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岳嵩,一个最典型的白族穷人、匠人、文人和革命者,1949年剑川“四·二”暴动和滇西北解放战争的领导人之一。从1947年到1950年,先后任剑川中学校长、滇西北人民自卫军二支队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边纵七支队三十六团团长、首届保山中学校长等职。
——题记
一、皮匠 木匠 教书匠
李岳嵩,白族,1901年5月25日生于剑川县甸南乡江尾河村的农民家里。“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可李岳嵩八岁、弟弟岳华三岁时,母亲不幸去世了。生活无着落、疲于奔命的父亲又出门在外,远游他乡,杳无音信,孤苦伶仃的兄弟两人像两根飘转的稻草,只得由自家孩子也无力关爱的舅妈领到三元村,有心无力地勉强抚养着。两年以后,疲惫颟顸的父亲回到家里,才带他们兄弟俩回江尾河村那个冷火秋烟的家。长大后,兄弟俩因家境贫寒,长兄岳嵩,只好到甸尾街李迎弟家上门,改姓不改名,叫李岳嵩;胞弟岳华,也只得到发达河村陈家上门,改名不改姓,叫杨锡夔。
童年时的李岳嵩父子三人,家徒四壁,生活非常艰难。父亲经常外出奔波,岳嵩得早操持家务,照顾岳华,从小养成自强不息、见义勇为、吃苦耐劳、刚毅坚韧的精神。村里请来发达河的陈世英先生办私塾,比他小的娃娃都去上学了,本来就很要强的他非常羡慕,不甘雌伏,常去偷听老师讲课。被老师发现,不仅没有挨骂,老师还鼓励他说:“喜欢读书这很好啊!只要你好好学习,真是块读书的好材料,我就好好教你,不要你交学费”。从这以后,他有空就去听课。白天劳动,晚上读书,别人学到哪里,他也学到哪里。他的聪明、勤奋和好学受到老师的表杨。
剑川是个匠艺之乡,素有“三十六匠、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的说法。清道光《云南通志》说:剑川,“因近雪山,土地硗瘠……民间终岁勤劳,往往衣食不给,故横经者不免负来,而业农者兼习工艺。”恶劣的自然条件不仅没有使白乡人屈服于它的淫威之下,反而催生了他们普遍具有的一种坚韧不拔、奋发进取、迎难而上、勇于开拓的创业精神。由于生活逼迫,十三岁时,李岳嵩就告别了自己艰涩的童年,徒步到保山县城通商巷一皮匠家,当了三年多的学徒。那时学手艺,要投师三年,谢师一年,学徒就是长工。从小个性火爆、性格倔强、不服管教、敢于反叛的他由于忍受不了师傅的虐待和同门学徒们的欺负,便逃到保山上江马田村,投奔他舅父赵树椿学木工了。
那时,剑川香登村杨子祥老师也在保山上江马田村教私塾。夜间无事,李岳嵩就经常到杨老师的烟榻旁闲坐。他虽识字不多,但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话;而杨老师虽读得一肚子古书,讲汉话却比他差得很多。有时,为了便于给学生讲课,杨老师还要请他把一些白语翻译成汉话。这样,他一面给杨老师当翻译,一面向杨老师学汉文。师生俩互教互学,一年多点,他就识了不少汉字,文化上大有进步。不久,杨老师辞职回剑川了。临行前,他一再嘱咐李岳嵩的舅父,说李岳嵩是块读书的好料,学手艺太憋屈他了,是大材小用,应该让他继续读书深造。因此,杨老师辞职回家不久,李岳嵩也返回剑川,到发达河村赵轶才先生家里读私塾。由于他读书十分勤奋,断断续续读了三年,他的语文就已达到一定水平。
学有所成后,李岳嵩正想出去谋点职业。村里有个在维西澜沧江边名叫施登根的白族小寨做木工的木匠,村里正恰好托他请一个教书先生。却因寨子很贫困,没人愿意去那个边远小山寨教书。这位木匠征求李岳嵩的意见,李岳嵩答应随他进去教书了。他一面教一面学,教了两年半,自己的学识也有更大进步。
一段时间后,李岳嵩认真负责、善于教书和学识渊博的美名从维西山民的口中传到了维西县政府秘书欧阳凌霄先生耳中,先生是剑川东门街人,李岳嵩很快得到了欧阳先生的赏识,推荐他到丽江考高中。结果只零零星星读了几年私塾的李岳嵩,却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丽江中学高三班学习。进校不满一年,碰到学生闹学潮,他是积极分子,就被校长和志钧开除了,还把他逮捕起来拘留到县政府。不料丽江县长王凤瑞那时候对李岳嵩出众的表现已有所耳闻,他一则不想这样有为的青年栽在他的手中,再则对李岳嵩的遭遇产生了同情,便给他开了证明,让他转去大理师范。
李岳嵩离开丽江中学回到剑川后,本想投军从戎,到昆明报考军官学校,但他步行到昆明时已误了考期,又只得返回剑川,转学到大理师范读了一年。那时,丽江中学的校长已换成了较为开明进步的名师范义田,李岳嵩又转回丽江中学高四班学习。由于他学习刻苦,又善于广交朋友,不久就同范义田结成知交,成了范义田品学兼优的门生;家境贫困的李岳嵩还经常得到恩师的资助,完成了高中学历。
读完高中后,李岳嵩曾被介绍到中甸的一个省立小学任教。在此期间,他从藏民口中了解到红二方面军途经藏区的英雄事迹,极大地鼓舞了他的爱国热情,并把自己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到教学过程之中。
二、怒江边火烧洋教堂
1938年,李岳嵩被人介绍到省立福贡小学任教。福贡小学位于怒江东岸的上帕街,为了方便学生上学,在怒江西岸的固泉村办了分校,李岳嵩和普文堂、赵培厚派去那里当教师。那所分校的学生是僳僳族和怒族,很多人信仰基督教。村里有个教堂,讲圣经的先生是被美国牧师马道民雇用当传教士的昆明人杨雨楼。他仗势洋人,矫揉造作,装腔作势,自视高人一等,蔑视群众,欺压百姓,在“上帝”的名义下用基督的“文明”来看待和衡量一切,把所有其他的异质文化贬低为野蛮。更为可恨的是他虽然身为国人,却因端着的是洋铁碗,吃的是洋人饭,心中不仅早就忘了根本,没有了国民的观念,而且还诋毁中国的抗战,仇视中国的学校。
“七·七”卢沟桥事件暴发后,一方面,人民群众抗战热情空前高涨。在李岳嵩的家乡剑川,群众自发成立了“抗战救援队”,学生成立了“救亡话剧团”;人民群众纷纷捐款支前,参军抗战,他的家乡剑川仅在1937年至1945年的抗战期间就有4300多人参战,239人为国捐躯。他的乡人张子斋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深造;乡人欧根,在云南大学附中加入“民先”,积极开展抗战宣传发动工作;乡人张旭,也与重庆何东汉一道奔赴延安,加入了共产党主办的“安吴青训班”。另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却在积极剿共,消极抗日,大肆喧嚣攘外必先安内,企图发动内战,镇压积极进步的民主人士,竟连剑川的白族青年杨舍亦因积极抗战而获“政治罪”,在南京被判无期徒刑。
面对抗战图存的社会局面,置身于怒江峡谷那样的大山大水,身负国难家仇的李岳嵩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对生生息息于大山丛林之中黎民百姓人生命运的大悲大爱,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宣传。他坚信在每个人的灵魂中,都潜伏着高贵的火焰,时机一到,就会使他成为一名英雄,血肉之躯的李岳嵩也不例外。于是他团结其他两位教师,同本地山民同呼吸、共命运,向朴实贫困的民族学生学习民族语言,了解掌握他们的民风民俗;同时教他们唱抗战歌曲,向学生及附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边疆兄弟民族支援抗日战争。分校师生救亡图存的抗日宣传正搞得轰轰烈烈、同仇敌忾,不料却遭到了马道民和杨雨楼的蓄意破坏,他们在村里到处贴洋画,大量发送《圣经》,进行反动宣传,说什么“汉人的话不能听,汉人的书不能读,汉人的歌不能唱,不然就升不了天堂”。
假洋鬼子们倒行逆施的反动宣传使学校工作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受到了很大影响。为此,李岳嵩和两位教师立即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用僳僳文写了很多揭露帝国主义的标语,到处张贴、宣传。同时,由当地怒族教师普文堂出面,带领几个学生,到木姑甲杨雨楼家中向他提出抗议,要他立即停止破坏活动。杨雨楼却仰首向天,一脸孤傲,含糊应付,这就更加激起普文堂和同学们的义愤。
面对假洋鬼子的蓄意破坏,李岳嵩带领被爱国激情所燃烧的傈僳族、怒族学生闯进了洋人的圣地,摸了洋人的屁股,还一把火烧了他们的木姑甲教堂,有力地打击了洋教士的嚣张气焰!
火烧洋教堂事件发生后,帝国主义牧师马道民报告给英驻保山领事馆,保山领事馆告到省政府,成了“涉外事件”。腐败无能、崇洋媚外的国民党政府不仅不伸张正义,反而下令将反帝爱国的三位教师开除,还撤销了固泉分校。福贡设治局长张家麟明知火烧洋教堂的义举深得人心,民众拍手称快,但他迫于洋人的淫威,害怕问题弄大了对自己不利,只得把李岳嵩等几位老师请到设治局,对他们说:“你们在此地我就不好办了,我给你们全年的薪水,外加一笔路费,你们赶快走吧”!普文堂逃往缅甸避难,赵培厚回家另谋生计,李岳嵩到鹤庆师范当职员。
三、咱们的“夫甲”数不清
“夫甲”,在白语中是老友、老庚的意思,也是同志、战友的意思。但和老友、老庚比起来,它必须是志同道合的,志趣相投的,目标一致的,并有共同事业和理想的;与同志、战友相比,它又必须是重情重义的,情真意切,有手足情感的。1943年秋,鹤庆师范保送李岳嵩到西南联大师院文史专业学习,不久他就结识了一批白乡人称为“夫甲”的好人、能人和亲人。
皖南事变后,中共云南省工委遵照党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积极发展壮大农民进步势力,并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领导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腐败的斗争,把爱国民主运动逐步推向高潮。西南联大作为全国当时精英荟萃的知识殿堂,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轰轰烈烈地开展爱国民主运动,成了时代的“民主堡垒”。
李岳嵩进校后,人才济济、精英荟萃、学海浩瀚,使他拓展了心胸,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增强了民族自尊心、责任心、危机感和使命感。同时,久旱逢甘雨的李岳嵩在和共产党人的接触与交往中,在对革命思想理论的学习与理解中,在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与探索中,在对人类良知和情感的叩问与陶冶中,进一步认清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而稳健而阔步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他经常接近张子斋、黄平、欧根、王以中、张旭、张贡新等“夫甲”们,争取他们的帮助教育,特别是张子斋在李岳嵩的潘家湾住处,隐蔽过较长时间,朝夕相处,言传身教,对他政治上的成长,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李岳嵩于1945年4月参加“中国民主青年同盟”,“一二·一”运动中站在斗争前线,是爱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西南联大毕业后,李岳嵩决定到昆阳中学工作。
1946年8月,继昆明“一二·一”运动和震惊中外的“李闻惨案”之后,国民党反动派磨刀霍霍,更加肆无忌惮地逮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张子斋的安全保障也成了一个刻不容缓急待解决的问题。据此,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指派李岳嵩护送张子斋到剑川后,暂时出国转到缅甸。那时,他还不是中共党员,而护送张子斋的任务又是那样的危险而又艰巨。但欧根下达任务时,他毫不犹豫地立刻表示同意,并保证坚决完成任务。于是,他毅然辞去昆阳中学的职务,来不及办理他由“民青”转党的手续,立即到教育厅通过他和张耀九的师生关系,连夜搞到了一张通行证,第二天一早就同张子斋夫妇及马仲明从昆明出发。
一路上,他们受到国民党军、警、宪、特的严格盘查。
到了下关,遇着大雨,事先约定的人没有联系上,下关情况又很复杂,不能久留,张子斋决定立刻前往大理。到夜里11时,他们才到大理北门,找到一位苏姓剑川同乡,在他的棺材铺里住下。主人对李岳嵩没有多问,热情接待他们,并表示不管他们留宿多少天,都会把他们当自己的眼珠子一样关照和服务。主人还说,他们既是李岳嵩的朋友,那也就是自己的朋友,请他们放一百二十个宽心地在这儿稳住。
第二天,冷风凄厉,阴雨不止。李岳嵩把张子斋夫妇托付给同乡后,又只身一人前往邓川与中共地下党员、时任邓川县长李群杰同志联系,并从李群杰那儿开了一张回剑川的通行证。这一切都办好了后,李岳嵩又踏上泥烂路滑回头路,往返70公里,当天回到大理的住处。为了避开耳目,李岳嵩请了剑川同乡妇女,把书籍及其他不便携带的东西先行运回剑川甸尾街他的家中。第三天,他们又冒雨赶到邓川,到得很晚,找了一家小店住下休息。清晨起来,他们在右所街与先期出发的马仲明同志会合,谈了一下情况后,4人又高高兴兴地冒雨往剑川跋涉。走了两天,一行四人终于安全抵达剑川甸尾街李岳嵩的家。
当时,发达河村里驻有国民党的中央军,只距甸尾街半公里。官军上街都要从李岳嵩的家门口经过,随时有人出出进进。张子斋夫妇选择在李岳嵩家隐蔽是冒了极大风险的。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有李岳嵩一家缜密而精心的掩护和安排,稳如泰山的张子斋在这里从容不迫地分别同杨适夫、尹国举等同志见过面,谈了话,妥善安排了白色恐怖下滇西地下党组织的工作。
住了几天,他们放出话来,要去逛石宝山歌会,雇了三架滑竿,大胆地混入去赶歌会的人流中,经石宝山转道乔后,相机西行赴缅甸。李岳嵩送走张子斋等同志后,到鹤庆师范教书。不到学期结束,校方借故无理加以辞退,李岳嵩又回到剑川。
四、从中学校长到“滇西匪首”
1947年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华南游击战争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同年11月底,省工委派黄平为指导员,领导开辟滇西工作。黄平到了剑川后,根据省工委掌握的情况,在学生中发展了尹国举、王北光等人入党,在剑川、沙溪、鹤庆建立了党的组织,在丽江、永胜建立了民青组织。
1947年3月,杨适夫等地下党员正策划联络各乡镇民众代表推选剑川中学校长杨根全当选担任县参议会议长,得到了开明乡绅杨鲁安、杨敬规等人及广大民众的支持。杨根全当选议长后,校长一职空缺。在张子斋的提议下,旅省同乡会理事会中的地下党员欧根、张贡新等人推荐李岳嵩出任校长。加之剑川“民盟”组织成员尹国举及一大批进步青年积极支持,参议长杨根全也争取了一部分开明绅士保举。最为关键的是,教育局局长赵螽象是位民主人士,竭力支持进步势力,教育局正式委任李岳嵩为剑川中学校长。
李岳嵩出任校长以后,对原剑川中学的教师除了留用中间偏左的李树鹏等几个教员外,把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和他在西南联大及其他场合结识的“夫甲”们纷纷聘请到学校任教。他明知尹国举、李铸宏、张昆彦、李世荣等是鹤庆师范学生运动中被开除的学生,但不仅敢于聘任他们当教师,而且分别给他们提任为十二、十三、十四班的班导师,放手让他们在学校开展各种活动。
就在李岳嵩刚刚委任为剑川中学校长的时候,滇西工委和剑川县工委相继成立。滇西工委由黄平任书记,欧根任副书记,王以中、徐铮(女)、王立政、杨苏、王北光(女)为委员;剑川县工委由王以中任书记,委员张贡新、尹国举、张保全、杨适夫。在乔后也建立了党总支,书记王立政,副书记杨苏。1948年5月,黄平、欧根带着几位党员同志到剑川开辟工作,校长李岳嵩无条件地接受了共产党员熊威楚、徐铮、陈瑞芳、王静和、王以中、张旭和进步人士赵裕康为剑川中学的教员。
剑川的党组织建立以后,李岳嵩完全把学校管理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把剑川中学办成了地下活动的重要据点。学校建立了党支部和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通过学生自治会开展各种活动。教师在学校公开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讲全国革命的胜利形势,讲解放区军民的胜利和蒋管区城市风起云涌的爱国民主运动,揭露国民党内战、独裁、卖国的反动政策,启发和引导学生走上革命道路。
剑川中学由革命势力控制以后,成为一所生气勃勃的学校,成为共产党培养和训练革命青年骨干的重要阵地。师生中的党员和民青成员,一批又一批地输送到其它县和地区开展工作。在剑川“四·二”暴动和以后的武装斗争中,绝大部分师生投入了武装斗争,后来成了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对剑川及滇西北地区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1962年1月12日至2月7日的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参会者中竟有60多人是剑川籍的干部。这样的人才荟萃,与解放前夕被共产党地下组织所主导的剑川中学的教育有关,与李岳嵩担任当时的剑川中学校长有关。
李岳嵩在西南联大时就是“一二·一”运动的积极分子,早就成为国民党特务注意的目标。张积厚任剑川县长时,国民党省党部秘书长朱丽东就亲自给他布置任务监视李岳嵩,说必要时把他逮捕起来。张积厚到剑川后,他下车伊始,杨毓鸿、陈树华等人就在张积厚面前告李岳嵩的黑状,对他进行轮番攻击。张积厚第一次和李岳嵩见面时还认师生关系,之后多次警告他说:“现在四处告你,我们是师生,我劝你趁早离开剑川为好”。李岳嵩回敬他说:“我办学校没有错。县长您曾经作为我的教师,教我的是三民主义,我教学生也是三民主义。教育局没有通知我离职,我不能走”。张积厚后来又找他谈过两次话,想说服他回避,有些豪绅也软硬兼施,威逼他离开剑川,但都被他拒绝了。
为了检验革命力量,1948年10月10日,党组织采用合法形式,由师生联合会和青年联谊会联合召开“双十”群众大会。四乡一镇的群众,手持农具和梭镖,进城集会游行,上万人参加大会。会上,民主人士赵螽象先生慷慨激昂地发表讲话,抨击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李岳嵩带领群众振臂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剑川人民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等口号。剑川中学师生演出文艺节目,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我们的队伍越打越强大》、《金沙江边》等歌曲。接着,广大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浩浩荡荡地走过各条大街,一路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剑川县城万人空巷,充分显示出觉悟了的劳苦大众的力量。这次空前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激励了全县各族人民,震慑了国民党反动派。
剑川革命力量的迅速壮大,引起了国民党省政府的高度注意。为了镇压新生的革命力量,国民党政府在剑川成立了鹤庆、丽江、洱源、剑川四县第三联防指挥部,还在县、乡分别成立了“民众自卫部队”和“民众自卫中队”,共计千余人,并授权给各乡、镇长,可以任意逮捕嫌疑分子。由于李岳嵩出任剑川中学校长后,为共产党提供活动阵地,采取一系列开明、进步、大胆的办学措施,早已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认为李岳嵩“与共产党作为无异”,被视为“争议人物”、“另类人物”和“危险人物”,不断秘密控告他是“赤匪”。在此情况下,李岳嵩成了反动势力头号怀疑和攻击的对象。
通兰地区是剑川西北部连接兰坪的高寒贫瘠山区。6月27日兰坪发生强烈地震,灾情严重。剑川县政府先是不闻不问,后来又策划借机摊派勒索。党组织通过剑川中学校长李岳嵩,以组织剑川师生联谊会名义募捐赈灾,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王以中以被李岳嵩聘请为教务处主任的身份,率领师生团到灾区慰问,发放救济物资,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揭露了敌人的残酷与黑暗,为后来的李铸宏、王北光进入兰坪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同时,这些斗争使李岳嵩进一步成为反动势力的怀疑和攻击对象。为了吓走李岳嵩,反动派先是散布流言说:“剑川中学质量不行了!”“学生不好好学习,专搞校外活动!”他们还指责李岳嵩:“你教书,只管教书,不能借赈灾的名义扰乱社会秩序!”这些招数都没用后,他们还网罗了一些打手,在四城门高喊口号:“打倒李岳嵩!”学校个别教员也借机逼迫李岳嵩辞职。1948年11月13日,在剑川主持工作的国民党军政要员杨煜鸿、陈树华等人在县长张积厚的指使下,邀请议长杨根全和中学校长李岳嵩在景风阁吃饭。陈树华还专门交待李岳嵩:“你大哥杨孟雄(结拜)跟我们关系很好,连他都知道你是有名在册的赤化分子,我要是不为你说情,把你从虎口中抢出,将来对不起你大哥!”然而,李岳嵩和杨根全都没有吃他们那一套。
想把李岳嵩抓捕于学校之外的“鸿门宴”没有成功后,1948年11月14日,经反动派周密策划,省保安司令部命令鹤庆团管区司令部专门派出武装到剑川,在甸南镇长陈锡年的带领下,从前一个晚上起就派出暗探爬到甸南李岳嵩家的房头上。李岳嵩从县城吃完晚饭一回来,他们就悄无声息地在大门外加了两挺机枪,包围了李岳嵩家。第二天早上,他们以李岳嵩兄弟从南京带回来重要包裹为借口,把李岳嵩哄出大门,以“滇西匪首”的罪名逮捕了他,随即把他押解到鹤庆,一站送一站,一直押送到昆明,交特刑庭审讯。在此过程中,按照国民党政策规定,鹤庆专区的犯人押送到凤仪,要等待下一站派人来接送。但由于没有油水,下一站来接送的人迟迟没有到来,李岳嵩得以在凤仪滞留。刚从昆明回来剑川开展滇西地下组织工作的工委领导人黄平得知此事后,安排欧根等人到凤仪营救,用先前由邓川县长、中共地下党员李群杰捐献的200元半开买通了解押人员,同意李岳嵩等人逃跑。组织在暗中通知李岳嵩时,他执意不从,义正辞严道:“逃跑,不正说明我有罪吗?后果将如何可想而知!我没有罪,我要跟他们讲理去,告诉‘家里’,我李岳嵩光明磊落,义无反顾,不做脓包!”他被关在“特嫌厅”,两三天换一次房间。在监狱里,他被审讯过好几次,但他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承认,不泄露半点组织机密,矢口不说组织关系,只一再强调“我没有犯罪”。特务给他上电刑,他仍不低头,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有一天,监狱里一个路南的彝族青年毕恒光,被反动派蒙上眼睛,拖出去枪杀了。他一路高呼:“共产党万岁”!李岳嵩和同监房的人都说:“我们被反动派枪杀时,就应向他学习”。
然而,形势的发展比李岳嵩的意料还要快。虽然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但此时的国民党内部矛盾已经加剧。蒋介石被逼下野后,刚刚上台的李宗仁也迫于全国反内战的形势,下令释放政治犯,解放战争形势朝人民胜利的方向发展。在此情况下,经省工委营救,反动派拿不出任何证据,只好把李岳嵩于1949年1月28日晚(除夕夜)释放出狱了。2月16日,李岳嵩回到剑川时,地下党发动和组织了学校师生及各族各界群众数千人,到二十里外的南山脚沿途夹道欢迎他胜利归来,并在剑川中学隆重举行欢迎大会,向反动派示威。
五、啦鸡井秀才遇着兵
1949年3月,滇西工委举行会议,传达省委指示,研究开展武装斗争问题。为了加强领导,各县工委改为县委。会议分析了全区当时的情况,认为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已经在20余县发展了党员3千余人,外围组织力量6万余人,会议总结了在永胜、宾川、乔后、祥云斗争失利的经验教训,决定首先在剑川突破重点,举行暴动。
为了更好地投入战斗,一直以非党人士名义参加地下革命工作的李岳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4月2日,剑川暴动按原计划如期举行,打响了滇西北解放战争的第一枪。暴动缴获步枪85支、子弹2万多发、手榴弹2百多枚和一批公用物资。暴动队伍按计划于拂晓前撤离县城,经羊岑到沙溪修整。4月19日,滇西工委决定二次攻打剑川县城,人民自卫武装全歼了守敌80余人,活捉县长张积厚,缴获60多支枪。
剑川暴动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滇西人民自卫武装的斗志,滇西北武装斗争正式全面展开。同时,地方反动武装也乘机纷纷出笼,从东西两面向剑川扑来,妄图阻止人民武装斗争的发展,消灭以剑川为中心的滇西北新生红色政权。滇西人民武装斗争第一次面临着重大考验。
东面,以盘踞在永胜的原国民党上校罗瑛为头目的“民主联军滇黔军区滇西总司令部”(简称“民联军”),网罗反动势力4700余人,公开提出“以争夺滇西为目标,吃掉剑川土共,占领乔后搞钱,到大理会师”的战略目标,于4月26日暗渡金沙江,4月28日占领鹤庆县城,派人到剑川,“委任”中共剑川武装负责人为副支队长,“委任”此时已加入共产党的剑川中学校长李岳嵩为师长,并于5月6日占领牛街和洱源县城,我方原在“两面政府”的500多名打算于5月10日举行起义的武装人员因仓促应战而溃散。“民联军”占领洱源后,矛头直指剑川和乔后。
与此同时,盘踞在西面保山地区以保山团管区司令张镇英为首领的“共革盟滇西纵队”(简称“共革盟”),打着“拥护卢主席,打倒土豪劣绅”的旗号,以“保腾龙云永五县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为名义,网罗3500人武装,抓紧组织“东进军”,先后占领永平、云龙后,气势汹汹直扑乔后、兰坪和剑川,扬言要“解放滇西”。4月尾至5月初,两军遥相呼应,横行滇西,为所欲为,肆意浩劫,加紧围攻以剑川为中心的滇西北革命根据地。
面对异常严峻的危机局面,滇西工委举行紧急会议,通报并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坚定了对两股投机武装必须立足于打、而且要先发制人、在斗争中壮大自己、瓦解直至最后消灭敌人的信心。根据“民联军”和“共革盟”两支反动势力当时的不同情况,滇西工委作出了先打“民联军,”再解决“共革盟”的决定。
4月17日至5月4日,通兰特区党委组织领导群众举行暴动,先后夺取了马登、通甸、上兰三个乡镇的武装,组建了通兰人民自卫大队。通兰暴动胜利后,滇西工委决定采取和平谈判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方式,抢先在“共革盟”东进之前解放兰坪。滇西工委派工委委员王立政到马登加强通兰特委的领导,派张旭到金鼎和兰坪县长李澍、县参议长罗一河谈判,派李岳嵩到啦鸡井和盐务所主任傅益彰谈判。
李岳嵩单枪匹马从乔后出发,路过金鼎,张旭与李澍、罗一河谈判已初步达成协议。5月10日,通兰大队兵临城下,参议长罗一河起义,宣布兰坪解放。李岳嵩于5月9日赶到啦鸡井,首先与当地民青组织负责人李义松取得联系,初步掌握了盐场和税警队的基本情况,当晚就和傅益彰谈判。傅满口表示欢迎,赞成和平解放啦鸡井,但又提出啦鸡井问题主要是税警队的武装要解决。第二天,李岳嵩直接到税警队找队长汪存仁做工作,汪也表示赞同。他说:“我们愿意靠拢人民,至于个别人我是保证不了。你们要武器,今天就可以交,请你给弟兄们讲几句话。”他随即把税警队全体官兵集合起来,请李岳嵩讲话。税警队全副武装,上好刺刀,揭开手榴弹的盖子,剑拔弩张,如临大敌,会场秩序非常紧张。李岳嵩镇静自若,从容不迫地给他们训话。宣传全国、全省革命胜利的大好形势,特别是滇西北地区的武装斗争和解放乔后的经过,交代我党对起义人员的宽待政策和缴枪投诚人员的奖励办法,号召税警队官兵弃暗投明,走和平解放的道路。税警队大部分官兵的紧张情绪缓和下来,表态要和平解放。汪队长还说:“我希望共产党说话要算数!”
宣布散会后,李岳嵩回到他的住处,来访的人络绎不绝,他尽可能多做工作,争取各方面的支持。次日下午,有人来报:“共革盟”派来两个侦探,他们到税警队找同他们有勾结的李副班长,现在还在灶户李增甲家吃晚饭,李岳嵩立即跟着来报告的人去找那两个人。那两人扬言:“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共革盟’四支队的先遣队,大队人马在营盘驻扎”。李岳嵩接过他们的话头说:“我是共产党的全权代表,你们回去告诉你们的长官,兰坪县城已被我人民自卫军解放了,就要来解放啦井盐场,你们的队伍在营盘待命,不准上来一步”。那两人见势头不妙,托辞要连夜赶回营盘。李岳嵩当场给他们写了一封亲笔信,跟着他们离开西关才返回。
5月12日上午9时许,“共革盟”的知少秋率部百余人,分两路由上、下丰登、西关大路向啦井盐场进发。这时啦井街上人心惶惶,老百姓关门闭户,盐场职工准备疏散。突然西关枪声大作,税警队大部撤离盐场。“共革盟”在毫无阻力的情况下,占领了啦井盐场。在这紧急关头,李岳嵩只身火速返回金鼎,向通兰大队指挥王北光报告,立即命令部队整装待发,攻占啦井盐场。次日,部队星夜行军,由李岳嵩带领一个中队,走岔路口直插啦井北面山顶,占领北碉楼。
5月14日拂晓,我方向啦鸡井的敌人同时发起进攻。仗打响后,啦井地下组织在矿山附近鸣枪内应,税警队机枪手曹继根带领全班携械起义参加战斗。我方同“共革盟”激烈交火,战斗持续到傍晚,“共革盟”往西南方向撤退,从啦井逃回云龙去了。
5月15日,部队进驻啦井,税警队接受改编,宣布啦井和平解放。解放兰坪县城和攻占啦井盐场的胜利,鼓励了人民群众,很多人踊跃报名参军,通兰大队扩充了一个中队,并组建了护井中队。滇西工委指定李岳嵩同志负责啦井的领导工作,接管了盐场,成立盐场临时管理委员会,立即组织恢复生产,支援前线。
6月中旬,啦井人民自卫军后勤分部成立。自啦井解放到1949年底,啦鸡井盐场管理处支援滇西北人民的解放事业近8千元大洋;先后赠送怒江边三县各族人民食盐约10万公斤。啦鸡井盐场对滇西人民及解放事业的支援和贡献,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滇西的政治影响。
六、教书匠挂帅自卫军
1949年5月18日,“共革盟”独立第四支队李光宗部300余人,从云龙蹿到金鼎,继续东进剑川,王北光、李岳嵩率通兰大队从啦井连夜赶回马登,20日在江尾坛追上李光宗部进行围歼。李岳嵩身先士卒,到前线指挥。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我毙敌8人,俘虏1人。接到黄平司令员“放敌进羊岑,交剑川人民自卫团解决”的命令后,我军主动撤围,放敌人出去。李光宗部到羊岑后,被剑川人民自卫团伏击全歼。通兰大队回师兰坪。
6月初,通兰人民自卫大队,奉命整编为滇西北人民自卫军二支队。由通兰、兰坪、维西、西山、云龙人民武装合编,包括白、普米、僳僳、纳西、藏、怒、彝等各民族,辖四个大队,1200余人。有机枪九挺,长短枪800余支,火枪100多支。前线委员王立政,司令员李岳嵩,政委王北光,副司令员李敏。
啦井解放后,通兰大队就派出罗映先等6人到碧江同设治局谈判。因形势发生变化,代表被扣,谈判受挫。我军歼灭“共革盟”以后,威声大振。碧江当局迫于形势,释放我谈判代表,并致函二支队司令部表示道歉,要求和平解放,二支队司令部决定,在形势对我极为有利的情况下,抓紧时机解放碧江。李岳嵩率部陈师营盘,直指碧江,派四大队指导员和耕前去谈判,收缴武器,争取和平解放。
6月8日,和耕一行从营盘出发,9日到达碧江。当晚就分别同设治局长魏英伯、参议长田月辉、常备队长田余树、普乐乡长田应书等军政头面人物和民族上层个别接触,晓以大义。和耕把李岳嵩的亲笔信交给设治局长魏英伯,魏英伯说:“与罗先生分别之后,日夜盼望兰坪再派人来碧江,今天你们来了,我很高兴,一定听从吩咐。”和耕开宗明义地讲了此行的目的,魏表示完全拥护。
在接触中,我方向他们反复交代只接收武器,不接收银粮,以此解除了爱财如命的田月辉、田余树等一伙的思想顾虑。在初步接触的基础上,商定第二天即6月10日,由魏英伯出面召开有设治局、参议会、常备队、普乐乡在碧江的乡保长和各有关单位的大小官员及民族上层人士都参加的军政会议,正式举行谈判。会上,魏英伯致词后,和耕着重讲了目前形势和二支队司令部赋予的任务,并重申了罗映先等第一次谈判所提出的条件,到会人员都表示拥护我党的主张。谈判成功后,当即收缴了常备队的全部武器,第二天就送到营盘交给二支队司令部。
在滇西北地区,人民自卫军主力部队发展到了3个支队,近4000多人枪,另外还有23支地方人民自卫队和游击队。经过战斗锻炼,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不断得到了提高。
七、西进!西进!
1949年6月19日,根据滇西工委关于“以兰坪为中心,积极创造条件,先向南(云龙)北(维西),逐步向碧江、福贡、贡山推进”的战略要求,二支队主力一、二大队从兰坪出发,兵分两路开进云龙。一路由前线委员王立政,政委王北光、副司令员李敏率领,经顺荡,20日到达关里的大朗村;另一路由司令员李岳嵩率领,经营盘等地,23日抵达师里的乔地村。在云龙地下党的配合下,解放了云龙县北部的师里、顺里、关里三个乡,并组建了师里和关里两个游击队。滇西工委随即派自卫军指挥部第一政工队进去开展工作,建立基层组织,发动群众拥军支前,组织民兵打击地霸武装,为边纵七支队三十三团解放云龙县城,抗击保安团对解放区的进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6月下旬,前线委员王立政遵照滇西工委的指示精神,到云龙同中共保山特支书记孟循时和“共革盟”独立第四支队司令员地下党员李铭勋二人商定,由李岳嵩率部分兵力到菟峨,接应中共保山特支,率部北靠兰坪与自卫军二支队汇合,向滇西工委报到,并相机解除“共革盟”独四支余部李汉良部三十余人、木柱仁部百余人的反动武装。在中共保山特支的配合下,该部到啦鸡井后,我方大摆宴席,热情接待。为了策略上的需要,托辞已进入解放区,避免发生误会,所带武器,连同我方人员也一并动员,一律暂时留下,需要时再发给,不动声色地和平解除了“独四支”余部的全部反动武装,李汉良、木柱仁等九名反革命分子和所部120余人全部被俘。收缴了平射炮一门,迫击炮6门,重机枪一挺,轻机枪6挺,各式步枪300多支,枪榴弹、手榴弹300多枚,子弹225万多发,收音机一部,骡马3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这批辎重大大充实了人民武装,在后来挫败敌人“南北夹击”围剿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9月9日到13日,中共滇西工委在剑川县城召开党、政、军干部代表会议,贯彻滇桂黔边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九·九”代表会后,滇西北人民自卫军奉命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第七支队,自卫军二支队编为边纵七支队三十三团。因工作需要,李岳嵩调任云龙县长。
而就在这个时候,曾经打算把云南作为最后一个退守之地的蒋介石由于滇西北战略位置的独特重要性,对滇西北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清剿”。这也是一次敌我力量悬殊的较量,是对滇西北解放战争的第二次严峻考验。敌人运用了14个保安团的兵力,再加上地方反动武装;而当时已改编为边纵滇桂黔第七支队的滇西北人民武装只有4个主力团。第一次,滇西北人民自卫武装面对的敌人是形形色色的反动武装;这一次,滇西北人民武装面对的是国民党七十四军全部、九十三军的二九七师和二十六军的一九三师。敌人不仅兵力多,武装设备好,而且东南西面齐头并进,并调动以汪学鼎为首的武装分三路南下,形成南北夹攻的大“围剿”,并有杨振寰在华坪、永胜,杨继忠在缅宁地区配合。蒋介石各部队相距不远,可以互相呼应。
面对蒋介石对滇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清剿”,我七支队主力4个团保持集中,隐蔽在剑川周围,寻找敌人薄弱环节,伺机歼敌。但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警惕性高,除了歼灭云龙自卫队,乐天场战斗,清水江、汝南哨、狮子山伏击战,以及击溃配合国民党七十四军向我夹击的汪学鼎战役等少数局部战斗外,七支队没有其他大的建树,对蒋介石的滇西“清剿”形不成有力的打击。
10月25日,纵队副司令朱家璧率西进部队迂回到滇西北的剑川县。10月28日召开群众大会,欢迎西进部队。经朱家璧西进部队领导与滇西北地委商定,西进部队先绕道到敌情复杂而我方力量相对薄弱的保山、腾冲地区再迂回到滇南,七支队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同时,派出王以中、王立政、杨苏、赵鼎、鲁根等人组成保、腾、龙西进工作组,率100多名干部随西进部队挺进保山,任务是发动群众,开辟新区,为七支队跳到外线作战创造条件。后因王立政没有来成,根据王以中和杨苏等人的提议,加之李岳嵩自己要求,经朱家璧批准,增加了李岳嵩和赵玲二人参加工作组,李岳嵩不再到云龙就任县长。
11月4日,部队到了旧州,决定分兵两路:朱家璧带第六团往漕涧、保山、蒲缥方向走,破坏惠通桥,再往腾冲、龙陵,杨苏、赵鼎、赵玲随同这个团走。杨守笃率第三团,破坏功果桥(还有霁虹桥、飞龙桥),挺进昌宁,王以中、李岳嵩、鲁根随同这个团走。两个团约定时间在镇康的明朗会合。在旧州会议上,还讨论研究了西进部队离开滇西后工作组如何活动的问题。
11月11日,朱家璧率领的西进部队到达龙陵,县长刘吉生和其他官员均已逃跑,蒋振华率领县常备队100余人起义,龙陵宣布解放。在朱家璧主持下,决定成立滇西工作领导小组,对外称滇西人民解放工作委员会:匡沛兴为主席,王以中为副主席,杨苏、李岳嵩、朱家璧为委员。同时,成立龙陵人民自卫大队,杨苏任队长。
11月23日,朱家璧同志率领西进部队离开象达先于杨守笃部赶往镇康。王以中、李岳嵩随同的杨守笃率领三团打下功果桥后,经过保山,过昌宁,进梁河,于11月27日与朱家璧率领的六团会师于镇康明朗,然后率西进部队留下的三团二营,于12月2日到达龙陵镇安,与龙陵人民自卫大队合编为边纵七支队三十六团。12月3日,三十六团在镇安正式成立,李岳嵩任团长,匡沛兴任政委、李耀章任政治部主任。
12月10日,匡沛兴出面与腾冲县警察局长姚家璧在勐冒大桥会谈,决定接受起义,我三十六团迅速进驻腾冲。12月15日,三十六团用计包围了姚家璧的常备队,派出一个武工队胜利收缴了虽已起义,但一直不愿放下武器的常备队全部武装,腾冲宣布和平解放。同时,驻腾冲的第十二区行政督察专员杨茂实,向所属各县局发出电令,宣布全区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三十六团相继接管了国民党专员公署及县政府。12月23日,成立腾冲县临时人民解放委员会。三十六团进驻腾冲后,一方面派出政工人员到城乡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和组织群众;一方面与潜伏特务和土匪武装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稳定了边疆局势。
1949年12月,滇西北全部解放,滇西北地委撤销,分别建立丽江、大理、保山三个地委;人民武装从剑川“四·二”暴动时依靠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的200多人(没有家庭负担的党员、民青和农抗人员)发展成为拥有6个团一个骑兵大队近1万人的边纵部队。
1950年3月,匠人李岳嵩经过一场革命战争洗礼后,转业地方,实现了他入乎匠(教书匠)而出乎匠的愿望,先后任保山一中校长,保山专署文教科长等职,把教书育人当成了他的天职与人生归宿。
1983年5月,保山地委批准李岳嵩离职休养。1987年3月,李岳嵩经省委批准享受地厅级待遇。之后不久李岳嵩回剑川,看到他甸南的祖遗老家成了一所小学的一部分,他笑了,口中喃喃道:“用得其所啊,用得其所啊……”
1987年9月22日,李岳嵩逝世于昆明,享年78岁。
(该文史料搜集方面得到了中共大理州委党史研究室张学伟同志大力支持,在此谨表感谢!)
【作者简介】 杨学文:1964年生,白族,研究生学历,当过法官,做过干警,现供职于党政部门。有50多万字课题成果,获省、州优秀课题奖。已发表文学作品100多万字。文化随笔集《尘封的乐园》曾上2003年昆明新知畅销书排行榜第二名。
责任编辑 杨义龙
——题记
一、皮匠 木匠 教书匠
李岳嵩,白族,1901年5月25日生于剑川县甸南乡江尾河村的农民家里。“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可李岳嵩八岁、弟弟岳华三岁时,母亲不幸去世了。生活无着落、疲于奔命的父亲又出门在外,远游他乡,杳无音信,孤苦伶仃的兄弟两人像两根飘转的稻草,只得由自家孩子也无力关爱的舅妈领到三元村,有心无力地勉强抚养着。两年以后,疲惫颟顸的父亲回到家里,才带他们兄弟俩回江尾河村那个冷火秋烟的家。长大后,兄弟俩因家境贫寒,长兄岳嵩,只好到甸尾街李迎弟家上门,改姓不改名,叫李岳嵩;胞弟岳华,也只得到发达河村陈家上门,改名不改姓,叫杨锡夔。
童年时的李岳嵩父子三人,家徒四壁,生活非常艰难。父亲经常外出奔波,岳嵩得早操持家务,照顾岳华,从小养成自强不息、见义勇为、吃苦耐劳、刚毅坚韧的精神。村里请来发达河的陈世英先生办私塾,比他小的娃娃都去上学了,本来就很要强的他非常羡慕,不甘雌伏,常去偷听老师讲课。被老师发现,不仅没有挨骂,老师还鼓励他说:“喜欢读书这很好啊!只要你好好学习,真是块读书的好材料,我就好好教你,不要你交学费”。从这以后,他有空就去听课。白天劳动,晚上读书,别人学到哪里,他也学到哪里。他的聪明、勤奋和好学受到老师的表杨。
剑川是个匠艺之乡,素有“三十六匠、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的说法。清道光《云南通志》说:剑川,“因近雪山,土地硗瘠……民间终岁勤劳,往往衣食不给,故横经者不免负来,而业农者兼习工艺。”恶劣的自然条件不仅没有使白乡人屈服于它的淫威之下,反而催生了他们普遍具有的一种坚韧不拔、奋发进取、迎难而上、勇于开拓的创业精神。由于生活逼迫,十三岁时,李岳嵩就告别了自己艰涩的童年,徒步到保山县城通商巷一皮匠家,当了三年多的学徒。那时学手艺,要投师三年,谢师一年,学徒就是长工。从小个性火爆、性格倔强、不服管教、敢于反叛的他由于忍受不了师傅的虐待和同门学徒们的欺负,便逃到保山上江马田村,投奔他舅父赵树椿学木工了。
那时,剑川香登村杨子祥老师也在保山上江马田村教私塾。夜间无事,李岳嵩就经常到杨老师的烟榻旁闲坐。他虽识字不多,但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话;而杨老师虽读得一肚子古书,讲汉话却比他差得很多。有时,为了便于给学生讲课,杨老师还要请他把一些白语翻译成汉话。这样,他一面给杨老师当翻译,一面向杨老师学汉文。师生俩互教互学,一年多点,他就识了不少汉字,文化上大有进步。不久,杨老师辞职回剑川了。临行前,他一再嘱咐李岳嵩的舅父,说李岳嵩是块读书的好料,学手艺太憋屈他了,是大材小用,应该让他继续读书深造。因此,杨老师辞职回家不久,李岳嵩也返回剑川,到发达河村赵轶才先生家里读私塾。由于他读书十分勤奋,断断续续读了三年,他的语文就已达到一定水平。
学有所成后,李岳嵩正想出去谋点职业。村里有个在维西澜沧江边名叫施登根的白族小寨做木工的木匠,村里正恰好托他请一个教书先生。却因寨子很贫困,没人愿意去那个边远小山寨教书。这位木匠征求李岳嵩的意见,李岳嵩答应随他进去教书了。他一面教一面学,教了两年半,自己的学识也有更大进步。
一段时间后,李岳嵩认真负责、善于教书和学识渊博的美名从维西山民的口中传到了维西县政府秘书欧阳凌霄先生耳中,先生是剑川东门街人,李岳嵩很快得到了欧阳先生的赏识,推荐他到丽江考高中。结果只零零星星读了几年私塾的李岳嵩,却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丽江中学高三班学习。进校不满一年,碰到学生闹学潮,他是积极分子,就被校长和志钧开除了,还把他逮捕起来拘留到县政府。不料丽江县长王凤瑞那时候对李岳嵩出众的表现已有所耳闻,他一则不想这样有为的青年栽在他的手中,再则对李岳嵩的遭遇产生了同情,便给他开了证明,让他转去大理师范。
李岳嵩离开丽江中学回到剑川后,本想投军从戎,到昆明报考军官学校,但他步行到昆明时已误了考期,又只得返回剑川,转学到大理师范读了一年。那时,丽江中学的校长已换成了较为开明进步的名师范义田,李岳嵩又转回丽江中学高四班学习。由于他学习刻苦,又善于广交朋友,不久就同范义田结成知交,成了范义田品学兼优的门生;家境贫困的李岳嵩还经常得到恩师的资助,完成了高中学历。
读完高中后,李岳嵩曾被介绍到中甸的一个省立小学任教。在此期间,他从藏民口中了解到红二方面军途经藏区的英雄事迹,极大地鼓舞了他的爱国热情,并把自己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到教学过程之中。
二、怒江边火烧洋教堂
1938年,李岳嵩被人介绍到省立福贡小学任教。福贡小学位于怒江东岸的上帕街,为了方便学生上学,在怒江西岸的固泉村办了分校,李岳嵩和普文堂、赵培厚派去那里当教师。那所分校的学生是僳僳族和怒族,很多人信仰基督教。村里有个教堂,讲圣经的先生是被美国牧师马道民雇用当传教士的昆明人杨雨楼。他仗势洋人,矫揉造作,装腔作势,自视高人一等,蔑视群众,欺压百姓,在“上帝”的名义下用基督的“文明”来看待和衡量一切,把所有其他的异质文化贬低为野蛮。更为可恨的是他虽然身为国人,却因端着的是洋铁碗,吃的是洋人饭,心中不仅早就忘了根本,没有了国民的观念,而且还诋毁中国的抗战,仇视中国的学校。
“七·七”卢沟桥事件暴发后,一方面,人民群众抗战热情空前高涨。在李岳嵩的家乡剑川,群众自发成立了“抗战救援队”,学生成立了“救亡话剧团”;人民群众纷纷捐款支前,参军抗战,他的家乡剑川仅在1937年至1945年的抗战期间就有4300多人参战,239人为国捐躯。他的乡人张子斋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深造;乡人欧根,在云南大学附中加入“民先”,积极开展抗战宣传发动工作;乡人张旭,也与重庆何东汉一道奔赴延安,加入了共产党主办的“安吴青训班”。另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却在积极剿共,消极抗日,大肆喧嚣攘外必先安内,企图发动内战,镇压积极进步的民主人士,竟连剑川的白族青年杨舍亦因积极抗战而获“政治罪”,在南京被判无期徒刑。
面对抗战图存的社会局面,置身于怒江峡谷那样的大山大水,身负国难家仇的李岳嵩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对生生息息于大山丛林之中黎民百姓人生命运的大悲大爱,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宣传。他坚信在每个人的灵魂中,都潜伏着高贵的火焰,时机一到,就会使他成为一名英雄,血肉之躯的李岳嵩也不例外。于是他团结其他两位教师,同本地山民同呼吸、共命运,向朴实贫困的民族学生学习民族语言,了解掌握他们的民风民俗;同时教他们唱抗战歌曲,向学生及附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号召边疆兄弟民族支援抗日战争。分校师生救亡图存的抗日宣传正搞得轰轰烈烈、同仇敌忾,不料却遭到了马道民和杨雨楼的蓄意破坏,他们在村里到处贴洋画,大量发送《圣经》,进行反动宣传,说什么“汉人的话不能听,汉人的书不能读,汉人的歌不能唱,不然就升不了天堂”。
假洋鬼子们倒行逆施的反动宣传使学校工作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受到了很大影响。为此,李岳嵩和两位教师立即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用僳僳文写了很多揭露帝国主义的标语,到处张贴、宣传。同时,由当地怒族教师普文堂出面,带领几个学生,到木姑甲杨雨楼家中向他提出抗议,要他立即停止破坏活动。杨雨楼却仰首向天,一脸孤傲,含糊应付,这就更加激起普文堂和同学们的义愤。
面对假洋鬼子的蓄意破坏,李岳嵩带领被爱国激情所燃烧的傈僳族、怒族学生闯进了洋人的圣地,摸了洋人的屁股,还一把火烧了他们的木姑甲教堂,有力地打击了洋教士的嚣张气焰!
火烧洋教堂事件发生后,帝国主义牧师马道民报告给英驻保山领事馆,保山领事馆告到省政府,成了“涉外事件”。腐败无能、崇洋媚外的国民党政府不仅不伸张正义,反而下令将反帝爱国的三位教师开除,还撤销了固泉分校。福贡设治局长张家麟明知火烧洋教堂的义举深得人心,民众拍手称快,但他迫于洋人的淫威,害怕问题弄大了对自己不利,只得把李岳嵩等几位老师请到设治局,对他们说:“你们在此地我就不好办了,我给你们全年的薪水,外加一笔路费,你们赶快走吧”!普文堂逃往缅甸避难,赵培厚回家另谋生计,李岳嵩到鹤庆师范当职员。
三、咱们的“夫甲”数不清
“夫甲”,在白语中是老友、老庚的意思,也是同志、战友的意思。但和老友、老庚比起来,它必须是志同道合的,志趣相投的,目标一致的,并有共同事业和理想的;与同志、战友相比,它又必须是重情重义的,情真意切,有手足情感的。1943年秋,鹤庆师范保送李岳嵩到西南联大师院文史专业学习,不久他就结识了一批白乡人称为“夫甲”的好人、能人和亲人。
皖南事变后,中共云南省工委遵照党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积极发展壮大农民进步势力,并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领导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腐败的斗争,把爱国民主运动逐步推向高潮。西南联大作为全国当时精英荟萃的知识殿堂,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轰轰烈烈地开展爱国民主运动,成了时代的“民主堡垒”。
李岳嵩进校后,人才济济、精英荟萃、学海浩瀚,使他拓展了心胸,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增强了民族自尊心、责任心、危机感和使命感。同时,久旱逢甘雨的李岳嵩在和共产党人的接触与交往中,在对革命思想理论的学习与理解中,在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思考与探索中,在对人类良知和情感的叩问与陶冶中,进一步认清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而稳健而阔步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他经常接近张子斋、黄平、欧根、王以中、张旭、张贡新等“夫甲”们,争取他们的帮助教育,特别是张子斋在李岳嵩的潘家湾住处,隐蔽过较长时间,朝夕相处,言传身教,对他政治上的成长,起到了主要的作用。李岳嵩于1945年4月参加“中国民主青年同盟”,“一二·一”运动中站在斗争前线,是爱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西南联大毕业后,李岳嵩决定到昆阳中学工作。
1946年8月,继昆明“一二·一”运动和震惊中外的“李闻惨案”之后,国民党反动派磨刀霍霍,更加肆无忌惮地逮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张子斋的安全保障也成了一个刻不容缓急待解决的问题。据此,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指派李岳嵩护送张子斋到剑川后,暂时出国转到缅甸。那时,他还不是中共党员,而护送张子斋的任务又是那样的危险而又艰巨。但欧根下达任务时,他毫不犹豫地立刻表示同意,并保证坚决完成任务。于是,他毅然辞去昆阳中学的职务,来不及办理他由“民青”转党的手续,立即到教育厅通过他和张耀九的师生关系,连夜搞到了一张通行证,第二天一早就同张子斋夫妇及马仲明从昆明出发。
一路上,他们受到国民党军、警、宪、特的严格盘查。
到了下关,遇着大雨,事先约定的人没有联系上,下关情况又很复杂,不能久留,张子斋决定立刻前往大理。到夜里11时,他们才到大理北门,找到一位苏姓剑川同乡,在他的棺材铺里住下。主人对李岳嵩没有多问,热情接待他们,并表示不管他们留宿多少天,都会把他们当自己的眼珠子一样关照和服务。主人还说,他们既是李岳嵩的朋友,那也就是自己的朋友,请他们放一百二十个宽心地在这儿稳住。
第二天,冷风凄厉,阴雨不止。李岳嵩把张子斋夫妇托付给同乡后,又只身一人前往邓川与中共地下党员、时任邓川县长李群杰同志联系,并从李群杰那儿开了一张回剑川的通行证。这一切都办好了后,李岳嵩又踏上泥烂路滑回头路,往返70公里,当天回到大理的住处。为了避开耳目,李岳嵩请了剑川同乡妇女,把书籍及其他不便携带的东西先行运回剑川甸尾街他的家中。第三天,他们又冒雨赶到邓川,到得很晚,找了一家小店住下休息。清晨起来,他们在右所街与先期出发的马仲明同志会合,谈了一下情况后,4人又高高兴兴地冒雨往剑川跋涉。走了两天,一行四人终于安全抵达剑川甸尾街李岳嵩的家。
当时,发达河村里驻有国民党的中央军,只距甸尾街半公里。官军上街都要从李岳嵩的家门口经过,随时有人出出进进。张子斋夫妇选择在李岳嵩家隐蔽是冒了极大风险的。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有李岳嵩一家缜密而精心的掩护和安排,稳如泰山的张子斋在这里从容不迫地分别同杨适夫、尹国举等同志见过面,谈了话,妥善安排了白色恐怖下滇西地下党组织的工作。
住了几天,他们放出话来,要去逛石宝山歌会,雇了三架滑竿,大胆地混入去赶歌会的人流中,经石宝山转道乔后,相机西行赴缅甸。李岳嵩送走张子斋等同志后,到鹤庆师范教书。不到学期结束,校方借故无理加以辞退,李岳嵩又回到剑川。
四、从中学校长到“滇西匪首”
1947年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华南游击战争的指示》。根据这个指示,同年11月底,省工委派黄平为指导员,领导开辟滇西工作。黄平到了剑川后,根据省工委掌握的情况,在学生中发展了尹国举、王北光等人入党,在剑川、沙溪、鹤庆建立了党的组织,在丽江、永胜建立了民青组织。
1947年3月,杨适夫等地下党员正策划联络各乡镇民众代表推选剑川中学校长杨根全当选担任县参议会议长,得到了开明乡绅杨鲁安、杨敬规等人及广大民众的支持。杨根全当选议长后,校长一职空缺。在张子斋的提议下,旅省同乡会理事会中的地下党员欧根、张贡新等人推荐李岳嵩出任校长。加之剑川“民盟”组织成员尹国举及一大批进步青年积极支持,参议长杨根全也争取了一部分开明绅士保举。最为关键的是,教育局局长赵螽象是位民主人士,竭力支持进步势力,教育局正式委任李岳嵩为剑川中学校长。
李岳嵩出任校长以后,对原剑川中学的教师除了留用中间偏左的李树鹏等几个教员外,把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和他在西南联大及其他场合结识的“夫甲”们纷纷聘请到学校任教。他明知尹国举、李铸宏、张昆彦、李世荣等是鹤庆师范学生运动中被开除的学生,但不仅敢于聘任他们当教师,而且分别给他们提任为十二、十三、十四班的班导师,放手让他们在学校开展各种活动。
就在李岳嵩刚刚委任为剑川中学校长的时候,滇西工委和剑川县工委相继成立。滇西工委由黄平任书记,欧根任副书记,王以中、徐铮(女)、王立政、杨苏、王北光(女)为委员;剑川县工委由王以中任书记,委员张贡新、尹国举、张保全、杨适夫。在乔后也建立了党总支,书记王立政,副书记杨苏。1948年5月,黄平、欧根带着几位党员同志到剑川开辟工作,校长李岳嵩无条件地接受了共产党员熊威楚、徐铮、陈瑞芳、王静和、王以中、张旭和进步人士赵裕康为剑川中学的教员。
剑川的党组织建立以后,李岳嵩完全把学校管理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把剑川中学办成了地下活动的重要据点。学校建立了党支部和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青年同盟”,通过学生自治会开展各种活动。教师在学校公开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讲全国革命的胜利形势,讲解放区军民的胜利和蒋管区城市风起云涌的爱国民主运动,揭露国民党内战、独裁、卖国的反动政策,启发和引导学生走上革命道路。
剑川中学由革命势力控制以后,成为一所生气勃勃的学校,成为共产党培养和训练革命青年骨干的重要阵地。师生中的党员和民青成员,一批又一批地输送到其它县和地区开展工作。在剑川“四·二”暴动和以后的武装斗争中,绝大部分师生投入了武装斗争,后来成了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对剑川及滇西北地区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1962年1月12日至2月7日的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工作(扩大)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参会者中竟有60多人是剑川籍的干部。这样的人才荟萃,与解放前夕被共产党地下组织所主导的剑川中学的教育有关,与李岳嵩担任当时的剑川中学校长有关。
李岳嵩在西南联大时就是“一二·一”运动的积极分子,早就成为国民党特务注意的目标。张积厚任剑川县长时,国民党省党部秘书长朱丽东就亲自给他布置任务监视李岳嵩,说必要时把他逮捕起来。张积厚到剑川后,他下车伊始,杨毓鸿、陈树华等人就在张积厚面前告李岳嵩的黑状,对他进行轮番攻击。张积厚第一次和李岳嵩见面时还认师生关系,之后多次警告他说:“现在四处告你,我们是师生,我劝你趁早离开剑川为好”。李岳嵩回敬他说:“我办学校没有错。县长您曾经作为我的教师,教我的是三民主义,我教学生也是三民主义。教育局没有通知我离职,我不能走”。张积厚后来又找他谈过两次话,想说服他回避,有些豪绅也软硬兼施,威逼他离开剑川,但都被他拒绝了。
为了检验革命力量,1948年10月10日,党组织采用合法形式,由师生联合会和青年联谊会联合召开“双十”群众大会。四乡一镇的群众,手持农具和梭镖,进城集会游行,上万人参加大会。会上,民主人士赵螽象先生慷慨激昂地发表讲话,抨击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李岳嵩带领群众振臂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剑川人民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等口号。剑川中学师生演出文艺节目,高唱《团结就是力量》、《我们的队伍越打越强大》、《金沙江边》等歌曲。接着,广大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浩浩荡荡地走过各条大街,一路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剑川县城万人空巷,充分显示出觉悟了的劳苦大众的力量。这次空前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激励了全县各族人民,震慑了国民党反动派。
剑川革命力量的迅速壮大,引起了国民党省政府的高度注意。为了镇压新生的革命力量,国民党政府在剑川成立了鹤庆、丽江、洱源、剑川四县第三联防指挥部,还在县、乡分别成立了“民众自卫部队”和“民众自卫中队”,共计千余人,并授权给各乡、镇长,可以任意逮捕嫌疑分子。由于李岳嵩出任剑川中学校长后,为共产党提供活动阵地,采取一系列开明、进步、大胆的办学措施,早已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认为李岳嵩“与共产党作为无异”,被视为“争议人物”、“另类人物”和“危险人物”,不断秘密控告他是“赤匪”。在此情况下,李岳嵩成了反动势力头号怀疑和攻击的对象。
通兰地区是剑川西北部连接兰坪的高寒贫瘠山区。6月27日兰坪发生强烈地震,灾情严重。剑川县政府先是不闻不问,后来又策划借机摊派勒索。党组织通过剑川中学校长李岳嵩,以组织剑川师生联谊会名义募捐赈灾,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王以中以被李岳嵩聘请为教务处主任的身份,率领师生团到灾区慰问,发放救济物资,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揭露了敌人的残酷与黑暗,为后来的李铸宏、王北光进入兰坪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同时,这些斗争使李岳嵩进一步成为反动势力的怀疑和攻击对象。为了吓走李岳嵩,反动派先是散布流言说:“剑川中学质量不行了!”“学生不好好学习,专搞校外活动!”他们还指责李岳嵩:“你教书,只管教书,不能借赈灾的名义扰乱社会秩序!”这些招数都没用后,他们还网罗了一些打手,在四城门高喊口号:“打倒李岳嵩!”学校个别教员也借机逼迫李岳嵩辞职。1948年11月13日,在剑川主持工作的国民党军政要员杨煜鸿、陈树华等人在县长张积厚的指使下,邀请议长杨根全和中学校长李岳嵩在景风阁吃饭。陈树华还专门交待李岳嵩:“你大哥杨孟雄(结拜)跟我们关系很好,连他都知道你是有名在册的赤化分子,我要是不为你说情,把你从虎口中抢出,将来对不起你大哥!”然而,李岳嵩和杨根全都没有吃他们那一套。
想把李岳嵩抓捕于学校之外的“鸿门宴”没有成功后,1948年11月14日,经反动派周密策划,省保安司令部命令鹤庆团管区司令部专门派出武装到剑川,在甸南镇长陈锡年的带领下,从前一个晚上起就派出暗探爬到甸南李岳嵩家的房头上。李岳嵩从县城吃完晚饭一回来,他们就悄无声息地在大门外加了两挺机枪,包围了李岳嵩家。第二天早上,他们以李岳嵩兄弟从南京带回来重要包裹为借口,把李岳嵩哄出大门,以“滇西匪首”的罪名逮捕了他,随即把他押解到鹤庆,一站送一站,一直押送到昆明,交特刑庭审讯。在此过程中,按照国民党政策规定,鹤庆专区的犯人押送到凤仪,要等待下一站派人来接送。但由于没有油水,下一站来接送的人迟迟没有到来,李岳嵩得以在凤仪滞留。刚从昆明回来剑川开展滇西地下组织工作的工委领导人黄平得知此事后,安排欧根等人到凤仪营救,用先前由邓川县长、中共地下党员李群杰捐献的200元半开买通了解押人员,同意李岳嵩等人逃跑。组织在暗中通知李岳嵩时,他执意不从,义正辞严道:“逃跑,不正说明我有罪吗?后果将如何可想而知!我没有罪,我要跟他们讲理去,告诉‘家里’,我李岳嵩光明磊落,义无反顾,不做脓包!”他被关在“特嫌厅”,两三天换一次房间。在监狱里,他被审讯过好几次,但他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承认,不泄露半点组织机密,矢口不说组织关系,只一再强调“我没有犯罪”。特务给他上电刑,他仍不低头,坚贞不屈,大义凛然。有一天,监狱里一个路南的彝族青年毕恒光,被反动派蒙上眼睛,拖出去枪杀了。他一路高呼:“共产党万岁”!李岳嵩和同监房的人都说:“我们被反动派枪杀时,就应向他学习”。
然而,形势的发展比李岳嵩的意料还要快。虽然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但此时的国民党内部矛盾已经加剧。蒋介石被逼下野后,刚刚上台的李宗仁也迫于全国反内战的形势,下令释放政治犯,解放战争形势朝人民胜利的方向发展。在此情况下,经省工委营救,反动派拿不出任何证据,只好把李岳嵩于1949年1月28日晚(除夕夜)释放出狱了。2月16日,李岳嵩回到剑川时,地下党发动和组织了学校师生及各族各界群众数千人,到二十里外的南山脚沿途夹道欢迎他胜利归来,并在剑川中学隆重举行欢迎大会,向反动派示威。
五、啦鸡井秀才遇着兵
1949年3月,滇西工委举行会议,传达省委指示,研究开展武装斗争问题。为了加强领导,各县工委改为县委。会议分析了全区当时的情况,认为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已经在20余县发展了党员3千余人,外围组织力量6万余人,会议总结了在永胜、宾川、乔后、祥云斗争失利的经验教训,决定首先在剑川突破重点,举行暴动。
为了更好地投入战斗,一直以非党人士名义参加地下革命工作的李岳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9年4月2日,剑川暴动按原计划如期举行,打响了滇西北解放战争的第一枪。暴动缴获步枪85支、子弹2万多发、手榴弹2百多枚和一批公用物资。暴动队伍按计划于拂晓前撤离县城,经羊岑到沙溪修整。4月19日,滇西工委决定二次攻打剑川县城,人民自卫武装全歼了守敌80余人,活捉县长张积厚,缴获60多支枪。
剑川暴动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滇西人民自卫武装的斗志,滇西北武装斗争正式全面展开。同时,地方反动武装也乘机纷纷出笼,从东西两面向剑川扑来,妄图阻止人民武装斗争的发展,消灭以剑川为中心的滇西北新生红色政权。滇西人民武装斗争第一次面临着重大考验。
东面,以盘踞在永胜的原国民党上校罗瑛为头目的“民主联军滇黔军区滇西总司令部”(简称“民联军”),网罗反动势力4700余人,公开提出“以争夺滇西为目标,吃掉剑川土共,占领乔后搞钱,到大理会师”的战略目标,于4月26日暗渡金沙江,4月28日占领鹤庆县城,派人到剑川,“委任”中共剑川武装负责人为副支队长,“委任”此时已加入共产党的剑川中学校长李岳嵩为师长,并于5月6日占领牛街和洱源县城,我方原在“两面政府”的500多名打算于5月10日举行起义的武装人员因仓促应战而溃散。“民联军”占领洱源后,矛头直指剑川和乔后。
与此同时,盘踞在西面保山地区以保山团管区司令张镇英为首领的“共革盟滇西纵队”(简称“共革盟”),打着“拥护卢主席,打倒土豪劣绅”的旗号,以“保腾龙云永五县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为名义,网罗3500人武装,抓紧组织“东进军”,先后占领永平、云龙后,气势汹汹直扑乔后、兰坪和剑川,扬言要“解放滇西”。4月尾至5月初,两军遥相呼应,横行滇西,为所欲为,肆意浩劫,加紧围攻以剑川为中心的滇西北革命根据地。
面对异常严峻的危机局面,滇西工委举行紧急会议,通报并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坚定了对两股投机武装必须立足于打、而且要先发制人、在斗争中壮大自己、瓦解直至最后消灭敌人的信心。根据“民联军”和“共革盟”两支反动势力当时的不同情况,滇西工委作出了先打“民联军,”再解决“共革盟”的决定。
4月17日至5月4日,通兰特区党委组织领导群众举行暴动,先后夺取了马登、通甸、上兰三个乡镇的武装,组建了通兰人民自卫大队。通兰暴动胜利后,滇西工委决定采取和平谈判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方式,抢先在“共革盟”东进之前解放兰坪。滇西工委派工委委员王立政到马登加强通兰特委的领导,派张旭到金鼎和兰坪县长李澍、县参议长罗一河谈判,派李岳嵩到啦鸡井和盐务所主任傅益彰谈判。
李岳嵩单枪匹马从乔后出发,路过金鼎,张旭与李澍、罗一河谈判已初步达成协议。5月10日,通兰大队兵临城下,参议长罗一河起义,宣布兰坪解放。李岳嵩于5月9日赶到啦鸡井,首先与当地民青组织负责人李义松取得联系,初步掌握了盐场和税警队的基本情况,当晚就和傅益彰谈判。傅满口表示欢迎,赞成和平解放啦鸡井,但又提出啦鸡井问题主要是税警队的武装要解决。第二天,李岳嵩直接到税警队找队长汪存仁做工作,汪也表示赞同。他说:“我们愿意靠拢人民,至于个别人我是保证不了。你们要武器,今天就可以交,请你给弟兄们讲几句话。”他随即把税警队全体官兵集合起来,请李岳嵩讲话。税警队全副武装,上好刺刀,揭开手榴弹的盖子,剑拔弩张,如临大敌,会场秩序非常紧张。李岳嵩镇静自若,从容不迫地给他们训话。宣传全国、全省革命胜利的大好形势,特别是滇西北地区的武装斗争和解放乔后的经过,交代我党对起义人员的宽待政策和缴枪投诚人员的奖励办法,号召税警队官兵弃暗投明,走和平解放的道路。税警队大部分官兵的紧张情绪缓和下来,表态要和平解放。汪队长还说:“我希望共产党说话要算数!”
宣布散会后,李岳嵩回到他的住处,来访的人络绎不绝,他尽可能多做工作,争取各方面的支持。次日下午,有人来报:“共革盟”派来两个侦探,他们到税警队找同他们有勾结的李副班长,现在还在灶户李增甲家吃晚饭,李岳嵩立即跟着来报告的人去找那两个人。那两人扬言:“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共革盟’四支队的先遣队,大队人马在营盘驻扎”。李岳嵩接过他们的话头说:“我是共产党的全权代表,你们回去告诉你们的长官,兰坪县城已被我人民自卫军解放了,就要来解放啦井盐场,你们的队伍在营盘待命,不准上来一步”。那两人见势头不妙,托辞要连夜赶回营盘。李岳嵩当场给他们写了一封亲笔信,跟着他们离开西关才返回。
5月12日上午9时许,“共革盟”的知少秋率部百余人,分两路由上、下丰登、西关大路向啦井盐场进发。这时啦井街上人心惶惶,老百姓关门闭户,盐场职工准备疏散。突然西关枪声大作,税警队大部撤离盐场。“共革盟”在毫无阻力的情况下,占领了啦井盐场。在这紧急关头,李岳嵩只身火速返回金鼎,向通兰大队指挥王北光报告,立即命令部队整装待发,攻占啦井盐场。次日,部队星夜行军,由李岳嵩带领一个中队,走岔路口直插啦井北面山顶,占领北碉楼。
5月14日拂晓,我方向啦鸡井的敌人同时发起进攻。仗打响后,啦井地下组织在矿山附近鸣枪内应,税警队机枪手曹继根带领全班携械起义参加战斗。我方同“共革盟”激烈交火,战斗持续到傍晚,“共革盟”往西南方向撤退,从啦井逃回云龙去了。
5月15日,部队进驻啦井,税警队接受改编,宣布啦井和平解放。解放兰坪县城和攻占啦井盐场的胜利,鼓励了人民群众,很多人踊跃报名参军,通兰大队扩充了一个中队,并组建了护井中队。滇西工委指定李岳嵩同志负责啦井的领导工作,接管了盐场,成立盐场临时管理委员会,立即组织恢复生产,支援前线。
6月中旬,啦井人民自卫军后勤分部成立。自啦井解放到1949年底,啦鸡井盐场管理处支援滇西北人民的解放事业近8千元大洋;先后赠送怒江边三县各族人民食盐约10万公斤。啦鸡井盐场对滇西人民及解放事业的支援和贡献,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滇西的政治影响。
六、教书匠挂帅自卫军
1949年5月18日,“共革盟”独立第四支队李光宗部300余人,从云龙蹿到金鼎,继续东进剑川,王北光、李岳嵩率通兰大队从啦井连夜赶回马登,20日在江尾坛追上李光宗部进行围歼。李岳嵩身先士卒,到前线指挥。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我毙敌8人,俘虏1人。接到黄平司令员“放敌进羊岑,交剑川人民自卫团解决”的命令后,我军主动撤围,放敌人出去。李光宗部到羊岑后,被剑川人民自卫团伏击全歼。通兰大队回师兰坪。
6月初,通兰人民自卫大队,奉命整编为滇西北人民自卫军二支队。由通兰、兰坪、维西、西山、云龙人民武装合编,包括白、普米、僳僳、纳西、藏、怒、彝等各民族,辖四个大队,1200余人。有机枪九挺,长短枪800余支,火枪100多支。前线委员王立政,司令员李岳嵩,政委王北光,副司令员李敏。
啦井解放后,通兰大队就派出罗映先等6人到碧江同设治局谈判。因形势发生变化,代表被扣,谈判受挫。我军歼灭“共革盟”以后,威声大振。碧江当局迫于形势,释放我谈判代表,并致函二支队司令部表示道歉,要求和平解放,二支队司令部决定,在形势对我极为有利的情况下,抓紧时机解放碧江。李岳嵩率部陈师营盘,直指碧江,派四大队指导员和耕前去谈判,收缴武器,争取和平解放。
6月8日,和耕一行从营盘出发,9日到达碧江。当晚就分别同设治局长魏英伯、参议长田月辉、常备队长田余树、普乐乡长田应书等军政头面人物和民族上层个别接触,晓以大义。和耕把李岳嵩的亲笔信交给设治局长魏英伯,魏英伯说:“与罗先生分别之后,日夜盼望兰坪再派人来碧江,今天你们来了,我很高兴,一定听从吩咐。”和耕开宗明义地讲了此行的目的,魏表示完全拥护。
在接触中,我方向他们反复交代只接收武器,不接收银粮,以此解除了爱财如命的田月辉、田余树等一伙的思想顾虑。在初步接触的基础上,商定第二天即6月10日,由魏英伯出面召开有设治局、参议会、常备队、普乐乡在碧江的乡保长和各有关单位的大小官员及民族上层人士都参加的军政会议,正式举行谈判。会上,魏英伯致词后,和耕着重讲了目前形势和二支队司令部赋予的任务,并重申了罗映先等第一次谈判所提出的条件,到会人员都表示拥护我党的主张。谈判成功后,当即收缴了常备队的全部武器,第二天就送到营盘交给二支队司令部。
在滇西北地区,人民自卫军主力部队发展到了3个支队,近4000多人枪,另外还有23支地方人民自卫队和游击队。经过战斗锻炼,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不断得到了提高。
七、西进!西进!
1949年6月19日,根据滇西工委关于“以兰坪为中心,积极创造条件,先向南(云龙)北(维西),逐步向碧江、福贡、贡山推进”的战略要求,二支队主力一、二大队从兰坪出发,兵分两路开进云龙。一路由前线委员王立政,政委王北光、副司令员李敏率领,经顺荡,20日到达关里的大朗村;另一路由司令员李岳嵩率领,经营盘等地,23日抵达师里的乔地村。在云龙地下党的配合下,解放了云龙县北部的师里、顺里、关里三个乡,并组建了师里和关里两个游击队。滇西工委随即派自卫军指挥部第一政工队进去开展工作,建立基层组织,发动群众拥军支前,组织民兵打击地霸武装,为边纵七支队三十三团解放云龙县城,抗击保安团对解放区的进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6月下旬,前线委员王立政遵照滇西工委的指示精神,到云龙同中共保山特支书记孟循时和“共革盟”独立第四支队司令员地下党员李铭勋二人商定,由李岳嵩率部分兵力到菟峨,接应中共保山特支,率部北靠兰坪与自卫军二支队汇合,向滇西工委报到,并相机解除“共革盟”独四支余部李汉良部三十余人、木柱仁部百余人的反动武装。在中共保山特支的配合下,该部到啦鸡井后,我方大摆宴席,热情接待。为了策略上的需要,托辞已进入解放区,避免发生误会,所带武器,连同我方人员也一并动员,一律暂时留下,需要时再发给,不动声色地和平解除了“独四支”余部的全部反动武装,李汉良、木柱仁等九名反革命分子和所部120余人全部被俘。收缴了平射炮一门,迫击炮6门,重机枪一挺,轻机枪6挺,各式步枪300多支,枪榴弹、手榴弹300多枚,子弹225万多发,收音机一部,骡马30多匹和大量军用物资。这批辎重大大充实了人民武装,在后来挫败敌人“南北夹击”围剿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9月9日到13日,中共滇西工委在剑川县城召开党、政、军干部代表会议,贯彻滇桂黔边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九·九”代表会后,滇西北人民自卫军奉命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第七支队,自卫军二支队编为边纵七支队三十三团。因工作需要,李岳嵩调任云龙县长。
而就在这个时候,曾经打算把云南作为最后一个退守之地的蒋介石由于滇西北战略位置的独特重要性,对滇西北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清剿”。这也是一次敌我力量悬殊的较量,是对滇西北解放战争的第二次严峻考验。敌人运用了14个保安团的兵力,再加上地方反动武装;而当时已改编为边纵滇桂黔第七支队的滇西北人民武装只有4个主力团。第一次,滇西北人民自卫武装面对的敌人是形形色色的反动武装;这一次,滇西北人民武装面对的是国民党七十四军全部、九十三军的二九七师和二十六军的一九三师。敌人不仅兵力多,武装设备好,而且东南西面齐头并进,并调动以汪学鼎为首的武装分三路南下,形成南北夹攻的大“围剿”,并有杨振寰在华坪、永胜,杨继忠在缅宁地区配合。蒋介石各部队相距不远,可以互相呼应。
面对蒋介石对滇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清剿”,我七支队主力4个团保持集中,隐蔽在剑川周围,寻找敌人薄弱环节,伺机歼敌。但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警惕性高,除了歼灭云龙自卫队,乐天场战斗,清水江、汝南哨、狮子山伏击战,以及击溃配合国民党七十四军向我夹击的汪学鼎战役等少数局部战斗外,七支队没有其他大的建树,对蒋介石的滇西“清剿”形不成有力的打击。
10月25日,纵队副司令朱家璧率西进部队迂回到滇西北的剑川县。10月28日召开群众大会,欢迎西进部队。经朱家璧西进部队领导与滇西北地委商定,西进部队先绕道到敌情复杂而我方力量相对薄弱的保山、腾冲地区再迂回到滇南,七支队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同时,派出王以中、王立政、杨苏、赵鼎、鲁根等人组成保、腾、龙西进工作组,率100多名干部随西进部队挺进保山,任务是发动群众,开辟新区,为七支队跳到外线作战创造条件。后因王立政没有来成,根据王以中和杨苏等人的提议,加之李岳嵩自己要求,经朱家璧批准,增加了李岳嵩和赵玲二人参加工作组,李岳嵩不再到云龙就任县长。
11月4日,部队到了旧州,决定分兵两路:朱家璧带第六团往漕涧、保山、蒲缥方向走,破坏惠通桥,再往腾冲、龙陵,杨苏、赵鼎、赵玲随同这个团走。杨守笃率第三团,破坏功果桥(还有霁虹桥、飞龙桥),挺进昌宁,王以中、李岳嵩、鲁根随同这个团走。两个团约定时间在镇康的明朗会合。在旧州会议上,还讨论研究了西进部队离开滇西后工作组如何活动的问题。
11月11日,朱家璧率领的西进部队到达龙陵,县长刘吉生和其他官员均已逃跑,蒋振华率领县常备队100余人起义,龙陵宣布解放。在朱家璧主持下,决定成立滇西工作领导小组,对外称滇西人民解放工作委员会:匡沛兴为主席,王以中为副主席,杨苏、李岳嵩、朱家璧为委员。同时,成立龙陵人民自卫大队,杨苏任队长。
11月23日,朱家璧同志率领西进部队离开象达先于杨守笃部赶往镇康。王以中、李岳嵩随同的杨守笃率领三团打下功果桥后,经过保山,过昌宁,进梁河,于11月27日与朱家璧率领的六团会师于镇康明朗,然后率西进部队留下的三团二营,于12月2日到达龙陵镇安,与龙陵人民自卫大队合编为边纵七支队三十六团。12月3日,三十六团在镇安正式成立,李岳嵩任团长,匡沛兴任政委、李耀章任政治部主任。
12月10日,匡沛兴出面与腾冲县警察局长姚家璧在勐冒大桥会谈,决定接受起义,我三十六团迅速进驻腾冲。12月15日,三十六团用计包围了姚家璧的常备队,派出一个武工队胜利收缴了虽已起义,但一直不愿放下武器的常备队全部武装,腾冲宣布和平解放。同时,驻腾冲的第十二区行政督察专员杨茂实,向所属各县局发出电令,宣布全区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三十六团相继接管了国民党专员公署及县政府。12月23日,成立腾冲县临时人民解放委员会。三十六团进驻腾冲后,一方面派出政工人员到城乡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和组织群众;一方面与潜伏特务和土匪武装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稳定了边疆局势。
1949年12月,滇西北全部解放,滇西北地委撤销,分别建立丽江、大理、保山三个地委;人民武装从剑川“四·二”暴动时依靠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的200多人(没有家庭负担的党员、民青和农抗人员)发展成为拥有6个团一个骑兵大队近1万人的边纵部队。
1950年3月,匠人李岳嵩经过一场革命战争洗礼后,转业地方,实现了他入乎匠(教书匠)而出乎匠的愿望,先后任保山一中校长,保山专署文教科长等职,把教书育人当成了他的天职与人生归宿。
1983年5月,保山地委批准李岳嵩离职休养。1987年3月,李岳嵩经省委批准享受地厅级待遇。之后不久李岳嵩回剑川,看到他甸南的祖遗老家成了一所小学的一部分,他笑了,口中喃喃道:“用得其所啊,用得其所啊……”
1987年9月22日,李岳嵩逝世于昆明,享年78岁。
(该文史料搜集方面得到了中共大理州委党史研究室张学伟同志大力支持,在此谨表感谢!)
【作者简介】 杨学文:1964年生,白族,研究生学历,当过法官,做过干警,现供职于党政部门。有50多万字课题成果,获省、州优秀课题奖。已发表文学作品100多万字。文化随笔集《尘封的乐园》曾上2003年昆明新知畅销书排行榜第二名。
责任编辑 杨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