厂长。
出狱后，杨振海的妻子曾要求他“找找市里的领导，安排到技校当老师”，儿子则建议父亲去某钢铁公司，但是杨振海选择了做“废品收购生意”，一年净赚12.8万。一年后，他被一个工厂聘为副厂长，主管生产和技术革新。
转战商界又获得“人生第二春”的不在少数。2014年9月，曾被称为“金哨”的原中国足球著名裁判陆俊刑满释放。在入狱的4年半中，陆俊的儿子开始操持父亲留下的钢材外贸生意，媒体猜测“他很可能会携手儿子在生意上开创新天地”。
当时的媒体称，“他们在入狱前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广泛深厚的人脉”，因此，其他一些早已释放或者宣判时就回家的人中也大多选择了做生意，其中一位海鲜生意做得很不错。陆俊踢球时一年收入只有20万左右，现在年净收入超过200万。
身份转型从政界到学界
2016年1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保安因涉嫌违纪被组织调查后，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再次被公众提及，与王保安一样，彼时的邱晓华，也曾是一名“学者型官员”，但当下的他，已非官员，而是一名“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的上一程是快速与代价并存，几乎所有指标都是快字当先，但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也是明显的。”邱晓华曾在微博中这样评价中国经济，他的微博认证是“经济学者”。
邱晓华1982年进入国家统计局，曾任统计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局长等职。2006年10月，邱晓华突然被免去局长职务，当时他在局长任上仅呆了约200天，后因重婚罪入狱，在2008年出狱之后，曾赴中海油总公司下属研究机构任职。
高官出狱从来都是引人注目，何况是原国统局局长。在2008年8月，一篇署名为“国家统计局原局长、现中海油高级研究员邱晓华”的文章曾给他惹来不少麻烦，许多媒体称邱的复出“缺乏透明”、“十分蹊跷”。
有媒体报道称，该文章发表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邱的文章曾完全绝迹。一直到2010年左右，他才开始“解冻”。
2010年11月，邱晓华参加了厦门大学计划统计系成立60周年庆典大会。次年2月，他又出现在“2011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一届年会”和“中国宏观经济春季预测年会”上。
“官方里面已经没有我了，我现在只是一名普通的经济学者。”邱晓华这样表示。
其实，抛开經济学者的身份不讲，作为客家人的邱晓华在出狱后的经历也十分丰富。
2016年1月24日上午，在北京宁化客家联谊会换届大会暨北京宁化客家商会三届二次会员大会上，邱晓华当选为新一届北京宁化客家联谊会会长，他说，将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将联谊会事业继续做好做大，把联谊会办成北京宁化人的精神家园和事业的助推器。
而早在2013年10月在宁化举行的首届“石壁客家论坛”时，宁化人邱晓华就曾在论坛上作主旨演讲。
“重操旧业”放不下名与利
其实，无论是退出名利场还是转战生意场，抑或是转身研究领域，都是人生的一种选择，只要不违法不犯法，任何人都有重新再来的机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当记者问“从市委书记到囚徒的身份，你适应了多久”时，张二江想了一下，回答说：“永远都不适应，但是可以面对现实。”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面对现实，也并非所有人在经历大起大落后舍得放下，放下执着，放下名利。
“出狱收补偿费”曾一度让大家对出狱官员真的能“改过自新”产生怀疑。
《检察日报》曾报道，某司原工作人员张某等人因受贿罪入狱后，行贿人刘某筹措好100万，称准备在张某出狱后作为“坐牢损失费”补偿，而另一位官员李某因受贿罪被判处5年徒刑出狱后，也有行贿人给予“补偿款”数百万元。
在近几年的官员受贿案件中，官商勾结是很常见的一个注脚。而官员出狱后继续官商勾结的也并非没有，如珠海市工商局原局长钟维顺。
2000年，钟维顺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9年提前出狱后没多久，他就给“旅游黑店”当起了“顾问”，还利用自己任局长时的人脉关系，帮人“牵线”结识工商局工作人员，并将执法部门的动向第一时间通报给违法者。
除了官商勾结，想要翻案重新来过的也有，如原郑州市政局户外广告处处长李国臣，2005年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2年。减刑出狱后，李国臣为了“翻身”，请朋友到法院告他案发前欠账104万元，后检察院调查发现，笔迹鉴定结果显示欠条是在李国臣出狱后伪造的，他的两位朋友也因涉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被刑拘。
（摘自《北京青年报》）
“我希望能早一点出狱，早日与妻儿团聚，侍奉白发老母。”一名曾因贪污罪入狱的官员，在重庆市检察院的一份问卷调查中曾这样写道。在那份针对65名职务犯罪服刑人员的《原党员服刑人员统计调查表》的问卷中，“渴望自由”呼声很高。
“我也曾为党和国家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请客观地看待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还有一位官员这样写道。
这些入狱的官员担心的事情很多，担心“人们会不会长期把他们与罪犯联系在一起？亲人每次出门是否要有意躲过熟人？怎样面对老部下、老同事、老朋友？亲朋在世人面前能否抬起头？儿女前程会不会受影响？怎样重新融入社会？找寻新的工作中会不会受到歧视？”
其实，这些“担心”反映出了前官员们想要重新做人，并且回归社会走上正轨的迫切愿望。
退出名利场做个普通人
“半天连喝茶带吃饭，一个人100元”，2015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名动全国的“五毒书记”张二江这样介绍他的茶馆。
在2010年结束服刑生涯后，张二江开了一个可以喝茶吃饭，同时卖土特产的小茶馆。
曾担任湖北省十堰市委常委兼丹江口市委书记、天门市委书记的张二江，因违法乱纪，被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痛斥为“吹、卖、嫖、赌、贪”五毒俱全，“五毒书记”也成了2002年反腐的标志性词汇。
2002年，张二江因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2010年，张二江出狱，当时的他没有工资、没有医疗和养老保险，后在友人帮助下开了一个茶馆，才勉强维持生计。
媒体报道称，出狱后的张二江，喜欢研究美食和书法，经常有人来听他讲解国学，也有武汉大学的校友常来聊天。他一般早上6点刚过会起床到公园里散步，在体育器械上锻炼身体，然后偶尔会在小区的长椅上坐着，看着匆匆而过的路人，宛然就是一个普通花甲老人的晚年生活。
谈到以后的生活，张二江称，将开设国学班，希望把国学知识传播给全社会。重新回归到社会中的张二江，“只想平平淡淡、普普通通做一个好人，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
想做个普通人的官员并非张二江一人，因“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的河南新郑市原副市长李兆才，在2004年10月被刑满释放后，也如张二江一般，失去公职也没有固定收入。尽管多家用人单位都知道作为副教授的李兆才是难得的农学人才，但他们更清楚的是，他也是一名刑满释放人员。
媒体报道称，当年的李兆才，出狱后成了“一个用不敢用、弃之可惜的难为之才”。
后来，李兆才在一家有名气的羊肉烧烤店做了半个月的学徒工后，开了一个“李记烧烤”，用他的话说，“只是真的想尝试一下，见好就收嘛，成则能填平债务，败也损失不了多大本钱。说到丢人现眼，这难道比我上法庭坐大牢还丢人吗？”
转战生意场开启“第二春”
1990年，42岁的杨振海被任命为郑州市委常委、巩义市委书记，6年后，因受贿罪被判处8年徒刑。2004年2月，杨振海被提前释放。
这位从河南焦作矿业学院毕业的原市委书记，在步入政坛之前，曾经在河南省巩义市一家冶炼厂从技术员做到工程师，再做到厂长。
出狱后，杨振海的妻子曾要求他“找找市里的领导，安排到技校当老师”，儿子则建议父亲去某钢铁公司，但是杨振海选择了做“废品收购生意”，一年净赚12.8万。一年后，他被一个工厂聘为副厂长，主管生产和技术革新。
转战商界又获得“人生第二春”的不在少数。2014年9月，曾被称为“金哨”的原中国足球著名裁判陆俊刑满释放。在入狱的4年半中，陆俊的儿子开始操持父亲留下的钢材外贸生意，媒体猜测“他很可能会携手儿子在生意上开创新天地”。
当时的媒体称，“他们在入狱前都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和广泛深厚的人脉”，因此，其他一些早已释放或者宣判时就回家的人中也大多选择了做生意，其中一位海鲜生意做得很不错。陆俊踢球时一年收入只有20万左右，现在年净收入超过200万。
身份转型从政界到学界
2016年1月27日，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保安因涉嫌违纪被组织调查后，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再次被公众提及，与王保安一样，彼时的邱晓华，也曾是一名“学者型官员”，但当下的他，已非官员，而是一名“经济学家”。
“中国经济的上一程是快速与代价并存，几乎所有指标都是快字当先，但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也是明显的。”邱晓华曾在微博中这样评价中国经济，他的微博认证是“经济学者”。
邱晓华1982年进入国家统计局，曾任统计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局长等职。2006年10月，邱晓华突然被免去局长职务，当时他在局长任上仅呆了约200天，后因重婚罪入狱，在2008年出狱之后，曾赴中海油总公司下属研究机构任职。
高官出狱从来都是引人注目，何况是原国统局局长。在2008年8月，一篇署名为“国家统计局原局长、现中海油高级研究员邱晓华”的文章曾给他惹来不少麻烦，许多媒体称邱的复出“缺乏透明”、“十分蹊跷”。
有媒体报道称，该文章发表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邱的文章曾完全绝迹。一直到2010年左右，他才开始“解冻”。
2010年11月，邱晓华参加了厦门大学计划统计系成立60周年庆典大会。次年2月，他又出现在“2011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一届年会”和“中国宏观经济春季预测年会”上。
“官方里面已经没有我了，我现在只是一名普通的经济学者。”邱晓华这样表示。
其实，抛开經济学者的身份不讲，作为客家人的邱晓华在出狱后的经历也十分丰富。
2016年1月24日上午，在北京宁化客家联谊会换届大会暨北京宁化客家商会三届二次会员大会上，邱晓华当选为新一届北京宁化客家联谊会会长，他说，将不负众望，不辱使命，将联谊会事业继续做好做大，把联谊会办成北京宁化人的精神家园和事业的助推器。
而早在2013年10月在宁化举行的首届“石壁客家论坛”时，宁化人邱晓华就曾在论坛上作主旨演讲。
“重操旧业”放不下名与利
其实，无论是退出名利场还是转战生意场，抑或是转身研究领域，都是人生的一种选择，只要不违法不犯法，任何人都有重新再来的机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当记者问“从市委书记到囚徒的身份，你适应了多久”时，张二江想了一下，回答说：“永远都不适应，但是可以面对现实。”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面对现实，也并非所有人在经历大起大落后舍得放下，放下执着，放下名利。
“出狱收补偿费”曾一度让大家对出狱官员真的能“改过自新”产生怀疑。
《检察日报》曾报道，某司原工作人员张某等人因受贿罪入狱后，行贿人刘某筹措好100万，称准备在张某出狱后作为“坐牢损失费”补偿，而另一位官员李某因受贿罪被判处5年徒刑出狱后，也有行贿人给予“补偿款”数百万元。
在近几年的官员受贿案件中，官商勾结是很常见的一个注脚。而官员出狱后继续官商勾结的也并非没有，如珠海市工商局原局长钟维顺。
2000年，钟维顺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9年提前出狱后没多久，他就给“旅游黑店”当起了“顾问”，还利用自己任局长时的人脉关系，帮人“牵线”结识工商局工作人员，并将执法部门的动向第一时间通报给违法者。
除了官商勾结，想要翻案重新来过的也有，如原郑州市政局户外广告处处长李国臣，2005年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2年。减刑出狱后，李国臣为了“翻身”，请朋友到法院告他案发前欠账104万元，后检察院调查发现，笔迹鉴定结果显示欠条是在李国臣出狱后伪造的，他的两位朋友也因涉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被刑拘。
（摘自《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