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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教育理论脱离、分离甚至背离教育实践，低水平重复教育研究工作，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尴尬问题。乏力无味、抽象空洞的教育理论随处可见，新理论所抨击的种种现象，所揭露的种种不合理的教育现实依然存在，教育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教育与实践如此关联，除却理论与实践本身固有的特性外，更多的是由于教育理论的研究范式和研究对象的偏离，以及研究中对教育本质认识的差异所引起的。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科学领域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换”：开始由探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境化的教育意义[1]。我们需要重新反思和审视已建构和研究中的教育学理论，重新找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最佳结合点。这就必须回到重视研究生活世界和生活体验的教育，“引证教育中我们直接普通的经验，对那些我们最普通、最熟悉、最不证自明的东西实施结构化的分析，明晰和找寻教育意义的共合”，并将其本质的规律指导于其他的教育实践，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中形成自己的教育智慧和教育思想，才能使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完好的结合，从而发散自己的魅力和生命力。现象学教育学是上述提到转换的范式中的一种，它产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欧的一个与众不同的教育思潮和流派，其理论和实践源于现象学、解释学思想，因其强调的实践品格而逐渐被大家接受和认同。当今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是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范梅南教授。作为“现象学教育学”的其中一位开创者，其有关思想在《教学机智》《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儿童的秘密》等著作中有所阐明。以他的现象学教育学思想为出发点，从而获得我们对教育某种更深的感悟和领会，并找寻到解决当前教育理论与实践分离问题的方法和对策，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途径。
一、研究作为人文科学的教育学
教育是一个关于人的复杂现象和活动，它蕴涵着艺术性、创造性、随机性，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它的学科归属很模糊。教育不仅要关注作为社会现象的“教育”，个体的价值和精神表现也是研究的要点之一。在受到新启蒙思潮的“进步”观念影响之后，人们开始相信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人文科学研究，以及用这种方法建立起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在其影响下，教育研究大量引用科学的内容来阐述教育理论的改革方向，将数理统计、试验控制和定量分析的方法普遍应用于教育中的各个方面。研究者们以自然科学作为标榜，追求自然科学的标准，忽略了教育还必须关注人类自身的存在价值和精神现象，忽视了这一与自然科学属性的差异之处。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的物体”“自然事件”和“物体的存在方式”，人文科学则研究“人”，或者“有目的的、有意识的能动的存在”，他们能够创造出有意义的事物，并能解释人类如何在世界上生存[2]。范梅南的现象学教育学思想结合了20世纪60年代在德国教师教育中主导性的研究方法－人文科学教育与荷兰传统的现象学教育学方法，形成了他独特的现象学教育学研究方法以及在此方法下研究作为人文科学的教育学。
要研究作为人文科学的教育，首先要对人的本质和意义做一个探寻，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困难而难解的谜，却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求。从现象学的观点来看，思考人的本质及其方法的人文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教化或教育：它是生存和成长的课程学。因为现象学提出“回到实事本身”，“直观事情的本质”，用“还原的方法，描述事情的本质”，强调“生活世界的在先给予性”，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始终在先被给予的、始终在先存在着的有效世界……每个目的都以生活世界为前提”。现象学不是一门经验 [3]。它不是用于描述事件的实际状况，而是对人在与世界互动过程中的经历加以描述和解释。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同一个人的思想、意识和情感也会发生一定甚至是彻底的变化。因此，用调查方法、统计和其他量化的程序来进行研究具有人文性质的教育现象是不完善的。相比之下，教育学现象学以个人的方式调节了特异性（对具体的、有差异性的和独特的东西感兴趣）和普遍性（随本质的、造成差别的无差别的东西感兴趣）之间的矛盾。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现象。对于种种教育现象，我们要更加深入地探明其本质和意义，在此之后现象才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有效的步骤、采取必胜的策略或寄希望于精确的技巧来寻求直接的答案。现象学教育学保持自己特有的意向，而传统的、假设的研究主要是对那些高度概括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感兴趣[4]。教育在现象学教育学视角下，呈现出作为一个人文科学的教育学，显现出教育中“人”的因素。对于教育者来说，人文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培养一种批判的教育能力：知道在教育情境中，在仔细的启发性思考的基础上该如何采取机敏的行为，即将各种现象还原到事件的背景情境，使各种思想灵活地在不同的情况下得以合适地行动和贯彻。
二、现象学教育学的实践逻辑起点：教育意向
现象学研究的起点，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鉴别产生深刻兴趣的事物以及这种兴趣是否是真实的现象，也就是认定为人类亲身经历的经验。我们对某种现象的意向总是暗示着生活中特定的定位或观察视角。所以当一个人定位于一种现象时，便意味着他正满怀兴趣地接近这一体验。我们在这里定位的兴趣便是教育[5]。实际研究中有许多研究教育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对教育感兴趣，而是出于其他的目的。因此便会出现教育研究者的品格问题。假若研究中出现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则必定不是真正的实践，也无法探视教育问题的本身。如此形态的研究在进一步发展理论方面难有推进，所力荐的新思想也仅仅是装点门面的工具。进入公共领域的知识表达也只是在做“假想的本质”，对原有的理论进行假想的归纳演绎推论而已，因为表达者缺乏真正对教育的兴趣和热情、对教育意义和本质的好奇心和明确的教育意向。除非研究者对其研究的基本问题和现象保持一种强烈的指向，否则，会有许多诱惑使之走上歧路或进行无目的的思想漫游，或沉溺于浅薄的思索，或接受预设的观点和概念，或退回到抽象的理论。当我们对教育存有明确的意向时，就能体现我们的“生活哲学”，体现“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如何以积极思考的方式面对世界的”。
教育就是显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身上及其关系中的现象。对教育现象感兴趣，意味着保持强烈的教育指向性和教育意识，意味着面向实际生活中的教育，面向在教育中显示出来的意识、情感、思维、行为和体验等一切存在的实事，但不能被简单的化约为其中的任何一方面。研究者不能采取一种所谓漠然置之的、无动于衷的纯科学性的态度[6]。因此不能简单面向书本文献中论述过的抽象的教育。教育是一种显现，把受教育者在场的和不在场的经验系统的有计划的显现出来，并通过这种特性的显现产生生成与发展的作用。教育研究者通过现象学的观察，看到教育的本质、人的本质和存在的本质。
三、指向生活世界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
生活世界，即我们的生活体验世界，既是现象学研究的来源，又是现象学研究的对象。教育的意义必须到教育的实际生活中去寻找[7]。现象学首要的特点是它总是起始于生活世界。我们以自然的态度面对日常生活的世界。当我们以这种态度对所经历事件的本质进行反思时，才可能真正转化教育的意义或重塑自我。在这一点上，现象学与教育之间存在一致性，两者最为根本的一致性在于现象学是以“入世”的精神，研究被直接体验到的生活世界，在观察、思考和语言中“参与”并“创造”生活世界以及“改变实事”为底蕴，而不是关注先前的概念化的世界。这与始终面向教育的实际且以实践为底蕴的教育学不谋而合。教育也同样需关注儿童的实际经历和体验，以深刻地了解我们日常生活体验的本质和意义是什么，研究开启人的智慧，形成人的思想智慧，培养人的灵活交往能力。它是一门关于个体的哲学，而不能理解成他人、整体、社团或社会的泛泛的特征。许多教育研究倾向于将生活割裂成细小的抽象的碎片，而这对实际工作者来说几乎毫无用处，它特别的吸引力在于它试图保持一种教育学的观点如整体表达，和一种情境体验的观点如实际教育行为的主题来理解教育现象。
实践是第一位的，理论是通过反思实践而产生的结果。“实践的完整性并不依赖于理论，但是，实践可以在理论的基础上更好的发挥其主动性”，“理论自身并不能控制实践，教育的任何科学理论总是在实践中发展出米。理论只有在实践完结时才有了自己的空间”。他认为，理论总是姗姗来迟，所以不能以一种技术性和工具式的方式来指导实践。
人们谈论教育有两个出发点：一是从建立一种教育理论着手，然后用这种理论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另一种是从生活本身，用在与孩子们相处中的反思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教育。范梅南认为教育学理论从根本上是一种实践。“教育学需要的是实践而不是理论化的知识形式”，从根本上说，“教育学是一门实践的学问”[8]，不能在抽象的理论和文献的分析中去寻找教育的意义，而应该到生活世界中去寻找。教育是教学、养育的活动，或者从广泛意义上讲，是与孩子相处的活动，这就要求在具体的情境中不断进行实践活动。因此，教育理论可以不遵循正规的逻辑规则，也可以不作普遍规律的追求，但是要做生活意义的“共核”的阐明，可以囊括更加丰富复杂的、具有个性特征的资料，在理解之后对人起到启迪智慧的作用。“教育学要求我们具备一种解释能力，以对生活世界的现象作出解释性理解，其最终目的是理解与孩子共处情境之中教育意义”，“教育学还要求在研究过程中与文本的对话形成一个人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机制”。
四、结语
从范梅南的现象学教育学思想中，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教育研究者必须清楚的明白自己对儿童所承担的教育责任，“责任在召唤、责任召唤我去做我知道自己承担的任务”，这种责任感和召唤的使命感“牵涉到我们对区分什么对孩子好，什么对孩子不好的所有的积极思考”，这是我们作教育研究的前提条件。如果我们不认为儿童是活生生的人，不把儿童看成一个正在成长过程中的人，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将教育学的理论落入技术手段中去。除此之外，还必须存在着对教育的兴趣和意向性，“教育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假若我们对教育不感兴趣，我们仅仅是为了某种外在的目的，可想而知，教育研究只会成为我们的负担和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在这样情况下进行教育理论研究，脱离实践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还要将教育研究里对生活世界中的教育加以关注，通过写作和反思在生活体验中的教育现象的本质和意义，才能形成对教育更深刻的体会和领悟，才能形成教育智慧。
参考文献：
[1]钟启泉，张华.在东西方对话中寻求教育意义[A]．“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寄语．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2][3][4][5][6][7][8]范梅南著.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宋广文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科学领域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换”：开始由探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境化的教育意义[1]。我们需要重新反思和审视已建构和研究中的教育学理论，重新找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最佳结合点。这就必须回到重视研究生活世界和生活体验的教育，“引证教育中我们直接普通的经验，对那些我们最普通、最熟悉、最不证自明的东西实施结构化的分析，明晰和找寻教育意义的共合”，并将其本质的规律指导于其他的教育实践，在具体的教育情境中形成自己的教育智慧和教育思想，才能使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完好的结合，从而发散自己的魅力和生命力。现象学教育学是上述提到转换的范式中的一种，它产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欧的一个与众不同的教育思潮和流派，其理论和实践源于现象学、解释学思想，因其强调的实践品格而逐渐被大家接受和认同。当今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是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范梅南教授。作为“现象学教育学”的其中一位开创者，其有关思想在《教学机智》《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儿童的秘密》等著作中有所阐明。以他的现象学教育学思想为出发点，从而获得我们对教育某种更深的感悟和领会，并找寻到解决当前教育理论与实践分离问题的方法和对策，不失为一个可行的途径。
一、研究作为人文科学的教育学
教育是一个关于人的复杂现象和活动，它蕴涵着艺术性、创造性、随机性，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它的学科归属很模糊。教育不仅要关注作为社会现象的“教育”，个体的价值和精神表现也是研究的要点之一。在受到新启蒙思潮的“进步”观念影响之后，人们开始相信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进行人文科学研究，以及用这种方法建立起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在其影响下，教育研究大量引用科学的内容来阐述教育理论的改革方向，将数理统计、试验控制和定量分析的方法普遍应用于教育中的各个方面。研究者们以自然科学作为标榜，追求自然科学的标准，忽略了教育还必须关注人类自身的存在价值和精神现象，忽视了这一与自然科学属性的差异之处。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的物体”“自然事件”和“物体的存在方式”，人文科学则研究“人”，或者“有目的的、有意识的能动的存在”，他们能够创造出有意义的事物，并能解释人类如何在世界上生存[2]。范梅南的现象学教育学思想结合了20世纪60年代在德国教师教育中主导性的研究方法－人文科学教育与荷兰传统的现象学教育学方法，形成了他独特的现象学教育学研究方法以及在此方法下研究作为人文科学的教育学。
要研究作为人文科学的教育，首先要对人的本质和意义做一个探寻，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困难而难解的谜，却是值得我们思考和探求。从现象学的观点来看，思考人的本质及其方法的人文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种教化或教育：它是生存和成长的课程学。因为现象学提出“回到实事本身”，“直观事情的本质”，用“还原的方法，描述事情的本质”，强调“生活世界的在先给予性”，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始终在先被给予的、始终在先存在着的有效世界……每个目的都以生活世界为前提”。现象学不是一门经验 [3]。它不是用于描述事件的实际状况，而是对人在与世界互动过程中的经历加以描述和解释。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同一个人的思想、意识和情感也会发生一定甚至是彻底的变化。因此，用调查方法、统计和其他量化的程序来进行研究具有人文性质的教育现象是不完善的。相比之下，教育学现象学以个人的方式调节了特异性（对具体的、有差异性的和独特的东西感兴趣）和普遍性（随本质的、造成差别的无差别的东西感兴趣）之间的矛盾。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种现象。对于种种教育现象，我们要更加深入地探明其本质和意义，在此之后现象才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有效的步骤、采取必胜的策略或寄希望于精确的技巧来寻求直接的答案。现象学教育学保持自己特有的意向，而传统的、假设的研究主要是对那些高度概括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感兴趣[4]。教育在现象学教育学视角下，呈现出作为一个人文科学的教育学，显现出教育中“人”的因素。对于教育者来说，人文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培养一种批判的教育能力：知道在教育情境中，在仔细的启发性思考的基础上该如何采取机敏的行为，即将各种现象还原到事件的背景情境，使各种思想灵活地在不同的情况下得以合适地行动和贯彻。
二、现象学教育学的实践逻辑起点：教育意向
现象学研究的起点，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鉴别产生深刻兴趣的事物以及这种兴趣是否是真实的现象，也就是认定为人类亲身经历的经验。我们对某种现象的意向总是暗示着生活中特定的定位或观察视角。所以当一个人定位于一种现象时，便意味着他正满怀兴趣地接近这一体验。我们在这里定位的兴趣便是教育[5]。实际研究中有许多研究教育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对教育感兴趣，而是出于其他的目的。因此便会出现教育研究者的品格问题。假若研究中出现浮躁、急功近利的心态，则必定不是真正的实践，也无法探视教育问题的本身。如此形态的研究在进一步发展理论方面难有推进，所力荐的新思想也仅仅是装点门面的工具。进入公共领域的知识表达也只是在做“假想的本质”，对原有的理论进行假想的归纳演绎推论而已，因为表达者缺乏真正对教育的兴趣和热情、对教育意义和本质的好奇心和明确的教育意向。除非研究者对其研究的基本问题和现象保持一种强烈的指向，否则，会有许多诱惑使之走上歧路或进行无目的的思想漫游，或沉溺于浅薄的思索，或接受预设的观点和概念，或退回到抽象的理论。当我们对教育存有明确的意向时，就能体现我们的“生活哲学”，体现“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如何以积极思考的方式面对世界的”。
教育就是显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身上及其关系中的现象。对教育现象感兴趣，意味着保持强烈的教育指向性和教育意识，意味着面向实际生活中的教育，面向在教育中显示出来的意识、情感、思维、行为和体验等一切存在的实事，但不能被简单的化约为其中的任何一方面。研究者不能采取一种所谓漠然置之的、无动于衷的纯科学性的态度[6]。因此不能简单面向书本文献中论述过的抽象的教育。教育是一种显现，把受教育者在场的和不在场的经验系统的有计划的显现出来，并通过这种特性的显现产生生成与发展的作用。教育研究者通过现象学的观察，看到教育的本质、人的本质和存在的本质。
三、指向生活世界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
生活世界，即我们的生活体验世界，既是现象学研究的来源，又是现象学研究的对象。教育的意义必须到教育的实际生活中去寻找[7]。现象学首要的特点是它总是起始于生活世界。我们以自然的态度面对日常生活的世界。当我们以这种态度对所经历事件的本质进行反思时，才可能真正转化教育的意义或重塑自我。在这一点上，现象学与教育之间存在一致性，两者最为根本的一致性在于现象学是以“入世”的精神，研究被直接体验到的生活世界，在观察、思考和语言中“参与”并“创造”生活世界以及“改变实事”为底蕴，而不是关注先前的概念化的世界。这与始终面向教育的实际且以实践为底蕴的教育学不谋而合。教育也同样需关注儿童的实际经历和体验，以深刻地了解我们日常生活体验的本质和意义是什么，研究开启人的智慧，形成人的思想智慧，培养人的灵活交往能力。它是一门关于个体的哲学，而不能理解成他人、整体、社团或社会的泛泛的特征。许多教育研究倾向于将生活割裂成细小的抽象的碎片，而这对实际工作者来说几乎毫无用处，它特别的吸引力在于它试图保持一种教育学的观点如整体表达，和一种情境体验的观点如实际教育行为的主题来理解教育现象。
实践是第一位的，理论是通过反思实践而产生的结果。“实践的完整性并不依赖于理论，但是，实践可以在理论的基础上更好的发挥其主动性”，“理论自身并不能控制实践，教育的任何科学理论总是在实践中发展出米。理论只有在实践完结时才有了自己的空间”。他认为，理论总是姗姗来迟，所以不能以一种技术性和工具式的方式来指导实践。
人们谈论教育有两个出发点：一是从建立一种教育理论着手，然后用这种理论来指导我们的行动；另一种是从生活本身，用在与孩子们相处中的反思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教育。范梅南认为教育学理论从根本上是一种实践。“教育学需要的是实践而不是理论化的知识形式”，从根本上说，“教育学是一门实践的学问”[8]，不能在抽象的理论和文献的分析中去寻找教育的意义，而应该到生活世界中去寻找。教育是教学、养育的活动，或者从广泛意义上讲，是与孩子相处的活动，这就要求在具体的情境中不断进行实践活动。因此，教育理论可以不遵循正规的逻辑规则，也可以不作普遍规律的追求，但是要做生活意义的“共核”的阐明，可以囊括更加丰富复杂的、具有个性特征的资料，在理解之后对人起到启迪智慧的作用。“教育学要求我们具备一种解释能力，以对生活世界的现象作出解释性理解，其最终目的是理解与孩子共处情境之中教育意义”，“教育学还要求在研究过程中与文本的对话形成一个人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机制”。
四、结语
从范梅南的现象学教育学思想中，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教育研究者必须清楚的明白自己对儿童所承担的教育责任，“责任在召唤、责任召唤我去做我知道自己承担的任务”，这种责任感和召唤的使命感“牵涉到我们对区分什么对孩子好，什么对孩子不好的所有的积极思考”，这是我们作教育研究的前提条件。如果我们不认为儿童是活生生的人，不把儿童看成一个正在成长过程中的人，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将教育学的理论落入技术手段中去。除此之外，还必须存在着对教育的兴趣和意向性，“教育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假若我们对教育不感兴趣，我们仅仅是为了某种外在的目的，可想而知，教育研究只会成为我们的负担和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在这样情况下进行教育理论研究，脱离实践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还要将教育研究里对生活世界中的教育加以关注，通过写作和反思在生活体验中的教育现象的本质和意义，才能形成对教育更深刻的体会和领悟，才能形成教育智慧。
参考文献：
[1]钟启泉，张华.在东西方对话中寻求教育意义[A]．“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寄语．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2][3][4][5][6][7][8]范梅南著.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宋广文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