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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曾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即“自由为体，民主为用”。长期以来，学界多认为该命题有重要的启蒙作用，理论也甚有深度。但是也有学者指出，严复的这个命题是“终极目标上的全盘西化论”。其实从严复体用一致的观点来看这个命题，确是如此。而事实上，严复的自由观是提倡一种经其修正了的中国伦理文化本位的自由，而非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此时以体用一致的观点来关照，我们就会发现“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命题中的自由与民主之间出现了紧张关系。
关键词：严复;自由;民主
体用之间是对立统一关系：“体用一源”，即“体”和“用”总是“物”的体用，没有脱离物的单独存在的体用;“体用一致”，即一个“物”有什么样的“体”，就有什么样的“用”，同体同用，异体则异用;“体立而后用行”，即“体”是“用”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在这样的前提下，严复批判了当时社会上的主流思潮“中体西用”。因为“体用一致”，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而“中体西用”恰恰是要用牛为体而希冀有马之用，体用不一，所以，“中体西用”根本无法实现，只会导致两亡。
一、严复“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全盘西化论的倾向
严复少年丧父，然而天资卓越，是福州船政第一批出洋学生之一。1879年，严复归国，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其时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这也代表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此时在北洋水师任职的严复痛不可当，他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盛不在于“船坚炮利”的形下之迹，而是在根本上的自由思想与民主制度。在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做更深入的思考后，严复在给他儿子严璩的信中写到：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不能为力也！
我们知道西方社会非常珍视自由，并且在现实上实现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因而，严复认为“自由为体”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和富强的根基，也是中国应该仿行的方向。这也就意味着对中国旧有文化的革命。中国旧有文化的核心是以儒家礼教为主的纲常伦理，在清末，广大的民众已经不再能深入理解和继承儒家精神的内核，而只是在精神、行为上受到纲常礼教的严重束缚，这无疑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无情泯灭。而在“自由为体”中，“自由”是人的自主，恰恰要凸顯人的主体性。“自由云者，不过云由我作主，为所欲为云尔。其字与受管为反对，不与受虐为反对。”[1]显然，这种自由与强调“服从”意识的纲常伦理根本对立，“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2]”其次，“自由为体”还将催生与旧有国民习俗迥异的新文化。“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而生。
民主为用则是在政治制度上主张仿效西方，建立民主国家。在严复看来，民主是一种最好的制度，是“治制之极盛也。[3]”突出民众政治参与权利，可以宜泄民情，减少社会动乱，维系政治稳定。因此，既要主张“自由为体”，又要提倡“民主为用”。而“民主为用”中的“民主”不仅仅不同于中国传统提倡的“君主”，甚至与“民本”思想也有相当大的异处。因而，“民主为用”是用民主取代君主和民本，要求推翻君主专制，由民众代替皇帝来治理国家。
显而易见，严复“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思想要求既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即民主制度，更是要以西方的精神文化，也就是自由思想作为根基、作为“体”才能保证民主的“用”有实际的效果，不然就是牛体马用，只会导致“两亡”。因而，就“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这个命题来说，显然严复倒向了全盘西化论。
二、严复作为“体”的自由观与西方“自由”的偏离
清末的许多仁人志士都认识到，中国一定要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否则根本无法屹立世界民族之林，而严复此时提出了“自由为体”，把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内核。那么严复所谓的自由究竟有什么特点呢？是否与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一致呢？
国群自由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立论的，可以视为自由原则在国际关系上的具体体现。严复指出，“国之独立自主不受强大者牵掣干涉为自由。[4]”这就是说，“国群自由”即国家的独立。近代中国饱受苦难，领土和主权都受到了极大损害。在这样的形式下，严复在论及自由主义时始终把国群自由放在首位，即中国应首先向西方列强争国家自由与民族独立。
通过对近代欧美的纵向历史考察和横向比较，严复认为，民主立宪国家的政治自由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黜无谓之干涉”，即限制政府治权。宗教自由、贸易自由、婚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皆可划入此类;其二“禁专制而防怙权之独治[5]”。以政治自由作为划分国家的标准，则有政治自由者为“以众治寡之立宪”;无政治自由者为“独治之专制[6]”，而当时的满清帝国无疑是一个专制独裁国家。
严复在理论上把国家自由放在首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国家自由问题未有解决之前，绝对不能讨论和争取政治自由;相反，严复认为重视民众的政治自由有助于争取国家自由严复认为，同民主立宪国家相比，中国政治自由的首要课题是：“民对君上而争自由[7]”。而这又具体表现为行君主立宪、开国会、制定一部限制君权、捍卫民权的宪法[8]严复指出：根据天演学说，民主立宪代替专制独裁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民主立宪之国，民众可以通过议院或国会轻而易举地完成政府更迭，包括皇室在内的统治者终将难免杀身之祸[9]，将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清政府。
事实上，学界有相当多学者认为严复在救亡的威胁下“大声疾呼舍己为群，己轻群重，重视"国群自繇"，这样一来他的思想虽然不具有集体主义的色彩，也肯定个人自由具有的终极意义，却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启蒙"的特色，而忽略了强调群体的观点对个人自由可能会有的威胁。[10]”
三、“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命题中的内在紧张
经过以上论述，我们看到严复一方面批判了“中体西用论”，认为体用必须一致，民主必须依靠自由为体才能完成，所以他才提出了“自由为主，民主为用”的命题;另一方面严复在翻译穆勒的《论自由》时却又对穆勒的观点做了修正（尽管这种修正是善意的），他的自由观其实是提倡中国伦理文化本位的自由，而非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我们把修正了的自由观与西方意义的民主共同放在“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命题中来看，会发现这实际上违背了他原本所要求的体用一致和体用一源。如此严复所提倡的自由就无法开出他所要求的西方那样的民主，这也就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命题中的内在紧张关系。
参考文献
[1] 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87.
[2] 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2.
[3] 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957.
[4] 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89.
[5] 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99.
[6] 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313.
[7] [英]穆勒著.严复译.群己权界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9.
[8] 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84.
[9] 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314一1315.
[10]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250.
作者简介：张俊哲（1996—），男，汉，河南漯河人，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刘天一（1995—），男，汉，湖南湘潭人，湘潭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法律哲学研究。
关键词：严复;自由;民主
体用之间是对立统一关系：“体用一源”，即“体”和“用”总是“物”的体用，没有脱离物的单独存在的体用;“体用一致”，即一个“物”有什么样的“体”，就有什么样的“用”，同体同用，异体则异用;“体立而后用行”，即“体”是“用”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在这样的前提下，严复批判了当时社会上的主流思潮“中体西用”。因为“体用一致”，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而“中体西用”恰恰是要用牛为体而希冀有马之用，体用不一，所以，“中体西用”根本无法实现，只会导致两亡。
一、严复“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全盘西化论的倾向
严复少年丧父，然而天资卓越，是福州船政第一批出洋学生之一。1879年，严复归国，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其时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这也代表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此时在北洋水师任职的严复痛不可当，他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强盛不在于“船坚炮利”的形下之迹，而是在根本上的自由思想与民主制度。在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做更深入的思考后，严复在给他儿子严璩的信中写到：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不能为力也！
我们知道西方社会非常珍视自由，并且在现实上实现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因而，严复认为“自由为体”是西方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和富强的根基，也是中国应该仿行的方向。这也就意味着对中国旧有文化的革命。中国旧有文化的核心是以儒家礼教为主的纲常伦理，在清末，广大的民众已经不再能深入理解和继承儒家精神的内核，而只是在精神、行为上受到纲常礼教的严重束缚，这无疑是对人的主体性的无情泯灭。而在“自由为体”中，“自由”是人的自主，恰恰要凸顯人的主体性。“自由云者，不过云由我作主，为所欲为云尔。其字与受管为反对，不与受虐为反对。”[1]显然，这种自由与强调“服从”意识的纲常伦理根本对立，“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2]”其次，“自由为体”还将催生与旧有国民习俗迥异的新文化。“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而生。
民主为用则是在政治制度上主张仿效西方，建立民主国家。在严复看来，民主是一种最好的制度，是“治制之极盛也。[3]”突出民众政治参与权利，可以宜泄民情，减少社会动乱，维系政治稳定。因此，既要主张“自由为体”，又要提倡“民主为用”。而“民主为用”中的“民主”不仅仅不同于中国传统提倡的“君主”，甚至与“民本”思想也有相当大的异处。因而，“民主为用”是用民主取代君主和民本，要求推翻君主专制，由民众代替皇帝来治理国家。
显而易见，严复“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思想要求既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即民主制度，更是要以西方的精神文化，也就是自由思想作为根基、作为“体”才能保证民主的“用”有实际的效果，不然就是牛体马用，只会导致“两亡”。因而，就“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这个命题来说，显然严复倒向了全盘西化论。
二、严复作为“体”的自由观与西方“自由”的偏离
清末的许多仁人志士都认识到，中国一定要学习西方的民主政治，否则根本无法屹立世界民族之林，而严复此时提出了“自由为体”，把自由作为民主政治的内核。那么严复所谓的自由究竟有什么特点呢？是否与西方意义上的自由一致呢？
国群自由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立论的，可以视为自由原则在国际关系上的具体体现。严复指出，“国之独立自主不受强大者牵掣干涉为自由。[4]”这就是说，“国群自由”即国家的独立。近代中国饱受苦难，领土和主权都受到了极大损害。在这样的形式下，严复在论及自由主义时始终把国群自由放在首位，即中国应首先向西方列强争国家自由与民族独立。
通过对近代欧美的纵向历史考察和横向比较，严复认为，民主立宪国家的政治自由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其一“黜无谓之干涉”，即限制政府治权。宗教自由、贸易自由、婚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皆可划入此类;其二“禁专制而防怙权之独治[5]”。以政治自由作为划分国家的标准，则有政治自由者为“以众治寡之立宪”;无政治自由者为“独治之专制[6]”，而当时的满清帝国无疑是一个专制独裁国家。
严复在理论上把国家自由放在首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国家自由问题未有解决之前，绝对不能讨论和争取政治自由;相反，严复认为重视民众的政治自由有助于争取国家自由严复认为，同民主立宪国家相比，中国政治自由的首要课题是：“民对君上而争自由[7]”。而这又具体表现为行君主立宪、开国会、制定一部限制君权、捍卫民权的宪法[8]严复指出：根据天演学说，民主立宪代替专制独裁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在民主立宪之国，民众可以通过议院或国会轻而易举地完成政府更迭，包括皇室在内的统治者终将难免杀身之祸[9]，将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清政府。
事实上，学界有相当多学者认为严复在救亡的威胁下“大声疾呼舍己为群，己轻群重，重视"国群自繇"，这样一来他的思想虽然不具有集体主义的色彩，也肯定个人自由具有的终极意义，却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启蒙"的特色，而忽略了强调群体的观点对个人自由可能会有的威胁。[10]”
三、“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命题中的内在紧张
经过以上论述，我们看到严复一方面批判了“中体西用论”，认为体用必须一致，民主必须依靠自由为体才能完成，所以他才提出了“自由为主，民主为用”的命题;另一方面严复在翻译穆勒的《论自由》时却又对穆勒的观点做了修正（尽管这种修正是善意的），他的自由观其实是提倡中国伦理文化本位的自由，而非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我们把修正了的自由观与西方意义的民主共同放在“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命题中来看，会发现这实际上违背了他原本所要求的体用一致和体用一源。如此严复所提倡的自由就无法开出他所要求的西方那样的民主，这也就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命题中的内在紧张关系。
参考文献
[1] 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87.
[2] 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2.
[3] 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957.
[4] 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89.
[5] 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99.
[6] 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313.
[7] [英]穆勒著.严复译.群己权界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9.
[8] 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84.
[9] 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314一1315.
[10] 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250.
作者简介：张俊哲（1996—），男，汉，河南漯河人，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刘天一（1995—），男，汉，湖南湘潭人，湘潭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法律哲学研究。